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百家评述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世界上日本人可能是最少把爱国挂在嘴上的民族之一，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日本中小学入学仪式，你会发现有不少家长在奏国歌时居然不起立，而是坐在凳子上无动于衷；世界上中国人可能是最多把爱国挂在嘴上的民族，事无巨细都会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其实，嘴上是否爱国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日本人可能是最爱国的民族之一，日本人处处维护本民族的形象，你很少能看到一个日本人在国际场合非礼。很惭愧的是我们中国人嘴上标榜自己爱国，遇到具体问题，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旅客在国外的丑恶行为早已臭名昭著。

柯隆

有一个现象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有很多有头有脸的可谓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些人纷纷把子女和亲属送到国外申请外国国籍或绿卡(永居权)，而这些人一转身就会对他的人民大谈爱国云云。现在，美国西海岸有一个社会现象，成群结队的中国孕妇以种种手段，比如拿去美国的旅游签证，然后在美国生产，此举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她们的后代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其实，这也无可厚非，人各有志，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在国内的受益者一面去申请美国国籍或绿卡，转身就跟你谈什么爱国！

我在日本生活多年，很少听说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把自己孩子送去美国申请绿卡或国籍，就是去美国留学的也不太多。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凭这一点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但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心的向背。毕竟我也是离开中国移居日本多年，虽然我至今仍然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不应该对别人出国事宜说三道四。

我们中国人一谈到爱国，自然会联想到卖国。中国人喜欢给别人扣帽子，最大的一顶帽子就是说你卖国。这顶帽子曾经害死过很多人。刘少奇这位曾经的国家主席被打倒以后被扣上好多顶帽子:叛徒、工贼、内奸、卖国贼。最终刘主席就是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喊冤而去的。

说实在的你要说一个国家主席卖国，他还有能力去卖国，后来中国有些人随随便便给自己看不顺眼的人都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比如，他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是卖国贼，岂不笑话？他们哪里有能力卖国？一个不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一个不控制国有资产的人，他想卖国也没有能力卖！其实真正卖国的都是权利者，匹夫不可能卖国。

在此我还是想回来谈谈爱国，原来没有出国的时候，经常在国内的官媒上看到很多感人的事迹，号称那些回国做贡献的学者和科学家都是谢绝了国外大学、研究机构提供的丰厚待遇，毅然决然踏上了回国为祖国贡献的道路。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曾经有一些具有远大志向的学者和科学家谢绝外国研究机构提供的丰厚待遇回国贡献。但自从我出国以后就一直在仔细观察，因为我一直想认识几个这样有志者好让我跟他们学习。但事与愿违，说实话到现在我还一个都没有遇到。我见到的更多的是不择手段地争取多一点收入的无耻之徒。

我这个人可能生不逢时，既没能参加抗日战争和打倒蒋介石的国共战争，也没有机会为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做贡献，在学校里老师教育我们要学雷锋时，突然恢复了高考，然后就稀里糊涂学了点日语，最后飘洋过海到日本来留学。我不敢大颜无耻标榜自己为爱国者，但自己绝对不是卖国贼，因为我没有能力卖国。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爱国和卖国都太遥远，你爱国能怎么样？你卖国有能力吗？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谈历史观的文章里质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资先生特别强调说：肉食者谋之。所谓肉食者，权贵也。我们这些草民只要活得有一点尊严也就足矣。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日经中文）

股民一研究股市上涨下跌的原因，管理层就发笑。涨跌的开关掌握在他们手中，你们却去研究技术啦、这个面那个面啦，这不是缘木求鱼又是什么？

中国证监会和机构投资者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但是现实是什么关系呢？是一家亲的关系。

今天中央电视台通过对76万投资者的调查，得出一个数据：从2007年至 今，92%的股民亏损，亏损5成以上的人竟然接近6成！须知，今年是“黄金十年”的第二年，也是言犹在耳的“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和“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这些庄严的承诺才说了6、7个月啊。而纵观20年股市的发展历程，至少也有92%以上的平民参与者血本无归，几万甚至十几万亿的平民资财化为灰烬。说中国股市是百姓财产的屠宰场，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股市怎么了？一个社会财富的源泉怎么成了社会财富的黑洞？一个全体社会成员民主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渠道怎么成了加剧社会不公不义的工具？让我们看看中国股市的结构吧。

中国股市由五个部分构成：1、代表法律权威、行使市场监管责任的国*家机关；2、被投资者，也就是上市公司；3、投资者，也就是股民、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4、在以上三者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的社会中介机构，如交易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5、由公共知识分子和各利益集团代言人组成的公众舆论。

照道理讲，如果市场各部分各守其职，市场应该平稳发展才是啊，但是事实却表明，18年来，中国的股市一直就是这样要么是猫，要么是大象，来回折腾个不休。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从市场上涨下跌的原因分析起来。

中国股市从诞生至今，从来都是一个受着严格**管制的“政策市”，其上涨和下跌完全是政策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和实体经济几乎老死不相往来。

既然是人为的政策市，为什么不将股市调控成平稳发展的市场呢？

因为涨跌得越“暴”，利益得的就越巨大！

设想一下，假如有人能准确地在中国股市的每一个低点买入，又在股市的每一个高点卖出，有个三年五年的，他将拥有多少财富？实在难以想像。不是说成为亿万富翁很简单吗？只要拿十万元钱，找到10个翻番的股票就实现亿万富翁的美梦了。

试想一下，假如这个“神人”在低点买入后，他是否希望在短时间内涨得越高越好？而他在高点卖出之后，是否希望在短时间内跌得越低越好？

谁能找到大盘的高点低点？制造政策的人；谁能找到个股的高点低点？操纵个股的人。

谁制造着政策？中国证监会；谁具体操纵个股？机构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和机构投资者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但是现实是什么关系呢？是一家亲的关系。

一家亲是如何形成的？1、入市靠证监会批准；2、运行靠证监会“窗口指导”；3、队伍相互融合。

仅仅查公开的资料就一目了然，证监会不过是一个跳板，许多证监会官员们人生的目标是到被监管单位去享受财富。

先看证监会和券商的队伍融合：

新银河证券的董事长李鸣曾是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局长；新银河证券的总裁肖时庆曾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安信证券总经理王彦国曾在证监会发行部、基金监管部、证监会南京特派办、上海证管办等部门担任要职；

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已被“双规”的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在证监会时的秘书；

平安证券总裁助理张文生曾经是证监会干部；

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汪建熙，后来摇身一变，成为合资投行中金公司的董事长；

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等职；太平洋证券独立董事王连洲更是在业内赫赫有名，是基金法的起草组长；

…… …… ……

再看证监会和基金公司队伍的融合：

目前60家基金公司中，15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曾在证监会、上证所、深交所担任过要职；此外，还有7家基金公司的董事等也在上述监管部门工作过；

甚至美国的也在招募中国证监会的官员：不久前，中投公司砸下32亿美元的美国私募基金弗劳尔斯的董事总经理宣昌，就曾任证监会规划委委员和机构监管部副主任。

…… …… ……

好了，在这样明目张胆的融合中，证监会对市场中两支最重要的主力的监管已经成了左手管右手了。剩下来监管谁呢？管上市公司？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券商辅导、保荐、发行上市的，券商和证监会是一家人后，上市公司和证监会就有了“姑表亲”；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要炒作股价需要上市公司有相应的消息配合，上市公司也要基金拉升股价进行减持、再融资等活动，在市场生存过程中，上市公司通过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和证监会有了“姨表亲”。都是一家人，那么监管谁呢？

还有两支力量：“经济学家”和媒体舆论。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本来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包装出来的、豢养着的，而这些强势利益集团通过广告购买、信息沟通早已经将大多数舆论媒体收归麾下了；至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假如他们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没有集体诉讼制度的中国，在中小股东没有对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权的中国，能生存下来吗？

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将证监会、券商、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大众舆论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就是反市场的一致行动人！暴涨之后暴跌，暴跌之后再暴涨，就在这疯狂的上串下跳中，一次次绞杀中小投资者的资本，一次次剐削人民的财富！

今年年初，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是10万亿，到6月18日已经不到6万亿了，这4万亿真金实银，相当于去年全年国*家财政收。80%财富到那里去了？我们知道从去年到今年，印花税、融资、再融资、大小非、基金分红，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过1万亿左右的规模，还有3万亿到那里去了？

基金已经偶然暴出了“老鼠仓”，证监会的官员们有吗？假如有，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能主导市场方向的人，从人性的角度，一定是希望涨了再涨，跌了再跌的啊。

但是目前我们的法律体系能阻止官员的老鼠仓吗？答曰：不能！

《证券法》中第四十三条就是防范老鼠仓的，怎么规定的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这个规定等于告诉证监会以及相关的禁止交易人，买卖股票一定要用老婆、儿女的名义，不可以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开户。简直是“严苛”的“酷法”啊，它的目的好像在努力杜绝证监会官员们拥有私房钱！

但是假如就有证监会官员冒天下之大不违，拿自己的身份证炒起来怎么办？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违法责任”在等着他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说明，如果自己把自己揪出来，不但要将赚的钱吐出来，而且证监会还可能给个“警告”啊，“记过”啊什么的处分！如此“残暴”的惩罚，相关人员至少胆子要比米粒大才敢触犯啊！

前一段时间市场高唿“救市了！”的时候，我冷眼旁观，哧哧冷笑：证监会肯定心里想,你们闹得这么凶，说大小非使股票下跌，说印花税让股票下跌，好，我大小非规范！我印花税降下来！你们能耐大，看能将股票涨到哪里去！一个眼色基金就明白了，疯狂地卖；证监会也不闲着，新股拼命地发；“经济学家”也行动起来，说恐怖啊，越南危机了！美国危机了！印度危机了！看你们那个敢买！等回落几天傻瓜们犹豫彷徨的时候，给你们最后痛击：特批特大的IPO!冷不防提高存款准备金！国资委说国有企业炒股损失要追究……哗啦啦兮大厦倾……

暴涨有暴涨的受益者，暴跌有暴跌的受益者，在这场世界罕见的股灾中，有人哭红了眼，有人笑弯了腰！谁是暴跌的受益者？能预知市场方向的人；在目前的市场主体中，谁能预知市场方向？以证监会为核心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假如证监会真心救市，能将股市稳住或者拉上去吗？小意思！

去年年底以来中国股市的运行轨迹，就是中国石油的运行轨迹。这个怪胎，到今天依然有2.46万亿的总市值，占大盘的权重13%还多。中国石油涨，则大盘涨， 中国石油稳，则大盘稳，中国石油跌，则大盘跌。那么要花多少钱才能让它涨起来呢？今天最多只要花3亿！今天它的价格在15左右，换手率不到1%，全部交易额不足6亿元，用3亿拉升，另外至少有3亿跟风，价格就上去了。其实要稳或者升，只要机构不抛就行了，因为目前这个价格，不存在获利盘，套牢的股民是不会汹涌地割肉的，但是为什么它就跌了下去，带动大盘狂跌6.5%，以至于800家跌停呢？只有一个解释，根本不想救市，反而想打压股市，制造恐慌，以期获得更廉价的筹码！

机构有钱吗？吓死你！不说每次都能成功逃顶的社保基金、疯狂砸盘的保险基金，就说从基民手中收来的公募基金，有多少呢？7千亿！拿出区区0.05%来，中国石油就稳住了，大盘也就稳住了，但是不但不拿，还拼命地砸！要的是什么？暴跌再暴跌！

投资中国股市的人，本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从股市诞生到今天的20个年头，中国经济一直牛气冲天，从来没有低于过7%的增长速度，1990年的GDP是 1.74万亿元，到2007年已经是24.6万亿元了，20年增长了14倍之多。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照道理来讲，就是一头彪悍的大牛才对啊，即使投资 人有所谓“过度情绪”，最多也就是有时候肥牛有时候瘦牛罢了。

不是说证监会开会要讲政治吗？

中国最高领导访美前夕，媒体照例造势，营造热烈气氛。官媒采访美国老牌外交家基辛格，他对中国领导给予极高的评价，称“我认为他是最杰出的中国领导人之一。”

回顾基辛格92岁的人生，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不管是70年代在台上，还是以后的下台，他不断地访问中国，不断地盛赞中国领导。毛在位时，他说毛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 华国锋在位时，说华是世界上英明的领导人；邓在位时说邓是世界杰出领导人；江在位时说江是世界上卓越的领导人；胡在位时说胡是世界上划时代的领导人。

基辛格夸遍了最高领导，对其他政坛大佬也不吝赞美。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把基辛格请去好吃好喝招待，他也称薄是未来中国伟大的领导人。这么多年被他夸的中国领导，有些垮台，有些下台，但无论权力怎么变换，基辛格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句话吃遍全中国。

其实基辛格做得很对，被人吃住行一条龙请来出台，演讲、采访、会谈，鲜花、美女、礼物，自然要说好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中国好美国好中美关系一定要好。如果说话不着调，以后谁还请他来？即使主动上门求见，也不会遇到好脸。

那么中国领导一再厚待基辛格是为了什么？

首先当然是讲感情。基辛格是70年代初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头号功臣，中国人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然对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热情有加，不管是他当年的权倾一时，还是后来的长期落寞，都不能冷落老朋友。不光对基辛格是这样，对其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如此。

但是光讲感情，有时就会不顾道义，不论是非。许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本国或国际上的声誉并不好，中国民间在引用官方的这一概念时，也多有讽刺不屑。但官民、中外的认识往往不同。

比如尼克松总统，由于窃听撒谎，声名狼藉，被迫辞职，在美国的历届总统排名中，都是最后的，但生前在中国被捧为上宾。现任的苏丹总统巴希尔，由于反人类罪，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犯，不敢到许多国家访问，但中国作为大国自有标准和决断，阅兵时仍请他出席。至於穆巴拉克、西哈努克、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朝鲜的金氏三代等老朋友，中国人民只有呵呵了。

另外中方希望这些老朋友，能在本国说上话，影响决策，为中国政府美言，为推动外交关系出力。但这一愿望在民选国家，往往也是一厢情愿。老人政治、指定继承、甚至隔代指定，在中俄等国管用。许多领导下台了，还会被尊为老大哥、老同志、长者，在政坛呼风唤雨，在阅兵时引人注目。

但在美国，总统、议员都是选举的，不存在继承和指定，和前任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现任领导为了突出有主见和新政，往往不理前任的政策，另辟蹊径，用的人也都是自己的。政坛变换频繁，新人辈出。权力民选，到期轮换，总统下台在本国也风光不在，何况基辛格这样40多年前的国务卿呢？

当然基辛格也不是只为说好话。他下台后有自己的事务所，又为很多企业代言游说，好话能骗吃骗喝，还能换来商机和订单，何乐而不为呢？

在中国，拍马是为了骑马，口吐莲花是为了骗吃骗喝。在哪儿不是呢？（文/乔木）

注来自网络-不知道兰德公司还会写这个就当是兰德的看吧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

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

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

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

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

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

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

他们现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在中国，特别强调所谓的人脉，这正反映了中国不是以理性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为标准的社会。

这种社会，导致制度无法遵守，诚信无法普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关系，关系之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这就导致了人们可以无视一切，只要有关系就行。

你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中国目前社会乱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由此可见，那些整天振振有词讲人脉的人，多么愚蠢可笑。殊不知，正是这种关系，帮助你达到了目的同时，也无时不刻在伤害他人与社会，并最终伤害到自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

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

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

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

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而忽视人的尊严。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地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

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贪婪的那点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

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

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

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在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 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国数十年 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于是， 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 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 吗？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 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 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 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 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 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 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相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 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 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 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 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 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 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 吗？

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 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 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 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的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 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 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 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 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 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来源：北京浦来德资产，作者：云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