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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日本伊势志摩26日综合外电报导）日本资深官员说，七大工业国（G7）领袖今天对新兴经济体表达关切，东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拿最新数据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日媒解读，安倍意在警告危机恐重演。
路透社报导，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在伊势志摩G7峰会首日告诉记者：「G7领袖提出新兴经济体陷入严峻处境的看法，但也有人认为当前经济情况还称不上危机。」
世耕弘成说，安倍告诉与会G7领袖，在场人士都同意全球经济面临风险。
世耕弘成表示，安倍在峰会上援引国际货币基金（IMF）数据指出，全球商品价格在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间大跌55%，跌幅和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间相同，当时雷曼兄弟破产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日经新闻」（Nikkei）报导，安倍向G7领袖示警，雷曼兄弟等级的金融危机恐重演，无异是为再度推迟调高全国性销售税，提供一个潜在合理的理由。
日经新闻将此解读为，安倍「警告雷曼兄弟等级的金融危机恐重演。」
安倍曾誓言，除非爆发雷曼兄弟等级的金融危机，或发生重大天灾，否则将依照既定计画，在明年4月提高销售税，由8%提高至10%。
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5月26日发布公告，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从2016年8月15日起召回部分配置有第三代1.6L及1.8L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汽车。涉及此次召回的车型分别为别克英朗、雪佛兰克鲁兹、雪佛兰景程、雪佛兰爱唯欧，共计2160779辆。
质检总局的公告显示，此次召回的部分车辆“发动机曲轴箱通风阀膜片耐腐蚀性不足，在长期使用后膜片可能被腐蚀，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发动机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将对召回车辆免费更换曲轴箱通风阀以消除安全隐患。
纽约警方透露，五名嫌疑人因涉嫌销售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假冒香水在纽约被捕。警方说，这五人将中国制造的廉价香水，包装成为香奈儿、雅诗兰黛和马球等
名牌产品销售。调查人员说，其中一种假冒产品的样品中含有可能致癌和对器官造成损害的化学成分。
这五名嫌疑人将面临贩卖冒牌货品的指控，周三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庭出庭，随后交保获释。
调查人员说，香水系用廉价材料仿制，先是运到新泽西州，然后运到纽约皇后区；在皇后区将这些劣质香水贴上假冒商标以假乱真，然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专卖给美国其它州的零售商。
被捕的五名嫌疑人包括帕特里克·鲍德尔，现年45岁，家住纽约市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鲍德尔被指控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中国与人勾结制造和贩卖假冒产品。鲍德尔的哥哥，现年49岁的阿布·喀什穆也在被捕的嫌疑人之中。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周四指责中国破坏由美国斡旋达成的中菲两国关于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的协议。黄岩岛是南中国海水域中一个无人居住的岛礁。
阿基诺星期四表示，美国在2012 年 6 月迅速介入解决了菲律宾和中国在那里的对峙局面，并且斡旋达成了使双方都能挽回面子的协议；协议要求双方都撤除舰船，但只有菲律宾方面撤出了船只。
北京于2012 年 6 月控制了靠近菲律宾主岛吕宋岛的黄岩岛。菲律宾海军舰船发现中国渔民在那里非法牵引、捕捞巨蚌，试图对他们实施逮捕；随后两国间发生了长达三个月的对峙。
北京否认曾经与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任何协议。一位曾经参与谈判，但不愿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外交官表示，他没有得到授权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据信这一带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矿藏。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也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要求。每年有大约价值五万亿美元的船载货物从这一水道通过。
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地理位置图
中国良心犯郭飞雄关注组5月25日致信联合国，呼吁关注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在狱中的非人道待遇。郭飞雄去年因在中国《南方周末》报社外面抗议当局新闻审查之后被判处6年徒刑。
信中说，郭飞雄卸任大学教职后，一直在中国积极投入公民运动，推动政治改革。当局曾以“非法经营”为由判了郭五年有期徒刑。出狱后，郭继续为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进行抗争，希望推动当局实行政治制度改革，包括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官员公布财产。2015年，郭因声援《南方周末》员工抗争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入狱后，监狱方面以治疗为由对他施行非人道的伤害和羞辱。郭飞雄的姐姐在网上透露，郭在广东狱中曾大量出血，行走不稳，律师前往探视，却只得2分钟会见时间。郭的遭遇在中国网上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仅10天就得到了1500人署名要求监狱方面给与应有的医疗救助。
为抗议迫害，郭在5月9日开始在狱中进行绝食。两位人权活动家卫小兵和王荔蕻曾到达广东阳春监狱探视。
绝食开始后，郭飞雄在狱中所受待遇越加恶劣。狱方曾强迫对郭实行侮辱性肛检，并威胁要将肛检录像发到网上。狱方对郭进行了鼻饲喂食，他正面临着极大的健康风险。
郭飞雄关注组吁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紧急关注这起事件，立即通过官方渠道当局停止对郭飞雄的虐待，并进而关注中国良心犯在监狱的非人道待遇。
周二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州长特里·麦考利夫称这起询查行动的报道让他震惊。
四年前，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商之一派代表参加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希望与民主党高层官员之间的会晤能带来一些商业机会。这家公司名为丹东港集团，从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丹东港总法律顾问访谈来看，他们尤其侧重在与会的各州州长上。
“如果你真的想产生影响，比方说在美中政策方面，”他说，“把重点和影响力放在州这一级上差不多是值得的。”
中国商人王文良，他的公司和特里·麦考利夫有关系。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安排的这些会晤，标志着丹东港及其附属 公司在美国的扩展阶段，代表们与华盛顿、阿肯色、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的官员进行了商谈。但现在，该公司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引起了联邦检察官的密切注意。 丹东港董事长王文良不仅富有，人脉也很广，他与弗吉尼亚州2013年当选的民主党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联邦检察官的调查。
一名联邦执法官员说，这项询查涉及王文良控制的一家新泽西 州建筑公司，2013年，该公司向麦考利夫的竞选和就职委员会捐献了12万美元。这名官员和另一名执法人员都不愿具名，他们说这是对麦考利夫竞选捐款的初 步调查，但对于正在审查的任何潜在违规行为的性质和范围，他们没有提供细节。
王文良的发言人说，虽然他是中国公民，但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有资格向竞选活动捐款。
率先报道这起询查行动的CNN表示，联邦调查局(FBI) 和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的公共诚信部门都参与了这项行动。询查内容还涉及麦考利夫作为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董事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家和王文良有关系的公司在2013年向克林顿基金会捐献了200万美元。该基金会从境外的公司和个人 那里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也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了资金。
麦考利夫和王文良的代表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没有与他们取得联系。克林顿基金会的发言人也表示，没有执法人员联系过他们。
麦考利夫本周二在弗吉尼亚州对记者说，这起询查的报道令他震惊，因为他没有在克林顿基金会向王文良募捐的事情中扮演任何角色。麦考利夫还表示，王文良的公司向他的竞选活动捐款是合法的。
“我非常有信心，他已经接受过全面审查，”麦考利夫谈到王文良时说。
但这起联邦询查在一个关键时刻给麦考利夫投下了阴影：他是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顶级筹款人，也是她和她丈夫的密友，而且他所任职的这个州，对克林顿能否入主白宫影响很大。上周日，麦考利夫在弗吉尼亚为克林顿举办每人 5000美元入场费的筹款活动，登上了头条新闻。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考利夫和王文良很相似：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富人，在事业中涉足政商两界。成为州长之前，麦考利夫是房地产、银行业、电动汽车领域等诸多领域的交易老手。去年，一项独立的联邦审查发现，麦考利夫曾游说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官员加快为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办理签证。
该审查称，该部门的官员为麦考利夫和其他著名民主党人士开启了一种“特事特办”的做法，但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
王文良则是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王文良的公司经营港口、进口农产品，在世界各地修建中国驻外使馆。其庞大的商业帝国总部设在丹东，一个和朝鲜接壤的港口城市。
王文良最初是丹东港政府规划和经济领域的顾问，后来他积累起了财富，其中一个原因是获得了中国在全球各地驻外使领馆的建筑合同，包括修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联邦政府的记录显示，从2012年到去年年底，王文良的公 司向麦奎尔-伍兹咨询公司(McGuireWoods Consulting)支付了150万美元，让其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进行游说。丹东港的游说者还包括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姆·霍奇斯(Jim Hodges)。2012年，霍奇斯安排了一次会晤，让丹东港的总法律顾问马克·T·方(Mark T. Fung)与一些州长见面。
在麦考利夫竞选州长之前，王文良也和他见过面，当时是在 2012年霍奇斯主持的一次餐会上，麦考利夫是一名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而王文良是一家在弗吉尼亚州有业务的中国公司的高管。第二年，麦考利夫竞选州 长，王文良的公司之一西部传奇(West Legend)为他的竞选捐了款（企业捐款在弗吉尼亚州是合法的）。
但记录和采访显示，王文良的公司想从美国政府官员那里寻求 好处的动机有很多。他有一家公司做进口大豆和榨豆油的生意，想要收购密西西比河在阿肯色州的一个私人港口，在2012年底，双方进入谈判阶段。此事引发了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审查。国务院、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门都有代表在这个委员会工作。
《纽约时报》看到了王文良的这家公司日林实业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送的一封信。信中说，在谈判那项价值2700万美元的协议期间，公司代表与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迈克·毕比(Mike Beebe)见了面。本周二毕比表示，他不记得曾经和该公司的人见过面。
这一交易在2013年4月获得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但它最终未能成交。王文良的公司抱怨说，一个由中国公民组成的代表团签证被拒，该公司希望这些代表能对该港口进行检查。
大约就在同一时间，麦奎尔-伍兹与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讨论“签证问题”。
丹东港集团的一份新闻稿表示，那年晚些时候，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和沈阳地区的美国总领事在丹东会见了日林的人。新闻稿还说，该公司已经获得了“团签”，员工因“商业和教育的目的”前往美国变得更方便了。
到周二时，现在在西雅图当律师的骆家辉说，他记得去过丹东港，但不存在给一个公司发团签这样的事。
王文良的农业业务也扩张到了弗吉尼亚州。2011年，该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Bob McDonnell)宣布，珀杜农业(Perdue Agribusiness)同意与王文良的公司交易，通过珀杜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的港口出口大豆。
王文良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西部传奇在弗吉尼亚州经营业务，为麦考利夫州长的就业岗位增加计划提供支持。公司提供政治捐款符合联邦和州的各项法律。”
布鲁克林私营服务“先锋救护车”的两辆新救护车配备了会说中文的医护人员，服务纽约市日渐增多的亚裔美国人。
不久前的一天，在一辆救护车里，一位焦急的准爸爸急促地用粤语说着 妻子的就医史。她即将临盆。车上的两名急救医务人员都能说流利的中文。在得知这对夫妇的第一胎生产过程很快时，他们只用了几秒钟时间便采取行动，将救护车 停在了曼哈顿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道(Franklin D.Roosevelt Drive)的路边。
过了不到两分钟，一个嚎啕大哭的男婴降生了。
“我会说他们的语言这一点帮了大忙，”26岁的贾森·刘(Jason Lau)说。他是帮助接生的医务人员之一。
这是布鲁克林一家私人救护车公司推出的新服务第一次遇到这么惊心动魄的生产。该公司为纽约市日渐增多的中国移民提供中文紧急医疗服务，拥有三辆配备了会说中文的医护人员的救护车。这三辆车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布鲁克林之外的地方，包括曼哈顿的唐人街和皇后区的法拉盛。
这项服务是42岁的阿隆佐·拉皮萨尔达(Alonzo Rapisarda)在上月推出的。拉皮萨尔达生活在布鲁克林的湾脊，其曾祖父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名为先锋救护车(Midwood Ambulance)的这个家族企业，在拉皮萨尔达家传承了三代人，在这期间，布鲁克兰南区变了，从历史上以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为主变成了中国人的天下。
本森赫斯特是该公司主要的服务地区之一。聚居在那里的华人规模在该市名列前茅。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2000年到2013年，该行政区的华裔增加了近50%，从8.6万增至12.8万。
先锋救护车公司的老板阿隆佐·拉皮萨尔达。几年前，他开始招募会说中文的调度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市政运营的救护车会在接到911急救电话后出车。和它们不同的是，私人救护车公司有自己的直线电话号码，提供的服务包括将病患从医生的办公室转移到医院，或是送临产孕妇就医。
该市的私人救护车公司构成了一个小网络，它们专门面向某些社区，其 中一些公司服务于不会说英语的人群，比如急救公司(Chevra Hatzalah)的工作人员会说希伯来语，爱施慈救护车公司(Assist Ambulance)的重点客户是说俄语的患者。市政机构和私人公司运营的救护车的确都可以使用电话上的翻译服务，但据医生和提供急救服务的人表示，遇到 医疗问题的人往往会觉得，用母语和急救人员沟通更容易、更放心。
此前的多年里，拉皮萨尔达的常规团队——包括总计107辆救护车——发现，自己常常无法和患者交流。
“如果无法与急救护理人员沟通，就可能会有遗漏，或是导致急救人员产生误解，”拉皮萨尔达说。
他表示，患者有时候会误以为胸痛是消化不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担心手下的工作人员“如果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或他们不能完全听懂工作人员的话，便可能会漏掉某些信息”。
几年前，他开始招募会说中文的调度员、护理员和急救医务人员。但直 到去年从当地一名医生那里听说一个故事后，拉皮萨尔达才萌生了成立一支专门的队伍，24小时派遣会说中文的医护人员的想法。他从本森赫斯特一位名叫加里· 陈(Gary Chen)的内科医生那里听到的故事是，一对患病的老年夫妇宁可等上整整一个周末也不愿叫救护车，就为了到周一去看会说中文的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对方听不 懂他们说的话。
出现在后视镜中的是贾森·刘。他正坐在先锋救护车公司的一辆新救护车里，该车配备了会说中文的医务人员。
陈医生的邻居表示，社区需要有自己的救护车。拉皮萨尔达也同意这一点。如今，拉皮萨尔达有三辆印着英汉双语标识的救护车，在全市穿梭。
他说反响非常积极，因此他正在招聘更多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并且又订购了三辆救护车，每辆7.6万美元。前不久的一天，在该公司位于布鲁克林格拉夫森德的停车场，新招来的员工正在练习抬着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假人上下陡峭的楼梯。拉皮萨尔达说，在该市这是一项必备技能。
全国性的行业组织美国救护车协会(American Ambulance Association)的人力资源与行动顾问、有26年急救经验的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说，在纽约和全美，急救人员历来是白人和男性。他表示，除了翻译外，组建多元的应急响应队伍可以增加他们在工作中的文化能力。
去年，穆尔所在的组织首次发布跨文化交流手册。这本指导手册开篇写道，”全美的人口变化趋势表明，越来越有必要提高医护专业人员的跨文化交流技巧。”
这个职业“更加意识到”多元的患者群体带来的挑战，“并认识到护理不仅仅是对他们进行医疗护理。”
先锋救护车公司推出的服务与社区组织布鲁克林华人联合会 (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Brooklyn)合作，后者正在帮助宣传这项服务。其会长钟承楚(Steve Chung)称，社区对这项服务好评如潮，尤其是对拉皮萨尔达的称赞。钟承楚指出了一个纽约独有的因素，即新的中文救护车队是由一名意大利裔美国人成立 的。
但他说，两个群体相互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
“想想，在马可·波罗时代，他去中国，我们给了他好东西：意面和披萨，”钟承楚大笑着说。“我觉得这是人类文化最好的一面，我们相互了解，共同分享，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好东西呢。”
现年9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近日被中纪委指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搞历史虚无主义等。
何方曾担任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的秘书，也曾担任过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亲改革派《炎黄春秋》杂志的顾问。媒体报道称，事情缘起他对毛泽东的批评。
香港的《南华早报》引述一则内部通知说，何方在上周被中国社科院的纪律委员会要求就其“问题”递交一封解释信。报道说，所谓的“问题”，即何方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仇视毛泽东”等。
许多学者和自由派记者抱怨中国的学术和新闻自由空间正在缩小。去年7月，著名的中国记者杨继绳说，改革派的《炎黄春秋》杂志正因政府压力“被逼到一个角落里”。今年，杨继绳还被当局限制出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领奖。
在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炎黄春秋》刊出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金大陆名为《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就文革“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并希望“年轻学者能占据国际学术制高点”。
他认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非多”，许多问题因为太敏感，研究生担心这样的研究方向会“耽误生计”，只好选择已被广泛接受的安全题目来做。
金大陆担心中国年轻一代学者正在失去文革研究领域的发言权，落后于海外的研究同行。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何方在递交给中纪委的信件中强烈反驳了外界对其的指称，说举报者在他身上贴了“三个标签”，“但（这些指称）并不是我的观点”。他还说，举报他的人可能正通过政治来打压他。
何方还表示，他所发表的文章纯属学术讨论，且他对文革和中国社会主义路线的观点都符合中共的官方立场。
2014年6月，中纪委曾在一份监察报告中指中国最高智囊，中国社科院“遭到境外势力渗透”。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国社科院当时还被指“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以及“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并“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等。
近日，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校级教授加里·金（Gary King）的团队 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交媒体充斥了所谓“五毛”的评论，中共当局试图以此影响公共舆论。
加里·金的团队（以下简称金团队）估算，“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约有4.88亿条。这些信息集中发布在两会、中央全会、烈士纪念日、新疆暴乱等新闻时期。不过，帖子内容往往与新闻事件无关，而是肯定政府成就、宣传国家历史。
金团队研究了从江西赣州章贡区网宣部门泄露的2341封电子邮件，同时从中确认了近4.4万条五毛党发布的消息。
该团队发现，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主要是政府部门给五毛党分配的任务或是五毛党的工作汇报。信息发布者也几乎全是政府工作人员，而非低价雇佣的编外人士。
调查以章贡区的发帖量为基础，金团队据此估算，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量约有4.88亿条。
在能找到链接的帖子中，53%发布在政府网站上，46.67%发布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百度贴吧等社交媒体和商业网站上。
报告也指出，五毛党往往不会回应民众具体而单一的抱怨，但会在可能催生集体行动的事件发生时集中发帖。这一结论与金团队之前关于网络审查的论文相呼应。
Gary King是哈佛大学的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全哈佛仅有24名教授享有这一荣誉。其中，Gary King是阿尔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校级教授。
Gary King以实证研究知名，擅长量化研究，其研究对政治学、公共政策、法学、心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都影响深远。
近 几年，Gary King开始关注信息控制，2013年同一团队曾发表论文《中国网络审查制度如何允许批评政府却禁止群体煽动》（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金团队另外两名成员为Gary King的博士生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
那么，Gary King为什么要做这一调查呢？其研究是否合理呢？他又从中观察到什么呢？
以下是与Gary King的问答对话：
答：这就是社会科学家要研究的话题。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研究信息控制，研究范围涵盖中国等多个国家。
最开始我们想要做的是用大数据做自动化文本分析（automated text analysis），我们三人都没想过要研究审查或是“五毛党”。
那个时候，我们实际是在研究一套统计方法。当时我们使用了这一套方法，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压力测试。因此我们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尝试着去改进这套方法，最后我们也成功了。而为了进一步强化这套方法，我们决定转换语言。
中文和英文十分不同，潘婕和Margaret也恰好说中文，因此我们决定用 中文做进一步的压力测试。紧接着，我们从Crimson Hexagon上下载了中文社交媒体的数据库。Crimson Hexagon这个公司是我创办的，它能够挖掘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信息。后来证明，即使是中文，这套方法也运行有效。
后来我突然想 到，为什么我们不回到帖子所在的网站上，去了解这些帖子的上下文。因为要做定性研究，我们通常会希望了解文本所处的特定情境。结果我们发 现，Crimson Hexagon挖掘的数据存在问题。部分链接能够指向原来的网页，而另外一些帖子却打不开了。最后，当我们打开某一个链接时，网页显示这个帖子已经被查 了。
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在政府审查这些帖子之前将其下载下来。于是我们又开始着手做自动化文本分析，开始研究审查。这次有关五毛党的报告也是前面研究的后续。
答：我们的研究样本是从江西赣州章贡区网宣部泄露的邮件及相关的帖子。这些资料早就发布在网上了，人们也在讨论，也在抱怨，但没有人研究过。
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我们发现在一年内，章贡区五毛党的发帖量超过43000，而章贡区仅仅是中国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之一。
接着，我们探索出一套可以估算全中国五毛党年均发帖量的方法。在小县城，网络覆盖面较低，我们认为那里的五毛党发帖量不会比章贡区更多。而在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更高，政府更为活跃，我们认为那里的五毛党发帖量会比章贡区多。
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章贡区五毛党发帖的模式，比如是哪些人在发帖？是哪些账号在发帖？这些账号有多少粉丝？政府结构是怎样的？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尝试着寻找同样的模式。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才系统演算出一个五毛党的年均发帖量。这个数字确实挺大的。
当然，我们确实可能会忽略很多因素。在我们将章贡区推至全国时，我们考虑了尽可能多的因素。不过不幸的是，我们只有章贡区的样本，样本量确实很小。
答：我觉得研究的主要发现就挺有趣的。当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觉得五毛党发帖是为了反驳批判政府的言论。不只是我们，记者、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社交媒体参与者等四个群体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当我们发现五毛党发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政府，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惊讶。这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策略。我觉得之前应该没有人这么想过。
答：我们并不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策略是否有效。不过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在其他背景下，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十分有效。
当你跟家人朋友吵架的时候，最坏的策略往往是最有力地反驳对方，而最好的策略往往是跟对方说：“嘿，要不我们去吃个甜点吧。” 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已证明过这套策略是如何生效的。
在特定情境下，针对社交媒体的某一特定策略是否生效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策略多多少少会对受众起到作用。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事情。
如果同时爆发多起完全不同的事件，我们有限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要说整体上这个策略有多有效，我还不知道。那些批判政府的人，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会做出反应。不过目前我们都不能知道确切的情况。
答：我们认为可能催生集体行动的话题会被转移。在我们的样本中，五毛党清楚地称他们想要避免“紧急事件”，而这些紧急事件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
答：我们在网络审查的论文中对此下过定义，主要包括三类行为：一是线下正在发生的游行示威等群体行动；二是跟过去组织过或是煽动过集体性行动的人相关；三是跟民族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相关，且这些情绪曾煽动过游行示威等群体行为。
在审查过程中，当某个话题变成热门话题的时候，网上会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针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那就可能催生群体行动。如果这些讨论跟某一具体事件相关，且属于上述三种分类的一种，那么网络上的讨论就会被审查。
答：我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因为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众对政府都有所抱怨，比如公共政策实施不到位、不喜欢某些领导、不喜欢政府政策等等。在一个复杂的国家，会有各种各样让人感到失望的事情。
我 认为可能催生群体事件的行为往往跟到那些有能力把民众聚集起来的人有关。这些人确实需要民众的抱怨，需要一个载体把群体煽动起来，但是社交网络并不缺少抱 怨。至少得有数千人站出来，说他们需要改变。但是单一而具体的抱怨不太可能催生群体行动，也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因此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答： 这是之前别人所传的谣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样本里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样本量所呈现的。或许会有外 来雇佣人员，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是证据在哪儿？想一想，如果你和我管理五毛党发帖的事情，而我们可以雇佣任何我们想雇佣的人。我们现在是政府官员，我 们手里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干活了。你会怎么做？
这跟删帖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删帖者每天一早上班，他们读帖子，然后决定把哪些帖子删掉。他们每天都做这件事情，循环往复。
五毛党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有在某些特定事件爆发时才需要发帖。平时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不需要干活，少数日子里他们才会有大量工作。要找到这样的员工并不容易。所以，直接找那些有其他工作的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答： 我们研究的帖子确实都是五毛党发的。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有大批量突然涌现出来的帖子，且这些发帖者互相没有关系，他们不回复，也不互相评论。可以认为， 他们是被协调安排的。那这些协调安排指令是谁发的？只可能是政府。就章贡区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指令的确是政府下发的。
答： 这并不是很夸张的评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引导舆论，只是方式不同。在西方，政府会就某些话题公开发表言论，也会跟公众进行讨论，借此影响舆论。而在我 们的研究中，政府是通过秘密的行动来影响舆论。他们试图让民众相信，这些帖子是由普通民众写的，而不是政府工作人员。
答：有两个部分比较难。第一个难点是，确实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有太多的数据要处理。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什么大事。另一个难点是我们观察这些数据的角度。
当你从某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发现。你在试着找出证据证实自己的想法，试着去找五毛党跟别人争论的证据。
然后你去观察这个数据，但它就像个狡猾的耗子一样。然后我们就想到，或许五毛党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数据的时候，它就和我们的发 现非常吻合了。这部分工作很难，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想到答案。你一直在试，但是数据一直在说不，直到你想到跟数据吻合的答案。
目前雅典基克拉泽斯（Cycladic）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中国艺术家和活动人士艾未未的作品，多方面展示艾未未作为艺术家，历史家和活动人士的活动和作品。
艾未未同雅典基克拉泽斯（Cycladic）艺术博物馆的合作始于2015，他当时去了希腊的莱斯沃斯岛并在那里设立了创作室创作，希望人们关注难民危机。之后他又开始摄制难民题材的纪录片。
艾未未说，“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于许多难民现象有责任。目前你可以说他们非常短视。他们牺牲了欧洲社会的基本的价值：人权和人道支持。这种情况很悲惨。”
艾未未的批评者说他是个不择手段推销自己的人。但是艾未未坚称自己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考虑媒体曝光。他说自己关注难民局势是他作为艺术家和战士的责任。
为拍摄记录片，艾未未5月8日到达以色列，这是艾未未第一次去以色列。他在那里访问了加沙和西岸，但他没有得到同以色列官员的会面的机会，另外特拉维夫博物馆取消了他的艺术展。
难民问题是他去加沙的主要理由。在到达以色列之前，艾未未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访问了20多个难民营地，见了许多难民、官员、活动人士、医生和宗教人士。
他最初以色列没有得到进入加沙地带的许可，以色列军方说他提交申请的时间太晚。不过最后艾未未还是得到了许可。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可能是因为艾未未公开了自己的行程被延迟，所以他能够很快获准去加沙。
艾未未说他们拍摄了约旦和黎巴嫩难民营准备制作一个纪录片，他说那里一些主要难民营里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这令他关注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这也是作为导演和制片人他去以色列，了解那里的文化，了解巴勒斯坦的理由。
艾未未对以色列《国土报》说，本来打算提前去以色列，计划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同摄影师展览弥基·克瑞兹曼（Miki Kratsman）一起展览作品，但是计划中的展览几经推迟，最后被取消。
摄影师弥基·克瑞兹曼认为展览被取消的原因是博物馆理事会和管理层对他计划展示巴勒斯坦人的图片不满。不过博物馆否认了这种说法，说取消的原因是预算和时间表的问题。
对此艾未未说，他不知道取消的原因是否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是这是他到目前为止举办的400个展览中唯一被博物馆取消的展览。他认为作为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应该在任何地方都能展示自己的作品。
据《国土报》报道，艾未未达到以色列第二天就见了以色列政党阿拉伯政党联盟的领袖艾曼·乌达和以色列人权组织贝塞林的负责人。他还访问了西岸两个难民营。在加沙艾未未还同学生和哈马斯活动人士合影。
艾未未拍摄反映难民的影片是在电影院面向一般观众的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不是在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有50多人参与了制作，由8组人员在不同地点拍摄。
艾未未说希望同以色列政客和官员会面，不仅仅是同巴勒斯坦人和人权活动人士会面，但是他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谈话，艾未未说他感到很遗憾，这样他记录片的观点可能会不平衡，因为他只反映了巴勒斯坦人一边的看法。对于以色列人的态度，艾未未说可能是他自己比较天真，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又解释说，也可能是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他的纪录片的重要性，可能是他们不了解和疏忽，而不是他们刻意做出的决定，或许是傲慢。
艾未未说，他理解的难民就是那些违背自己的意志被限制在某地的人。他说在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条件比别处的要好，他们虽然生活在占领状态下，仍然有很强的社区意识，当然他们也很绝望。
他能强烈地感觉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感受。艾未未说以色列的隔离墙的高度几乎是柏林墙的3倍，象征意味很浓，墙就是隔离。有男孩对艾未未说，他们在墙附近长大，但是他们没有旅行的权利，不知道墙那边的世界。
对艾未未来说，隔离墙象个现代神话，令他“很难想象几代人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长大”。他在《国土报》报道中说，墙两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另外一边是类似美国城市那样超现代和舒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