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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你的钱是怎么转出去的？”大约两个月前，有朋友这样问我。我告诉他，每次从中国大陆到香港，我都会随身携带2万人民币——这是合法的上限——然后把它换成港币存进香港银行。这位朋友听后无语，他是有钱人，这样的笨办法对他显然并不合适。

最近一年来，因为股市的持续下跌和人民币的汇率日渐走低，许多中国人都希望把钱转移到境外。中国政府为了阻止资金外流，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办法。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居民和企业已经将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出境。

关于未来，中国人所焦虑的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都让他们不安：糟糕的空气、质量可疑的食物和水。最近的过期疫苗事件更是让千万人感到愤怒。

还有那些他们不会轻易评论的领域：日渐收紧的言论空间、糟糕的法治环境，以及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政府行为。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有关焦虑的话题，比如《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中产阶级会沦为新穷人么？》。有一篇文章被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广泛传阅：《经济危机渡劫指南》。

在经济放缓和停滞的年代，这些焦虑并不让人意外，而且，这种情绪正在蔓延。

换汇或转移资产是极为普遍的话题。《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

而巴拿马文件的出现，则说明连最高层级的官员也在担心资产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离开中国。在2014财年，有76089 名中国人得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较上一年增长4291人。同样在2014年，在美国发放的10692份投资移民签证中，有9128份给了中国人，比上一 年增加了30%。而在澳大利亚，“重要投资者签证”有88%发给了中国公民。这些投资签证表明，人们不仅希望肉身离开中国，还希望带着钱一起走。

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希望扎根海外。在2014到2015学年，至少有30404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比之三年前（2011到2012学年）多出了近110000人。

为了阻止资本与人员外流，中国当局几乎穷尽了所有可用的办法。用人民币换购外币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更艰难的则是把钱汇出中国。截止目前，银联卡的境外取款上限已经变成每日等值1万元人民币，或每年累计10万元人民币。

过去一年里，有关打击地下钱庄的报道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政府还为那些跨境购买美元保单的用户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越来越多的人被强迫交出自己的护照。早在2003年,政府 就采限措施限制公务员因私出境。在当时，这种限制只针对高级官员。到了习近平时代，上交护照已经变成极为平常之事，低阶公务员也不例外。2013年末，在 广州，有超过2000名村官被要求交出护照。在北京、四川和其他许多地方，连许多大学教师、最低层的官员也被强迫交出护照。

不安的情绪正在蔓延，中国政府却似乎并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 来挽救人们的信心。今年2月，官方媒体“澎湃新闻”(The Paper)发表了一篇轻描淡写的社论，认为中产阶级的前身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农村高考成功者”，他们的焦虑“说到底是惧怕被打回原形的不淡定”， “与土豪暴富之后的担忧本质上是一回事。”

抛开话语中的轻蔑之意不谈，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焦虑由他们焦虑，没什么大不了”。它令人不安地道出了一个事实：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会让外逃中的资本加速外逃，让这个孤独的政府更加孤独，却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本质性的变化。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太多中产阶级受益于当前的体制。近期高 盛的一份报告显示，有将近半数的城市中产都是政府职员或国企员工。他们的焦虑最终指向一个他们不可能撼动的事物：他们自身。我认识的人大都怀有这种“认识 上的焦虑”。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和不安大都指向这个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他们也知道，正是这个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和优厚的待 遇。

我的一位朋友可以算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和很多人一样，他住在大城市，有着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和宽敞舒适的公寓。他不喜欢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诸多抱怨，却不愿意看到任何制度性的改变。

“民主是个好东西，”大约一年之前，他这样告诉我，“但我却不想活着见到它”。

进入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贝拉克·奥巴马已经不太可能在立法领域拿出多少富有意义的成果。

但他却在给我们上一节犀利而颇具力量的公民课。

就拿他上周在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来说。尽管其中不乏此类演讲中常见的对勤奋的赞美，但也有不少警醒之语，指出了他看到一些年轻人正在犯的错误。

他批评台下的年轻人妖魔化对手，压制反对者。他提醒他们警惕一种过于夸张的不满和视角缺失的愤怒。“如果你必须选择一个时代，我可以借用洛林·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的话告诉大家，‘年轻而有才华的美国黑人’，你们会选择此时此刻，”他说。“否定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少进步，会对正义的事业造成损 害。”

他绝不是在告诉他们要知足，也绝不只是在对他们讲话，甚至不是主要讲给他们听。他是在对我们所有人——对美国——喊话：够了。那种会抛弃共同目标的身份政治，够了。如此具有腐蚀性乃至滋生仇恨的党派偏见，够了。

还有我们在公开辩论中那震耳欲聋的吼声和令人丧失判断力的愤怒情绪，也够了。它们可资娱乐，却并不能带来启迪，反而会阻碍我们进步。

奥巴马在霍华德大学的演讲延续了他之前两次演说的内容。一个是他在今年1月所做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另一个是他今年2月对伊利诺伊州议会所做的发言，也就是他历史性地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整整九年之后。他在伊利诺伊的发言充满华彩，不失智慧，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必须打造一种更好的政治——一种观赏性更弱但观念交锋更多的政治，”他当时说道。他警告，如若不然“极端的声音就会填补这片虚空。”目前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一直在证明他的观点。

诋毁和怀疑奥巴马的人很可能会把这一切看作一种学者式的傲 慢。这种品质一直困扰着奥巴马，也造成这些人与他的隔阂。他既是现在这种他懊悔的有害环境的促成者，也是它的受害者。至于他这两种角色孰轻孰重，的确存在 一些合理的分歧。奥巴马政府的行为并非总如他本人的言辞那般高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都应该听听他的心声，理由如下：

首先，奥巴马不只是在攻击对手。他是在向几个群体发出挑战——非裔美国人、大学生。他从这些群体获得强大的支持，也真正地被他们信赖。

“我们必须扩大自己在道德上的共情范围，”他在霍华德大学对黑人学生表示，恳求他们看清楚“那些中年白人男性，你可能觉得他占尽了全部优势，但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的世界因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改变而天翻地覆，而且他感到无力阻止这一切。你必须同时了解他的内心。”

就在两周前，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与民众直接对话的活动上，他主动谈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表示一旦“民选官员或者能带来改变的人愿意坐下来与你交流，你就不能只是一味地对他们大吼大叫。”

我们应该听取奥巴马言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当今社会问 题的诊断十分精确，谈论起它们时又能传神达意。他在伊利诺伊州指出，尽管丑恶的党派偏见一直都存在，但在我们这个数字年代，因为选民只从附和并放大他们偏 见的新闻渠道和社交媒体获取特定信息，所以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事实，”他哀叹道。“对于何为真何为假，我们并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他还表示，游说团体往往会让情况更糟，它们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成员焦虑不安，同时又让他们深信自己投身的事业是正义的。”

在霍华德大学，奥巴马坚称，要有所改变，“必须倾听那些与你意见不一的人，要做好妥协的准备。”

“如果你觉得前进的唯一道路是尽可能地不做妥协，你会自我感觉良好，会享受某种道德上的纯净感，但你不会达成自己的目标，”他接着说道。“所以不要试图把别人拒之门外。不管你有多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要试图禁绝它们。”

在任期最后阶段，奥巴马传达这样的讯息并非为自己谋私利，不是为了营造他个人可以在其中运作并从中受益的政治环境，而是为了营造能给所有人都带来最大好处的环境。如果此举让人们注意到那些他曾承诺做出但没能实现的改进，他也可以泰然处之。这些话还是需要讲出来。

他采取了如此直率而又充满情感的告别方式，对我们问题重重的民主制度进行反思。我担心，在特朗普和克林顿生死对决的喧闹之中，这种反思或有遭到淹没之虞。这样的告别让他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处，从无所畏惧，回归对希望的不懈追求。

北京——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环保工作者上周六在北京一家足疗店外被便衣警察拘留后死亡，这件事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想知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警察面前有多安全？

接连不断的文章、网上评论，以及寻求正义的公开信表明，许多人怀疑不正当的警察暴力是29岁的环保工作者雷洋死亡的原因，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雷洋从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环境科学硕士学位，生前曾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这是政府下属的一家环保组织。

加上对雷洋当时在干什么的猜测——“足疗店”是妓院的一种常见的委婉叫法——他的死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雷洋的妻子四月份刚生下夫妇二人的第一个孩子。

下面这条微博上的评论总结了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警察行为不当，而且可能提供与警方对事件说法相矛盾的证据的任何录像设备已经轻而易举地不见了：

“雷洋死了，他就职于那儿我不关心，他持怎样的政治立场我不关心，”网名为“沙子老七”的人写道。评论者接下来说，“我只关心他死了，他在被‘抓捕’的过程中死了。而整个抓捕过程中对警方有利的东西全部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戴、拍摄手机‘被摔’了、周边摄像头全坏了。”

周三，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通过发表一篇罕见的详细采访，似乎在对警察暴力行为的怀疑做出反击，采访对象是昌平警方所谓的打击嫖娼行动的负责人。昌平是北京北边的一个区，据报道，雷洋上周六晚9点多时，在那里被拘留。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邢永瑞告诉《人民日报》，警方在逮捕过程中没有过度使用武力。邢永瑞告诉该报，雷洋花了200元人民币购买性服务，他被拘后开口咬警察，并两次企图逃跑。他说，五名警察花了约20分钟的时间，才徒手将雷洋控制。

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警方说，雷洋在被拘留期间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在那里被宣布死亡。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雷洋的家属称，他们看到雷洋的手臂和头部有淤血。新华社援引警方的话说，那是雷洋试图从一辆警车逃跑时，头部着地造成的。

《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一篇英文文章的标题暗示，在此案上赢得公众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标题这样写道：“警察努力说服公众要对男子死亡展开正当调查。”

此案让人们想起2003年的一个丑闻，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孙志刚来到广州，他已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有效的身份证，被广东省警察拘留、并被殴打致死。他的死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愤怒，并导致政府对有关控制民工流动的法规进行了修订。

对雷洋如何死亡给出答案的要求周四继续增加，据说是中国人民大学不同校友群写的四份措辞强硬的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有些链接已被审查者删除。

这些公开信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但《新京报》表示，它已经证实了据说是1988级校友写的那份。

这份的标题是《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

声明要求赋予中国公民更大的权利，要求为雷洋寻求正义。雷洋的家人已经提出进行独立尸检的要求。据媒体报道，尸检结果需要大约一个月才能得到。

下面是公开信的摘录，公开信周四曾出现在百度贴吧上，但在当天晚些时候被删除：

“对昌平警方的种种矫饰说辞，我们非常愤怒！

“回放雷洋意外身亡的整个过程，已经不像意外，更像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而且，这种恶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

“无论雷洋嫖娼与否（何况区区200元在一个足疗店能做什么？），他都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使他如我们普通人等一样，存在道德瑕疵，也罪不至死；即使他不满强制处置，可能妨碍公务，未经审判也不应当被就地处决！

“身为雷洋学长，早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打拼多年，校友们多和雷洋一道分布在各个专业领域，却不敢以社会精英自居。我们痛感，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并没有得到基本保障。

“在公民遭遇拆迁、儿童被拐卖等大量日常不法伤害的时候，也难以得到警方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公安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极不正常。

“所以，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

北京——本周三，一则新闻在全球各地登上头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此前一天在白金汉宫花园的一个花园派对上说，陪同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官员“非常粗鲁”。

一个官方发布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显示了女王与伦敦 警察厅指挥官露西·奥尔西(Lucy D’Orsi)的交谈。去年10月份习近平访英期间，奥尔西负责安全工作管理。在派对上，被广泛认为是礼仪典范的女王对奥尔西遇到的麻烦表示同情，说她 “够倒霉的”，不得不和那些官员打交道。

奥尔西说，中国官员在伦敦与她和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开会的时候，曾经愤然离开，威胁要取消习近平访英。

女王的话在网上引发众议。《纽约时报》的文章获得了数以百计的评论，密歇根一位读者写道：“向实话实说的女王致敬。中国政府就是很粗鲁的恶霸，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举动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读者问：“英国把鸦片强加给中国是不是也有点粗鲁呢？”

一个来自纽约州北部的读者说：“粗鲁？戴着王冠和家族头衔到处走，这对人类是一样冒犯。一旦没了帮他们维持权势的暴徒，君主就显得荒谬可笑。”

带有较强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本周四发表社论，称两国关系不会受到女王言论的影响。社论还批评了英国记者对女王言论的报道。

“那里媒体不管不顾的‘八卦狂’们既张牙舞爪，又很自恋，似乎留了些‘蛮夷’的不文雅，”社论说。“然而我们同样相信，在与东方五千年文明的不断接触中，他们会进步的。”

本周三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西方记者就女王言论的问题对发言人陆慷连番发问，占去了半场发布会的时间。最后，陆慷对这样的攻势变得厌倦起来，具体的会议记录见后文。

外交部的会议记录通常会删减一些涉及敏感内容的问题。一些 官员显然认为女王的言论令人反感——英国广播公司(BBC)关于这番对话的电视报道本周三在中国遭到屏蔽。然而，在外交部本周三的会议记录中，却保留了几 乎所有关于女王言论的问题，只对几个问题的表述进行了轻微改动。

但有一个例外。《华尔街日报》费利西亚·桑莫茲(Felicia Sonmez)提出的问题和陆慷的回答被完全删除了。她问的是：“中国是否认为有人故意发布了女王言论？”

陆慷说：“我觉得你应该去问那些把视频放在网站上的人。”

有关女王言论的问题中，有四个来自《卫报》(The Guardian)的汤姆·菲利普斯(Tom Phillips)。他似乎热切地想知道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仍然处在“黄金时代”，就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前曾经表示的那样。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最先提到女王言论的是第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和美国海军。以下内容均来自中国外交部官方记录。

问：英方昨天称，习近平主席去年访英期间，中方官员对英国驻华大使态度不好。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中英两国的工作团队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这一点，中英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

追问：你认为英方的有关表态是否会影响中英关系？

答：刚才我已经说了，习主席去年10月对英 国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双方对这一点高度认同。双方的工作团队为这次访问的成功也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对这一点，中英双方也都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去年10 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新阶段，对这一点，中英双方也高度认同。

（后面两个问题涉及台湾和菲律宾。）

问：习近平主席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到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是否已经开启？如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刚才我回答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时其实已经说了，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成功开启了中英两国共建“黄金时代”的新阶段。

（后面三个问题先后涉及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计划，中美外交会议，以及奥巴马访问广岛的计划。）

问：你能否证实中英关系目前是否仍处于“黄金时代”？

答：我已经说了，习主席成功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双方现在正在共同努力，落实习主席访问英国时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

[然后是摩洛哥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之后《华尔街日报》费利西亚·桑莫茲的问题被删除了。后面来自《卫报》汤姆·菲利普斯的问题被保留下来。]

问：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5天前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英国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英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评论对中英关系有多大影响？

答：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就不再说了，相信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在南海问题上，我们确实希望所有其他有关各方，特别是一些域外国家，如果真想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就应该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和有关东盟国家按照“双轨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相反。

我们已经讲过，有关的争议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但是为什么 在2010年，在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前，这个地区总体上保持着和平、安定、安全，没有任何所谓的商业航行自由受到过影响？中国和本地区国家确 实希望，维护本地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的、和平稳定安全的局面，我们希望所有的域外国家能够尊重这一点。从长远看，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中间夹有一个军备竞赛的问题。）

问：对于英方的表态，你是否感到惊讶？

答：你看大家刚才（对你还在问这个问题）都笑了。我想说，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如果你自己还有什么藏在心中想说的，要不然你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