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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他试图肃清共产党，肃清中国社会的妥协和“资本主义”倾向。那场 运动带来了大范围的暴力，其中一些由“红卫兵”牵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他们建立了武装组织。在重庆发生了一些格外激烈的战斗，那里有如今中国仅 存的成规模的红卫兵墓地，最近还在接受着当地居民的凭吊。

作家徐军(Xujun Eberlein)在重庆长大，现居波士顿，她是关于文革的英文短篇小说集《即将到来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的作者。在采访中，正在撰写回忆录的徐军回忆了那段时间对她和家人的影响。

问：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文革的到来对你的家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我的母亲出生于长江边上的忠县，家里是贫穷的农民。我的父亲是重庆人，是一个孤儿。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重庆期间，他们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父亲是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我快要读完小学四年级。我目 睹了母亲被她的学生们戴上尖帽子游行，我的父亲也被他的同事“批斗”。一开始，他们和自己大多数的好朋友一样，不明白文革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被动乱的时代裹挟向前。

我的姐姐当时上中学，在“八一五”派系斗争中，她成了一名红卫兵。1968年7月，她在纪念毛泽东1966年畅游长江的活动中溺水身亡。文革快结束时，母亲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而我的父亲很晚才出现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非常贫穷，他的一切都是地下党给他的，曾经更加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但是，父亲到晚年也感到幻灭。我这一代人，生活在文革的末尾，当时中国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一片荒漠。

问：那么你的父母如何对待失女之痛？你的家人现在还悼念你的姐姐吗？

答：我觉得几句平淡的话无法形容当时的悲痛。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就是文革。我想说的一点是，我的回忆录不会成为受害者文学。我们当时都是参与者，不论你承认与否。

问：你有没有参观过重庆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园？

答：去过很多次。1968年姐姐去世后，她的同学说，他们会把她的遗体放入红卫兵墓园，但是他们 后来没有这样做。我在读姐姐的日记时发现，她和她的同学把红卫兵领袖艾淑全埋在沙坪坝公园墓地，所以2002年我去找艾淑全的坟。没想到竟然能找到。那是 清明节过后的几天，到处都是凋谢的花束，但是艾淑全的坟上没有花。姐姐在日记中写道，艾淑全来自天津，所以或许他在重庆没有亲人。我发现他的墓上长满了杂 草，当时很想哭。

问：重庆为在文革期间去世的人修的公墓好像曾经还有几座。那些公墓后来怎么样了？

答：我还记得朝天门码头那里有一个墓园，就在港务局办公楼前面的花园里。我记得坟堆上插着花圈，上面是白色的纸花。后来有一天，可能是一两年后，坟堆被夷平，那里重新又成了花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当时所有的公墓都是为“八一五派”的成员修的，因为八一五派是当权的一派。和八一五派对立的“反到底派”的成员死后没有墓园。

问：重庆在文革期间的暴力冲突为何这么严重？

答：那里有很多生产武器的工厂，这肯定是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或许是地方特征。在古代，重庆属于巴国。古书上说巴人“好勇”，“尚武”。

但外部历史专家往往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畅销小说《红岩》是以重庆为背景的。我相信在大陆，这部小说无人不知。以40年代重庆为背景的《红岩》颂扬了地下党员在据说是由美国和国民党合办的“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革命英雄主义”一直是毛泽东治下中国的官方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在60年代，《红岩》的影响力比任何教科书都大。如果那些年轻男女拼死斗争是因为渴望成为小说里那样的英雄，我一点都不吃惊。

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1959至1962年间的大饥荒遗留下来的影响。那时候，重庆还属于四川。四川饿死的人是 最多的，据估计占全省总人口的七分之一。文革期间的很多愤怒都源自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随着红卫兵找出了未公开的党内文件，并把它们写在大字报和传单上， 大饥荒的原因突然变得清楚了。

因为没有学上，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大街上看这些东西。有一次，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传单，红色标题“特大喜讯！”几 个字加粗了。传单上说医疗专家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毛主席会活到130到140岁。几分钟后，这张传单被愤怒的评论覆盖了：“特大废话！恶意攻击！毛主 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但也有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他们发现，我们便无从得知。我还记得父母得知应为那场饥荒负责的是政府——具体说，在四川就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时，他们多么震惊。我们是在文革期间知道这个真相的，但之后出生和长大的人依然不知道这件事。

问：对文革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作家网站上做过一个小调查，问人们对中国红卫兵的看法。所有答案基本上是 “很像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另一个极端是，我看到刚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年轻人，有高中生也有本科生，他们完全拒绝相信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疯狂的事情。他们常见的理由 是，“如果是真的，我父母就告诉我了。”

问：即便已经过去50年了，文革这个话题为什么还这么敏感？

答：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因为那段记忆会让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让施害者 觉得羞愧。让人们对文革的感情更加复杂的是，很多人轮流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父母不会向孩子讲述那个时期的经历。这个原因，连同教科 书对这段历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无知。这也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后代并未吸取教训，将来这种灾难可能会重演。

两年前，这种集体沉默被短暂地打破过。当时，相当多当过红卫兵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在狂热的青少年时期的所 作所为道歉。看上去，就像是我2008年通过“即将到来的道歉”这个书名所作的预测终于成真了一样。但很快，这个愿望就破灭了。道歉的声音很快便消失了， 就像一缕青烟，外界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

在香港银行大楼的背景下，有一排排的兑换外币的店铺，进行着快速和匿名的一些交易。

这个景象的背后，是数额更大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转移。内地的财富经过香港或海外的外汇交易商外流。去年，有大约一万亿美元资金从中国外流，令外汇储备缩水。

这一变化可能会动摇中国的整体经济。

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泄露出来的文件，让我们了解到中国领导人的家人如何把钱转到海外。

至少7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与这家巴拿马公司所设立的离岸公司有牵连，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另两名领导人。

这项丑闻涉及的中国现任及前任领导人家族成员：

现任领导人：

• 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姐夫邓家贵是两家离岸公司的董事及股东。
•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儿媳妇贾丽青是一家离岸公司的董事和股东。
• 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女婿李圣泼是3家离岸公司的股东。

前任领导人：

• 李鹏（国务院总理：1987年至1998年）——女儿李小琳是一家离岸公司的董事和股东。
• 贾庆林（中国政协主席：2002年至2012年）——外孙女李紫丹拥有一家离岸公司。
•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2002年至2007年）——胞弟曾庆淮是一家离岸公司的董事。
• 胡耀邦（党总书记：1982年至1987年）——三儿子胡德华是一家离岸公司的董事和股东。

这些名字此前在与离岸银行相关的报道中出现。但是，新文件泄露的时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比较棘手。

拥有离岸公司在中国并不违法，但这些隐秘金融机构的存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家庭提出了各种疑问。

根据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应该“廉洁”，不能从以权谋私，他们的家属也不能从与高层的关系中获利。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评论员林和立说，习近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道德和廉洁上纯粹的人”。

他说，在海外帐户上存放着大量的资金“明显与习近平的要求和共产党的传统相悖”。

“至于高官子女是否非法取得财富，这很难说，毕竟中国司法体系太隐晦。”

资本逃逸

巴拿马文件透露了更多的关于中国权贵阶层海外资金状况。大批的电子邮件显示，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公司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在没有做背景调查的情况下，长期帮助一些有政治关系的客户成为离岸公司的股东。

比如，莫萨克·冯赛卡帮助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上设立了三家离岸公司。

但是，莫萨克·冯赛卡在2004年和2009年帮助邓家贵购买公司的时候，并没有调查邓与中共高层的关联。

尚不清楚这三家公司是被用来做什么的，尽管其中一家已解散，另两家在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成为休眠公司。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他在党内展开了密集的反腐运动，仅2015年，就有超过30万官员因违反反腐条例被惩处。

在莫萨克·冯赛卡发生的事情也在别的地方被复制。富有的中国人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将资金挪到海外，以便保护他们的财产。

在香港的独立中国分析员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说：“把钱放在中国通常有两点担心。第一，中国经济放缓；第二，中国领导层试图清理腐败，有些人担心钱放在中国不安全，因此要把资金挪到海外。”

香港成为中国封堵资金外流的焦点。上月，中国反贪官员表示，外流的资金大多途经香港，并表示要阻止这一势头，尽管这可能很难做到。

“出现恐慌”

尽管中国的银行加强管控，去年大约有6.5亿美元的资金离开中国。中国公民每年只能五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超过这个限额的资金转移就是违法。有些人利用复杂的转帐来将资金转移出境。

一名非法外汇交易员告诉我们，他是如何通过在中国、香港、越南和菲律宾的大批“僵尸”账户将资金秘密转到海外。

他利用那些已去世的人的名下账户，来确保无法追查到他自己。

他笑着说：“我将客户的钱存到某个国家的某个账户，然后兑换后将钱存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帐户。”

但是，他不再接受那些试图把人民币从中国转移到海外的生意了。

他皱着眉头说：“我已经有了太多的人民币。”

如果中国对他这样的人采取打压，更严格地执法会怎么样呢？

他说：“恐慌，那就会有恐慌。”

钱骡

资本流动的背后是焦虑。

林和立说：“人们对金融和经济决策团队的能力没有信心。如果他们有一、两百万美元，不在海外存放一半的资金那就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对党的未来没有什么信心。”

那些无法得到大牌外汇交易员服务的人，就依靠“钱骡”来帮助他们把钱弄到海外。我们见到了一名钱骡，他告诉我们他业务繁忙，帮助焦虑的客户把钱挪到海外。

“如果我的客户想移民，或者在境外投资，他们就需要我的帮助。”

“有时我把现金绑在身上，或者装进一个小袋子里。海关人员经常针对行李很多的人、或看上去紧张的人来检查，所以我就尽量保持镇静。”

中国最富裕的人把钱转移到海外有何影响呢？

钱一旦离开的中国，就必须有一个去向。

大量资金外流推高了全球的房价。根据从事华人海外购房生意的居外海外房产网（juwai.com）介绍，中国买家去年花费520亿美元购买境外房产。

在香港，来自内地的中国人挥重金购买高端房产。这在其它地方也是如此——中国最富裕的人在各地存放和消费他们资金，也许包括最高层的人。

他们试图保护自己，但这让中国变得更脆弱。

把世界上的有钱人和有权人与一家兜售空壳公司和境外银行账户的神秘巴拿马律师事务联系起来的好几百万份私人金融文件的泄漏，开始于一年多前德国一家报纸收到的一位匿名举报者发来的令人困惑的信息。

“你好，我是张三，”该消息人士发给《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信息写道。“对数据感兴趣吗？”《南德意志报》的总部在慕尼黑，该报曾对逃税和洗钱的丑闻做过调查报道。

“我们非常感兴趣，”调查过几起金融丑闻的老手巴斯蒂安·奥伯梅尔(Bastian Obermayer)答道。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该消息人士源源不断地向《南德意志报》的记者发来了从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器上盗取的电子邮件、信件扫描、照片，以及客户数据，几十年来，这家位于巴拿马城的律所因涉嫌与洗钱有关多次被调查。这 个宝库最终加起来共有1150万份文件，相当于2.6太字节(terabytes)的数据。

德国记者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核实文件的真实性，并试图解开其中秘密交易的复杂网络。“我们都着迷了，”奥伯梅 尔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奥伯迈尔(Frederik Obermaier)在回答本报提问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经常在荒唐的时间，比如凌晨2点或4点，把最新的调查发现用短信发给对方。”

但是，首批文件中包含的数据量很快就让这家德国报纸的五人调查小组感到不堪重负。该报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 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寻求帮助，这个组织此前曾协调过几个金融数据曝光的全球项目。

几周之内，ICIJ就集结了一支约400名记者的队伍，他们来自80个国家的100多家新闻机构，包括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和BBC、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瑞士的《周日报》(Sonntagszeitung)，以及意大利新闻周刊《快讯》(L’Espresso)。他们中有不少人此前与国际调 查记者同盟有过合作，参加过避税天堂的调查，包括2015年的“瑞士解密”(Swiss Leaks)项目、以及2014年的“卢森堡解密”(Lux Leaks)系列。

ICIJ没有与《纽约时报》接洽让之参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我们自行做过这方面的报道，并继续跟踪这个题材，”时报副执行主编马特·珀迪(Matt Purdy)说。他补充说，这次泄露的文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有关工作值得赞扬。

这些媒体伙伴对《南德意志报》记者分批收到的海量数据进行了分析，每批数据都转存到ICIJ的一个安全服务器上。该项目代号普罗米修斯，取自希腊神话中从神山偷来火种的提坦。

《卫报》的卢克·哈丁(Luke Harding)曾担任报社驻莫斯科的记者，也是几次国际合作的老手，参加过包括2010年的“维基解密”(WikiLeaks)和2013年爱德华·斯 诺登(Edward Snowden)泄漏的文件的调查报道，哈丁说，源源不断的新材料意味着记者们经常相互依赖，才能有助于他们随时得到新的细节。

与过去的项目不同，以前泄露的数据是几百份、最多几千份文件的“小心地一次性泄漏”，哈丁说，而这次“是实时的”，他的小组主要关注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有关系的个人的交易。“我们正在不断地获得新数据。”

这么多的人在同一个数据库中进行搜索，需要这些媒体伙伴们在早期就对合作以及如何分工的共同战略达成一致，还需 要各方承诺，在每家媒体都做好发表的准备之前，推迟消息的发布。合作各方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其中有些的参加人数上百。第一次会议是去年6月在华盛顿 从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租的一个房间里举行的，之后的会议分别在慕尼黑、伦敦，以及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举行。

“总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如果世界上发生了某个事情，事情所在国的记者会非常兴奋，他们想马上发消息，”ICIJ主任杰拉德·赖尔(Gerard Ryle)说。

ICIJ的十几名员工，加上自由职业者，全时投入了这个项目，他们制造了供合作伙伴使用的工具，同时也为 ICIJ自己有关泄露的十几篇报道作准备。赖尔和他的副手玛丽娜·沃克·格瓦拉(Marina Walker Guevara)与一个越来越大的团队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沟通。

“这不是那种泄露文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故事的故事，”赖尔说。“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需要做文件之外的工作。文件为你提供了一个窗口，但你必须出去寻找更多的东西。”

ICIJ有许多功能强大的研究工具，是该机构为此前的泄密调查所研发。其中包括一个安全的Facebook式论坛，记者们可以在上面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名为“黑光”(Blacklight)的数据库搜索程序，可以让这些团队搜寻有关特定名字、国家或来源的资料。

尽管原始文件是用25种语言写就，论坛上的交流大多还是使用英语，记者们会积极地与相关专业团队分享有趣的花絮。每个新闻机构都要采取各自的预防措施，限制其他人使用被用来和ICIJ的服务器相连的安全电脑，确保它们不会与新闻编辑室的常规网络相连而被其他人访问。

一旦在数据库中发现了特定的名字，记者们就进一步深挖，寻找能将这些个人与空壳公司、银行账户或一个不断扩大的 人际网络联系起来的任何线索。哈丁协同一个记者团队在《卫报》的安全屋工作，发现了一个围绕一家离岸公司建立的网络，涉及超过100项复杂的国际交易，该 公司与名为谢尔盖·罗尔杜金(Sergei Roldugin)的音乐家有关联，而后者是普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知道这事和普京的朋友有关联，”哈丁说。“我们知道有资金在从俄罗斯国有银行流向海外”，然后通过这个离岸公司“又回到俄罗斯”。

他表示，去年末这些团队终于把这家公司和另一家离岸公司关联起来，后者拥有一座靠近圣彼得堡的高端滑雪度假村， 那是普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进一步的调查最终显示，这个度假村正是普京在2013年为女儿叶卡捷琳娜(Yekaterina)举行秘密婚礼的地方，有关 婚礼的消息直到去年才浮出水面。

“在巴拿马文件中，没有哪个瑞士银行的账户”可以提供明确的资金走向，哈丁说。“但在俄罗斯，你女儿结婚的地点很能说明哪些地方是你所看重的。”

利用从莫萨克-冯塞卡泄露的文件，其他新闻机构曝光了其他一些人物在在离岸银行设立的账户，其中包括法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治人物，以及几位电影和体育明星。

截止周二，已经出现第一位因这项泄密调查而倒台的高层政治人物。在被爆出他和妻子是那家巴拿马律所的客户以后，冰岛总理西格门迪尔·戴维·贡劳格松(Sigmundur David Gunnlaugsson)宣布辞职。

“不少积聚大量财富的权贵人物这时候肯定陷入了恐慌，”哈丁说。“他们正在意识到，自己在离岸银行的隐秘操作实际上并不安全，邮箱也并不是什么私密媒介。”

“我想我们正在进入调查性报道一个新的黄金年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