毛泽东与周恩来，摄于1960年代。
编者按：文革爆发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点，让许多的注意力重新聚焦那个山雨欲来的年代，而10年之后文革的收场，却没有得到同样多的关注。那是中国大震荡的一年，以毛泽东捍卫其革命路线开始，以他的逝世告终。
今天的人们大概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些什么，然而40年前，中国民众和外国记者却无法确知，伴随着文革的终结，中国将会怎样。“1976年的中国”特辑透过《纽约时报》的视角，回望那段历史。
1973年的周恩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香港，1月9日，周五——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人20余年的周恩来总理昨日在京逝世。此时的中国，似乎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一条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周恩来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抱病开辟的。
中国能否实现周恩来规划的宏伟目标：到本世纪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是对他留给中国革命的遗产的最终检验。这个目标是他去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是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活动。
过去的两三年，精明、圆熟、顽强的周恩来还协助建立了一个略为年轻的领导班子，接替他和毛泽东主席。如今，周恩来因癌症逝世，而82岁的毛泽东也身体衰弱，领导中国8亿人民的任务会越来越多地落在这些人的肩上。
新一代领导层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邓小平。71岁的邓小平 是个坚韧、务实的人，担任第一副总理多年。此外他还身兼要职，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使邓小平在政府、党中央和军队三个重要领域均有话语 权。去年秋天福特总统访华时，就是邓小平在周恩来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之进行谈判的。
可能是意识到了周恩来将不久于世，邓小平最近几个月迅速行动，把一些关键职位交给了一批自己的追随者和想法相近的党内元老，巩固自己的权力。
但是这个习惯直言不讳的小个子在文革时期曾被打倒，而且很可能仍有一些势力强大的敌人。
根据此间分析人士观察，另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就是第二副总理张春桥。张春桥年约66岁，性格圆滑平易，有的中国人把他和周恩来作比较。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规划者之一，曾被视为上海激进派的代表。
张春桥和邓小平的关系如何，常常引发猜测。他曾在文革期间公开抨击邓小平。197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一部中国电视纪录片中，两人坐在一起，均面无表情。
周恩来的选择
但张春桥和邓小平一同受到提拔，其中显然有周恩来的操作。除了第二副总理的职务，张春桥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权力极大，原本由九人组成，现在只剩下六人。一些分析者认为，张春桥还将担任党的总书记。
除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外，过渡时期的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政治局常委中，除了周恩来之外，另两名成员也于去年相继去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龄问题。这两位成员一位是多年来的革命家董必武，另一名则是专门负责中共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康生。这样一来，除毛泽东、邓小平和张春桥，就只剩下三名常委了。
他们分别是令人敬畏的朱德元帅，现年89岁，他同时也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78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以及40多岁的上海积极分子王洪文，1973年，为了给党注入年轻血液，毛泽东亲手提拔，王洪文一夜之间变 得声望显赫。但这三个人都是未知数——朱德和叶剑英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和不确定的政治力量，王洪文则是因为多数时间都被掩盖。但是，正如周恩来葬礼的来宾名 单所显示的，王洪文现在在党中央居第二位，仅次于毛泽东。但是这个排名是否意味着真实的政治权力，还不清楚。
三位主要领导人
在实际管理层面，周恩来去年1月全国人大上任命的另外三名副总理或许会在过渡期扮演重要角色。
他们分别是：68岁的李先念，主管经济事务；63岁的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以及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华国锋也是60多岁，和毛泽东是湖南老乡，最近在农业和西藏事务等许多管理工作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
除了王洪文，这些人都超过了60岁，其中两位年逾古稀，两位甚至已经80多岁。基本没有40到50岁的年轻干部被提拔到掌握实权的位置。
中国还是老一套
中国领导层的老龄化趋势并非什么新鲜事。执政者通常一直掌权直至去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尊老的传统以及某些制度因素而造成的现象，比如在中国要想获得扎实的政治势力，就必须积累深广的个人关系网。
60年代后期的文革动乱给中国领导层留下伤痕，这些伤痕仍未消退。但是在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引领中国向后周恩来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过渡的任务可能会显得容易一些。这两个因素分别是：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和由毛泽东塑造、由周恩来付诸实践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
另外，周恩来多次承认身体欠佳，并且长时间在京住院。通过 这些举动，周恩来已经充分提醒众人他已时日不多。1974年4月再次入院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出院。那之前不久，一场批判圣人孔子和已故国防部长林彪的运 动开始了。在当时看来，批判的矛头似乎有可能指向周恩来。他住进医院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争议的焦点。
但是周恩来早在1932年就和毛泽东因为游击战争策略的分歧而发生过一次冲突，文革中也曾承受批判，他都度过了这些危机；这一次，周恩来又在去年的人大上复出，在中国的基本发展方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很可能也是周恩来这位有才能的外交官确保了福特总统能在去年11月访华，尽管北京认识到，华盛顿不打算像中国方面之前所希望的那样，在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上实现进展。
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希望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中国将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五个五年计划今年开始。
周恩来告诉与会代表，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
大会还通过了有可能被组建起来的临时领导班子，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其后是张春桥和另外三位副总理。
团结与发展
大会过后，贯穿全年的工作重点被放在了一句神谕般的指示上。据说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指示，号召实现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中国媒体着重报道了创历史新高的农业丰收和石油产量20%的增长，同时公开谴责一种被称为“资产阶级派性”的新罪恶，据说是这种罪恶阻碍了生产。
资产阶级派性貌似是工人要求高工资的自私诉求和工厂内部派系纠纷的结合。有一次在杭州，这种斗争导致军队出动，进驻了那里的工厂。
尽管住在医院，但周恩来继续接见外宾，直到9月；而且很可能还在继续收到重要文件，和中共领导人谈话。比如，这里的分析人士推测，去年9月和10月的重要的全国农业大会，其基本框架就是由周恩来规划的。
新一代过渡期领导班子能否执行总理的经济建设计划而不被打断，这还是一个疑问。
去年秋天，毛泽东似乎担心，对稳定和发展的强调有可能凌驾于他保持中国革命纯洁性的意愿之上。尽管他并未寻求获得对国家日常事务的绝对权威，但他坚持推行一场运动，结合了发动群众、平均主义和革命热情。他警告说，一旦稍有偏离，就会导致修正主义。
因此，去年秋天，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小型运动，批判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指责这本书描绘了起义军首领的“投降主义”，或修正主义。而最近，围绕文革期间在毛泽东授意下设计的激进教育体系，北京爆发了一场辩论。
大字报上和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批判对象之一是教育部部长、周 恩来的部下周荣鑫。他主张新的教育体系应进行修改，因为它强调政治而非学术培训，导致培养出了文盲学生，他因此受到冲击。尽管被批判，这位部长还是暂时保 住了职位。前来北京大学的外国人被告知这场运动并不是要打倒任何人。但现在，如果这位部长离职，就意味着周恩来的影响可能已经在衰退了。
至于外交政策，只要毛泽东还在，北京对莫斯科的敌意估计不会有所改变。有分析者认为，毛泽东将中国引上了与苏联对抗的道路，而且依然是毛泽东在坚持，只要苏联不放弃寻求中国所说的“霸权”，中国就不会向莫斯科让步。
中美关系
至于北京是否愿意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就不是那么清楚了。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周恩来似乎维持了特殊的密切往来。
毛泽东与福特总统聊天时，以及上周招待前美国总统理查德· 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Julie Nixon Eisenhower)时，都暗示出他有意与华盛顿保持关系。通常情况下，毛泽东只会与国家元首或政党高层领导见面。
邓小平已经接过了周恩来的部分外事工作。与周相比，他少了一些圆熟，多了些直言不讳。类似当面教训福特总统和基辛格那样的事，绝不是周恩来的作风，但去年秋天，邓小平就严词警告他们，指出当前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