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本科及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著名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2002年，进入Google，是Google反作弊（Anti Spam）的创始人，参与创建Google中日韩搜索部门，是中日韩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2005年起，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系董事会董事。2010年离开Google，加盟腾讯，任主管搜索业务的副总裁。2012年8月离开腾讯，回到Google。
吴军申请了多项美国及国际专利，并著有《数学之美》、《浪潮之巅》和《文明之光》等畅销书。
与此同时，吴军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古典音乐迷，喜欢旅行和影视剧，偶尔会从事园艺，甚至做点木匠活。
▲ 吴军博士
因为女儿吴梦华申请大学的原因，吴军陪着女儿走遍了英美两国的名校，包括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宾夕法尼亚、约翰·霍普金斯、卫斯理学院、杜克大学、华盛顿大学，这其中既有常春藤名校又有著名的文理学院。
考察过程中的发现、感触，加上吴军本人求学、从事教育的经历、思考，促使他写成了一本书《大学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并于今夏出版。
吴军的弟弟吴子宁也是清华毕业，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工作后的十几年中，获得了140多项美国发明专利，目前是世界上一家很大的半导体公司的CTO。
于是，经常有人向吴军的父母求教育儿经，但吴军的爸妈并没有什么“秘笈”，给出的答案通常令人失望——全是中国家长早就知道、已经在做的那套，比如“教孩子好好读书”之类的。
吴军和弟弟也是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了爸妈的“教育秘方”。
吴军的父亲因为家境问题，没能上一个全日制的正式大学，只能利用在大学工作之便，一门一门地补习大学课程。他学习了一辈子，非常努力地做科研，得了很多国家发明和科技进步奖，最后，居然在一个极为看重文凭的大学里被升为教授级研究员。
在吴军的印象里，父母晚上从不应酬，也不看什么电视，总是非常有规律地学习。现在，吴军的妈妈快80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
吴军兄弟认为，父母的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吴军看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的那一瞬间道路是非常拥挤的，但跑完1/4以后，选手们的距离就拉开了，起跑时占得的一点点先机此时已荡然无存了。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在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他们会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尽可能地抢位子。但其实，成功的道路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拥挤，因为在人生的马拉松长路上，绝大部分人跑不到一半就主动退下来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发愁怎样找一个同伴陪自己一同跑下去。因此，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笑到最后的人是一辈子接受教育的人。”
吴军和弟弟都把他们今日的成就归功于不断学习。回顾过去，他们发现中学、大学时期，有很多很有竞争力的同学，但到了博士毕业以后，还能坚持学新东西的人就不多了。“一些过去比我们读书更优秀，在起跑线上抢到了更好位置的人，早已放弃了人生的马拉松，我们能够跑得更远，仅仅是因为我们还在跑，如此而已。”
吴军提到，美国名校普遍认为大学教育分两个阶段：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本科阶段，和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研究生阶段。而本科阶段，学生们应该学“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Skills）”。
正如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所说的：“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在很多英美名校，本科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要比中国学生少，但知识面却要广很多，社会经验也更丰富，综合能力（写作及表达能力、科学素养）更强，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好处——让学生了解世界、拥有应付复杂生活的本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而这，会给学生的人生长跑带来持久的后劲。
美国曾统计过各大学毕业生的入职年薪，前10名，除了工科较强的斯坦福和以商科见长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之外，其余清一色是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佐治亚理工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名校都不在其列。但对比15年后的薪资情况时，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就挤进了前10，超越了以工科、商科为主的大学。收入虽然并不是衡量毕业生价值及大学好坏的唯一标准，但至少可以说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座“大藤”（最著名的常春藤）里，耶鲁尤其强调文科和艺术对学生一生的影响。在耶鲁，本科生三年级以后才选专业，而且只要选够36门课就可以毕业，不做毕业论文。因为，学校不想让学生用全部时间来准备考试，以至于耽误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事实上，耶鲁学生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课外活动中，因为这些看似和考试无关的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如果在耶鲁上学，却没学到这些，就失去了在那里读书的意义。
哈佛强调其本科教育是“非职业专科”（Not Pre-professional），也就是说，一名本科生可以对商业和金融感兴趣并修很多这方面的课，但哈佛并没有一个所谓商业或金融的本科学位授予TA。
▲ 哈佛大学校门上的校徽——“真理”的拉丁文
和耶鲁一样，哈佛也不强调考试成绩，会给大部分学生A，学校希望藉此向学生们透露一个信息——你们的学业已经足够优秀了，你们应该关注课程以外的东西。
普林斯顿的学生无论最后获得哪一种学位，都需要修足够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以及基本的理科课程。
即使在盛产科技新秀的斯坦福本科实行的也是通识教育，学生必须在9个领域完成必修课，包括文化与思想、自然科学、科技与实用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社会学科与宗教思想。
所以，很多美国名校的毕业生，虽然本科毕业时只拿了一个或两个学位，却因为通识教育，擅长很多领域。书中，吴军举了他Google同事科恩博士的例子，科恩博士本科学习音乐，博士时改学电机工程，做了多年研究后，又跟同事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语音识别公司Nuance，把公司卖掉后才进了Google，从Google退休后，又到乐队演奏去了（他平时的演奏一直没有中断）。这类例子在美国非常多，但在中国却很少见。
促成吴军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亚裔高中生以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高中生，申请美国最优秀的高校正变得越来越难。吴军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理念不同，或者说对教育的意义认知不同。
书中，吴军举了一个例子：1998年，著名花样滑冰选手关颖珊和美国一名新秀——15岁的高一学生塔拉·李宾斯基（Tera Lipinski）争夺奥运会女子单人滑冠军。决赛中，经验丰富的关颖珊因为紧张而失误，最后屈居亚军，李宾斯基毫无压力、正常发挥，获得了冠军。赛后，两人都接受了采访。李宾斯基说，我当时就想着转呀转呀，结果完全发挥了水平。关颖珊说，我想到了父母、奶奶……为了报答他们，我要好好发挥。
吴军认为，这两段话就折射出了中美教育的差异：亚裔家长给了孩子太多压力，很多中国学生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而学习。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拿文凭，拿到毕业证就意味着考试生涯结束了，接下来一辈子再也不用学习了。
但事实上，想进入哈佛这样的学校，最重要的是爱学习，有非常强的学习动力和自觉性，同时有志于成为各学科最优秀的人士。哈佛希望网罗全世界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比如：马友友、林书豪、娜塔莉·波特曼（美国著名演员）等等，无论哪个领域的顶尖高中生，只要学习不太差，哈佛肯定录取。
正如吴军在书中所写，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后才刚刚开始。
在书中，吴军说，有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两点：1、服务社会的意愿；2、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程度。这两点其实都提供了一种东西：热忱。
还记得《虎妈战歌》中的“虎妈”蔡美儿吗？她成功地将女儿索菲亚送进了哈佛，索菲亚毕业之后决定参军，蔡美儿也十分支持女儿服务社会的想法。
▲ 蔡美儿和两个女儿
事实上，英美名校在提供通识教育的同时，还以相当的自由度、包容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找到适配的方向和兴趣。
美国学生对成功的定义非常多元化，一些在亚裔眼里吃力不讨好的职业，如：新闻记者（美国大部分新闻工作者收入很低）、低级地方官（收入也很低）、卫生、工会、参军，恰恰是很多哈佛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有一年学校邀请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引起了很多争议，连当时的纽约市长都不太乐意。哥伦比亚大学为什么坚持这么做呢？因为学校认为要把今天的学生培养成明日的世界领袖，就应该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
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以学术特权为名坚决抵制政府的要求，于是，耶鲁有了一位逃避越战兵役的总统——克林顿。耶鲁很清楚自己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不能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
▲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耶鲁图书馆
教育的英文是educate，源于拉丁文的“educare”，本意是“引出”。
所以，其实，所谓英美名校只是做了一件事：引出潜藏在孩子内心的智能。一旦学生拥有了持续一生的学习热情，他人的教育工作也就此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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