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最喜欢的命题“反腐动摇执政基石”

北京时间1月12日,中共召开了中纪委第六次会议,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反腐党建进行了总结规划。其实在几日前,习李分赴南北会合“诸侯”重推经济工作 之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多个领域“一把手”出席的会议,也即“筹备中纪委第六次全会座谈会”。相较于此次全会的宏观引领,那次座 谈会在揭示中纪委今后具体工作策略方式层面,或许也有一定的揭示意义。

据悉,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还有部分省委书记和中央部委党组书记、省区市经委书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及专家学者。会议主题是筹备中纪委六次全会,并 且谋划好2016年纪律检查工作。王岐山在此会上的长篇讲话被媒体报道公示了出来。显然,此次会议将是观察中纪委2016年和之后反腐党建工作的一个窗 口。

王岐山表示,“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党不仅要管要治,还要重在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只是惩治极少数腐败分子,而是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全面从严 治党,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要深刻认识领导与监督的关系,党的领导本身就包含着教育、管理和监督。”

相较于三年前向 “反腐”主题一边倒式的表述方式,此次讲话所提到的“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党建全部”、“全面从严治党还要靠全党”、“党的领导包含教育和管理”、“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等说法,是一种无可指摘,却又比较委婉的转变。事实上,在2015年9月王岐山前往福建调研时就已有类似的说法。

当时王 岐山在福建主持座谈会时指出,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 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该会议之后,重量级“老虎”落马的频率未有减少,甚至揪出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政坛“敏感版块”的“首虎”。不过,此次王岐山就中纪委六 中全会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再次表达出这种倾向,是否意味着中纪委的反腐党建工作将会做出较大的改变?

反腐的负面影响会动摇“执政基石”么?这可能是腐败分子最喜欢的命题

不得不承认,整党肃纪是中共自我挽救的途径,而在实践和结果层面来看,这种做法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果。目前受指摘最多的是严明纪律造成的集体性“不作为”现象,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难见起色的一大原因。

另外一个外界不易感知而中共体制之内却深有体会的一点是,反腐毕竟是一种“室内操戈”之举,这会造成中共内部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并进而影响中共“党内 团结”。“党内团结”是中共极为看重的一项政治传统,因为它将影响到中共自身的凝聚力、执行力,乃至战斗力和执政地位。比如,中国许多地方官场和党政单位 内部,互相揭发举报攻击现象“惨烈”。虽然他们举报情况大多属实,被举报者需要得到相应处理,但是这种混乱失控局面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也会对集体 工作造成巨大杀伤。

由此论之,中共的反腐行动确实遭遇到障碍、陷入了矛盾。一方面,腐败蛀蚀中共根基,反腐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反腐又 会动摇到“经济发展”和“党内团结”两个“政治正确”,后两者同样关系到中共执政基石。此前一段时间里,中共也处在“腐败与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的阶段,而现在则已形势明朗。正如习近平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所 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新阶段的问题焦点不仅在于保持先前的反腐状态,还在于其反腐行动该保持怎样的节奏,使用怎样的方式,怎样处理好各 种矛盾,达到最优效果。

中纪委在反腐党建议程上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共决策层对反腐负面效果的注意,及其反腐战术策略的相应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凸显了对中共建设性层面的加强重视,同时并未削弱反腐打“虎”的力度。习近平在此次中纪委全会上说“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 到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岐山在之前座谈会上说,“反腐斗争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另 外,2015年下半年,中纪委反腐力度不仅未降,反而有所加强,都说明了这一点。

   一名政协委员对北京市的建议

前一时期一篇陆杰华建议北京老年人去河北养老的转文引起轩然大波,近日又有文为陆杰华正名,说是断章取义了。其实为陆杰华正不正名并不当紧。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多年来北京市无序增容,公共资源贫竭,社会治理混乱等现象所引起的民众激愤的集中爆发。长期以来,市政府面对暴涨的外来人口束手无措,反将城市增容后产生的负担以各种税、费名目转嫁給市民,甚至研究把本地老年人当做负担甩出北京。完全丧失了守土保民的立场,这才是激起众怒的本源。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城市的承载量都会有一个极限。如果逼近或超过这个极限,必然引发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些年来,北京市囿于首都的光荣称号,在“首都是全国人民的”这种偷换概念的逻辑裹挟下,几次限容都半途而废。致使近千万外来人口无序涌入。不仅造成交通拥堵,房价高企,教育、医疗资源紧缺,水电供应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严重影响了北京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共和国首都的形象。对此,北京市只会被动地面向市民采取应对措施:购车摇号,车辆限行,油气暖水电及公交票等基本生活价格飞涨,最近甚至还推出了收取拥堵费的动议。但仍难以遏制因人口暴增带来的资源窘迫,招致广大市民怨声载道。

        由于大量低端外来人口谋生和居住的需求,满大街的小商铺、满天飞的小广告、私搭乱盖的违建房和遍布北京城乡的城中村,已严重破坏了市容和秩序。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很多郊区村镇中的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出本地居民,甚至形成了以地域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置法律于度外的帮派。对此,市容、城管及治安部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治安管理己力不从心,各种矛盾冲突频发。

        有些人曾担忧外来人口的服务已经成了北京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外地人也自豪地宣称,“没有我们外地人,你们北京人一天都过不下去!”好像北京人承受了外地人无穷的恩惠,还不识好歹。这话可大了!据数据显示,遍布城乡的小商铺、小饭馆、小超市、洗头房、足疗美容店等,举凡沿街铺面的经营者和服务对象,主要是滿足外来人口的。形成了外来人口自产、自销、自我服务的商业体系。而保姆、门卫、快递公司等低端劳务市场,也因外地人的廉价竞争而将北京市民悉数挤出。可见占绝大多数的低端外来人口,非但不是北京经济发展之必须,反倒己成为阻滞北京市民就业的逆动力。

        在任政协委员期间,我曾多次考察过远郊区县的乡镇,深为这种外来人口的波澜壮阔所震撼。也多次提出过限制外来人口无序增长的提案。可惜,各级政府投鼠忌器,一味容忍,至今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管控措施。反倒将原有的居住证制度也废弃了(最近又在要恢复)。为了减轻城市压力,在连年疏散东城、朝阳拆迁居民的基础上,明年连市府也将外迁到紧邻河北的偏远郊区通州。且不论这种偏安一隅的行政布局是否合理,会不会拉高各区县的行政经费,仅就减压来说,若不大力削减外来人口,不以科学观谋划城市管理,哪怕迁到廊坊去,也不啻于缘木求鱼。长此下去,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腾笼换鸟!或许这正是那些提出北京老人去河北养老主张的人的愿望?

        其实,市府所顾忌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首都是共和国的核心,自然是全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地方。但这只是精神层面的说法。决不能因此而偷换成首都是全国各族人民都有权提包入住的地方。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不仅要为市民的福祉谋划,更要顾及首都的形象。若为了迁就外来人口,而把首都变成了“霾都”“首堵”,恐怕更难向全国人民有所交代。

        另外,首都是一个展示国家文化、政治、历史的窗口。之所以选址北京,正因为它有浓厚的华夏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传承。这是需要后人精心维护的。但是,事与愿违:先是古城墙扒了,后是四合院拆了,接着又成了全国各地的大杂院,听句京腔都稀罕。北京人早有“各地人都有老家,唯有北京人没有老家”的哀叹。这不是片汤话,是眼见感同身受老北京文化迅速消失的北京市民无奈而哀痛的悲歌。

        北京人厚道,局气,包容度高。但凡能忍、能容的,都能将就。限行、涨价、收拥堵费、地铁里挤成照片、小广告就差贴到脑门上……也就认了,连市府搬迁腾地儿都只呵呵一乐。可现如今捉摸起了让北京老人迁到河北去养老,将老北京文化来个连根拔。讲究孝道的北京人,怎能不血灌瞳仁!搁谁也过不去!网上骂声一片,自在情理中。文明不文明且另说着,民意不可违,倒是值得市府重视。

“北京欢迎您”是一个永恒的承诺。但若惦记着鹊巢鸠占,反客为主。您呐,歇着吧!

希望市府及各级政府都能认真分析研究此事的成因,科学规划城市管理,使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在今后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中,能夠更好地传承华夏文明,更好地展现北京的文化,更好地肩负起首都地位的历史责任。

2012李承鹏在北大都说了些什么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的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L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L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有一种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据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中国的另一个腐败堕落群体

导读 成就一个富人三年足矣,而成就一个贵族却需要三代。因富而贵,应是所有家族企业传承的目标。但在中国,富起来的民企老板却是最堕落的群体……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让人振聋发聩,且绝非危言耸听。


郭凡生,慧聪网董事局主席,被誉为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大师和思想教父

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经历了上山、下乡、当兵,1978年又考上人民大学的“精英”一代。1982年开始在从政做官,1987年转入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我1990年不得不下海创业,由一个街边店成为了国内首批在海外上市的B2B网络企业。

我是一个真正白手起家的私营老板,从来没有寻租和靠官去挣过钱。因此我才敢讲下面的话,若是学者、官员写这样的文章早已被弟兄们的板儿砖拍烂了头。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谈民营企业的腐败是出于一种责任,也源于我对民企弟兄们深深的爱。我真的看到今天在大陆最腐败最堕落的群体,是我们这些民企的老板。

我知道拙作会得罪天下不少的老板,但我相信拙作也一定能够帮助那些正在迷茫中奋斗的企业家们。今天,民企腐败超过国企,甚至贪官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极度缺位,懒散无度

2008年开始连续八年,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办了五十多期股改班。每次我都会对一百多位老板提同样的问题:“拍着良心告诉我,今天你们谁还能打卡准时上下班的请举手”?每次举手的人都不超过三成,而且几年来每次举手的人越来越少。

我总结这些老板是一三五休息,二四六放假,逢年过节国外旅游,我相信国企的老板们和官员们也绝对不敢这样。我曾很多次压抑不住自己的伤感和愤怒,在股改班上对上百位老板们呐喊:“你们当年创业的精神还有多少留存?这样下去我们怎么还能活在世上?这样的老板企业不破产天理难容!”有些老板和我解释,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工作:”我的作息时间调整了,我来的晚我们也走的晚呐”。

我们把老板缺位定义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职务缺位,也就是不准时上下班,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老板职务。

在职务缺位之后,因为不好好工作就会出现能力缺位,这是老板缺位的第二个阶段。特别是你的企业从小向大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从小型化的老板看得见的直接管理为主向大型化发展过程中老板看不见的间接管理为主的过程中,你的缺位,肯定会使你落伍,你的能力已很难适应企业成长的要求了。

在职务缺位和能力缺位之后,就是第三阶段的心理缺位

工作中你发生的偏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使你一到公司上班就心烦意乱、痛苦不堪,上班成为一种巨大的折磨。老板已经视做自己企业事情成为最大痛苦,已经生不如死了。写到这儿,所有的老板,不管你是否同意我上面的观点,都可以判断一下,你自己处在老板缺位的哪个阶段。

我每次都对股改班的老板们大声疾呼:归位吧,找回咱们创业时那种激情和勤劳,但基本上是呼之无用。我只能对天长叹:英雄老矣,廉颇老矣!这是民企老板的第一个腐败,这个腐败肯定超过了国企和国家机关人员的腐败,因为在那里他们谁也不敢像我们这样缺位。

全面“四化”,五毒俱全

家族企业政治化。是指家族企业领袖们没有把管理企业作为头等大事,而是把跟官员打交道当做了重中之重。我曾是资深的政府官员,不少官员常请我吃饭。他们请我吃饭时,常会有一个老板坐在下手,通常话不多说,老是跟着笑,我明白他就是一个来买单的角色。

我特别为这些弟兄们感到悲哀,我们成了“大户”人家的奴才。不少企业家花巨资去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你们知道在那些官员的眼里你们是什么吗?你能够担任这些职务的重要原因,也就是因为你的企业还行,如果你的企业完了,明天你就会被踢出去,成为酒桌上的笑谈。

家族企业国营化,是指我们现在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像国企了。我问过许多民企老板:“请告诉我,现在你们的企业除了产权制度和国营企业相比还有不同以外,你们的工资制度、奖金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等所有方面跟国营企业还有什么区别呢?”不少私营企业甚至把向国营企业学习作为一种荣耀。

黄光裕等许多著名企业家不就是一赌而败终生吗?不少老板敬关公、拜佛祖、信道教、学儒教、拜上帝、跪安拉……拜神求佛也得懂点规矩吧,连这道理都不懂你究竟信的什么呢?我想提醒一下创业起家的兄弟们。

在你很穷的时候,你拜的起神吗?那时你穷的香钱都舍不得花,你去拜谁?因为当时你没有拜神,只有相信自己,你成功了。今天你成为了富人,今天想保住你的富贵不再是靠勤劳、智慧,而想靠神鬼可能吗。我去温州帮助一个企业股改,忙里偷闲去打了一次高尔夫。让我震惊的不是球场,而是球场山中的庙。

我大概算了算,十八个洞边最少有三十六个庙,个个香火旺盛,我不禁要问那么信佛为什么还会产生“温跑跑“?如果真的烧香佛主就能保佑你,我们这些原来的穷光蛋今天谁也成不了富翁,因为前面的富翁他们天天都在不断的烧香拜神。不管你怎样拜神烧香,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你改的了吗?

鉴古收藏,就更不要说了。我看到许多企业家的办公室里挂着所谓的名画,摆着高级的紫檀木、红木家具。第一你懂得真假吗?第二你背着那么多的银行贷款,付着高额利息,却拿钱来置办这些对你企业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对吗?

最最可怕的是五毒不沾又能准时上下班的人,已经不到一成。这让我惊叹又万分痛心。我常问苍天,这难道就是当年改天换地的创业者们?让中国脱贫致富的企业家们吗?这样的企业不破产天理难容!

自大狂妄,苛员溺后

老板们在企业里总是一个人说了算,天老大,你老二,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己缺位不敬业、不努力,还不愿意听内行的意见.周围豢养着一批溜须拍马专门说好话的小人。讲到这儿,希望每一个老板把你周围的人排一下队,看看你周围有几个人还愿意跟你拍桌子争论?不少老板自大狂妄到了让别人看着都可笑、可怕又可怜的地步。

我们都有孩子,你一定希望把企业交给孩子,让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请问走天下富人育后一样的路,你怎么就能改的了“富不过三代”的规律呢?穿金戴银长大的富二代多数学习不好,大家知道孩子学习很差,多数因为在国内连三流大学都考不上,就花重金送他们去英国、美国、加拿大学习,这还成为在酒桌上和朋友炫耀的内容。

尽管你花了很多的钱让后代读书,但后代大多数都不愿意留在国外,因为一是回国要比在国外的生活好的多。另外,要在国外留下生活要靠真本事啊,他们只有回国。

香车、美女、志大才疏,已经成为富二代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更可笑的是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衙内”们竟还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想干更大的“事业”。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他把儿子叫回国,在自己的企业从“基层干起”。我跟他说这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你根本不可能做到。

我仔细了解到的情况是,他的儿子白天在车间里当“工段长”,每天一下班就有人用高级车把他的儿子带出去吃喝玩乐。谁都知道,哄住了这个“衙内”自己就可能升官发财。

在你身边有一群跟着你奋斗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弟兄,他们现在还不富裕,你真的认为他们的能力比你的子女差吗?你真的认为你的子女可以领导他们吗?呸!在这儿你既无朋友情义,也缺少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你的孩子很可能是败家子。我长在内蒙古,在鄂尔多斯有一帮好朋友。

几年前,鄂尔多斯商会的会长跟我说:“凡生啊,有几个孩子关于资本市场的问题想向郭大大求教,你可不可以见见他们?”我说:“可以呀,你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让他们来书院吧。”记得有天下午他们来了,几个小伙子长得很帅,穿的也很体面,送上了他们父母带来的礼品。

但我们的谈话仅过了十几分钟后,书院的工作人员来告诉说:“郭总,外面乱套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书院在中关村最繁华的地方,是一个两进院子的关帝庙。关帝庙前几百平米的停车场,是我们专用的,怎么会乱呢?我出去一看惊呆了。

原来在慧聪书院门口停了两辆加长的奔驰和一辆巨大的悍马,人们像看车展似的,围着这些奇怪的车在揣摩观看,他们的车把天子脚下的人都震倒了。我把几个孩子叫出来跟他们说:“把你们的车马上开走,扔到哪儿我都不管。

你们到这来炫什么富呢?我的慧聪书院是读书人待的地方,你们来是向我请教学问的。既然这么富,你们还搞什么资本市场,去花你们爹妈的钱就够了。滚!“我把他们骂走了。但那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晚上我跟我的老朋友边打电话边喝酒,他在那边哭了,他跟我说:“凡生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

有人会问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孩子必须进入一个使他们良性成长的环境。书院是一帮高学历,出生贫寒学子组成的团队。他们有着良好的团队意识,优秀的学识和道德,他们崇尚勤劳,尊重知识,他们是良币驱逐劣币,谁在这里炫富,谁不努力谁就会被赶走。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管你家有多少钱都得从头干起,因为郭凡生坐在这儿,你们谁家的钱都没有我多,他们可以看到我每天在怎样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真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让他蹲在你挖煤的企业里,跟在你制鞋的工厂中,待在你开饭馆儿的老家,他们永远见到的是那些吹捧他们的“小二”。大家都在望子成龙,龙跟龙在一起才可能成为强龙啊。龙和猪、鸡圈在一个圈里,即便飞起来也难和强龙竞争,这就是环境造就人。

我在股改班和几千位企业家们不断地讲,我相信五年、十年后你们中间的多数人已经不是老板了,因为你们的孩子接不了班,坚持代理制你又无法将企业交给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有能力的人,您的企业肯定做不下去。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绝大多数人到了老年最悲哀的事情是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子女,把最心爱的企业搞没了。我相信只要不是从共享制的角度找出路,这是中国多数老板悲惨的共同结局。

德无制、行无规、损无忌

腐败惩戒底线是制度,在国企和机关你公开贪污甚至乱花钱是犯法的,我一个大学同学,曾是交通银行一个省行的一把手,就因为他给员工每个人多盖了一套房子就被撤职查办。所以国企和机关的腐败是有制度作为惩治底线的。

而民企老板的腐败没有制度作为底线来惩治,只能靠老板的道德和觉悟来“自律”。国企上下班有人管,私企老板不上班哪有人敢问。国企谁敢公开娶二奶,谁敢公开坐超标的高级车,虽然有人顶风作案,但那毕竟少数而且是违法的。但在私企,只要老板敢就无人管啊!我亲眼到不少老板领着二奶参加聚会,见朋友,甚至以此为荣。

很多中国人都讲仇富是不对的,但我觉得现在的仇富反而有合理性,如果再没有社会的仇富阻挡,天下的不少的富人就更没有底线了,就会做出更多无耻的事情,现在的仇富似乎制约无耻老板们无耻行为的唯一底线。有不少做生意的老板是靠寻租和官商勾结而起家的,我劝告这些人:

第一,不是好来的钱,你留不住。

第二,不是好来的钱也教育不出好孩子,因为你的行为在天天教他们坏。

第三,因为你钱的来路不正,社会一定不会尊重你,虽然你有了点钱,你会天天感觉人生无味、危机四伏。一些老板想作善人善事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不少人捐了善款,其实善款在多数老板的心里就是生意。我问过不少企业家,其中一个非常有名,他的捐款也很多。我说:“你捐款的活动和广告,如果不上你自己或者你企业的名字,你还会捐款吗?“他们几乎都说:“不会!”因此,他们的捐款是一种买卖,他们是借着慈善的目的做广告,想多挣点钱,从“善”中追求更多的利润。

有的人到台湾,美国乱发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还捐给政府一大笔资产,而他企业员工的月收入才三千多块,我有一次在会上问他,你这样苛待自己的员工,为什么还要对天下人善?员工不是天下人吗?因此,在多数老百姓的眼中,今天中国富人捐的钱不是善款是在用钱赎罪,你捐多少大家都不会认为你是在行善,你捐得越多,大家认为你的罪孽越深。

人们常说,一个富人三年足矣,而一个贵族却需要三代。因富而贵应是所有家族传承的目标。像福特、洛克菲洛、沃尔玛家族等等都完成了这样的飞跃。但今天大陆大多数企业家,按照现在的行为准则走下去,我认为此路不通。

逐名、尚虚、误实

今天不少老板读了“名校”,其实是花钱买的文凭,许多老板上学不读书,把上学视为一种娱乐和交易的圈子。

十几年前在光华管理学院EMBA的年会上,同学们编了首歌谣叫,你拍一我拍一,一直到你拍十我拍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拍一我一拍光华上学坐飞机,你拍七我拍七光华考试不复习。我在他们的年会上直言不讳的对他们讲:“今天你们都是坐着高级专车来的,而我是打的来的,你们有谁打的来的?请举手!“台下没有人举手。

自古讲国乱出忠臣,家贫出孝子,你们上学都可以做着飞机的坐头等舱来,你们为什么还有什么动力来学习和读书?你拍七我拍七,光华考试不复习。读书不复习还考它干什么?不考试你们还读的哪门子书呢?丢人现眼还当荣耀,有辱斯文。”我指责了他们,全场都不吱声,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记得王小丫也是那期的学员还兼着晚会的主持人。

更有甚者,过去几年,北大的后MBA,经常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让我去读北大的后MBA。说那里有多少部级、局级的高官,有多少国企的大领导来参加学习,跟他们在一起将会得到资源,得到人脉的发展。能得到什么资源?那是不要脸的资源,那是腐败的资源,那是官商勾结的资源,那是让我们企业走向灭亡的资源!

我们是企业家,我们要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我们还叫企业家吗?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是的抬不起头时,难道咱还不直起腰吗?不能说真话时,一定不能讲假话,保持人格的方式时不说话!否则,我们只能是权贵的奴才。

我的这篇文章会得罪不少老板,我不是说您没进正规大学就不能成为读书人,我也是24岁才进的大学,但是我进去认真读书了。近几年那些EMBA、后EMBA去上学的人还不如不去,上学不读书,却要学腐败。

这几年MBA、EMBA的同学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是组织起来去游学。在一次股改班的课堂上,有一位学员说他得早走一天,因为他们总裁班的同学要去英国游学。我听着就笑了,调侃着对他说:“你懂ABC吗?你会说英文吗?“他脸红着说:“我不懂!”我说:“你连英文都不懂你去游什么学?不就是去玩儿吗!”许多MBA的学习是,上课睡觉、晚上胡闹、吃喝玩乐、无所不为。

我曾问过几个,股改班的学员,他们都是小有成就的企业家。我调侃他们说:“如果你们EMBA的国内聚会,只有男生参加没有女生去,人员会不会少一半?如果你们出国的游学只有男生没有女生,你们还组织的起来吗?你们在为自己的腐败,和寻欢作乐戴上无耻的光环。

对不起,我不认这一切可以被人尊重,这种事情正在不断的腐蚀着你们最后的勤劳和干劲,弱化着你们的企业家奋斗精神,你们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从我看到的一切,我认真地说,今天中国大陆最腐败的人群,不是官吏,不是国企领导人,而是我们这些私企的领导人,我们才是大陆最腐败的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穷人出身,我们是一步一步靠奋斗而走出来的,我们那点钱是用血汗换来的,我们去跟他们学的起吗?值得学吗?

今天国企倒了无所谓,他们才占GDP才百分之十几,他们容纳的就越不到百分之十。而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这些私企出了问题,中国就完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将没有饭吃,我们将亡国灭种。而更重要的是要亡家。

在寻欢作乐、在不努力奋斗的时候,你想过你有退路吗?你们绝大多数人的贷款是签了无限责任的合同,还不起款是要卖房子、卖地、卖车来还的。

一位企业家因为还不起债,被债务人把手表都撸去了。内蒙两个企业家因为还不起债,把油泼在身上自焚以谢天下,想想他们的后代有多可怜!国企的领导不干了,还可以到机关去当官,你们可以吗?我们是没有退路的,穷变富是升天堂,富变穷是下地狱,你受的了吗?创业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退路,所以我们成功了。

现在后退一步踏伤的是自己的父母、孩子和成千上万的员工,我们真的没有退路,我们真的不能退。我知道你们会说现在难,环境不好……但现在再难也比我们创业时候好多了吧,那时候我们被称为社会经济的部分?一直备受欺负,私营企业的所得税是55%,而外企的所得税是三免三减三减半,连续十几年国营企业从来不缴税,上市也根本没有我们的事,那个时候的股市是为国营企业开的。

今天就是再难也比当年好吧!只要你还是个男人,还挺的起腰杆,还有再创一次业的志向,不管多难你都会站起来,因为我们的家不能没有我们,中国不能没有我们。

写此文的笔者我是在美国,因为倒不过时差,我是在夜里两点钟喝着二锅头改完这篇稿子,看着华尔街耀眼的灯光,看着自由女神背后的形象,我在想着我们这些人一、二百年以后会被后人怎么看待。夜深了,我只能听见高速公路上汽车往返的声音,但我的心还在我的祖国,还在我那些家族企业领路人弟兄们的身上,我真的希望大家觉醒,我们共同再创一次业,让中国在我们的引领下走向富强。

财新网《制度之制度层面的变革最重要》

2015年12月31日,财新网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的文章《制度之制度层面的变革最重要》。

文章称,人类 历史上有众多的社会变革,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似都不外乎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技术层面的变革。这是后进国家最容易做到的,可以通过学习或者模仿来进行。

其二,制度层面的变革。这里所说的制 度是指规约社会中诸主体之间行为的游戏规则。制度层面的变革要比技术层面的变革来得困难,这是因为游戏规则的改变往往 会损害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使得这些群体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其三,制度之制度层面的变革。所谓的制度之制度,就是界定游戏规则的游戏规则。例如,公司治理制度本身是一种制度,规 约公司治理制度背后的法律体系则是制度之制度;而规约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宪政制度则是更高层次的制度之制度;而宪政制度 背后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则是更高层次的制度之制度。

文章说,从重要性上来说,制度之制度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了优越的制度之制度,那么就会衍生出好的制度;而有了好的制度 ,就会内生出先进的技术。

文章认为,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美国的缔造者们受后人尊重,是因为他们开创了优越的制度之制度。

文章分析,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的变革都可以通过少数社会精英或者威权主义政府来实现。第三个方面的变革则往往通过 人们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来实现。只有完成了第三个方面的社会变革,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才会走上良性的发展 轨道。只有真正做到了第三个方面的变革的国家,才能够称得上是开放的社会。在开放的社会中,政府本身也受到社会契约的 限制和约束,本身也是一个内生的均衡。

文章最后表示,历史经验显示,如果只在前两个方面进行了变革,那么这种社会变革是不彻底的,而且前两个方面的变革本身 也是不可持续的。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也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更应该改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之 制度,而这往往需要新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

2015年11月25日,财新网刊登美国学者福山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敏感言论。福山称,现代政治体制有三个要素,需要 有强而有力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民主责任制。中共是一个强权政府,“但中国还不完全是个法治社会,因为共产党制定法律却 不完全受法律的约束”;“正式的民主责任制在中国还不能算有”。福山表示,中国可以仿效欧洲国家,从建立法治社会开始 ,然后再过渡到民主制度。

福山着有《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秩序的衰败:从工业革命到全球民主化》。王岐山与习近 平曾分别在4月与11月先后会见福山,谈论政治改革等敏感话题。

2015年11月5日,在财新传媒举行的第六届财新峰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目前面临四大外部风险 ,并称“这是30年来未有之变局”。

2015年11月9日,财新网刊登《财新周刊》的封面报导《清算日》。11月30日,财新网发表呼吁建立“真相委员会 ”的文章,提及调查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罪行、追责、刑事审判,以及“转型正义”等敏感字眼。令人联想文章影射中共江泽 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包括活摘器官在内的反人类罪行。

另外,韩国前总统金泳三于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2日凌晨逝世,大陆媒体报导突出金泳三上任后主导反腐、抓捕前总 统,他在推动“财产登记和公开”、“民主化运动”以及“反抗独裁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等。

消费者信心比产品本身更重要

消费环境给予消费者的信心,似乎比产品本身更重要。价格不是决定消费者持消费热情的唯一因素,中国生产的马桶盖,通过怎样的品控,物流,商超,售后,税收环节,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才能激发消费者的暴买热情?

创新是基于传统不是颠覆传统创新是基于传统不是颠覆传统

在过去的十年,最痛苦的生活是活在许小年的研究报告中。从《没有温度的高烧――评200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到《回到萨伊――评供给侧政策》许教授一直对中国经济持批评和悲观的判断。许多判断不一定是对的,但悲观者的悲观在一片喧嚣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小年坚持了逻辑和常识。让我们从点滴小事,看目前异常热闹的供给侧政策。

马桶盖回流。2015年中国消费市场尚好,但并未出现类似中国游客到日本旅游,暴买马桶盖等原产于中国的许多物品。这让人不得不考虑,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在充斥各种琳琅满目马桶盖的中国不暴买,而是要到日本去这样做?其中隐含的逻辑是什么?价格差异?品质差异?消费者信心的差异?也许在2005年,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了超过万亿人民币的类似马桶盖的各类商品。

苹果手机热卖。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智能手机市场已饱和且竞争激烈。但是谁都没有想象到,苹果手机横空出世,引发持续热卖,同时也导致一些创新 和竞争能力较弱的手机厂商被收购甚至出局。苹果手机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苹果公司,重新清洗了行业排序和生态链,同时也挖深了手机市场容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什么是传统产业和产能过剩?什么是创新和转型?令人关注的是,目前苹果产品的销售开始出现颓势。

日本的教训。传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在去世之前,特地致信其在中国的好友,传递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建议。从日本的 经验和教训而言,日本增长转型不太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偏重需求侧管理,总是试图刺激需求稳增长,最终却耽搁了转型创新,却也未能稳增长,滋生了沉重的政府债务包袱。青木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关注供给侧政策,细节如何,坊间语焉不详。

也许是这些琐碎的小事,使得供给侧政策在中国大热。这些琐事,和从宏观、学理层面理解供给侧政策大不同。供给侧政策和里根主义有关系吗?由于里 根曾启用过一批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以很容易将供给侧政策和里根主义挂钩。许多研究认为,供给学派在1980年代美国的实践并不成功,它带来了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公开批评供给学派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是江湖术士式的不入流。

看起来还是回归琐事之中的常识,来观察供给政策的应有之义比较好。从许小年式的逻辑看,刺激需求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无法改善资源配置,而是相 反。也就是说,创新和转型,是无法用货币政策的松紧,还是财政政策发力或减税来达成。宏观政策最多只是为转型创新提供一些环境与氛围,但基本上不可能改善 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有可能付出加杠杆的代价。因此,强调供给侧政策,几乎意味着稳增长的需求政策,应该到了逐渐收敛,让市场出清的地步。

苹果手机在提醒什么?也许提醒我们,任何创新都是基于传统而不是颠覆传统,对苹果产品所涉及的技术创新的含金量,素来存在不同理解,但这不影响苹果产品创造的奇迹。当下苹果产品增势的放缓,恰恰也显示了创新红利的消退。

对中国而言,先进制造、互联网+等等,都有其价值,但我们转型创新的出发点,仍然无法脱离传统产业和既有产能。如果我们环视现代人工作和生活中 所涉及的物品,其中90%在100年前很可能都不曾存在,或者已深刻改观。什么是供给侧政策?从许小年式的逻辑看,让创新供给自动地创造需求,就如同苹果 手机的横空出世一样。

马桶盖在提醒什么?消费环境给予消费者的信心,似乎比产品本身更重要。价格不是决定消费者持消费热情的唯一因素,中国生产的马桶盖,通过怎样的 品控,物流,商超,售后,税收环节,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才能激发消费者的暴买热情?中国实体经济的“综合体制运行成本”是不是过高?

悲观者的价值在于,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可以看到,并不存在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创新。所谓供给侧政策,最核心的内容大约是两部曲, 首先寻找到底哪些政府部门、产业和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是低效率的?停止对它们的持续输血,让这些部门能有序收缩甚至出局;其次在于让有效供给能够在中国的 经济制度土壤之上发芽壮大。

到了天地不仁,向死而生,摆脱对包括贬值手段在内的货币政策,包括减税手段在内的财政政策的过高的持续依赖。任何不涉及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政策,无论命名其为需求侧、供给侧还是其他名词,都是对转型创新的虚与委蛇。

专栏作家 钟伟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政治神秘主义”和“信息孤岛”

中国政府的“政治神秘主义”历来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也引起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中国社会的不满。公权力的人格化,官员把权力看成自己的,是导致外界所批判的“政治神秘主义”的重要原因。信息发布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社会民众而言,有些信息可知,有些则不可知,这是典型的“政治神秘主义”的表现。

在个人意识泯灭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神秘主义”被认为是维护统治安定的手段之一,并且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中国日益富强,中产阶级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政府也逐渐发展成分工严密的复杂行政体。等级森严的中国政府中,身处最高层的习近平等人被各级官员们包围着,出于安全或其他的考虑难以无距离的接触民间社会。中国政府的严密分工和政治神秘主义存在着冲突,这也许是中共高层身陷“信息孤岛”的原因之一。

12月20日,中纪委的机关报《中国纪律监察报》,在头版发表文章称官员一旦获得重任就难以听到真话,并直言“掌握的情况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是过滤的”。文章评论称,重要官员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不仅不利于出台正确的决策,甚至连对自身的认知也可能出现错误。

分析认为,中国官场中早就有“瞒上不瞒下”的传统,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甚至是最高层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某种程度上都难以接触到全面的真实的民间舆情。中国官僚体制中信息流通的不畅,各级官员为免责或其他原因“报喜不报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纪委机关报称,高层官员“容易陷入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的围城”。实际上,手握实权的一方大员,甚至是中央的高层,掌握的情况大多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也多经过过滤。官员们到基层调研,通常是提前人为设计,若不然就是“不近人情”“为官苛责”。高层听到真话、看到实情并不容易,因为难以掌握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难免发生谬误。

有观点认为,因为时刻都要有人陪同,中共高层可能遭遇到了“信息孤岛”之困。事实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即便上网获取信息也需要有人陪同。今年9月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共内部透露,习近平在女儿和亲信的陪同下亲自上网了解舆情,“陪同”与“亲自”两个词语语透露出不同寻常的内情。今年5月李克强访问智利,他对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说,“我昨天晚上在宾馆房间上网,感觉这里的网速挺快”。消息称,李克强上网时有中国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陪同。

坊间传言,中共高层有许多未写在书面上的潜规则,其中之一即晚上9点左右是中共高层官员上网了解舆情的时间,但同时也是政府的审查机器开足了马力的时间。有的官员出于种种目的,不希望高层看到批评的声音。

不仅是习、李等高层,就连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也经常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自比曹操,认为自己是“泽中蛟龙作波涛”,下属官员纷纷叫好。但当地人称之为“王坏种”,并作“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坏种”的民谣。官媒称,民谣流传近十年,王怀忠本人从未听闻过。

外界认为,中共高官获取民情的途径可能有三:一是来自亲信下属的进言,二是内参或智囊的报告,三是亲自去基层调研。但官场之中盛行“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亲信下属为了避免上级的雷霆之怒,通常不会知无不言。内参的报道取决于记者,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就是新华社记者汤计通过内参上呈中央高层。但体系内的记者囿于人情世故,往往是选择性的报道。基层调研更是有着提前打招呼的惯例,人为设计调研状况是中共通行的潜规则。

下情难以上达,中共高层困于身边人制造的“信息孤岛”。上面的政策也难以彻底推行,“政令不出中南海”风传民间。中共可能正遭遇自上至下的系统性的信息阻塞,十多年前震动全球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在2002年就已出现了患病者,但广东省政府封锁疫情,并未在第一时间上报,最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政府中上下信息不通的情况早已有之,古代皇帝不知民间疾苦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便是在传媒业发达的现在,政府上层与下层之间、政府与社会民间也各自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有观点认为,政府对信息发布权或者说是话语权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对民间的信息霸权,这是造成信息不畅的重要原因。

分析认为,信息霸权的实质是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各级政府控制着各级媒体,媒体行政化的分级和归属,造成了信息的层层截留。信息获取与发布的碎片化,使得民间不知政府运作的内幕,政府不知民间的真实舆情。

中纪委机关报的报道中称,“人贵有自知之明”,“领导干部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这是因为“闭目塞听”。但在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对上级官员的阿谀奉承早已是通行的规则,握有实权的干部许多都听不到批评的声音。中共官员对自身评价存在着一定的“认知障碍”,这可能是中共官僚体制中系统性的、普遍的现象。

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的信息流通不畅和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幕后黑手可能是权力的过度人格化。权力人格化,与权力职位化相对应,其极端表现是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政府的公权力被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政务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权力上有了太多的个人属性,这会造成官员的恋权、斗权,而权力相争则会造成信息资源的稀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