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被撤职的经历——打破教育垄断，引进民间教育
人物：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 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任内，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 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 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8年因与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职。原武大校长刘道玉出自传 解释当年被免职原因。
对很多人来说，刘道玉的名字也许陌生，而对于武大学子而言，73岁的刘道玉是他们心中的一段传奇，一种向往。刘道玉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等等，使武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创作的。但1988年，刘道玉因为改革激进，被突然免职。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刘道玉带着他亲笔撰写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尽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刘道玉的思维依然敏捷锐利。“中国的大学要做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见面会上回答读者问题时，刘道玉就中国教育侃侃而谈。
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您可能是第一位为自己写自传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从1988年，您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后，这十几年逐步淡出公众视野。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写自传？
刘：我经历过新中国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也曾经当过“工具”。中国有句古语：“七十而从心欲不逾举”。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对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我手写我心”。我从69岁开始着手写这本自传。写这本自传，是出于我的一种怀旧情结，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为人所知的一面，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鲜为人知的一面。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记：除了出于您个人的一种生平总结外，从社会大环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刘：我出这本自传，我想，也是现在教育形势下的一种需要。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关注，一是大众认识到教育是兴国之本；第二是因为大众对中国的教育有着种种不满。教育原来是一片圣洁的净土，而现在教育也腐败了。我感到很焦急。我认为，出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出来说一说了。
如果是校长我会留住陈丹青
记：在大学教育界，今年的确出了不少震动的事件，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申请退学、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刘：我认为，像陈丹青这些人的举动是出于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一种失去信心的无奈之举。我理解他们，他们的举动是一种勇敢之举，因为他们洁身自好，不愿滥竽充数。
如果我还当大学校长的话，如果他们在我的大学里，我会劝阻他们，请他们留下，尽量尊重他们的意愿，给这些教授、学生更灵活的自主权。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学生所在校方的一种回应，对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应该放权
记：“文革”之后，您为中国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考在中国已恢复了近三十年，现在公众对高考的批评却不少。
刘：“文革”后，恢复高考是时代的需要。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现在教育部门也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我认为这是添枝加叶式的，关键还是要从源头抓起。教育部应该要放权，让高校招生有自主权，比如一些重点大学可以自主出题、自主招生。选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数。现在经济都多元化了，考试也应该多元化。
大学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
记：大学校长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您认为，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刘：我把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归为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教育改革情结难消除
记者：十几年前，有人说您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而被免去校长职务。现在，您还是把改革挂在心中。
刘：教育改革的情结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会把我这本书的稿酬捐给刘道玉基金会，让基金会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战线上是改革的弄潮儿。我想，我会呼吁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东风一定能唤得回！
为什么被免职后不做官或离开武大？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
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记者：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记者：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记者：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凖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 ——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锺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凖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记者：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1979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着我也比他多。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1985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记者：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发生过冲突。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教育失败的总祸根是当局决策失误
记者：在你被免职十七年后的今天看中国教育，我承认，我对中国教育当局的思路十分困惑。从表面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几届，都并未“因人废言”，没有由于你个人的悲剧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实践、你的教育观念，甚至也没有阻挠你率先创立的那些现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学推广、施行。但是，他们对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创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谈；他们与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你对教育现状怎么看？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刘道玉：时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还是关心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这既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关注，也反映出了民众对教育的不满。
大学合并，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扩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质量下降，学术腐败日益蔓延，学者剽窃抄袭时有报道；教授数量扒堆但素质却严重下滑，有些人不务正业，在外兼职捞外快成风。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是真正原创性的、能够跟国外的重大发明创造相提并论的成果，几乎没有……当前的危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严谨学风。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有政治体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有市场经济导致消费急剧增长，人们一切向钱看；从学术上讲，没有自由民主，影响到学术的健康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信仰奉献精神，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了，就是信钱。金钱成了人们最想要、唯一想要、永远没有满足的东西。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也经过了早期敛财致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乱？他们的基督教对人们的道德起到了规范和制衡功能。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制衡都没有了。
根子追到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还得归结为最高教育当局决策管理上的失误。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究竟最先是谁提出的？教育部后来否认说没有这么提。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大学合并尽管遭到许多人反对，但还是要强行合并，从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舰’，牌子是谁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续的‘升格热’，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的系升格成院……是谁点头的？建设“211”工程（即“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是谁订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是谁提的？还有，各个学校急剧扩大招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拉动教育消费的思想指导下，超过学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扩招指标，又是谁下达的？
现在不少重点大学积极参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会”，签订那么多毫无约束力的“意向合同”，这不是“产业化”又是什么？美国虽然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他们也没有要求学校自给自足，中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么反要求搞创收呢？现在大学都在搞“圈地运动”，校园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办公室越来越豪华，勤俭办学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据说某重点大学创办了三个“科技园”，还在全国各地建了五个研究院，大力发展所谓“成人教育学院”，实际上是降格以求的变相本科教育……这不是搞以创收为目的的“产业化”又是什么呢？国家安全靠国防，国家兴旺靠教育，这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两个命根子，保证国家安全的国防，谁都知道不能当成买卖；保证国家兴旺的教育，怎么可以当买卖呢？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买卖！国家在这个买卖中巧取豪夺，教师在这个买卖中弄虚作假，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创建“一流大学”也是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喊出的口号，接着出现“千军万马争‘一流’”。“一流大学”是靠提口号建起的吗？哈佛大学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一朝一夕竖一个竿子就能见到影子的，它是长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
教育决策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致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个分水岭。譬如“211”工程、“校长学者化”、“振兴教育行动工程”……都是在那时候；“一流大学”、大学合并、“985工程”、大学扩招、研究生大发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国大学还有一批职业教育家，他们都有比较强的决策能力，全心全意办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双肩挑”的学者，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办学权，只能上传下达，照章办事。中国历来有刮风的习惯，上面一刮风下面就跟风，教育领域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想到教育问题，我就想用“醉汉”来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认；教育明明出了问题，教育当局也是不承认，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危险的，讳疾忌医，到头来只能酿成大病，现在中国教育就是一个患了浮肿病的“病人”。
出路在于改革教育部领导体制
记者：用什么办法能够对教育界起到强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机？
刘道玉：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从源头改起——从教育部领导体制改起。关键是教育部要放权，大力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不能再维持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了，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通过控制、分配资源来领导全国教育了。大一统的领导体制，一旦上面决策失误，就是从上到下全局性的、长远性的，上面决策错了，下面跟着执行就要跟着错么。如果是大学独立办学，你上面错了，下面可以不执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加了那次会议，那个文件就是强调要放权，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实行。美国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但是美国就没有像中国这种教育部。美国于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教育信息统计，为全国提供信息；二是监督制衡教育公平问题，其它都不管。中国呢，教育部的权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一切资源，这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控制一切经济资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须放权，从招生、科研计划、教学计划、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设、评奖……统统要放权，有的是放到重点大学——你看哈佛、耶鲁，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归教育部官员管吗？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国的公立大学，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权之后，国家教育部就是制订法规，制定宏观政策，负责监督制衡。
记者：当局或许担心这会危及对青年学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门改得了的。
刘道玉：是的。有个记者就对我说：“教育现在成了中国最保守的一个领域，甚至比科技体制、比文化体制还要保守。”科技、文化体制也都放开了，可教育体制迄今一直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运转。说起来这真算荒唐的笑话了，连大学生在校可以结婚，教育部也发个文。有宪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该管大学生结不结婚吗？你凭什么管？还发了个“幼儿园管理”的文件，国家教育部管幼儿园！由于它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管教育，所以一举手一投足就错！
再比如招生，只给大学5％的招生权，自己控制95％！北大、清华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吗？规定他们对5％的学生，“分数线可以下滑30分”。这要你教育部管吗？哈佛大学招生招什么人，要谁不要谁，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国家管不着。还要规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说到底，教育部要放权，照老子讲的“无为而治”。否则，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
其次，要实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学术威望的高低来选拔校长，一定要选拔那些懂教育、热爱教育、愿意献身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来做校长。现在大学办得不好，校长要负一部分责任，虽然他们很辛苦。我就公开提出来，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要由治学的人来选拔治校的人，要将选拔校长的权力由党的组织部门转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们才懂得选什么样的校长。学术声誉并不是与领导能力划等号的，专门学问家与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同时，不能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员，不能给他规定任期，规定行政级别。只要他干得好，教授们接受他，他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招收的学生四年才能毕业，时间短了，怎么能检验他培养的学生好不好？我统计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干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长艾略特干了40年。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耶鲁本来与我们武大结成姊妹学校，他干了13年，是干得最好的。列文13年来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教过一节课，他就专心致志地当校长。
要做一个职业校长，当完全的、整个的校长，而不能当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的校长”就是一个人有了妻子，还想着情人。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校长，又要当校长，又要参加人大、政协，又要出国开会……还要带研究生——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你校长带研究生，申请基金、申请成果，别的教授当然抢不过你！当了校长，就不得再从事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个人认为，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热爱、值得献身的事业，小者影响千万人的学业，大者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杰出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历史转型期时的民族精神的导师。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当前正应该涌现出民族精神导师式的大学校长！
第三点，我认为应该大力整肃学风。虽然不能搞运动，但是要广泛宣传和检查，要花大力气。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乱世必用重典，不矫枉过正是纠正不了的。 “鱼”“渔”和“渔场”
记者：你在武汉大学校长被免职之后，去搞民办学校，是怎么考虑的？
刘道玉：我这个人是理想主义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义；我的某些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现成的东西是维护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往往是不满意的，他总想变，追求完美，追求终极的关怀、终极的价值目标。我觉得一个校长就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他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才能够培养有理想的学生，才能够从有理想的学生中收获精英。
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失败者。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现实的利益、与既定的体制发生冲突。我当时想办民办大学，没有办成，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民办大学控制得非常严格，国家有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民办大学要求“严加控制”——上面要“严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尝试，都没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别我又是个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后来没办法，去办民办中小学。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创造教育”的，实行“创造教育”需要从幼儿开始，趁思维还没有定型，就要培养创造性。这所学校办了六年，确实还积累了很多经验，发表了很多文章，我还写了一本书《爱的学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武汉市教育成果一等奖。那本书，就是我办民办中小学的一个记录，包括教育理念、方针、方法、校训、学风……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设计了一个在中小学实施创造教育的“一主二辅三结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后来这所学校因为资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终止。
当时我以为民办大学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可以实现我的办学理念，其实这种理想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在当前中国实现的，私立学校的空间很小很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全国出现“私立中小学热”，现在垮了80％。为什么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学校打压的结果。本来武汉市的私立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点中学搞“一校两制”，要他们打着自己的“公立重点学校”招牌办一个民办中学，搞高额收费。中国的市民还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几年之内，武汉市乃至全国，真正的民办私立学校很多都垮了。
民办大学境况当时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也很艰难。现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现了所谓“独立学院”——这就是公立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私生子”：民间企业家出钱投资，重点大学出招牌，迎合群众上好大学的心态。这实际上就是重点大学在变相地卖文凭！真正独立的民办大学呢，空间就又被打压—— 他们总是打压！
与国外联合办学，卡得非常严，得教育部批准，外资轻易进不来。依我看，50年内，甚至100年内，像美国那样创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学，是不可能的。
记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中美教育，现在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知识，不如给人获得知识的技能），这句话的思路，对于将中国目前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转到培养素质，是有用的。但我认为，美国教育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渔场”——提供让他们自己在“捕鱼”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技能的广阔空间。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现在教育的问题，根本弊病就是当局对资源的高度垄断，限制民间资金和外来资金，致使“渔场”无法扩大。不知你怎么看？
刘道玉：有道理。你这个“鱼”、“渔”和“渔场”的比喻，确实很形象地点明了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像我吧，对教育可以说非常锺情，但我如果没有“渔场”我能干什么呢？一个热爱教育的人，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学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渔场”被他们牢牢地把持在手里啊！柏拉图，罗素，杜威，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就能自己办学，中国早期的教育家，也能办实验学校。
可是现在中国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统！有的民间教育家像南洋集团董事长任靖玺，我还当过他的一段顾问呢，参观过他的民办南洋学校，他是晋商的代表，很有头脑，培养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统管的体制，他培养的学生就是素质再高，过不了升学率这一关，家长要看升学率，学生也要看升学率……
记者：他在2004年无偿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写了个小册子，愤怒地抨击教育部的利益集团压制民办教育。
刘道玉：最后他无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样，你不被招安，就没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们那一套。我当年办学也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不办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写文章，参加讨论，传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华民族有什么危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怎样救教育？怎样救中国？
（文章摘自亚洲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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