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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了做一笔生意，就从行驶的火车跳下，这是需要胆量的。而对于这些服装商贩们来说，跳火车却是家常便饭。在这 辆横穿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从乌兰巴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我亲眼看见他们在火车哐当哐当驶进一个不停站时从最前面的车厢跳下，胳 膊上还拐着大包小包中国产的廉价牛仔裤和上衣，与在车站等候的俄罗斯买家迅速成交；然后在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时，再跳上最后一节车厢。

商贩们是蒙古人，但他们掌握的俄语和中文足够与双方讨价还价，甚至打情骂俏。过了跳车那一站，其中一个商贩走进 了餐车，与一名身材丰满的俄罗斯女服务员跳起了舞。虽然没有音乐，俄罗斯女郎一手夹着烟卷，另一只手握在蒙古商贩手中随着舞步旋转。“好漂亮！”他用俄语 说。然后，他们俩坐到我旁边，我们开始用我们特定的语言交流：她的俄语欢畅开怀，我只能听懂一星半点，蒙古商贩则是听得明明白白，说得磕磕绊绊；他们两人 靠歌曲和电影中学到的英语与我交流，我和他之间还可用我们的“洋泾浜”汉语进行交流。(那会儿是2006年；之后，我的汉语已经从洋泾浜发展到了像乌鸦一 般呱呱乱叫的程度）。 “英国绅士”，她笑呵呵地用英语说；“中国绅士”，她指着蒙古人说。他虽然没有更正这一说法，但用俄语加了一句“儒绅，对吧？”我听懂了“儒家”，因为它 是外来语。“中国人就是儒士，就像英国人是天主教徒。”

那天晚些时候，火车驶进一个车站短暂停靠，买卖双方的价格战可以更激烈地展开。俄罗斯商贩已经在站台上急不可 待，他们是些年轻男子和中年妇女。男的被称为“高普尼克”(gopniks)的年轻人——剃着光头，带着金戒指，身着尼龙套装，脸上写满了成长于1990 年代的艰辛——那是苏联解体后末日般的岁月（英国人会用“chavs”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而美国人则会用“white trash”）。蒙古人更喜欢与女商贩交易，这是有原因的。我看到两个“高普尼克”小伙儿与一个蒙古人大声争吵，就在火车要离站的时刻，其中一人猛地一下 把蒙古人推倒，另一个则一把抢过蒙古人的一捆带着塑料袋包装的衣服，然后飞快逃走，他们一看便是偷窃老手。蒙古人一跃而起，边喊边拔出刀子，挥过头顶向两 个飞奔的窃贼扔去。众人倒抽一口凉气；刀子当啷一声砸到站台，刀刃只打开了半截。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他赶紧抓起刀子，跳上火车，加入了满怀同情的伙伴们。 如果我是那俩窃贼，恐怕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再光顾这条路线。

中俄边境的贸易织出了一条横跨欧亚的道路，至今仍然影响着周边人民的生活。我在蒙古经常使用的司机“杰克” (Jack)在1990年代从莫斯科往中国运小轿车，然后用赚的钱买了一辆车跑出租。当时他是乘火车往西，回程走公路，夜里就裹着羊皮睡在他贩运的破汽车 里。在布达佩斯特，我那极其国际化的爷爷卢迪·费舍尔(Rudi Fischer)带我去了他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位于乔瑟法罗斯区(Jozsefvaros)的“四虎市场”。在东欧有好几个这样的大型市场，充斥着来自 中国的廉价商品以及聚集一起打牌、吃方便面的商家。这些商品都是经过俄罗斯运到东欧的。北京的建国门附近有一个俄国人聚集的区域，几乎每隔两栋楼，就有一 栋标着“KARGO”（货物）字样。

通过这条道路延伸出了许多友谊——有的是小心谨慎的，有的则是大张旗鼓，也有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这些友谊常 常会毁于暴力。这些暴力事件有时是零散的、局部的；但通常却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的产物。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似带有一种类似磁铁的特性，既相 吸又相斥。

有一次，这种摩擦差点引发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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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Ussuri River)，冰冻的江水两岸是两国军队的虎视眈眈。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在冰面上发生冲突，这一次很快就来了。中方挥动着钩子、战戟；俄方则像中世纪骑士一 样端着长矛前进，还有的站在一边举着狼牙棒，准备随时打击那些勇敢的或幸运冲过防线的中国兵。

那是1968年冬，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出现了：中方的56式半自动步枪对苏联的坦克和BM-21式火箭炮，还有几百英里外的发射井，里面装有灭绝性杀伤力弹头的导弹随时待发。不过苏联军队和人民解放军都有不开第一枪的军令，所以他们在克制中相互挑衅争斗。

莫斯科和北京的敌对上演为边境线上的冲突。中国士兵夏天会在江里游泳，或在冬天迅速穿过结冰的河面，挥着小红 书，喊着口号，指责苏联利用中国的虚弱偷占了中国领土；苏联士兵会把他们推进水里。当江面完全冻得结结实实，双方会出动几百名士兵手持中世纪兵器打架。俄 军中尉维塔利·布别宁(Vitaly Bubenin)在21世纪初的一次采访中声称，苏联士兵都是些“粗壮的西伯利亚人，有着铸造工人的巨大拳头，中国士兵根本不是对手，直到他们从中国北方 调来了增援部队”。

这样的打架有种游戏的元素。俄罗斯人回想起从前的“墙对墙”群架——两个村庄的男人站成两排对殴；他们手中的武 器只是为了让对方遭受皮肉之苦，而不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双方损伤最重的都是厚厚的棉衣。对于中国士兵，冲到对面就像是体育竞技；有时碰上好心境，他们还 会给对方烟卷和毛主席语录。

然而，1969年3月2日那天，情势突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方向珍宝岛上的苏联巡逻队开火，该岛是位于江中央的一块不毛之地（根据中方一贯的说法，是苏军首先开火，中方被迫自卫反击——编注）。布别宁慌不迭地带领他的人马施救，他的装甲车滑过冰面，企图从侧翼攻击用机关枪向他的士兵开火的中国军队。

俄方惊异地发现，他们的士兵多数都仅仅是受了伤，却又近距离被子弹或刺刀残忍地杀死。言辞和流血都在继续升级。 中方的广播说： “临时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亲爱的苏联同志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3月8号前要把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距离边境30英里的地区首府）送 给他的夫人！”“亲爱的苏联妇女们！浆洗被单吧，我们的人很快就要到了！”中方3月15日再次袭击珍宝岛后，苏联士兵牺牲人数升至59名，俄方开始火箭反 击。据苏联的估计，中方死亡200至300人。

双方紧张关系持续数月，期间时有交火。战争一触即发。9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访问北京，双方在机场举行会谈，以避免愤怒的红卫兵们向柯西金座驾投掷石块或引发更糟糕的局面。在华盛顿，美国人也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理 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开始想到外交突破的机会。

战争并没有发生。但对苏联的恐惧并没有消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最初的反应是苏联投放了原子弹。1980年代初，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入阿富汗，与美国人和穆斯林游击队员一起打击苏军——每个月都有飞机满载年轻的苏军士兵尸体秘密飞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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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正处于近70年来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媒体关于许多事件的报道——从乌克兰到叙利亚—— 都重复着俄国官方的口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短暂的模棱两可，以禁用“吞并”(annexation)一词告终；最后，该事件变成“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和 “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一体化”，完全与中国主张收复台湾或其他地方的野心相呼应。俄罗斯人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主题从军事到媒体，不一而足；他们 参会的人数远远大于来自欧洲或美国的人数。俄罗斯的对抗西方，收复领土，还有普京的种种阳刚姿态都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幻想的演绎。中国现存的对美国影响的偏 执猜疑，正在俄罗斯的阴谋论作用下日益加剧。

苏联的解体在中国的领导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两国小心翼翼地逐渐修复了自斯大林死后所产生的裂痕，它将共产主 义阵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一分两半，而苏联的解体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在中国人眼里，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屈辱——丧失领土，经济深陷困境，正像中国 早年在外国列强手下遭受的“百年屈辱”。在中国人看来，普京的民族主义气势，以及俄罗斯靠能源带来的经济复苏都是言之成理的事情，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已的理 想抱负。幸运的是俄罗斯的雄心谋略面向西部，对付格鲁吉亚、乌克兰那些独立派，而不是面向西伯利亚的延伸和收复中亚。中国便悄声地放弃了对北方的领土主张 而大张旗鼓地在俄国没有利益的南中国海造势。

在国家层面，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似乎是中俄友谊最好的粘合剂。莫斯科和北京在许多方面都相互支持，比如对网络“主权”的主张，对严厉的“反恐”安保措施的需求，对西方历数不尽的不公正的指责。两国刚刚公布了一个共享的媒体平台，至于这一平台会像《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那样信口开河地致力于阴谋论与诽谤，还是更像中国官媒令人麻木的单调乏味，我们拭目以待。

与他们的领导人相比，俄罗斯民众的态度更暧昧不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可谓根深蒂固，尽管这一敌意主要针对的是 中亚的人；对于“黄祸”的恐惧和人口超限的担心仍然渗透俄罗斯的大众媒体。但是中国的强大和金钱又对俄罗斯有足够的诱惑，使其愿意成为中国的盟友，尤其是 当莫斯科自己毁掉了刚与西方建起的纤弱纽带。最重要的是中国帮助俄罗斯实现了想在国际舞台上做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野心，不再是冷战时期被轻蔑地称为“拥 有核武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n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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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多年前的1689年，中俄两个帝国就是作为平等的对手在尼布楚(Nerchinsk)要塞初次相交。 当时双方已经在黑龙江流域(Amur)交战数年，时战时停。满清视黑龙江流域为自己的家园，俄罗斯则视其为注定要征服东方的漫长征程的下一步。满清对汉人 的统治巩固之后便开始调集军队对抗俄国的入侵，烧掉他们的堡垒，赶走他们的商人和殖民者。尼布楚和谈是由夹在双方之间的蒙古统治者精心策划的。合约承认双 方的平等及各自的权利与领土主张，确定了边界及其长度。

双方都在试图扩大自己的疆界。清朝想为自己建立一圈威慑于大清统治的附属国和部落，俄罗斯则想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疆。他们已经征服了西伯利亚，扩展到太平洋；现在又觊觎南面的可汗统治地和中亚的酋长国。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尽管他们国内却与这一文明传统相距甚远。满清把自己视作天定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卫道者，但与此同时，他们是可汗，是骑马打猎的能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佛教正统的护卫者。

俄罗斯是拜占庭和罗马文明的后裔。莫斯科也是一座七丘之城，是继罗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个罗马，他们的 统治者的头衔都是出自凯撒之名。沙皇，也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喜欢称自己为全俄皇帝[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力图把全俄罗斯变成一个欧洲强国，他剃掉了自已的波雅尔（boyars，沙俄一贵族阶层的成员——编注）式胡子，责罚贵族们的蒙古习 俗。然而，东方的吸引力恰恰又将沙皇要求他们摒弃的传统传递给他们。他们对异族的征服既是恢复他们原有的传统，又是传播文明，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带给东方 每况愈下的民众。

中俄两国都具有帝国语境，但他们却没有共同的语言。尼布楚会谈是蒙古人安排的；谈判则是通过驻清廷的耶稣会士和 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他们与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代表用拉丁语交流，谈判甚是融洽。最后在额尔古纳(Argun)河口立碑刻字，用俄语、蒙语、满语、 汉语和拉丁语记载了谈判结果；标明双方权限的边界石碑，在俄罗斯一面刻有东正教的十字架，大清国一面刻着满语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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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中俄两国在恰克图（Kyakhta，今位于蒙俄边界）签订的条约才明确规定了两国贸易范围。俄罗斯商 队可以每三年来北京一次，这是比对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优惠的条件。拥有几百人口的俄国要塞城镇恰克图是条约规定的两个边境贸易点之一；另一贸易地点，位于 遥远东北角的祖鲁海图(Tsuruhai Tui)，则从未繁荣起来。

恰克图则生意兴隆。在中国，恰克图被称为“买卖城”，这是中国对商贸区的惯常称呼。在蒙古首都库伦（Urga， 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的城边也有一个买卖城，这是北京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上的另一个商站。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贸易增长了64倍，俄国以皮货交换中 国茶叶。福建人为欧洲的自命不凡者运去上好的茶叶，买回海獭皮和欧洲纺织品回国销售。对于味觉不那么挑剔的人们，贸易则用茶砖来交换。因为银子稀有，人们 担心丢失，所以茶砖在当时被用作货币。俄罗斯直到1854年才解除货币交换的禁令。

恰克图既有边城的肮脏贫困，又有富商大贾的石头大宅的富丽堂皇，二者的丑陋结合构成了恰克图特有的城市风貌。一 条土路将恰克图分成两个镇；穿梭于两镇之间的商人们穿过挂着俄罗斯帝国双头鹰国徽的大门走进俄罗斯教堂的阴影——这里并非夸张——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是俄罗斯帝国第二富有的教堂，其纯银制的大门重达2000镑（毫不奇怪，银门后来被革命者掠走）。

尽管俄国人和中国人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区域，恰克图的两个社区却是重重交织的。他们互相在对方区域设立办事处，他 们共同灭火或一起抓小偷。有时候，他们之间会通婚，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还有些中国人越过边界到东正教教堂敬拜上帝。他们或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恰卡 洋泾浜(Kiatkha Pidgin)；或者学习了对方的语言；或者请布里亚特人（Buryats，居住在俄罗斯东南部的蒙古人——编注）或蒙古人做翻译。

并非所有的贸易都经过了恰克图的双头鹰大门。边境很长，又缺乏有效的巡逻，所以漏洞很多。哥萨克人 (Cossacks)、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都能带着自己的小商队任意穿越边界，根据需要与俄罗斯或汉人的商业网挂上钩。然而恰克图的好光景并不长。到19 世纪60年代，随着航运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以及印度茶叶质量不断提高，已经使得茶叶之路几近荒废。贸易开始向南发展，恰克图的金库日益缩小。对于两 个大国，他们各自都有更紧要的国事对付，一个城市的衰败便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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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条约原本是为了限制帝国扩张，保障两国人民之间的文明礼遇。但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和太平天国 （1850-1864）黑洞一般对清朝的吞食，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国力；莫斯科权衡了两国的势力，觉得中国已不是对手。1858至1860年间，俄罗斯通过 外交上的威胁及军队部署，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条约，将尼布楚条约规定的属于中方的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拱手交给了俄罗斯。

对俄国和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愤慨以及有关基督教会暴行的传言引发了下一轮杀戮。1900年，方志海（Fang Zhihai，音）48岁。他小时候在北京的俄国教会受洗，一生都是东正教教徒。俄罗斯教士的传教是1727年的条约明文规定的，虽然条约对传教活动有一 定的限制。早先的耶稣会教士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而著称，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们大多也如此。方横跨两个世界——他同时身兼志海和因诺肯季 (Innokenty)两个身份；他既是老师，又是歌手，也即将被任命为教会执事。东正教牧师可以结婚，方的妻子也是皈依东正教的教徒，人称叶莲娜 (Elena)。他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十几岁，两个女儿则更小。

因诺肯季被义和团用乱石打死在教会的水井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连同十几个其他教徒， 被活活烧死在东正教牧师家里；一个儿子在北京的街头被杀。另一个儿子幸存，得以讲述他们的殉难故事。因诺肯季、叶莲娜和他们的孩子被东正教列为中国殉难圣徒，这份名单共220人。“你们以基督教的纯洁使虚假的儒家虔诚蒙羞，将魔鬼激发的佛教践踏脚下，你们用自己的鲜血洗刷了中国大地的罪孽”，俄语的祷词如是说。

那年夏天，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中国旧称海兰泡——编注）的5000多名 中国居民被俄国军队和俄罗斯民众从家里拖出。据我所知，遇害的5000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除了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Irkutsk State University)的维克托·佳特洛夫(Victor Dyatlov) 教授曾经撰文追述了这一悲剧。

像恰克图一样，布拉戈维申斯克也是个繁荣的贸易城，有大约5万俄罗斯居民和1万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多是做仆人的。一个亲历过这一事件的俄国人写道：“他们往往刻苦学习俄语——常常捧着俄语书或练习册学到深夜；这一学习热情成果显著而迅速。然而我们的没有太多文化的俄罗斯同胞们从来就没有太喜欢中国人。普通百姓只把他们看作一帮拒绝与俄罗斯人打成一片的外国人……也把他们视为不受欢迎的竞争者。”

义和团士兵们炮轰了边境上的俄罗斯一边，炸沉了船只。俄罗斯居民开始怀疑城内的中国人是第五纵队，无能的俄罗斯 督军面对日益增长的对中国人的疑惧束手无策。曾经无比相信他们的中国仆人的家庭，现在开始疑虑他们的茶里是否被投毒，门户是否在夜间被偷偷打开。中国人在 大街上就会遭到暴民袭击，暴徒们把因为暴力事件而损失的贸易所导致的失业，归罪于这些中国人。

7月3日，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杀气，一场屠杀似乎迫在眉睫。当地政府只是发出了苍白无力的命令，让大家不要伤害或侮辱中国人，然后却收到痛恨亚洲人的俄罗斯军政大臣亚历山大·库罗帕特金(Alexander Kuropatkin)的电报，敦促“全面击败”中国人，下令“驱逐”所有中国人。有些人已经逃离；然而还有几千人因为相信当局的保证而留下。

他们被驱赶到两国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掉队的人被挥舞斧头的民兵砍杀，或被马背上的哥萨克人践踏。夏日正是江水汹涌的季节，他们被赶进河里。目睹先下水的人被淹死后，后面的人拒绝下水，于是俄国人开始枪击。最后的一批人是用刺刀逼下水的。这并非唯一的一场屠杀。“关于杀中国人一事……大可不必每次都申请许可……一旦收到杀中国人的命令，你就二话别说，只管杀，”地区总督写道。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恐惧仍在蔓延。历史学家维拉德·桑德兰(Willard Sunderland)指出，曾经把中国劳力看作解决建筑业劳工短缺方便之举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对“黄劳力”(yellow labor)疑神疑鬼。从1907年到1913年，俄国颁布了类似于美国1880年代关于种族歧视的严厉法律，以“保护该地区免遭黄种人的大量涌入”。俄 方地区总督，N. L. 贡达狄(N. L. Gondatti)说，“我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荒芜，也不想在这些土地上看到黄种人。”国家项目一律禁止外国劳力，区域划分法将亚洲人驱赶到“唐人街”和“韩国城”。相互疑惧笼罩着那些曾经受益于文化交流而繁荣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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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斯大林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才变得好起来。西伯利亚的中国人在沙皇统治的后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而1920至1930年代他们则是极少的几个没有受苦的少数族裔——至少没有比俄罗斯人更受苦。尽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态度暧昧，个中原因超出了意识形态，但那些由于战争或革命被困在边境的中国人从未成为苏联政策打击的对象。而且苏联汉学家还为中国人设计了拉丁化新文字(Latinxua Sin Wenz)，首次将汉字拉丁化。海参崴的韩国人的遭遇却恰恰相反，他们被视为潜在的日本特务，被粗暴地驱逐到冰天雪地的中亚荒原。

边境的另一边则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涌入了一大批反对布尔什维克(Bolshevik) 的俄罗斯白人难民，给中国的俄罗斯社区带来了新气象。哈尔滨到处都是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贵族、商人；昔日的俄罗斯公主沦为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变成了上海的 老生常谈。哈尔滨的百货公司摆满了俄罗斯商品；街道上教堂、茶室林立；流亡者的女儿们在江边野餐、在社交舞会上正式亮相。

难民中的犹太人很多，犹太社区1903年时只有500人；1920年代，俄国革命后大量涌入的难民让犹太社区人 口迅速增加到一万多人，还有两个犹太教堂。中国人对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大惑不解，他们没有向欧洲那样限制犹太难民。20年之后，上 海成为成千上万的犹太幸存者的又一个避难所。但是俄罗斯对犹太人的仇恨也蔓延到蒙古；疯狂的神秘主义者、白人将军罗曼·恩琴(Roman Ungern-Sternberg)1921年在蒙古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哈尔滨的许多白俄报纸和犹太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暴行。

哈尔滨的犹太人与他们的中国邻居相处得比其他俄罗斯人好，俄罗斯人则对中国人的鄙视往往臭名昭著。他们宁肯在日本人身上下赌注——日本居然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足显它的伟大；1932年哈尔滨的俄国居民曾在街上夹道欢迎入侵的关东军；他们幻想着天津的军官学校（日本人所建）训练出的俄罗斯青年将会在日本人“解放”俄罗斯后成为政府官员。1946年，他们同样热烈欢迎了苏联军队的到来——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父母、祖父母被运回莫斯科枪决。大部分俄罗斯人在1950年代初期陆陆续续离开，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表示哈尔滨不是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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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媒体对俄罗斯和普京大肆赞扬；而俄罗斯媒体因为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受制于官方，偶尔也会投桃报李。但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媒体宣传面对好莱坞和哈佛都作用甚微。中国人不收看俄罗斯电视，不观赏俄罗斯电影，不唱俄罗斯歌曲，更不想去俄罗斯上大学。

我认识两个俄语流利的中国人，被省级的交换项目派往莫斯科学习；两人回来后都对俄罗斯痛恨不已——在那里天天都 能遭遇种族歧视，同时他们又对派往西方国家的同学羡慕嫉妒恨。尽管几十万人穿梭于两个国家，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与影响微乎其微。仅在加拿大温哥华居住的华 人就是全俄罗斯华人的12倍。在中国的社交网站搜索“美国”，结果比搜索“俄罗斯”高出55倍。

俄罗斯仍然担心中国想要西伯利亚。但在中国没有什么要人想去冰冷的雪域边疆生活。劳动力都很难找，所以招聘单位 常常诉诸欺骗手段，空口保证高额工资却从不兑现；甚至把他们像奴隶一样关到偏远的农场或村庄，谁要企图逃跑就威胁他们的家人。纵观历史，边疆往往是留给了 那些无钱无势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