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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随着世界在期望中国担保自己能够掌控经济增长的放缓及动荡的股市，习近平已开始推出一个听起来不像马克思和毛泽东、更像里根和撒切尔的补救措施。

习近平把他的下一个大的经济方案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附和保守派西方领导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倡的减税及放松管制的秘诀的意思。

新口号预计将在中国立法机构周六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上享受显著的地位，它代表着为习近平改革中国经济的一波三折的计划增添活力的努力。但习近平仍面临着对他是否有决心彻底重组经济的普遍怀疑，那将需要削减臃肿的国有企业，伴随而来的是减少数百万人的就业机会。

“人们对撒切尔和里根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贾康说，他是新政策最突出的倡导者。“他们的精神是勇敢地接受挑战，勇于创新，这当然是值得中国人仿效的。”

习近平指的供给侧，正如里根经济学那样，将包括降低赋税、减少政府施加给投资者的负担。然而，其主要目标似乎是关闭或逐步减少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的煤炭、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矿山和工厂，严格控制导致产能过剩的信贷和补贴。

一些经济学家说，供给侧改革的说法至少是向那些痛苦的措施迈出的一步，这些措施可能会引导经济健康增长。

“这是一个旨在重振改革进程的重要新方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通过电子邮件说。“政策制定者们已多次失误，总体来看，市场化改革的成就少得可怜。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拿出一些别的办法。”

习近平已对中国军队进行了重组，还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但在经济方面，他尚未能取得类似的突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在这方面的失败已经削弱了企业对未来增长的信心。

周三，信用评估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把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从稳定降到负面，理由是“当局推行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怀疑者认为，经济转型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的经济目标已经多次与他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他们说，虽然习 近平在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但他一直不愿意约束国家的影响范围，尤其是限制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资源和客户上享有的特权，这些特 权往往具有垄断性。

一些经济学家说，习近平的供给侧方案也许会只对之前糊里糊涂的改革作表面上的改进，虽然承诺让市场自由化，但还是加大了国家的控制，方案比所需要的东西还差得很远。

“为了让政府更多地步入市场的轨道，就需要回避干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朱宁说。“但是，这正是他们一直没有做的事情。”

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愿意减弱自己的权力，以及冒着面临下岗工人反对的风险，不管其说法如何强硬。把国家支持的产业调整到真正附和市场的水平会意味着削减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这些削减有很大可能会受到面临裁员威胁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强烈抵制。而在这些工人和管理人员集中的省份，也会受到来自当地官员的强烈抵制。

2013年，习近平曾制定了一整套振兴经济的蓝图，包括发誓要改造国有部门、培育市场力量。但进展断断续续、极不均匀，反映出他不愿意放弃国家的控制，几位经济学家说。

这些混杂的信号已导致政府官员的瘫痪，他们对在保持稳定和增长的同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大作出削减很不确定。

“中央政府强调供给侧改革，”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说。“而在另一方面，它仍在鼓励地方政府投资。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困惑，因此他们不知道方向。”

既然经济警报已经拉响，习近平愿意走多远呢？在周六开幕的全国人大上，共产党领导层将阐述他们的经济计划，届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他们是否言行一致仍然有待观察，”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örg Wuttke)说。“如果不是，中国就会有很大麻烦。”

如果是，可能也会很有难度。

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如果进行裁员，那么未来两年里，钢铁、煤炭等行业可能会有逾300万人失业。本周一，政府表示将裁减180万名钢铁和煤炭员工，相当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不过没有具体说时间。

“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共产党主要党报《人民日报》1月发表了一篇整版文章，赞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皆大欢喜。”

但是，如果说经济放缓正在迫使习近平采取行动，那么它也提高了行动的成本。

从1997年开始的第一波国有企业倒闭潮中，逾3000万个就业岗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消失。但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增的就业机会消化了很多富余员工。

目前预测的就业岗位减少数量虽然较小，但可能更富争议，因为经济正在放缓。习近平对社会稳定和群众支持非常重视，就业岗位的减少可能会对其构成威胁，他不太可能冒险推动中国进入急剧下行的局面。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措施来保持经济增长，导致了债务增加。中国供给侧学派表示，盲目扩张已达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

例如，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份新的产能过剩报告称，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与真实的市场需求脱节”，是位居第二到第五的四大钢铁生产国——日本、印度、美国和俄罗斯——总产量的两倍以上。

除了纠正这种问题，供给侧改革包括哪些具体政策仍然存在争论。官员和经济学家呼吁给私营企业减税，让私人投资者在国有企业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又不搞全面私有化。

但是这个概念也很笼统，一些人也在它的基础上，主张为摇摇欲坠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出口支持、政府资金和扶持政策。

但是，对获得国家补贴的低效率行业进行抑制，则基本上获得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支持。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说，再拖下去只会扼制增长、恶化问题、伤害工人。

“如果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迹象，今年可能会是特别危险的一年，”他说。“如果不改革，就会有大问题。”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仅仅是一个口号。

香港——即使你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哭泣流泪也没有关系。

这是几家中共媒体和国有媒体本周三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报道里传达的消息。该报道讲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次落泪的情形。

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习近平描述成一个爱哭的人。自1960年代以来，习近平落泪的记载只有四次，赶不上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要把他描述成一个对家人、朋友、普通人和模范官员很有感情的人。

此举似乎是以人性化的方式刻画习近平，从而围绕他建立个人崇拜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已经超出了近些年来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受到的歌颂。国有媒体、党管媒体，以及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都发布了关于“习大大”日常生活的漫画、歌曲和照片。习大大是习近平的一个昵称，“大大”的意思是爸爸或伯父。

最近一首新歌称，女人要嫁就该嫁习近平这样的男人。最近几周，这首歌的视频在中国网站上有许多人观看。对于他的前任胡锦涛来说，这样的赞颂是不可想象的。

上个月，习近平视察了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并发表了关于党主导媒体的讲话。几天后，他的话得到了印证：三位编辑似乎遭到处罚，原因应该是他们把习近平对媒体讲话的标题和另外一则有关葬礼的标题排在一起，或许是对激进新闻机构的衰落表示哀悼。

这则关于习近平的故事，是一个专门报道习近平事迹的微信公共账号首先发布的。据官方媒体报道，该微信账号的管理者是中共主要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群记者。这篇文章被覆盖全国的中央电视台提及，然后得到了其他中国新闻机构的广泛转载，包括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这显示这篇文章已经得到了宣传部门高层的认可。

文中提到2004年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的一次采访。他在那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曾四度落泪。一次是他的一个姐姐过世。他没有详细解释当时情况，但据信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迫害而自杀的。

另外一次是1975年，习近平在陕西省农村的时候。他1969年起在那里插队，当时开展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城市青年到乡下向农民学习。他们到达农村的时候，想必很多人都哭了。习近平自己也谈到过他在农村经历的磨难，包括如何适应艰苦的农村劳动，如何饱受跳蚤叮咬之苦。

但习近平说，他并不是因为这种艰苦的生活而流泪，而是为要离开那些接纳他、欢迎他的人感到悲伤。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剥夺了领导职务，他的家人也遭到了攻击。

他说当地人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杀了一只羊，还送给了他一个记事本，上面写满了美好的祝愿。第二天早上，大家聚在一起和他道别的时候，他哭了。

“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他说。

两年前，习近平在一个场合中谈到了更早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是1966年2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几个月前，他还在上学。《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那个时代的模范官员焦裕禄的文章，讲他如何不知疲倦地和县里的贫困农民一起劳作。习近平的老师在班上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多次泣不成声，同学们也流下了眼泪。1990年，习近平写了一首纪念焦裕禄的词，讲述了当一名正直官员的艰辛。

最后一次流泪，则是为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作家贾大山是习近平的朋友，习近平1980年代初在河北省担任官员的时 候，两个人常常促膝长谈。1985年习近平调任福建时，两人都哭了。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7年贾大山去世后，习近平撰写了一则长篇悼词。全国性党 报《光明日报》在2014年重发了这篇悼词，并附上了一篇文章，形容这篇悼词体现了习近平“重情重义的个人魅力”。

由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拥有的美国电影公司AMC娱乐（AMC Entertainment）以11亿美元（7.8亿英镑）收购竞争对手卡麦克连锁影院（Carmike Cinemas），将组成美国最大院线。

合并后的公司旗下影院将覆盖美国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在收购卡麦克影院之前，万达刚刚收购传奇电影公司（Legendary Entertainment），该公司出品过《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及《蝙蝠侠：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等票房巨作。

法新社引述该公司官方声明指，收购卡麦克之后所合并的公司也将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院线。

大连万达集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影院运营商，它在2012年以26亿美元收购AMC。

这个发展迅速的公司由中国首富王健林所领导。

王健林在近几年一直寻求收购一家好莱坞影业公司，且去年曾有报导指他正在梦工厂动画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洽谈，但该收购方案未对外公布。

AMC娱乐目前在387个地方有5426块银幕，卡麦克则在276家影院有2954块银幕。

• 创立于1988年的万达集团最为外界所知的可能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集团。
• 在中国本土，该集团已经拥有125个万达广场，100家百货商店和80家酒店，此外还有数十个项目在建设当中。
• 万达目前正在扩展当中的娱乐和旅游业务覆盖范围包括电影院、主题公司以及影视制作等。
• 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拥有医院、学校、豪华酒店、商业购物区和一个主题公园——基本上更像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 这头中国商业巨鲸在国际市场上也在持续开展收购项目，主要集中在酒店和外国大品牌，包括美国电影院线AMC和英国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Sunseeker）。
• 万达也是第一家投资欧洲足球俱乐部的中国公司，拥有西班牙马德里竞技（Atletico Madrid）俱乐部的股权。

南京一家苹果店中展示的iPhone手机。苹果公司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业务（25%来自大中华区）。

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拒绝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解锁一名恐怖分子使用的iPhone，不仅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在该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也引起了热议。一些中国人怀疑苹果此举是出于营销 动机，另一些人对苹果敢于和美国政府叫板（难以想像中国公司可以如此）表示支持。有人还问道：如果是中国政府要求苹果解锁手机，苹果还能说不吗？

这个问题直指苹果与FBI僵局的核心：如果在解锁圣贝纳迪诺案件嫌犯iPhone案件上服从了FBI，那么苹果将更加难以拒绝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强权国家政 府获取维权或异见人士iPhone信息的要求。对于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业务（25%来自大中华区）的苹果而言，这是该公司一个尤其重要的关切。

苹果曾提及上述可能性，但没有明确提到中国。该公司在上周向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中，对为iPhone设置后门可能带来的风险发出了警告。文件称，一旦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设立此类后门，外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只是时间问题。

乐博律师事务所(Loeb & Loeb)驻北京的合伙人裘伯纯(Benjamin Qiu)说，如果苹果在与FBI的交锋中失败，中国政府将有足够的理由提出类似要求。他称，和中国政府相比，FBI只能算是个软柿子。

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没有回复置评要求。

苹果公司在其隐私网页上称，从未向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合作在其任何产品或服务上设立“后门”。

中国科技公司一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言听计从。公司高管们说，无论政府要什么样的用户信息，他们都只能给。某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政府说往东，我们不敢往西。

中国政府正日益试图用管理中国公司的办法来监管西方科技公司。定于下周生效的互联网新规禁止外资公司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在网上发布内容。正在接受审议的 《中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将要求互联网网络运营商向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和刑事调查。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称，这套新规将使中国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要求公司进行审查与监视活动。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赵云说，在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中国更注重国家安全，科技公司可能会被要求对政府指令给予配合。

以前，西方科技公司可以用法律约束和国内的政治影响为由，较好地回避中国政府的要求。但在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秘美国政府利用电子设备监听其他国家政府后，中国政府担心外资企业可能利用技术手段在中国开展类似活动。结果，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在这个 关键市场丢失了份额。

苹果的业务一直是在华经营的跨国科技公司中难得一见的亮点。2015财年，苹果中国业务收入飙升84%，至587亿美元。相比之下，该公司在全球其他市场的收入整体增幅为16%。

但苹果也像其他公司一样，面临着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愈发严密的审视和沉重的压力。2014年，在iPhone被中央电视台称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后，苹 果将中国客户数据从海外转存到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这家国企所运营的国内设施上。一些批评人士指出，此举可能降低苹果产品的安全性。

苹果当时说，此举将为中国客户改进产品表现，并指出，这些数据已经经过加密，无法通过中国电信获取。研究苹果软件安全性的兹齐尔斯基(Jonathan Zdziarski)在Twitter发文称，苹果在中国电信存储iCloud数据，但其加密密钥位于中国境外的。他写道，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可降低数据 泄露的风险。

不过，中国当局似乎很想让苹果看起来有合作诚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Twitter账号在2015年1月用英语发文称，苹 果已经同意接受中国的安全检查，成为接受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网信办）相关规定的第一家外国企业。这条推文还附有一张苹果首席执行 长库克(Tim Cook)与网信办主任鲁炜握手的照片。

一名接近苹果的人士说，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有的通讯设备制造商都必须提供产品，由该国政府进行安全测试。

苹果对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获取信息的请求都进行了配合。在其最新的透明度报告中，苹果表示，2015年上半年接到中国政府对1,129部设备的信息请求，并 且为其中74%的请求提供了数据。该公司接到了美国对3,824部设备的信息要求，并对其中81%的请求提供了数据。苹果未披露这两个国家政府所要求信息 的性质，但表示，全球绝大多数请求是执法机关寻找被偷设备。

至于执法部门要求获得账户信息（一般与iCloud相关），苹果公司接到了中国政府对24部设备的请求，并为其中29%的请求提供了数据，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此类请求涉及971部设备，该公司为其中的81%提供了数据。

任何一家美国科技公司都会担心陷入雅虎在师涛案中的境地。2004年，应中国政府的要求，雅虎提供了师涛雅虎邮箱的信息，随后政府凭藉这些信息判定这名中国 记者向一家境外网站泄露了政府机密指令。师涛被判10年监禁。2007年美国国会就该案举行了听证会，一名议员批评雅虎的高管是道德“侏儒”。雅虎高层做出了道歉。

尽管美国国内一些人对苹果在圣贝纳迪诺iPhone案上的立场提出了各种批评，但想象一下如果苹果帮助中国安全机关获取中国民运人士手机上可以对其定罪的信息，那又将招来多么强烈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