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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文 本文原载于10月14日《环球时报》。　　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不少外国舆论都揣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新帝国，要建立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这是巨大的误解，有演变成新版“中国威胁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

过去两年，我与同事们就“一带一路”议题分别去了将近20个国家、国内数十个县市调研，所在机构也举办了数十场关于“一带一路”的活动，完成了数十份报告或文章，方方面面接触的人员高达上千人。逐渐地，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感觉：“一带一路”的实际推进情况与目前研究结果、舆论报道存在着不少出入，甚至有诸多被夸大的地方。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被夸大”或叫“被夸张”：

一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不少外国舆论都揣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新帝国，要建立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这是巨大的误解，有演变成新版“中国威胁论”的可能。习近平主席过去两年在各个场合至少提及“一带一路”高达100次，中央成立了“一带一路”领导小组，但也只是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家联名推出“愿景与行动”方案，但目前中央的表态很谨慎，中央层面的规划还没有出台。在中央看来，“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一个漫长与渐进的学习过程。

各个部委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也在变动中，看不出有蓄谋已久的战略大野心。比如，“一带一路”正式官方英译近期发生更替，“一带一路”到底囊括多少国家，官方表态也有过几次变化，现在基本定调是只要愿意加入的，都可以算是“一带一路”国家。我曾与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先生交流，他私下也说，亚投行关键意义在于中国要掌握国际金融规则，要通过合作，向国际上学习，向世界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这话是真诚的。如果只是想扩大中国金融和投资走出去，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金量比亚投行要大几十倍。

二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与阻力被夸大了。国内外均有舆论对“一带一路”前景与风险表示担忧。但任何新事物都会有一些风险，尤其对投资与商业而言，风险往往与利润成正比。过去12年GDP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全部集中在“一带一路”区域与非洲。这对有风险偏好意识的企业而言，是最有诱惑力的。当然，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也很高。

事实上，两年来，许多大型企业都已动起来，有央企，也有民企，只要规模较大的，都针对“一带一路”做出了谋划与布局，市场化效应很明显。比如，国航过去一年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开辟了10多条航线。我刚从土耳其回来，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土耳其一家大银行，引起了当地的巨大关注；一些诸如光伏、钢铁等过剩产能类的民企“走出去”步伐相当快，大多产生了不错的利润或盈利前景。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前八个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48.2%。我曾统计2002－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失败的比例，大约20%左右，处于投资正常盈亏的概率内。

各地方政府也相当踊跃。2015年，几乎所有省份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一带一路”及本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的定位与未来走向。类似“义新欧”、“渝新欧”等从中国中东部经新疆到欧洲的铁路货运班次有10多条。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超过100个县市举办过“一带一路”的论坛，纷纷希望借“一带一路”发展本地经济。

三是中外之间就丝路建设的分歧被夸大了。目前，至少有9个国家出台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战略规划，方案不尽相同，但也并非互相抵触。“一带一路”与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并非矛盾。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在阿富汗经济复兴、反恐议题发挥更大作用，也非常希望美国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与项目合作。

沿线多数国家也都非常关注“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土耳其专门设立“丝路大使”，专职负责与中国的对接；伊朗、巴基斯坦都有类似的职位存在，超过50个国家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现在，一些舆论倾向于营造国际社会遏制、围堵“一带一路”的危险氛围，好像中国到处都是敌人。这不是故意抹黑，恐怕也是杞人忧天。

以上三个悖论的存在说明，目前国内外舆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与认识仍然还是不够精细、过于泛化。不少人往往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风险高、经济落后的领域，而不是将它视为一支多元化、差异化的经济洼地和投资潜力股。

担心与焦虑是必要的，但多数担心是源于陌生而产生的恐惧。“一带一路”应是基于经济市场化的一种中国对外战略新倡议，尤其是对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发展议题所提供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解决方案被冠以“一带一路”的名称，未必取得了全球共识，但是这种中国式的努力与推进，却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主流的积极响应。各国多数主流社会的精英偶尔出现的批判，也并非不能通过沟通、交流与共同合作而解决。因为“一带一路”所囊括的内容是目前全球发展的新需求点、新增长点、新合作点。

认清这一点，对当下中国相当重要。从战略角度看，无论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要对“一带一路”充满信心。没有人会拒绝发展，差异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式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采用灵活的方式，让“一带一路”所提议的发展方式与各国发展方向进行沟通与对接。

当务之急，除了加强对“一带一路”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外，还应更充分地利用目前熟悉“一带一路”情况的各类人才。现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拿中国护照的中国人高达100万，许多都是熟悉当地文化、语言、投资方法、深厚人脉的难得人才。

中国相关组织部门不妨将目前推行的类似“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拓展至“一带一路”区域，在各个领域、各个国别派出真正了解当地的专门人才，甚至可以专门设立“专员”、“特使”、行业和区域协会等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对接。这样，相信“一带一路”的情况会有更大的改观。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周五称，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发出安抚越发紧张局势的声音。常万全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上对东盟十国防务部门领导人称，各方应牢牢把握中国-东盟合作的正确方向。

常万全表示，中国与东盟最大的共同需求是维护稳定。

国防部在其微博上发布声明称，常万全指出各方应共同妥处争议管控风险。

声明还提到，中方愿与东盟国家于2016年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

常万全还表示，当前地区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

“域外势力利用网络、社交媒体等手段在本地区一些国家进行煽动，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常万全说道。（完）

– 杰布·布什最起码在一个方面是领先于其他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华尔街给予的竞选资金支持。周四公布的竞选文档显示，在7月至9月底的这段期间，杰布·布什从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雇员获得的财政高居所有总统参选人之首。

美国银行(BAC.N)、花旗银行(C.N)、瑞信(MLPN.P)、高盛(GS.N)、汇丰银行、摩根大通JPN.N、摩根士丹利(MS.N)和瑞银的雇员们共向杰布·布什捐款合计10.7万美元。亿万富豪、对冲基金经理莱昂·库伯曼（Leon Cooperman）也向杰布·布什捐出了单个竞选活动的每人捐款最高限额2,700美元。

上述金额与杰布·布什在本季筹集的1,340万美元竞选经费相比不足为道。但这凸显了他在金融界的人气与他在各项全国民调中的排名对比十分强烈。

在每一项大型民调中，杰布·布什均落后于特朗普、本·卡森和卡莉·菲奥莉娜这三位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的共和党竞争对手。

以华尔街的青睐程度衡量，第二名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她从上述各家银行的雇员获得了近8.4万美元捐款。

其他参选人在此项上均大幅落后于希拉里与杰布·布什。上述华尔街各大行雇员向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罗·卢比奥捐款逾2.5万美元，向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捐款1.7万美元。

路透纽约

日内瓦10月16日 –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称，几内亚新发现两例埃博拉病例。之前两周西非地区没有新确认的埃博拉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Margaret Harris）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其中一个病例位于福雷卡里亚（Forecariah），似与之前已知的一个感染链存在关联，另一个病例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若一个地区连续42天无新的埃博拉病例，则该地区的埃博拉疫情被视为已经结束。

路透

一、一个小孩的故事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

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

可是，在中国，更崇尚的是“聪明”而非诚信。正是因为这种崇尚“聪明”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围墙，但我们生活得仍然不安全。

二、一个老太太的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这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
法官审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

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

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

“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呀！”

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

法官敲了一下木槌，严肃地说道：“肃静。下面宣布判决？”说着，法官把脸转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为难地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

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着，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讶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市长拉瓜地亚。法庭上顿时静得地上掉根针都听得到。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按理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

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一种品质，还是一种精神的契约。

三、一个牧师的故事

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

人生在世，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

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当今的社会太冷漠，我们会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

全球房地产谘询公司CBRE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在海外商用房地产上的投资增长了46%，达66亿美元，超过同期亚洲总资本投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主要是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对英国的投资稍有下降。
 

CBRE说，中国人今年上半年投资美国商用房地产的金额总计达37亿美元，多于2014全年的1.5倍。与此同时，对英国商用房地产的同期投资却稍有下降，尽管伦敦仍是中国投资者们最喜欢的投资地之一。

CBRE还说，尽管中国当局在努力收紧资金控制，但是，8月份由政府引发的人民币贬值以及自6月中以来给全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中国大陆股市暴跌，加快了中国人的对外投资。

全球法律事务所Paul Hastings的合伙人布鲁门菲尔德（David Blumenfeld）说，他虽然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但是并没有看到投资者变现其在欧洲的投资。

但是，在近期的一些报导中，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一些中国大陆投资者在最后一刻撤出了其对伦敦房地产的购买。

据主要对像为中文读者的《英国房地产周刊》上周报导，上海一家私人集团企业申龙集团撤出了对伦敦市区泰晤士阁写字楼的购买，这笔交易原为1.95亿英镑。早在2012年，CBRE Global Investors公司代表其韩国客户——公务员福利协会花了1.65亿英镑从阿波罗房地产公司（Apollo Real Estate）手中购的该写字楼。

另一个案例是，安邦保险集团公司放弃了其伦敦金融区最高大楼——46层的苍鹭大厦（Heron Tower）的购买计划。而去年该公司花费了20亿美元购下了纽约标志性的华尔道夫酒店，并在今年10月斥资1.1亿加元收购多伦多金融区的一栋17层大楼。

申龙和安邦均对其举动没有置评。

与此同时，在签署了意向书7个月后，中国最大的私人投资基金——中国民生投资，停止了价值17亿英镑对伦敦东部进行集成开发的计划。一家中国私人开发商ABP（Global）的主席表示，他本周将会宣布对伦敦一项新的策略投资，将皇家艾伯特码头（Royal Albert Dock）变成伦敦的第三大金融中心。

协助中国人和其他投资者购买伦敦及伦敦附近房地产的汉诺威私人办公室主任理查森（Fred Richardson）认为，这不存在大的投资趋势问题，他说，尽管英国的签证相对比较困难，有些买家在一些提供特别签证的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寻找投资机会，但是全球投资者包括中国人购买伦敦房地产的兴趣仍然强烈。

旅法中国学者宋鲁郑日前跟随一个代表团团到朝鲜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走访了该国多处地方。为此，他为BBC中文网撰写此文，讲述他在当地的见闻和感受。

   

 朝鲜举行劳动党成立70周年盛大阅兵

朝鲜是小国，穷国，其地缘政治环境之恶劣更是举世少有。然而，就是这样的国家，竟然在大国夹缝中顽强的生存了下来，甚至苏东波也未能将之撼动，堪称东亚的另类奇迹。

应该说，环伺的大国不管是敌是友，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不愿意朝鲜垮台是很重要的外部原因。

美国虽然将朝鲜列入邪恶国家名单，但也深知，如果朝鲜垮台，它将很难有理由在韩国和日本驻军，这两个国家也未如此的马首是瞻。日本则是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但又反日的朝鲜半岛。

中国和日本类似，很难接受一个亲美的政权在自己身边，更何况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难民问题。

至于俄罗斯，如果没有了朝鲜，它也将在远东失去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韩国虽然渴望统一，但又缺乏承担起整个朝鲜的能力。

自我封闭

然而，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部因素。

首先，朝鲜是一个小国，金氏政权可以有效的控制和自我封闭，不管是有形的边界还是无形的互联网、智能手机，都不在话下。这是朝鲜政权屹立不倒的前提条件。

虽然朝鲜出于创汇的需要，开始接纳外国游客，但却成功的有效控制和隔离。

尽管我们这个代表团比较特殊，控制的政策也比较宽松，比如可以随意拍照，可以在街道上漫步，但也很难和朝鲜人沟通。

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我们不允许使用朝元，只能在涉外单位消费。

这就等于堵住了我们和朝鲜社会接触的可能性。更不用说还有如影随形的导游。

对外国人的监控程度，不妨以我本人为例。在抵达朝鲜入境时，我填写的入境单仅仅写了国内地址。

不料，海关一看就立即问：“你不是住在法国吗？怎么不写上法国的地址？”令我大为震骇。

至于互联网和手机，朝鲜是单独一个系统，只能本国人使用。就是宾馆的国际电话也只能打出去，外面的人根本打不进去。

后来我们代表团花了七百美元的高价买了一张容量为10G的卡。如此高价，实是一种变相的阻挠。

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朝鲜不存在意识形态危机和任何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潮流都被拒之门外，百姓和精英即使对现政权不满，也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

朝鲜劳动党党徽除了代表工农的镰刀、斧头还有代表知识分子的笔

从道理上讲，家族世袭这种权力传承方式已经不被认可，但朝鲜之所以行的通，除了封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历史。

朝鲜一直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王朝国家，后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然后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它没有经历过中国的中华民国阶段。这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自己培养的，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和中国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欧美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可以成功的把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体系。它的党徽除了代表工农的镰刀、斧头还有代表知识分子的笔。

二是它没有共和的理念。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就已经无法再接受一个皇帝，一个世袭政权。但在朝鲜则仍然是延续政治传统。

还有一点是，朝鲜没有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实践的背离。今天的朝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然是传统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

这和中国意识形态坚持共产主义，但在经济发展上走向市场化道路不同。虽然中国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意识形态的背离还是十分明显。

没有历史包袱

第三，朝鲜自建国以来都致力于经济发展。党内尽管也有权力斗争，但都仅仅局限于高层，没有波及社会。所以没有中国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

朝鲜劳动党在人民眼里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

由于没有搞改革开放，也没有出现八九事件。也就是说，这个政党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失误。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在苏联失败之后，继续坚持一个错误的发展模式。

但这一点对于封闭的朝鲜来讲，毫无意义。因此，朝鲜劳动党在人民眼里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

第四，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虽然贫穷，人们也勉强糊口，但一是人人均等，大家也就心平气和。

此外日常生活中没有中国常见的社会问题：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堵车、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信仰缺失、道德败坏、政府腐败以及吸毒、艾滋病、色情业等社会丑恶现象，治安更是堪称良好。所以，朝鲜百姓基本没有什么不满。

当然我们可以说朝鲜没有自由。可是对于从未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来讲，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全覆盖宣传手段

第五则是朝鲜高超的宣传手段，可以说是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以我的观察，真的是做到了没有死角、全覆盖。

朝鲜的政治宣传随处可见

各种媒体一边倒的宣传自不必说，朝鲜的突出特点随处都是纪念馆：战争纪念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领导人纪念馆。各个纪念馆无不庄严宏大，气势磅礴，装饰华丽，令人顿生敬仰之心，敬畏之感。

里面的雕塑、油画、实景模仿制作更是表现力超强—-这是艺术家在信仰的强大支配下，一丝不苟，潜心创作的结果。

这些纪念馆一方面起到了强化劳动党和金家历史合法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树起了美国这一强敌外患，从而令朝鲜人民无不感恩，无不同仇敌忾，矛盾外转。

甚至一个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组成的纪念馆，都能给人以极强的感染力。团友不由得感叹：一个小小的花朵都能制造出如此的说教效果，实在神奇。

最后还有一个角度不得不谈。朝鲜是一个对国际社会无害的国家。

通往平壤只修了一半的路

由于严密的控制，它不会向外输出难民，由于国力所限，它更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朝鲜年久失修的道路、落后的后勤、缺乏锻炼的部队、能源的短缺，它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这就是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核武器的原因。

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常规武器的不足，才能确保政权不被外部势力颠覆。它所做的一切都是自保而已。

至于统一，或者金正日一直未能忘怀，就如同失去大陆的蒋介石，但到了第二代就开始偏安，第三代则更不用说。

而且金家政权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是绝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成儿戏的。正是各大国对这一点的清醒意识，它们也丝毫没有想颠覆朝鲜的念头。

没有未来

自然，任何制度都会有严重的缺陷，朝鲜也不例外。其最大的颠覆性问题就在于权力传承上。

金正日突然去世，金正恩仓促接班，随后发生的一波波大清洗就显示了这一制度模式的高风险。假如没有继承人或者领导人突然发生不测，将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基础。

不过据我观察，朝鲜官方也似乎早有预案。其做法就是对领导人的家族状况保密。哪怕真的发生继承人问题，他们也会寻找替代者。

朝鲜政权和党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金家血脉基础之上
毕竟，金家已经和这个党、制度融为一体，无法分割。这个政权和党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金家血脉基础之上。

还需要指出的是，朝鲜虽然极其稳定，但却没有未来。在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封闭社会，是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中国做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外有西方意识形态挑战，内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和民众对物质需求不断提高的压力，其治理的难度和风险更高，但中国模式却有成功的可能性，还有可以期待的未来。

2015年9月25日，比尔·盖茨接受了《凤凰週刊》的书面专访，独家披露他与习近平和彭丽媛的交往故事，也阐释了他对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所能发挥独特作用的期待。
  　　习主席关心合作机制，彭女士专注公共卫生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活动?

比尔·盖茨：我很高兴习近平主席能将西雅图作为访美之行的首站。西雅图是我的家乡，也是我们盖茨基金会的总部所在地。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看好中国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创新研发潜力以及低成本生产能力——在盖茨基金会的全球项目中，中国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而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中国，助其在应对全球重大卫生和发展挑战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记者：2006年您在西雅图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会面时，当时的身份还是微软公司董事长;今年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您是全世界资产规模最大基金会的联席主席。身份的转变，是否会影响到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

比尔·盖茨：肯定会有所不同。自2008年以来，我就全职投入到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中了。很荣幸可以以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的身份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我们主要谈论的话题集中在全球健康与发展上，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及减贫问题等等。

记者：能否分别讲一讲对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的印象?

比尔·盖茨：我很荣幸能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并与彭丽媛女士在推动公益的场合有愉快交流。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非常关心人民健康，他们对于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工作的肯定，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习近平主席关注如何切实抓好合作项目的落实，继续探索创新有效的合作模式，健全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我们也探讨过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渠道，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为提升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水平发挥积极作用。他还赞赏了盖茨基金会在促进中国和非洲合作方面的努力。

彭丽媛女士对公益——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非常关注和投入。我曾就结核病防治与她沟通，惊讶地发现她对于很多专业问题都很瞭解;我也知道过去她关爱艾滋孤儿的事迹，她对于孩子们的爱心令人动容;同样在控烟方面，彭丽媛女士也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记者：彭丽媛女士的慈善形象不仅在中国国内广为人知，如今，她也在作为WHO的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持续开展活动。您认为她在全球公益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比尔·盖茨：近年来，彭丽媛女士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在唿吁关注艾滋病与结核病防治、关爱病人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对此，我深表敬意。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我坚信来自中国的创新力量和成功经验可以帮助更多国家一起进步，中国一定能成为推动全球公益慈善的重要伙伴。而彭丽媛女士的热情唿吁和支持可以提升国际社会对疾病防治等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关注，从而对促进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的普遍可及，以及遏制疾病在全球的传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相信中国创新可以造福世界

记者：此次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签署了一份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消除极端贫困、推动全球发展公共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中国商务部和盖茨基金会也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您对于接下来的双方合作有何期待?

比尔·盖茨：中国在推动本国及全球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支持非洲发展方面，中国援建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其他农业合作项目对促进非洲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通过援建医院、派遣医疗队、协助抗疟和为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行动，帮助改善了非洲的医疗卫生状况。

我们期待通过与中国商务部的合作，进一步支持中国充分利用其丰富经验和创新实力，成为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主力军。

具体而言，我们将结合各自在对非发展合作领域的经验和专长，以中国援建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依托，开展农业合作试点，推进非洲的农业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打造农业产业链。同时，我们双方还将积极探讨对非医疗和公共卫生合作试点项目。另外，未来我们也会在对非合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其他地区和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新使命是通过与中国伙伴合作，进一步支持中国在推动全球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支持的一些在华创新项目过去几年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有望帮助全球应对一些最棘手的卫生和发展挑战。比如之前提到的中国研发生产的乙脑疫苗，2013年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因其低廉的价格和符合国际标准的品质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带来了福音;而澳柯玛的被动式疫苗冷藏设备Arktek，可在无任何外部能源的情况下让疫苗在合适温度中保存一个月或更长时间。这个产品于今年初获得了世卫组织预认证，并在年初西非抗击埃博拉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未来工作的一大重点是继续加强与中国公共及私营部门伙伴们的合作，希望让更多的中国创新产品与技术走向世界，造福全球发展中国家。

记者：为什么您如此看重中国的创新产品?它在全球发展领域有何独特价值?

比尔·盖茨：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发展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性，因此，来自中国的创新成果和技术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借鉴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卫生产品之外，中国在帮助本国人民脱贫的过程中在稻米培育和种植技术方面不断创新，这些创新成果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产量将发挥积极作用。盖茨基金会正在与中国合作的「绿色超级稻」项目，就是希望培育和推广适合在亚非自然环境严苛地区生长的高产出稻米品种。

我坚信，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所做出的承诺与投入，将使中国成为未来全球研发和创新的引擎，为改善全球最贫困人口的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基金会已经准备就绪，与中国携手共同完成这项重大使命。

在此，我想特别提及盖茨基金会的「大挑战」项目。十一年前，我们设立了旨在激励和资助全球创新者应对最重大健康与发展问题的「大挑战」项目，每年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徵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想法。今年，我们将与中国科技部合作，把一年一度的「大挑战」年会移师中国，届时会有全球数百名创新者汇聚北京。我们希望借这样的盛会，让世界聚焦中国的同时，也助力中国放眼世界、鼓励更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者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欢迎中国「竞争者」共创美好世界

记者：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不会在15年之内显现，但其造成的长期威胁却极为严峻。因此未来15年是开发新能源的关键时期，这样才能在气候变化的恶化影响之前做好新能源部署的准备。我知道您正亲自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您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有何作为?

比尔·盖茨：我认为要阻止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各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可是有一点是大家并未充分关注和讨论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大投入，用来开发便宜、可靠，并且不排放导致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的创新能源。遗憾的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那些不会导致温室效应的能源制造方法，不仅昂贵且不能连续24小时提供能源。因此，我们急切地需要寻找生产、储存和输送清洁能源的新途径。

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但私营部门也需要挺身而出。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引领世界创新的国家需要在早期研发以及支持那些生产可靠、稳定和不会导致温室效应的创新能源方案上增大投入。我们需要双倍、三倍甚至更多倍地投入，用以加速创新。同时，还应提供更多机会让个人投资可以发挥作用。相信这么做是可以阻止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的。

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变暖对穷人的冲击最大。特别是当天气日益炎热和不可预测时，靠天吃饭的农民会面临更大挑战。盖茨基金会正在致力于帮助他们。我也唿吁各国领袖更加关注他们，并伸出援手。

总而言之，创新是关键。我相信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贡献。例如：中国可以帮助开发适应气候变化下使用的创新农业解决方案，培育多样化的可以抵御干旱、高温和虫害的种子，制定确保技术可以普及到农户中去的推广策略，以及开展帮助农民提高收成的培训等。

记者：您曾在2014年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商谈慈善事宜，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马云也随行出访。他曾表示，将同您在慈善事业方面展开竞争，看谁做得更好。对此，您如何回应?对于中国企业家如何做慈善，您有什么建议?

比尔·盖茨：我跟马云先生就慈善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有过若干次讨论。我很尊重他的观点，并欣赏他为推动慈善所做出的努力。在商业社会里，健康的竞争可以鼓励人们不断进步，因此我也特别欢迎有更多的「竞争者」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我非常兴奋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中国有潜力在慈善事业上取得更高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力。我相信，通过第一代财富创造者的努力、不断完善且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交媒体和科技力量的结合，一定可以给世界带来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