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释放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人

香港——一名美国记者的两位兄弟据悉已被中国政府释放。据美国议员称,由于该记者报道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对峙局势,中国政府逮捕了他的兄弟作为报复。消息是由该记者的雇主透露的。还有一位兄弟仍然在押。

38岁的雷辛·吾守尔(Rexim Hoshur)和54岁的肖开提·吾守尔(Shawket Hoshur) 是美国政府出资的通讯社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薛赫莱提·吾守尔(Shohret Hoshur)的兄弟。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发言人罗希特·马哈詹(Rohit Mahajan)说,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当局于周三释放了他们。马哈詹说,他们已经回到在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霍城县的家。

两人于2014年8月被拘留,一年后接受审判,被控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泄露机密。他们的案件没有公布任何判决,马哈詹周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获释。

吾守尔兄弟以及另一位兄弟图达克松·吾守尔(Tudaxun Hoshur)的案件,一直受到美国议员与外交官的密切关注,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这些人。图达克松·吾守尔因危害国家安全正在服五年徒刑。弗吉尼亚州民主党 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与福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在七月写给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信里说,中国为报复美国公民薛赫莱提·吾守尔而针对其兄弟,因为他报道了中国政府与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周四,霍城县公安局一名接电话的男子不肯谈论吾守尔兄弟获释一事,也不肯明确他们目前的法律地位,只表示案件涉及机密。该男子拒绝透露姓名。

“当然,这对薛赫莱提和他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马哈詹说。“但我们仍然担心其他RFA记者,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也遇到同样情况。事件发生了一年半,过程中薛赫莱提不得不在异常的压力下工作。”

50岁的薛赫莱提于1994年离开新疆,2007年开始一直常驻华盛顿,在提供维吾尔语广播服务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他坚持不懈的报道记录了许多新疆暴力事件的情节,近年,那里已有数百人因维吾尔族与中国当局的冲突而死亡,后者主要由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人构成。

该地区的专家说,经济机会减少,以及数十年来汉人移民进入该区,导致了一些维吾尔人的不满,并推动建立名为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的独立国家,而还有一些维吾尔人则受到了宣传圣战的网站影响。

新疆暴力事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薛赫莱提的报道因此就成了这些事件的唯一信息来源。该地区的动荡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视,他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容忍违背了中国官方叙述的外国记者。他们的说法是,暴力事件的背后是有国际联系的圣战组织,而不是人们对北京政策的不满。

吾守尔兄弟获释不足一周前,中国政府表示将把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驱逐出境。高洁于11月发表了关于新疆的文章,称新疆的暴力活动和日前发生导致130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高洁的签证和记者证已于周四到期。她正准备离开中国。

在文章中,高洁指出9月18日新疆一个煤矿发生了持刀袭击,据称导致数十人丧生。但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即时报道此事,直到巴黎袭击发生后,才撰文称中国打击新疆激进分子的行动是全球反恐行动的一部分。在煤矿遭袭几天后,吾守尔是第一个报道该事件的人。

中国司法改革:前进还是倒退?

胡敏在一次聚会上。他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堆满了一箱箱茅台酒,时不时会被他拿出来品尝一番。

胡敏在一次聚会上。他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堆满了一箱箱茅台酒,时不时会被他拿出来品尝一番。

北京——对法官蒋惠岭和他过去20年致力推动的中国司法改革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年有起有落。

蒋惠岭领导的一个政府研究机构,正在带头进行一项宏伟的中国司法制度重塑工程。他自豪地指出,过去一年出现了一些非常重大的潜在变化,也许会通往一个更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个政治化的结构来支撑法律。

但52岁的蒋惠岭也知道,就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努力而言,很多人眼里过去一年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在退步。

比如,今年12月,中国最知名的一位人权律师因在微博上发表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而受审,另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因试图为十字架被拆除的教堂进行辩护,自去年8月起就被秘密拘押。

“你不能拿一个个案来否定我的观点,”在自己位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附近,蒋惠岭一边喝茶一边接受了采访,该研究所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分支机构。他说,“我也可以给你10个例子,证明我们有决心向前推动改革。”

即便是怀疑论者也表示,这些改变的确非常重大。其核心是让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中国级别较低的法院都是由 县一级政府监督,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将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就像管理警察部队或卫生服务部门一样。地方党委书记负责任命法官,他们往往还会对政治 上比较重要的法院决策进行审核。

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下,普通中国人很难对抗权力的滥用。农民因土地受到污染起诉当地一家工厂,市民称自己受到警方虐待,或居民反对强征自己的房屋——这些案件大多都被当地法院直接驳回,不予理会。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得到有利于原告的裁决。

这些案件一直是司法改革者的一块心病。这类被称为“行政诉讼”(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相对应)的案件,在1980年代引入的时候是作为普通公民向政府索赔的一种方式。至19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行政诉讼案,其中包括整个村庄提起的集体诉讼。

感到情况不妙的中国政府指示法院停止受理此类案件。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至2000年代中期,有大约60%的行政诉讼案被法院直接驳回。行政诉讼案件暴跌,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这些人长途跋涉到地方或中央政府办公楼前,直接向当局表达自己的诉求。

“上访人数增加,反映出人们对司法缺乏信任,”清华大学法律学者何海波说。“人们觉得法院只不过是政府的一部分。”

相反,过去几十年,政府一直强调采取“维稳”措施。这些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绕过司法系统去解决争端,比如仲裁、花钱遣散抗议者或直接镇压。

“让法院更多地参与,明显有高层的意志推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学者马瑞欣(Neysun Mahboubi)说。“问题是为什么——是不是‘维稳’不起作用了?”

这些改革措施将使所有法院都被置于省级行政管辖之下。尽管这意味着法院仍然由政府控制,但它可以在地方一级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在尝试的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政府已经建立两个巡回法庭试点,允许一个省的法官审理其他省的案件,这可以进一步降低地方上施加影响的风险。判决摘要书首次成为公开文件,还有50个法院已被允许试行类似陪审团的“特别顾问”制度。

蒋惠岭表示,这些措施获得了最高层的支持。推动中国改革的核心政府机构“深改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译注)在过去两年举行了18次会议,其中有13次和司法改革有关。该小组由习近平主席直接领导,后者曾经讲过,中国需要更好的司法制度。

“习近平主席有两个要求:法院应该更加公正,让公众对它更加信赖,”蒋惠岭说。“如果人们觉得法院是公平的,就会对他更加信任,但如果他们觉得法院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改革就不成功。”

但另一项倡议——让法官职业化——体现出改革者面临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挑战。中国有大约19.6万名法官,但有很 多只是担负着行政助理职责的法学院毕业生。即便是那些审理案件的法官,也很少自己做出裁决;相反,这些案件会交给级别更高的法官,或由中共党委做出裁决。 现在,法官的人数面临缩减。尽管他们的薪水和自主权力正在增加,但他们的裁决将受到更多审核。

这导致法官大量外流。比如在北京市,最近几年就有500名法官辞职。薪水是一个关键问题。法官们认为如果将来真的需要他们要对案件做出裁决,并对自己的裁决承担责任的话,每月不足1000美元的起薪就太低了。

最近刚刚辞掉法官工作的胡敏表示,这些措施是好的,但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实施。他还表示,法官被要求职业化,但他们所处的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保持法官职业化的司法系统。

因为对中共持续对司法施加影响感到灰心,胡敏做起了卖茅台酒的副业,这是他的家乡贵州的一种特产。他位于北京的律所办公室内堆满了一箱箱这种烈酒,每周有几个晚上,他都会拿出来品尝一些。

“这个没有风险,”胡敏说。“谁会跟酒过不去啊?”

与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使目前的系统更加高效,而不是允许司法系统成为真正独立的机构。

这与本世纪初的状况形成了对比,那时人们对司法改革比较乐观,出现了一批如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或说是“维权者”运动。这些人后来大多被噤声,或身陷囹圄。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改革者无法解决的,”福坦莫法学院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他撰写了多篇有关司法改革的论文。

高压下的新疆:恐惧和愤怒在沸腾

中国喀什——家庭因一批又一批的拘留而支离破碎。清真寺被禁止用广播唤拜。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已给当地农业造成严重损害。为防止对公共安全的可能威胁,用一系列比以往更令人讨厌的方法监视公民通信。

最近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的一次10天旅行揭示了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慌的社会,政府由于受到一场已导致数百人 丧生的缓慢演化叛乱的震惊,在不断推出各种前所未有的措施,旨在影响中国1000万维吾尔人的行为和信仰,维族是一个讲一种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斯林少数民 族,他们认为新疆是自己的家园。

政府认为,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更严密的限制,是阻止一起又一起暴力的最好方法,这些暴力包括去年9月在一个煤矿发生的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持刀行凶事件,这种观念在推动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严格的安全措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在这片粗圹无垠的沙漠和雪山地区缓慢旅行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要在公路边无处不有的检查站停下来。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检查站翻查过往车的后备箱,检查人们的身份证,维吾尔族驾驶员和乘客有时会被要求交出手机,以便警察在手机上搜索被他们视为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或软件。

除了宣传圣战的视频之外,警方还查找Skype和WhatsApp等应用软件,人们用这些颇受欢迎的软件与国外的亲友交流。再就是查找让用户能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软件。

“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恐爆嫌疑人,”一名23岁的维吾尔族工程专业学生说,他说,去年11月,警方找到了他与一位在土耳其的朋友通的短信后,他被拘留过一夜。“这些天来,甚至接听海外打来的电话就一定能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找上门来。”

喀什离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不远,是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前哨,这里的官员已经禁止清真寺用广播唤拜,迫使 宣礼员们站在城市各个地方的屋顶上,一天5次地用大喊发布祈祷通知。这项新规定是对一个长期政策的补充,该政策已经禁止课后宗教班,也禁止18岁以下的儿 童进入清真寺。(最近几个月在清真寺门口安装的监督摄像头让人们难以忽视这些规定。)

在喀什的东南部,和田市的店主们对政府取缔二十几个名字的做法怒不可言,政府认为这些名字过于穆斯林,据当地居民和警察说,该决定迫使父母给孩子改名,否则无法让孩子注册上学。

在北边以葡萄闻名的肥沃绿洲吐鲁番,葡萄园主们对禁止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这里帮助摘葡萄的新限制怨声载道,新限制让成吨的葡萄枯萎在藤上。

在更远的北边是离哈萨克边境不远的多民族城市伊宁(Ghulja),这里的紧张气氛已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的两名失业大学毕业生对当局严格禁止年轻男子留胡子、禁止妇女用面纱遮脸十分恼火。居民说,无视这些规定的人有时会受到监禁。

“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迫使我们的妇女摘头巾是对她们尊严的侮辱,这让许多人很气愤,”两名毕业生之一说,他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一样,要求不具名,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当局的惩罚。

其他的措施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维吾尔族的身份认同受到困扰。学校已大都改用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而不再用维吾尔语,政府也开始用提供现金和住房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汉族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已有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监视也在加强。自2014年起,想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的维族人被要求携带一张专用卡,上面列着持卡人房东和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许多维族人抱怨说,这些所谓的“便民联系卡”是为了把他们挑出来进行严格检查。

“政府渗透维吾尔族社会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令人讨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说,他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专家。“然而,虽然这些新措施能让共产党把很多问题掐死在萌芽状态,但是,这些措施也导致新形式的格格不入和暴 力,并最终会削弱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2014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袭击事件,导致43人丧生,之后北京开展了“严打专项行动”,据称消灭了 200个恐怖组织,处决了至少49人。官方新闻媒体称,严打活动中抓捕的人是恐怖主义嫌疑人,或者是疆独分子,而新疆之所以经常出现暴力事件,是因为一些 圣战者受到了海外代理人的影响或指使。

外国记者尝试调查此类说法时,会面临大量挑战。新疆官员很少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盘查站无处不在,阻止记者前往 最近出现骚乱的城镇,而在其他地方,政府陪同人员会突然出现,令记者难于和居民交谈。上周,北京驱逐了一名法国记者,因为她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北京对新疆的 强硬政策。

恐惧和怨恨情绪很常见,不过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里犹犹豫豫地显露这种情绪。

在乌鲁木齐,一名年轻女子在她家的小礼品店紧张地重新整理着描花手鼓和传统的雕花刀,她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近期的拘留事件让她家里四分五裂。

“有些人家只留下了婴儿,爸爸妈妈都被带走了,”她说,很多人因为违反了宗教法规,完全没有申诉途径,被判三到四年的有期徒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住在中国的,但是希望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她说。

在新疆南部城市莎车,2014年暴力事件夺去了近100人的生命。穆拉特(Murat)在当地宣传局人员不必要的陪同下,为莎车对宗教生活施加的新限制进行了大力辩护,说那是必要的,有助于打击令极端主义,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地区正在遭受极端主义的危害。

“在我小时候,母亲会穿无袖衬衫,但现在,由于保守伊斯兰教的兴起,她再也不能那么穿了,”穆拉特说。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控制,我们就会变得更像是伊朗,女孩子在伊朗会被石决。”

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否已经在很多维吾尔人中站稳了脚跟,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维吾尔人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 派的一个温和派别。但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一名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杀害的事件,已经促使北京加紧努力,将其平定新疆的战斗纳入到全球针对 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恐战争中。

但是,很多外国专家说,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人的不满,比如针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以及该地区的贫困状况等,人们普遍认为,汉族移民像洪水一样涌向该区域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释维吾尔身份。

“我们现在在新疆看到的,是本土自发产生的自我激进化现象,政府试图用一些镇压政策来消磨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习俗,反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

大多数维吾尔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以及中产阶层,他们对反抗北京的兴趣不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 怕。30岁的阿布杜尔(Abdul)是家居推销员,经常在中国各地出差,他说自己不支持新疆独立,因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他在中亚和中东各地都 见过那种状况。

“在中国,56个少数民族是和平共处的,”他说,印着这种宣传语的广告牌在该地区到处可见。但后来,在吃羊肉和香米饭的时候,他愤愤地讲述了自己出差入住酒店时,前台服务员总是会通知警方,警方总是会检查他的房间。

“我是中国人;我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说。他的情绪激动起来,音量也在上升。但是,这张身份证上也显示了他的民族,以及他的面部特征——深目高鼻——在一个汉人占92%的国家里,他显得与众不同。“我有时觉得很困惑,我到底是什么人,”他说。

这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然后身子前倾。“说实话,”他说,“最近政府的政策让我非常不爽,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

冷空气南下 笼罩北京元旦假期雾霾消散

2015年12月9日在雾霾红色预警中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典礼。
北京在元旦发布2016年首个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图为2015年12月9日在雾霾红色预警中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

中国首都北京在元旦假期期间再次遭受重度空气污染后,天气预报指出,节后来自北面的冷空气将帮助雾霾消散。

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周一(1月4日)早晨,冷空气前锋已推进北京,预计将继续南下,雾霾将由北往南消散,北京已脱离霾区。

然而,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接攘的地区周一至周二早晨仍处于重度雾霾预警,该区亦有局部浓雾至强浓雾。

此前元旦假期期间,北京处于空气重污染之中,1月1日傍晚发布2016年首个重污染黄色预警。

至2日下午,北京整体空气质量指数(AQI)处于重度污染水平;3日仍是中度到中度污染;至4日凌晨降为轻度,目前则是优级。

受到雾霾影响,元旦假期出行民众戴上口罩防范污染。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旗下《北京晨报》12月31日称:“本指望雾霾不跨年,但它势必要紧随着走进2016年了。”

报道又说,既然不能 “天天见蓝天”,“就只能珍惜如昨天这般的澄澈天空和新鲜空气了,那是多么珍贵”。

高人氣「賴神」陪林昶佐掃街 將夜市擠得水洩不通

離大選只剩2星期,時代力量中正、萬華區立委候選人林昶佐辦公室日前公布民調,目前和中國國民黨連任五屆的軍系立委林郁方僅差0.3%,在選戰最後倒數階 段,台南市長賴清德特地到台北為林昶佐助選,將夜市擠得水洩不通,賴清德說,林昶佐不僅有理想、創意,還有執行力,更難得的是,他是所有候選人中最具國際 視野、國際知名度的。

選情火熱,關鍵戰力來報到,高人氣的賴清德,在新年第二天陪同林昶佐在西昌街夜市掃街拜票,兩人一抵達「青草街」西昌街夜市,立刻造成轟動,民眾爭相合照、索取簽名,所到之處都被人群團團圍住,「衝組」與「賴神」的超高人氣讓夜市一時擠得水洩不通。

賴清德呼籲,新台灣、新年代需要新的人才,懇請大家一定要票投林昶佐,支持新人,把林昶佐送進立法院,一同達成國會過半的任務,才有機會創造新的台灣。

據林昶佐辦公室公布的民調顯示,目前和對手林郁方僅相差0.3個百分點,為了確保可以拿下台北市這關鍵一席,在選戰的最後倒數衝刺階段,林昶佐的好朋友們紛紛現身力挺,據悉,之後持續會有不少知名人物來站台支持,陪同林昶佐掃街拜票。

民調越拉越近,賴清德到台北來力挺林昶佐,把夜市擠得水洩不通。

习近平批“太上皇”言论首度公开

中共官方消息称,有关习近平“党纪”论述摘编的新书日前出版发行,其中习的讲话多是首次公开。所披露的习近平讲话中,不但有此前被认为指向江泽民、曾庆红的“铁帽子王”,还首次曝光习讲话中批“太上皇”。而江泽民就被外界周知曾在退位后,在胡锦涛在位时充当“太上皇”角色,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其这一企图失败。

1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习近平有关中共党纪的论述摘编近日已出版发行,许多论述是首次公开发表。 其中提及,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强调,无论是因“法盲”违法,还是故意违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法外开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

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高官腐败时称,党内有人当“太上皇”,个人说了算,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等等。其中“铁帽子王”一说,曾在2015年2月3日的中纪委官方网站刊发署名文章首次披露,文章称,“在贪腐问题上,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

《美国之音》刊登旅美学者何清涟文章当时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所指“铁帽子王”,够资格且罪状相联的,好像只有江泽民、曾庆红两人。而“太上皇”一说从官方话语中,特别是在习近平讲话中提及,则是由中纪委新书首次公开。尽管没有明确指向,但因为外界周知的江泽民的“太上皇”代号,以及正当江泽民负面消息频传之际,习的这一用语在新年被曝光引人关注。

江泽民“太上皇”丑角广为人知

江泽民广为人知的是“退而不休”,在2002年交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后,长期充当“太上皇”的角色。该届政治局中,除胡锦涛、温家宝外,其余7名常委都是江派人马。其中周永康正是在江泽民的“关照”下扶摇直上,被江安排成为政治局九常委之一,并身兼政法委书记,权倾一时。

此外,江在“十六大”利用“准军事军变”得以连任2年军委主席。2004年,江泽民交出军权时,还安插亲信徐才厚、郭伯雄为军委副主席,以执行江泽民垂帘听政的命令,胡锦涛从而在党政军被全面架空。

据港媒给出的数据:从2004年到2012年,宣称已经“退出党政军全部职务”的江泽民,实际上仍对党内、军队的工作“批示120多次”。江在胡锦涛主政期间,甚至还在中央军委大楼留有自己的办公室。

据中共官媒2009年10月1日的报导,中共建政60周年阅兵式于当年10月1日举行,“阅兵开始后,胡锦涛与江泽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仪式。”

香港《苹果日报》当时的报导称,按中共建政后历次重大的庆典阅兵的传统,中央军委主席才是庆典阅兵的主角。而江不但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胡并列阅兵,晚上联欢会时,再次与胡同台登场。这显示江是退而不休,权斗不息。指江明显欺负胡锦涛。

而在习近平上台前后,江再度欲行干政。香港《前哨》杂志曾披露,中共“十八大”前,江泽民曾向习近平建议让老军头“十八大”入常。报导引用京城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2012年9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呼“差点上当”。不过,最终三个江派人物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仍被塞进政治局常委会。

江的“军师”,也被指有当“太上皇”的野心。2015年6月15日,《法广》引述香港媒体消息人士披露,周永康被抓后,就首先交待曾与曾庆红密会。曾想通过扶持薄熙来,由他扮演一个“协调者”和太上皇的角色。

习近平摧毁了江当“太上皇”的美梦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9月28日曾刊文《习近平的核心集团》,指习近平有一批信任的最核心人员。报导引述说法指出,“习近平从前任胡锦涛的经历中习得了有关掌权重要性的一课:江泽民退休之后仍然在幕后操纵权力,令胡锦涛工作起来束手束脚。”

习近平上台后有步骤地清洗江派势力,已经落马的大部分高官均是江泽民派系官员。据称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其实都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江泽民。

进入2015年,习近平对江不甘大势已去的反扑举动也有连串动作。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2015年7月28日发表博客文章披露,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组织各省市遭到反腐整肃的一些官员,对习近平和王岐山阳奉阴违,暗地里一直效忠于想东山再起的“太上皇、庆亲王集团”。在被查处的前半年,周还秘密起草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给曾庆红,并进而转呈江泽民。报告内容包括:习、王反腐“已经走上邪路”,变成了二次文革;反腐导致河北省经济严重下滑等等。

据称这很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口味,如获至宝,认为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向习近平、王岐山发难的一颗“重型核弹”。但是消息提前外泄,最终周本顺被抓,这颗“政治臭蛋”被引为笑柄。与周本顺落马同期,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前的2015年8月10日,官媒《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因疑似不点名地指责江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还在退下多年后仍不愿撒手,成为当时官媒一场对江的“影射戏”的高潮。

李书磊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

据北京日报社旗下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1月3日深夜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李书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上一次离开北京前的职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曾在这个副部级的职位上待了6年。

在这6年里,李书磊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他的低调,是任何场合的低调,绝非刻意掩饰”。

的部下给出了6个字评价:严谨、低调、务实。


14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神童”之名由此而来。
李书磊有一次对“神童”之名进行了解密:“我小学时连跳两级。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读小学时,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老师不喜欢我,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李书磊曾自称“小孩儿里的文人”。
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
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称“文人”。
“文人”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剑影”中虚度,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
“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彼时,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
“文革”狂飙突起时,他们还小,受到的冲击不大,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
等到他们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1977年,高考又恢复了,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把羊鞭狂甩进黄河,“当时就想,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
为什么选择北大?李书磊后来解释过。
“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过,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书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
换句话说,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
孔庆东在一篇《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的文章中写道:“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庆东还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
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
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
李书磊和那些“老三届”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
师弟孔庆东回忆,“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


北大十年,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
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84年硕士毕业后,李书磊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两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党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
其间,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官至副部级。其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尽管身居高位,在中央党校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在该部一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李书磊说。
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
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

网传贾廷安已经在接受审查

港媒《争鸣》杂志2016年1月号报导,贾廷安11月23日晚10时许被抓走。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军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和四名特警直赴贾廷安的住宅。据知住宅警卫拒开门,称要报告贾廷安。 张阳宣布,贾不需要参加第二天的军改会议;杜金才宣布习近平当局的决定,从即日起停止其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留地接受审查。

随后,贾廷安被押到中央军委在妙峰山二炮休养院。贾廷安提出抗议,并声称要见习近平,要见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军委委员吴胜利,给江泽民打电话,但遭到了拒绝。贾廷安以绝食抗拒审查。绝食三天就被勒令进食,否则以抗拒审查而提高审查措施等级等,贾才软下来。

贾廷安被停职审查仅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前奏,恐难逃进“秦城”的命运。

贾的“五大违纪”包括:一、在军委、四总部搞拉帮结派;二、把军委会议、四总部会议、总政会议的内容对内披露;三、擅自扣押党内、军内举报军内上层涉及“违纪、违法”事件及人员;四、挥霍、严重超标、超规格接受接待;五、生活腐化堕落,和多名女性搞不正当关系,经警告、记过后仍不悔改。

“三大违法”是:一、涉嫌参与郭伯雄、徐才厚等买官卖官活动;二、非法收受各种贿赂;三、参与捏造材料,诬告军内人员。据知,从2008年到2012年5月,曾7次参与、策划诬告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报导还称,贾久居中共党军高位,紧跟郭伯雄、徐才厚等,又有大靠山江泽民,但适逢习近平当局反腐深入,军改启动,其落马是自然。

去年12月初,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东方日报》等纷纷报导,贾廷安丑闻缠身,已成为负面人物;贾廷安因涉徐才厚及郭伯雄卖官等贪腐案,传已遭停职调查。

贾廷安被认为是江泽民最贴心的秘书,从1982年起就在电子工业部担任江泽民秘书,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中共军委主席;贾廷安在江卸任后继续留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2008年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1年获晋升上将军衔。因贾与江的关系,其一直被外界指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内的“监军”。

2015年12月28日、29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后,大陆官媒转载军报报导,大陆军队四总部传达学习习近平在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但官媒报导中独缺总政治部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引起或证实贾廷安已出事的猜测。

12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据报内容是听取中纪委2015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工作等。官方通报称“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表示,“其它事项”多是与政治局会议主题关系不大,但又非常重要,“更多的可能还是涉及人事方面”。

由于此前令计划、徐才厚被移送司法,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等,都是政治局会议“其它事项”所决定,这一次会议是否涉及贾廷安,引人关注。

中国军队改革纲领出炉 设立新机构

“火箭军”前身“二炮”所展示的东风26中程导弹

中国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证实不久,解放军的又一新动向引人关注: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三个新机构日前成立,军队改革方案也正式公布。

此前颇受关注的中国军队改革方案揭开神秘面纱:12月31日,解放军新成立三个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北京成立,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成立大会上称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大决策”。

新机构成立之前不久,中国军方刚刚证实了正在建造其第二艘航空母舰的消息。中国的首艘航母“辽宁号”改装自一艘二手的前苏联航母。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海域与邻国的主权争议中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引起了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批评。

据悉,新成立的“火箭军”前身就是中国的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简称“二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周五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火箭军称作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还强调,火箭军成立之后,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战略没有改变。

去年11月,北京宣布计划对军队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加强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控制。在此之前习近平曾经表示要裁军30万,将军队规模缩减到200万,建立更高效更具战斗力的部队。

据法新社援引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在周五也公布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文件。“新华网”报道称,本轮改革的重点是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此外改革军队规模结构,精简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优化军种比例,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军事法治等也是重要改革领域。

英情报首长:手机用户应多关注身边情况

手机使用者

英国前任国家安全国务大臣、联合军情委员会主任内维尔·琼斯女男爵(Baroness Neville-Jones)在新年伊始警示公众说,在随时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今天,她对很多人继续在拥挤的公众场合低头玩弄手机,对周边所发生一切毫不留意的现象感到“震惊”。

内维尔·琼斯女男爵是在新年首次接受BBC广播四台新闻时事栏旗舰节目“今日”采访时候向公众发出上述警告的。

她指出,由于得到十分可信的情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多国政府都在新年期间加强了对重要公众场合的安全保卫工作,德国慕尼黑甚至紧急关闭两个车站。

她说,在政府和安全部门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同时,公众也应该在不恐慌的前提下保持足够的“警觉”; 而从她和安全部门对情况的观察与了解来看,公众如今的警觉有不足之嫌。

提高警惕

“我认为提高警惕非常重要,”她说。“我在街头到处看到的是眼睛紧盯着手机,耳朵塞着耳机听音乐,对周边事务全然不理会的人。”

内维尔·琼斯女男爵补充说,面对随时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现实,尽管人们不应该草木皆兵、过度紧张,但是公众也多少应该为自己的安全担负一点责任。

她在访谈中例举德国慕尼黑新年夜根据最后一刻来自法国的情报,临时决定关闭两个车站的事件,以便说明形势的严峻。

警民配合

在谈到德国和比利时最近接连紧急封锁车站和戒严的事件时,内维尔·琼斯女男爵认为英国近期内的恐怖威胁不会严重到上述程度。

她说:“反恐既需情报机关努力,也需来自巡警和民众的街头巷尾大小信息支援。只有这两方面默契合作,才可从最大程度上防止恐袭发生。”

她认为欧洲大陆国家在上述情报机关与街头信息合作方面还有一些可以向英国借鉴经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