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还是不演这是个原则问题

朝牡丹峰在北京的演出取消了,各方诸多猜测,包括下面的这些个不咸不淡的理由,对于中方来说,也许看到了70年代中期我革命同志在国际舞台上的英姿,无论怎样,演还是不演,这是个原则问题,而作还是不作,那是个革命或不革命的问题。

曾观看过牡丹峰乐团演出的朝鲜问题负责人如此分析了新华社的“工作层面”报道。他表示“牡丹峰乐团演出现场到处都以导弹发射场面的影像等为背景”,“11月彩排时中国发现了这一问题,再加上金正恩的氢弹发言,中方认为存在问题并要求删除,但朝鲜可能没有接受”。这也是未经确认的推测。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带领牡丹峰乐团现身北京的玄松月团长被报道成是“金正恩的前女友、初恋”,这引发了朝鲜的不悦。最高领导人的私生活被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却对此容忍或放任不管,朝鲜可能认为这样做存在问题。中国网络上与此相关的报道或帖子被删除也侧面证明了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但是某朝方人士反问道,“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取消约定好的演出呢?”

虽然各种猜测不绝于耳,但准确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在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公开事情原委之前,这个谜是无法解开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并非中方停止了这次演出,而是朝鲜为表示不满或抗议而单方面取消了演出。中国政府负责人12日告诉本报记者,“并非我们不让其演出”。这点从新华社的报道“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中也能推测一二。

美国媒体对中国加入SDR不以为然

<今日美国>11月30日在题为《中国用蛮横的方式挤进SDR》(China bullies its way to new currency status)的文章中称,虽然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能够遵守很多自由市场的尊则,但它星期一加入了全球货币精英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只有象征意义的,短期内并不会对世界贸易和市场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IMF愿意在SDR问题上放宽自己的规定,则是对中国在世界发挥自己经济影响力的愿望的奉承,这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文章还指出,尽管IMF总结时说,人民币是可以“自由使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民币并不能在外汇市场自由交易,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并未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而这是可“自由使用的”最基本的标准。

文章还说,IMF的话的意思可能是中国在使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取得了进步,IMF的认可将会加强北京改革派的卡侬骨子里。然而,鉴于中国任性藐视它加入的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的历史,这似乎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设,从而也使得整个决定看起来像是受到政治驱动的。

而这些政治权术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IMF的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是一位法国人,她一手促成了将人民币纳入SDR的决定。在近来的希腊债务危机中,她已经向人们表明,只要符合欧洲的利益,她会无视IMF的规则。

如今,拉加德无视中国不能达标的事实,并愿意满足中国加入西方式民主国家行列的愿望。这么做,拉加德又给予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管理全球经济的多边机构,诸如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致命一击。

文章还说,在顺从中国的经济雄心上,欧洲比美国要迫切的多了。欧洲国家,包括法国,今年年初同美国分道扬镳,纷纷加入了中国倡导的、对抗战后国际机构的亚投行(AIIB)。WTO几乎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之后,就经常违反它的规则。

文章还说,由于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的原因,美国在战后经济中一直享有特权。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对此颇为不满。但是寻找替代选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欧元近来也视为一大希望,然而欧元区已经遭受危机打击超过5年了。

文章最后还说,人民币加入SDR能否给世界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带来益处仍不能确定。

腐败-中共军队与恐怖分子秘密武器交易

中共军队腐败由来已久,北京当局反腐打虎风暴正全面席卷军队。军队里不断传出军级以上“老虎”落马的消息,至今为止至少超过45名,其中包括中共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级别的“老虎”。

除此之外,中共军报也不断发出军队将领目前贪腐仍然十分严重的文章说,“如果有限的军费被一小撮人贪掉了、挥霍掉了,还拿什么搞部队建设?如果大家都想着跑官要官,哪有心思精力钻研训练打仗?”

军报甚至把军队里腐败和反腐败两股势力,形容成是一场生死较量。说中央反腐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不能退也退不起,不能输也输不起。

大陆武器出口大型公司原总工程师(属于中共体制内的)今日向希望之声记者透露了更多中共军方多年来如何向中东、索马里等地区的恐怖分子出售武器交易的详细过程,说这些巨额交易款项基本都装進了这些将领的私人腰包。

他说,中共军队有的时候对这些组织出口武器的目的不在牟利,而是要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搞乱西方自由社会。

中共官方机构参与武器交易

这 位总工程师以索马里为例,回忆起自己在曾亲历的武器交易过程。首先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公司如何获知对方需求:“比如说索马里,中共有驻那里的大使馆,他们知 道谁是政府军,谁是叛军,他们也和那些头头吃饭往来。当那些头头有需要的时候,大使馆就知道了,就报到外交部,外交部告诉国防部,国防部就通知这些出口公 司了。”

出口公司一般都有多国翻译,可以和对方直接沟通。如果恰巧没有,就会出动国安部:“国安部马上调卷看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 院什么的,哪些人懂索马里语言,指定那些翻译和出口公司老总联系。这些翻译都是所谓’政治上可靠’的,不会和任何人讲。比如他是个男的,都不可以和老婆讲 的。”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中共武器出口的对象相当广泛,不仅限于几个地区。

在建立联系之后,就要面对面谈判了。大部分情况下,交易双方会选择第三国。中共使领馆就会提供帮助:“大使馆会指定某某酒店某某房间。出口公司专家去到那里。索马里的暴乱分子化装成商人住到那个酒店,再到房间坐下来开始谈。”

一切交易细节敲定之后,这些出口公司就要到军区去提货,过程非常简单,不用任何手续。军区司令员打个电话给军火库的主任,一般都是大校级别的:咱们南方公司卖一批军火,他们有单子,由xxx到你们库里去提,一共20辆车,明天早上到,你们给装上。一个电话就给了。”

交货的方式则要看买方是谁。如果是索马里的叛军、海盗,中方会选择海上交易,找到南海舰队,出动军舰运货:“因为南海舰队一来可以控制南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二来他们用军舰方便在海上交易,在公海买卖。”

索马里方面用来接货的有大型渔船,也有劫持来的大型货轮。

如 果买方是内陆国家,比如阿富汗的叛军,中共会要求对方到中国某国境线来提货:“比如20辆车,到距离中国边界哨卡约100米的地方。中方也有20辆装着军 火的车到哨卡,告诉守卡士兵,出去交货。我们有公安部、国安部的证明和中央军委要求哨卡放行的证明,哨兵没有权利检查中方车上装的什么货。”

巨额交易款项中饱私囊

这位知情人还透露,交易款项会被汇到该武器出口公司在香港某银行的美元帐户、港币帐户上:“这些钱不会進入军区的帐号,而由出口公司的老总存在比如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账户上,这笔钱只有几个将军知道该如何动用。“

“比如一个将军说了,’老张,你去美国玩儿去了,你不在美国买个房子吗?’”

“哦,那买一幢吧,给我儿子闺女住,那钱从哪儿拿啊?”

“从这个账户上汇。”

就这样用。这些军火是中国人民造的,但钱不归中国人用。”

他说,因为中国银行在很多国家、城市都有分支机构,这些交易过程相当顺畅,“中共的触角,不管是银行、广播、报纸,包括华商会啊,统筹会啊,都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上边一个条子、一个电话,下边就全都办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的渗透,是全方位的渗透。不止卖军火一条龙,什么都是一条龙的。”

选择恐怖分子 只为易于控制

恐怖组织IS国近年活动猖獗。武器流向监督机构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去年根据战​​场遗留的子弹及武器残骸分析称,IS使用的武器部分产自中国。

除此之外,以色列媒体曾在2009年引述军方人士称,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发射的4枚火箭弹是中国(中共)制造的。西方媒体2014年拍到的照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在加沙城内参加阅兵式时展出了中国(中共)造107火箭炮。

这位知情人士说,中共能和这些组织达成交易,一来因为这些叛军和恐怖组织多数比较穷,愿意选择较便宜的中国产武器, “假如说,1000美金能买2把AK47,买法国的卡宾枪就要4000美金一把,那他当然要买便宜的。”

二 来,中共没有什么原则,只要对方能听话就行:“美国、法国的枪虽然贵,这些组织来买,还贵贱不卖给你。但中共不是,你要是没钱,只要答应按中国共产党的指 示去干一些坏事,还可以白送给你。世界哪个国家也不会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武器,哪怕过时了,也不会白送啊,但中共做的出来。”

他本人就曾有 这样的亲身经历:“他(买方)说:我们想要中国(中共军队)的武器,我们还没有钱。中方谈判人说,ok,我们可以白送给你,但是有两点:第一,武器给你 了,你一定要反抗你当地的政府,你们作为游击队必须得接受我们的指导,攻击你们政府的国会、议会,或者总统府什么的;第二,其他西方国家驻在你们索马里的 大使馆,你们要经常攻击它,让他们顾头不顾尾。”

“阿富汗、巴基斯坦、帕米尔那些蒙古游击队使用的枪都是中国的AK47,并且子弹无条件供应他们,要多少给多少!中国(中共)出口武器不计较钱多少,主要目的是输出所谓的’中共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把自由世界秩序搞乱就行。”

据他介绍,中共大张旗鼓出口军火集中在1983至1989年间。国内的大型军火出口公司有约14家,这些公司是厅局级,老总都是少将军衔。此后,中共军方明面上禁止军队经商。但据他了解,军火买卖仍在進行。

【希望之声】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北京”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北京”

“习马会”落幕不久后,德国电视一台发表了题为”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北京”(Nur ein Narr würde Peking vertrauen)的评论文章。作者指出,中国和台湾的历史性会晤总体来说虽然友好。但借鉴香港的发展状况,台北应该有所警惕。因为”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中国的共产党们。”

评论文章在开头写道:”中国和台湾开始相互接近。谁不会为此高兴呢?几十年来,这两个中国对手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而 这种冷战许多次都差点演变成真正的热战。北京有15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直截了当的发出了入侵的威胁,前提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台湾则一直要求美国对台军 售,为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大陆不断增长的实力。一场台湾战争有可能让中美这两个大国陷入军事争端。一场噩梦。”

“看到新的对话渠道 正在打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禁忌,和台湾人正面相对。而且在和马英九会面的时候,几乎能感觉到双方的一种真情,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如今变得越 来越不太平的世界里,看到人们能通过握手、对话与合作,心平气和的解决冲突,谁又会不为此而感到高兴呢?!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不是吗?许多台湾人对此 次会晤和接近中国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希望实现统一的诉求固然可以理解。双方确实在历史和文化上有着紧密的根 源。但如今台湾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和历史上的对抗,而是民主和自由。台湾是该地区内的一个榜样型民主国家。一个已经从蒋介石建立的独裁体制中摆脱出来的 岛屿。”

作者最后写到:”所以台湾人在解读这位北京强人(习近平)的表态时应该谨慎小心。在有关自由的问题上,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人是一 个傻子。(Ein Narr, der den chinesischen Kommunisten vertraut, wenn es um die Freiheit geht.)一大部分台湾人已经估计到了这一点。明年一月,这个岛屿将举行选举。民调结果显示,对中国明显更持批判态度的民进党有可能赢得大选。到那时, 马英九的亲密路线也就走到头了。”

“台湾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状况就是保持现状:和大陆维持和平与经济往来,放弃名义上的独立,但也和北京保持政治上的距离。台湾只能希望,习近平会对此满意。”

“妄议中央”作为一种罪名-历史的准则在哪里?

妄议中央”作为一种罪名,现在已经有人落马。它对不对呢?旨意出自圣天子,当然一句顶一万句,谁敢说不对?

但是,我想随手拈两枝圣朝党史之树上的花朵献于君前,奇花共赏。

1959年6月25日,下午5时44分,在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楼院子坪,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陪侍。毛泽东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烧光,说是把小资产阶级改造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欢迎,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可见农民是反对烧地主房子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

一个月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毛泽东谦虚,没有说“妄议中央”,只用了“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九个字,就打败了彭德怀的一万个字,揪出来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大获全胜。——这年的下半年开始至1962年,三年人祸灾害,饿死3700万老百姓。历史说,彭德怀是对的。

刘少奇说:“到底是人制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定就是法。”(1958年8月24日北戴河会议)

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年1月)

刘少奇说:“如果哪条法律约束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了这条法律。”(1955年7月)

刘少奇说:“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经盖章。”(1955年7月)

八年以后的1967年,中南海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啐唾沫,扇耳光,一个扫堂腿打倒在地,刘少奇爬起来,又一个扫堂腿打倒在地……嘴脸歪斜,眼脸浮肿,满身尘土的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凭宪法保护自己,结果,反而招致更为强烈的啐唾沫,扇耳光,扫堂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保护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来,他死在河南开封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后院一间地下室里。死的时候,赤身裸体,连个裤衩都没穿,一条破被子一裹,三轮平板车拉着,一路上两条光腿露在严冬的寒风里,摇摇晃晃,去了开封南郊的火葬场……后来毛死了,邓小平出来了,开追悼会,说:“刘少奇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毛泽东先是大获全胜,毛死后刘少奇也大获全胜。但是历史说:“刘少奇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跟毛打了个平手,都被历史否定。

当然,“妄议中央”是圣明天子金口玉言,没人敢说不对。毛泽东(有人叫他毛伯伯)、刘少奇(有人叫他刘伯伯)的事情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只能算是个历史。 (明镜网)

31省份全沦陷意味着中共反腐已经从权斗猜想转轨到法治思维?

在题为《京沪“首虎”落马 透视反腐背后的心态变化》一文中,虽然提到了三大变化,从疑虑走向坚信、从“杂声”变为“清音”、从权斗猜想转轨法治思维,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最后一项。“过去一谈高官落马,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说什么派把什么派打下去了,某些外媒更会习惯性臆断,将法律问题政治化,模糊人们的判断。”而今次的反腐零容忍、全覆盖,“有力回击了外媒猜测的权斗猜想。”

不得不说,喉舌对于情势的判断还是过于乐观。也可能这样仓促的结论只是为了灭掉权斗论的威风和市场,属于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任务。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终结”权斗论,首先要厘清其何以产生并不断壮大、蔓延的缘由上。中国特殊的密室政治和小圈子政治决定了即便反腐真的“零容忍”、“全覆盖”,即便真如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言“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权斗论仍很难扬汤止沸。

这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当红墙内的是是非非未能通过正常渠道诉诸公众,江湖之远自然会有很多小道消息大行其道。早在十八届五中召开之前,防火墙外便卷起了一阵又一阵权斗论浪潮。有声音从历史的视角,谓今次五中全会为中共权斗的分水岭。更早之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浪潮中,每每有高级别官员落马,比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等,总免不了一场与权斗论有关的血雨腥风。更有甚者,习近平与王岐山各司其职的搭档反腐,也延伸出了很多权斗传言,比如王岐山如何遭遇削权、习王在反腐问题上如何意见不合等等,演绎尺度之大令观者目不暇接。

所谓谣言止于公开,权斗论不论任何缘由的大行其道无不是对政治透明度的暗讽和敲打。在冷战时期,东西方情报争夺的客观形势养成了信息保密的习惯思维,导致实现政治透明要么存在制度性的障碍,要么是表面没障碍但具体推动起来就是不顺畅。在很多威权国家,政治信息乃是稀缺资源,统治者凭借对信息的严格审查和守护获得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优势,即信息霸权。而各国虽然都标榜“民主”,但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政治透明度,不仅取决于其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式,更涉及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状况;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政治透明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就中国而论,由于自身保密意识强,加上种种“左倾”理论及观念的影响,政治透明问题要么被搁置,要么严禁讨论。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在政治透明方面的规定和地方立法的历史还比较短,而行政不透明的做法又根深蒂固,目前应当说还缺乏一个迅速建立透明政府的成熟的法治环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距离现代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中共不妨“师夷长技以自强”。而不是动辄将“妄议中央”者入罪,此法虽然短期内可能有所收效,但长期来看只能是高压锅模式,噤若寒蝉一番过后或迎来更大的民意反弹,权斗论借势汹涌而至也不是不可能。

中共密室政治成“权斗论”土壤

追溯历史,中国并非没有过政治相对透明的年代。在《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看来,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如果选取一个时期做最好的历史平台,那便是春秋战国秦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大创造、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分治时代进入到统一时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达到了高峰。比如说政治领域,那个时代是阳光政治最典型的时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韩非子》里说“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说话,要让满屋子的人听见,在厅堂里说话,也要让所有人听见,越公开越好,不要私下叽里咕噜。那时也是阳谋政治最充分的时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对国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国大臣,你不接受,我就到别国去了,很自由。

在政情分析人士杨照看来,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人天生是好人。如果不被监督、不被看管,人的本能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政治,如孙中山定义的,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必然牵涉众人公共的资源,还有众人公共的权力。在没有天生好人的前提下,政治具备巨大的诱惑,让从事政治的人,利用众人公共的权力,将众人公共的资源挪为私人所有,满足私人欲望。要防堵这样的诱惑,民主的首要前提,就是“透明”,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只能在透明、大家看得到的情况下,运用公共权力和资源。

只可惜,民众所追求的政治透明,以及当局可接受和实现的透明,永远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透明度与现实之间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些可见的所谓的透明,究竟是真的透明还只是多次公关的结果?人们究竟看到了多少?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又有多少当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东西?人们没看到的,有多少只是单纯不需要看,不值得看,又有多少是故意不准人们看的呢? 所以,以31省份全虎图来断言“权斗论”的终结,只能是官方喉舌的一厢情愿。只要政治还在密室中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即便政治以某种姿态走出了密室,权斗猜想也很难就此终结。如欲擒之,必先远之。与其对此不可豁免之事忧心忡忡,不如自信地以更大的透明度和民主实践,来增强民众的判断力以及对于政治的理解。如是,方才是应对“权斗论”的有效路径和长久之策。

 

文化叫了软实力

文明国家的人们从来不把文化叫做软实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让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宁可不造航空母舰,也不能读不懂《红楼梦》。

本文拟从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所谓关键词开始——软实力。不知什么时候,国人将文化叫做了软实力。也搞不清楚这算是权力的傲慢,还是官府的无知。

文丨李颉
李劼,美籍华裔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本名陆伟民,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现居美国纽约。

文明国家的人们从来不把文化叫做软实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让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宁可不造航空母舰,也不能读不懂《红楼梦》。

《红楼梦》也罢,莎士比亚也罢,都不是什么软实力,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即便就文明进化的角度而言,一部伟大的经典,也不在于什么实力,而在于呈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品质,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

文化是思想的、精神的、存在的,文明是技术的、物质的、生存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文化,但根据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公式引伸出的核物理以及原子弹开发,则是文明化的技术成果。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蕴支撑。欧美国家在文明上的遥遥领先,源自五百年前兴起的文艺复兴。

好几年前,一部似是而非的电视片《大国崛起》讲说了西方诸强的崛起,却遗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程。该片居然没有扪心自问,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哪来的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凡事唯物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思想教条,也是一种心理定势。这种思维的核心是权力的骄横,金钱的崇拜。唯物的背后,是唯权的顺从。

虽然当今的西方世界,以实力而论,依然美国居首。但西方人评比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前十个国家时,并非美国第一,而是由意大利夺冠。因为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尽管美国军队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以及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诸国,尽管美国的高科技始终领先所有国家,但这些文明成就还是比不上当年意大利在文化上的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被《大国崛起》所忽略的文艺复兴,具有什么样的举足重轻意味。

真要说起来,西方诸强各有一番人文风采。诸如,英国牛顿力学,法国百科全书派,德国古典哲学,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当年奠定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哈佛大学形而上俱乐部。如此等等。若以软实力论之,无法理解为何意大利居首。在软实力论者的眼里,意大利不过就是在艺术上领先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恰恰就因为意大利在诗歌、绘画、声乐等艺术形式上所开创的审美新局,改变了欧洲、从而影响了全人类的文明发展。

倘若说文化具有许多层面的涵义、许多种类的区别,那么审美就是其无形的神经中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其文化心理、乃至政治方式。比如,亚里山大的战争方式,可以从荷马史诗里找到心理原型。这在中国历史上,国共逐鹿选择的是《三国演义》的模式。同样,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将审美目光聚焦于日常人生而不啻是十字架上的神明时,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新纪元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启了。

诸多研究中国历史演变的专家学者,最容易忽略的可能就是审美之于历史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早在有宋年间,就已经不声不响地开始了。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包括陈寅恪在内的文化学者,给予宋朝的文化景象以很高的评价。他们没能说清楚的只是,并非是理学的兴起、而是审美趣味的变换,导致了有宋迥异于唐朝以前的文化景观。

其中,禅宗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禅宗在士大夫当中的深入人心,有了宋代与《文心雕龙》截然不同的《沧浪诗话》。因为禅宗的影响,苏轼与李白在诗歌风格和写作心态上,泾渭分明。唐朝的画家热衷于皇室贵族的仪态造型,宋朝的画家展示给世人的或者是山水间的气象万千,或者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市民风俗景观。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大刀阔斧,有宋年间的审美情趣犹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细无声。但是,一样的深入骨髓。就连宋徽宗那样的皇帝,都醉心于成为一个书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一种文化通常在与另外一种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新的能量获得新的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乃大,及宋结果。按说,倘若有正常的长生环境的话,那么即便是宋代润物细无声式的文艺复兴,也能生长成参天大树。无奈的是,一棵小草被挤压在两块巨石的夹缝里。一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再南侵,一者是程朱理学构筑的意识形态之于民族心灵的严重摧残。内外夹攻底下,一路走得极其艰辛。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像一场始终无法和合的性爱,在一次又一次的延宕之中,消耗着原有的元气和应有的锋芒。磨蹭了一千年,依然原地徘徊。相比之下,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一击即成;比中国晚了五百多年,却赢得了此后五百年的辉煌。

因为一再的延宕,致使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仅生长得非常曲折,而且不像欧洲那么光彩夺目,而是若隐若现。要不是《红楼梦》的问世,这场断断续续的文艺复兴恐怕很难成立。就像莎士比亚奠定了英国的民族文化,《红楼梦》标出了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成就所在。莎氏戏剧承继了古希腊传统,《红楼梦》则径直从《山海经》神话起笔。正如文明是递进的,文化是回溯的,借用老子的说法便是,回归到婴儿状态里。正如早先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开始周孔伪型文化之于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覆盖和扭曲,《红楼梦》的划时代意味在于,将中国历史划分成了《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之于华夏民族的意味,不仅不亚于而且远高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民族的标记性。

《红楼梦》之后的清末民初,本当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天赐良机,犹如春秋战国一般充满人文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除了满清王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日渐松动,尚有东西方文化碰撞造成的嬗变效应。然而,历史却极其诡异地将这个民族推上一条谁也料想不到的歧途。野蛮战胜文明,孔家店被打倒之后赫然崛起的,是比程朱理学更为僵化更为专制、以乌托邦主义为标榜的意识形态。民国年间短暂的文化复苏,转瞬即逝。

承接《红楼梦》文化命脉的两位宗师,王国维自沉而亡,陈寅恪则壁立千仞。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再度沉潜,几近消逝。

这场劫难于文革演变至极端,完全应验了《红楼梦》洞若观火的预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倘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再度苏醒,那么九十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重建,无疑是在文化废墟上的历史努力。这样的努力所承接的乃是自《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文化气脉。其特征与其说是开拓,不如说是守灵。灵魂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一语道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相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当今的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所至,不止是孔丘立说,而且更是对商周之交历史剧变的寻根究底,其中既包括对那场战争的反思又包括对姬昌演易和周公建制的质疑。正如《红楼梦》以《山海经》神话为起点,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有必要上溯到河图洛书。这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之于未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与能够回溯到多么久远的上古文化和上古历史,是完全对称的。

但是,不管历史文化的审视多么的至要重要,中国式文艺复兴依然以审美为导引。《红楼梦》所提供的,首先是迥然有异于往昔的审美情趣。以男人为主宰的历史,在少女诗词里被颠覆,更不用说,假装分别信奉儒道释的达官贵人遭到无情的讥讽。且不说金玉良缘如何惨遭木石前盟的挑战,即便是屈原的《离骚》,也被《芙蓉女儿诔》弄得灰头土脸。由此可见,那个横遭姬发指责的“惟妇言是用”的商纣受辛,是多么可爱的君王!不说是贾宝玉式的,也至少有着贾宝玉般的侠骨柔情。

商纣与妲己的历史冤案,一则在于周公姬旦与孔丘、司马迁前赴后继的历史伪造,一则在于华夏民族在审美意识上的长年孱弱。王国维指出过,中国文化在美学上的惊人残缺;陈寅恪道破的是,中国哲学在形而上层面上的相当贫乏。中国式文艺复兴要复兴的,无非就是审美意识,逻辑思维。

倘若说一个民族的愚昧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刻板低维,那么其丑陋则丑陋在审美意识的长年累月的空缺。头脑僵化,言语刻板,表情呆滞,千人一面。贫穷时低头哈腰得不行,富裕时虚荣夸张得令人瞠目结舌。这个民族似乎不喜独立思考,而热衷于一哄而上。对照《山海经》神话里朝气蓬勃的华夏初民形象,今日的中国人丧失那样的尊严,久矣。审美,不啻是艺术的修养,更是气质的高贵。高贵的气质,源自丰富充实而清纯明净的内心世界。淳朴有淳朴之美,谦卑有谦卑之相。最高贵的有时恰好是最谦卑的,就像箕子亲王不动声色地开导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一般。最美丽的有时是最淳朴的,就像林黛玉的凄恻绝唱《葬花辞》,天然无饰。

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流于媚俗;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绘画,失之夸张。前者让官府点头,让读者摇头;后者让画商见利,让艺术堕落。电影取悦奥奖,奥运讨好全世界。教训是,有钱不等于有尊严,有权不等于得人心。文学、绘画、电影等等的诸多工作者们,可以籍此换得纸醉金迷的世俗人生;只是,功名之门一旦被敲开,他们的作品旋即被扔进垃圾堆里。因为这只跟谋生有关,了无存在的诗意。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绝不是什么人的功成名就,而是众多艺术家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的共同境遇通常在于,官府恶之,学府拒之,诸奖远之。

他们之中不乏如同曹雪芹那般孤寒寂寞,或者就是“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他们之中有像王国维那样一了百了者,有像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者,有像章太炎那样叱咤风云过后安安静静地偏居一隅教书育人者,有像李叔同那样大彻大悟而遁入空门者。他们的人生非但与功名绝缘,而且往往不是坐牢,就是流亡。然而,正是这样一批无名无臭之人,为华夏民族建造着文化的森林。当造树的前人撒手人寰之后,乘凉的后人是否记得他们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在世的功名都弃之如敝履,更何况虚幻透顶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这样一批人的植树造林劳作。植审美之树,造文化之林。这样的劳作,跟人们所谓的软实力毫无关系。这样的劳作与制造航空母舰迥然有别。因为审美乃是天下最无用之物,但审美能力的有无,却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石。

能够制造航空母舰,与当年游牧民族能够制作弓箭长矛并无多大区别。一个民族有没有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红楼梦》垫底,才是野蛮与文明的泾渭所在。

所谓崛起,不是武力的竞争,而是审美光照的有无或强弱。倘若说,审美是天然的免于恐惧之自由,那么审美能力的有无则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前提。审美是鹰的特征,是鸽群般的浪漫,而不是家禽的骄傲或绵羊的温顺。

以《红楼梦》为历史地标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为王朝的更迭为转移,也不被任何专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所左右。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坚忍而顽强。倘若这将成为一片茂密的森林,那么却首先从一棵棵孤木开始。前景是可以遥望的,无所谓乐观或悲观。狂风暴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是为记,与众共勉。

白岩松说过这样的话

白岩松称,只讲道德不尊法治那是在扯淡,只讲反腐不许监督那是在做秀,只讲清廉不敢公开,那是在放屁。白岩松对老婆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

习近平时代有什么特别之处

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e)11月8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主要谈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理解,他表示,习近平就像是中国的CEO,习近平时代是对中国的一种恩赐。以下是专访的编译。
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 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的教授。
问:对于一个长期观察中国的学者,习近平时代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作为一名有过在澳大利亚、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经历的历史学家来说,习近平时代是一种恩赐(something of a gift),中国治理的艺术包括类似王朝一样的治理方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融合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

我喜欢把习近平称作中国的CEO,或者所有事物的主席。对那些认为中国想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国家,或者中国如过去的欧美国家模式,习近平时代就是一种挑战。对那些喜欢读毛泽东、并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学生来说,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混乱不堪。

问:有些人将习近平称为中国的“皇帝”,习近平和“皇帝”有什么类似之处吗?

答: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许多观察人士和分析家把中国领导人称为皇帝,或者想要成为皇帝。毛泽东非常善于避开皇家的传统,同时凌驾于他所制造的派系之上,以达到激进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目的。
当然,习近平也想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的领袖气质远不及毛泽东,也没有能力掌控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以“皇帝”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问: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难以管制吗?

答: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多年前便失控。1989年六四事件后,全国大规模的再教育运动强调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并没有将国家地位和历史分开。

显然,中国已经达到强大的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形成了一党制。一个受教育的信息自由的中国将在后习近平时代到来。

问:中美关系5年后将会是什么样?

答:对于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我的国家几乎参与了美国二战之后的所有行动,大多数这些行动都是血腥和代价高昂的,但成效也都不错。作为盟友,我只能希望我们美国兄弟的“遏制中国”战略能够成功。

如果失败了,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如我的同事怀特(Hugh White)所说那样:在亚洲和太平洋和谐相处。然而,在学习毛泽东主义20年后,依据我知道的黑暗记历史,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国和美国将发生一系列的区域冲突。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亲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但他讲汉语字正腔圆,并用中文写了不少杂文,出过两本集子,其风格介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堪称非华裔的华文作家的佼佼者。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

殷海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人生的意义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原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他受罗素、哈耶克人等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问题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思考的。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都是不停的想问题,对人生的辛酸波折也经历过一些。因此把我所想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道路是什么陈示出来,给各位参考;我只说参考,但我没有说各位一定要采取我的人生观和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各人自己的。我只是把我的提供各位参考而已。第二个理由是:就我观察所及,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在蜕变中,而且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扰攘不安,差不多的人实实在在说来心灵都失落了:失落在街头,失落在弹子房,失落在电影院,失落在会客室里,种种的失落。他们的心灵是不凝炼,不坚强的。比如说,有些体育家,运动家,他们的个子是蛮大的,打人蛮行的﹐但他的心灵很脆弱。譬如说,他们稍微把一句话说错了,就怕这个人不喜欢吧,怕那个人被得罪了。这充分表现出心灵的脆弱。假如我们具有强健的身体而心灵如此脆弱,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只有做别人的工具。这是时代的厄运。为了免于这一厄运,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想法提供出来。

这就是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并以此为范围。人生是有很多层次的,此处我只能简略的说,首先要说的是物理层。任何人无法不受物理定律的支配。如果有人活得不耐烦的话,他从楼上跳下来,非伤即死,毫无问题的。那就是受物理定律的支配。人是有限的动物,虽然有时觉得自己是无限的,那大概是太狂妄了。这层是用不着多说了。第二层是生物逻辑层。人不仅是物而且是生物,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则不能不受生物法则的支配,如呼吸,心脏的搏动,肌肉的收缩都是受生理法则的支配,没有人能例外。我们就是这种构造的。可是,在这层有一种特别的现象,这在别的生物里是不发达的──即使不是没有的话。这就是一个生物文化的界域。我们是一种生物,有许多是需要必须满足的,如吃饭喝水,到一定的岁数要结婚,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那么难过,这都属生物逻辑层。固然,别的生物也都要吃东西,寻配偶。但它们与人有大不同之处:它们是赤裸裸的,没有文化,人则不同,吃东西要讲礼貌,有不同的分殊,不同的形式。就穿衣而论,我不相信任何一位小姐,本来就像孔雀般美丽,而是藉各种物质的工具来补足其美。人为了御寒有棉、皮革、尼龙、奥龙、达克龙。这都是生物文化层的东西。我们满足人类之生物文化。但人类的生存并非发展到此结束的。人是有“意识”的。这最关重要。别的生物大概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大概尚末发展到这地步。这在生物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别的生物大概不知道自身的生死间题,人则知道,晓得有生就有死。彭祖长寿,但到了八百岁时依然要死。而且人都怕死,但上帝绝不因此多留你一天,打针吃药于事无补。由于我们有死的意识,便产生许多神话,许多礼仪。

就这样,慢慢的发展,扩充我们的界域,由单纯的物理层,进为生物逻辑层,再由此发展到生物文化界,继续发展。然后人类有真善美的意识,有理想、有道德,这也就是价值层。这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层级,生物逻辑层则是凡高等生物皆有。生物文化界别的高等动物虽可分享一部份,但人最多。唯最高层是人所独有。我们讲道德,追求理想,要创造理想杜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穆尔的乌托邦,以至我们追求真善美等等,这都是超生物逻辑的东西,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精神的创造”。我想大概说来只有人类有精神的创造。这层是人所特有的。当然,人只是太空中的一种生物而已,将来星际交通发达了,在别的星球中可能有超人类存在。超人类的智慧是可能比人类发达得多。

现在我已把我要讨论的基本架构说出。依此,我们讨论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道路何在。人活在这世界上,首先必须要能生存。可是不同的文化价值,对这种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不同的。而且有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把重点放在这上面。例如古代圣贤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当我少年时,同学间常以为问舍求田的人,是没有大志的。因为,当时大家只谈理想,只谈学问。万一有人谈钱,大家一定笑他的。这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这也表示文化价值的重点之所在。又如古时有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首阳之山,义不食周粟”。这是认为生物需要不及道德价值之重要。尤其宋明理学家就是如此的。他们的想法高得很,但也空得很的。他们从不屑谈这些经济事务。但是,我们现在重视这个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地区的人众抬头了。十九世纪末叶以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约八十年间非洲地区是白种人的殖民地,有色人种受白种人的轻视,尤其认为有色人种无论是体力、道德或天然的脑力都不如白人。可是,曾几何时,现在非洲人受白人之哄抬。这个变化真非始料所及!亚非地区的人特别多,经济落后,但是我并非认为经济落后是罪恶。正好相反,不开发,不开马路,漫步森林之中,享受天然之乐,岂不更好?现在,亚非地区受重视,却经济落后、知识水平低、贫困、饥荒,野心份子可用他们来扰乱世界和平。于是乎,自由国家要开发落后地区了。现在世界,无论何地均拼命经济发展,刻意经营。这些努力无非在生物文化层。我并不是说这一层是可以忽略的。

在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不经此层而跳至最上层。因为,如果腾空而起的话,高等精神文化的发展和道德实践便失去支持。宋明理学的大病在此。他们的毛病在当时并不严重。因为吃饭问题不大,如朱熹、程颐、程颢等人在这方面都不成问题,顶多是有无肉吃的问题而已。因为他们有人供养,他们是士大夫阶层。据贵校金耀基先生说,我们已经不是士大夫了。我听后有股淡淡的哀愁!但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又有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是会做秋梦的﹐以为身为士大夫﹐四民之首﹐好神气﹗但现在不是了﹐一个月的收入不及华怡保的百分之一,因此你们可以说:殷海光,你的梦可以醒了!这样我们便要面对现实了。当时朱熹可不如此,好惬意哦!到山上开家书院,自任山长。But now all gone!现在时代不同了,生活的需要多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把重点放在名教、仪制、伦序、德目的维系这一层次上,而不太注重生物文化层。于是精神文化和现实生活脱了节。到头来,我们的文化发展,像一座高楼似的,上一层的人在吹笙箫,底下一层劳动终日难得一饱,于是空了。整个文化建构都发生问题。这一历史的教训是值得今日的我们留意的。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经济落后的地区要人来协助。肚子被人抓住了还有什么自由哟!我们的肚子被人控制,很多志气便无法伸张,人的尊严便很难维持。有钱才能扬眉,才能吐气。否则高尚的志趣,卓越的理想,都要收起来。人到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所以我们必须充实生物文化层才能谈上一层的价值。现在发展外销,致力经济起飞,在这种意义下是对的。

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道路是否就停在这一层呢?你如何把你与其他高等动物分别开?丰衣足食后是否安心在此停顿?人之所以为人是否这就够了呢?这是要我们大学生,知识分子想的大问题。今天我们都受了时代沉闷空气的压力,担心出路,许多人不爱想这类问题,视之为高调。我个人的境遇困难,但从未停止想这类问题,尤其在困难的时候更要想!前面所说的生物逻辑的条件没有满足时,固然到不了最上层。但满足之后,高尚的理想和价值都可不要吗?希腊出那么多大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为后世之基础,我们多么向往啊!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丰富。显然得很,要人生完美,必须透过生物文化层再往上升。生物文化层满足了,我们还要真善美、理想、道德,这样人生的道路才算完成。

这里又生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已有很好的文化遗产,如中国的。就中国来说,我认为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又如韩非子,思想那么严格,观察那么锐利。如果他生在现代的话,就可能是一个逻辑家了。我们现在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面临一个两难式,即是:如果我们要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那么势必牺牲道德或理想;如果我们要维持道德或理想,那末势必困难以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的要求而难以生存。处此困境之下,我们怎样作决定?照现在的趋势,一般人在有意无意之间,碰到求生与顾及道德不能两全的情形,就为了求生而牺牲道德原则。有些人更因满足自己的利益而牺牲道德,陷害别人。所以,道德就“江河日下”了。人吃粗一点尚可活下去。人群没有道德来维系,势必难免为“率兽食人”的世界。如何得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怎样处理?我以为孟夫子所倡导的“义”是救药。他要人舍生而取义。这当然是一个极限原则。我们并不是说人必须动不动就牺牲生命来保全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我们万不可在自己的生存并末受威胁时为了换取现实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第二,在我们的生活勉强可过时万不可因要得到较佳报酬而牺牲他人。第三,当我们因生活困难而被迫不得不放弃若干作人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作“道德的抗战”,把道德的领土放弃的愈少愈好;而且要存心待机“收复道德的失地”。复次,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如果经济贫困了,我们的好恶是否就要放弃?是否就不能讲?还有尊严问题,如人的经济不能满足,尊严是否可以不顾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真值得想一想。

在各位现在这种年龄大家都有梦。胡适说,人生应该有梦,否则人生不是太不丰富吗?现在你们都有理想,但出了社会便可能不同了。那时各奔前程,各种打击,各种现实的考虑,都可能使得你把崇高的理想收敛起来。这就是现实在考验我们的道德力,我们的理想性,我们对真对善对美的追求是否迫切。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的。我们是否能撑得住,就在这个关头。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