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不反党,只对历史和现行政策提出一些表述与看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景临之名,发表了(与任志强先生榷)的文章。心平气和的倒了一大堆脏水。赠送了我一顶"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帽子。也许这个笔手根本就没认真看过我的长微博。或许团中央应该聘用个更明白些的枪手。

一、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至少在目前还是优秀共产党员。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党的话。只有对历史与现行政策的一些表述和看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的文件中有明确和肯定的结论的。
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中共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党的领导人的变更,也有过无数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对党提出反对意见和批评最多的是毛,多少次的路线斗争都围绕着毛的领导地位而产生的。请问党内的斗争是反党还是爱党?
当党内许多人在反对四人帮时,也曾被称为反党,但结果呢?所有的右派也曾被称为反党,文革中许多不同意见者同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但结果呢?周总理去世后的清明事件也曾被列入反革命事件,结果呢?
党做为一个先进组织存在,不等于每个党员都先进,也有许多腐败分子。这个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都有过各种问题或错误。也许有些错误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而产生的,但大多是以组织名义发布的信息。这种案例还少吗?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啊!因为批评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请问是谁在反党?
一个党员按党的要求,使用党赋予的法宝难道是错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的只是还没有充分改革的那些旧的体制留下来的,不符合党的目标的政策。连党中央都在提出加速改革,难道对那些尚未改革的问题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提出批评有错吗?
二、我更不反对共产主义理想。文章中我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我也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只是问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这么明确的话,居然成了“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太有些“莫须有”了吧!
我反对的是急功近利的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放在今天空喊!这会误导大众,尤其是误导年轻的一代又一代。
别用什么其他的词来为“接班人”三个字做解释。中文的博大精深并不意味着“接班人”可以有很多种的升级。我只想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探索中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路线实践都失败了,必须要再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寻找一条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之梦的正确的路径。

童大焕:在中国一个真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

今日中国正在发生三个千年未有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都是革命性的。三个变化汇聚在同一个时代,既形成物理学上超稳定的三角结构,又彼此交融和碰撞,爆发出巨大的核聚变似的能量,共同托举着古老的中国,奔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三个千年未有的变化就是超级城市化,互联网化,金融化。彼此形成超稳定的三角结构,共同为中国的自由市场化、法治化奠基,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

首先是超级城市化。我多次强调城市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改变,将远远超过许多人寄情过深的政治民主化。这个超级城市化跟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城市有天壤之别。以往的城市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人类只有进入服务业社会以后,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社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佔GDP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而且还在不断加重。中国正迅速向这个阶段迈进。今天中国经济的阵痛正是因此而来!是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不适的阵痛。

而服务业发展的典型特徵,是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农业时代的田园牧歌和世外桃源、工业时代的工业造城被远远甩到身后!城市不断地收缩收缩再收缩,世界越来越高耸,而不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极端分散!

其次是互联网化。我把互联网称为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请参照笔者《人类史上第二次大革命真的开始了》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是金融化。金融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现代人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提前预支未来,提前安排自己的生活,获得超越于出生群落的更独立、更自由、更强大的个体生存空间,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每一个个体,前所未有地和「国家」、和银行、和政府命运紧密相联!反过来说,国家和政府的运行,更依赖于个体的发展了!它会发生什麽样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化学和物理反应,大家自行脑补,我猜不透,因为想像空间太大。

正是在超级城市化、互联网、金融化三位一体、三足鼎立的共同拱卫下,传统的、物化的、可以随时控制甚至垄断的工业和农业佔财富比重越来越低,软性的、不可控制的智慧佔财富比重越来越高,人和人的智慧第一次成为主角,站在中国舞台的中央!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成为确保人的能量发挥、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和诉求。

在这样一个真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当下中国,有4种头脑跟不上时代的人,将迅速被淘汰,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市场机会公平的前提下,自由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一种人,是高度迷信权力万能的人。他们从过去的依傍权力中起家发迹,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权力让权释放,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如今人到中老年,业已形成路径依赖,只有其中极少数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及时转变自己。他们再不改变,对世界的影响就将归零,世界将与他们无关,他们的既有财富也将以种种方式迅速缩水。

第二种人,其实是第一种人的变种,是第一种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看到传统经济没落,同时权力扑朔迷离,甚至时不时有左倾倾向,因此慌不择路,拿出全部身家举家移民海外。对这些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大变革将与他们无关。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其实,钱多了拿出几百万上千万办个绿卡是可以的,找个心理安慰。但如果把生意和所有资产都移民,那是多半要后悔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一定会超出许多人的想像。

人类有个普遍的心理,就是没有得到过的东西都想像得特别美好。中国的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有对政治寄情过深的倾向,把什麽问题都归结于政治,本来政治只有10%的「功劳」和能力的,被想像和夸大成了100%。于是把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政治化,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製造了更多的问题。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和吴思老师【《炎黄春秋》前总编,《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就是威权之下有无可能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威权之下有无可能实现法治——可能!我们看社会进步与否,要看到社会的各种变量,而不仅仅是一个变量。所有的变量互相作用,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他说中国目前处于半极权半威权的资本-官家主义(资本渐强,官家渐弱)时代(市场化程度52分——满分100,法治化程度6到7分之间,最高水平是1分,最低水平是7分)

第三种人是谁?是头脑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田园牧歌上的人。他们的资产配置,还在山水之间,在世外桃源。那麽注定,他们将在「世外」与世隔绝。

第四种人,是观念上和现代金融制度绝缘的人。他们认为向银行借钱是卡奴、房奴,他们认为就一套房子自住,涨跌又有什麽意义!对这类观念屌丝,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现代社会,房地产就是金融!此处不解释。(童大焕 独立学者)

梁彼得到底有没有罪,华人是要公平还是要正义?

我们应该为彼得争取审判的公正,但是如果我们的基点是公平,白人开枪就可以逃审批,华人开枪也要一样不被审批,那我们就忘了正义,有没有罪是关键,如果有罪就有接受后果。

这里是一位英文读者的文章转子微信

前几天看了中文媒体关于梁彼得案的几篇文章,刚开始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一个走火误杀会判那么重。直到昨天我无意中看到梁彼得的配枪,由于接受过长期的枪械训练,我瞬间反应过来那几篇文章很可能只选择性披露了部分事实。所以我去找了一下相关的英文报道,发现陪审团在梁彼得案上作出的裁决,并非如一些中文媒体口中所说的不公。梁彼得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事发时梁使用的是一支格洛克G19手枪,纽约巡警的标准装备。熟悉枪械的人看到这可能已经意识到问题,那就是这支手枪几乎不会走火。通常我们讲的枪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枪械故障,在没有扣扳机的情况下自己击发;另一种则是由于使用者紧张或惊恐,无意中误扣扳机。G19的设计非常特殊,它有个保险在扳机上,没扣扳机时保险会自动弹起顶住扳机,这个保险只有在扳机被扣下时才会打开。而纽约警察学院的枪械教官也证实了这点,纽约警局内的G19走火一年仅有20次左右,并且极少由枪械本身引起。

更不要说纽约警局为了防止误击,所订购的G19都是更换过扳机弹簧的定制版,Trigger Pull力度达到12磅(约合5.44kg)。要知道G19原厂扣发力度仅5.5磅,而另一款被美国军警广泛使用的P226手枪也才6.5磅。换言之,要击发一支NYPD定制版的G19,需要很大的力度,无意中误扣的可能性很低。而经过枪械专家的测试,梁的G19手枪实际扣发力度为11.5磅,陪审团12位成员都试过这只手枪,给出了「并不容易扣下扳机」的结论。

在中文媒体的报道里,梁彼得被普遍描写成一个菜鸟新手的形象,认为他的犯错是由于经验不足情有可原。纽约警局对菜鸟警员的认定标准是入职低于2年,但事实上梁彼得入职已经快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而他作证时也承认巡查那栋建筑将近一千次,所以梁彼得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菜鸟,经验不足的说法在陪审团面前很难站得住脚。

梁被起诉的二级误杀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鲁莽(Reckless),也就说控方要证明梁主观上明知有风险致他人死亡,但依然不顾后果放任发生。在这里有3个细节比较值得关注,首先梁掏枪是在他推门进入楼梯间前,换言之他当时还没有身处危险中;其次梁和他搭档事发时正在做从上往下的垂直巡逻(Vertical Patrol),他们从8楼进入楼梯间遭遇7楼的死者时,处于射击上的优势高位;最后梁明知事发时的楼梯间非常狭窄,很有可能发生流弹伤人。
梁对这三点的辩护是他当时正处于一个犯罪高发地带,而他通过门上小窗发现楼梯间一片漆黑感到有危险,所以他提前掏枪以保护自己。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认为梁的说法是合理的,他提前掏枪行为也并不过分。但是法庭上的诉讼是很扣字眼和讲究因果关系。梁在推门前还是推门后掏枪,因果逻辑上存在很微妙的差异;而在梁相对死者占据优势位置,又明知楼梯间狭窄的情况下,他在陪审团眼里已经输了道理。

上面讲的几点虽然对梁不利,但并非他被定罪的真正原因。梁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是因为他在开枪后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作为,也正是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里都忽略不提的事。那就是他在开枪后没有呼叫急救车,也没有主动施救受害者,更没有马上通报总台。梁在庭审上解释说他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子弹射中人,几分钟后才发现Akai Gurley倒在血泊中。

事发时Akai Gurley正和他女友在一起,距离梁开枪的位置只有一层楼。死者女友说Akai Gurley在中枪后慘叫着向楼下跑,最终体力不支倒在5楼,而他女朋友在5楼哭喊求救。我猜死者当时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黑帮寻仇,中枪后第一反应往楼下逃跑。但大家想想,一个人中枪后有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吗?梁会听不到Akai Gurley的慘叫声、脚步声和倒地声吗?更不要提后来他女友的哭喊求救,所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

并且梁在开枪后的一系列行为很反常,根据他搭档Landau的证词,梁开枪后第一时间去找子弹外壳,并亲口说「他要被炒掉」;然后他不肯让Landau通报总台,要求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接着失联长达整整6分半钟后才回应总台的呼叫(以上几点梁在庭审中都承认,他解释不想惊动其他人)。要知道配枪走火如果没有伤到人,并不至于开除。梁种种不合逻辑的反应,说明他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清楚知道他打中人,他说没意识到只是借口,而检察官更直接在庭上指控他撒谎。

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庭审的报道,梁彼得在开枪后头两分钟内找子弹外壳,并对Landau说他要被炒掉了。与此同时,Akai Gurley的女友和邻居打电话报警并叫了急救车,还试图以心肺复苏术抢救Akai Gurley。纽约警察总台接到报案后,马上使用无线电联系梁和Landau却没有收到回复。紧接着2分钟到4分钟内,梁和Landau就是否上报总台发生争执,梁阻止了Landau上报总台,并向他借手机打给上司。Landau借手机后又拿了回来,梁没能联系到他上司。之后4分钟到6分钟内,梁和Landau走到5楼找到倒在血泊中的Akai Gurley,但梁依然没有对Akai Gurley实施心肺复苏术,而是用手机发短信联系警察工会代表寻求帮助。工会代表回复短信让他上报,梁这才回复总台呼叫确认有开枪,此时距离他开枪已经过去6分半钟。

梁彼得在开枪后没有及时抢救Akai Gurley,是他被判二级误杀和渎职的关键。事后抢救未必能百分百救活受害人,但这在法律上的区别却非常大。以前有个案例,一个女生反抗性侵,不小心捅了罪犯几刀,之后她过于惊慌,看着罪犯在血泊中慢慢死去没有施救。由于她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她本来是正当防卫,最后却变成了误杀。这还是普通人对罪犯的行为,更不要说梁彼得作为警察开枪射中无辜路人,从头到尾居然没有任何抢救,只想着如何减轻责任,不要丢掉工作。控方甚至用”Care only about himself in the minutes after firing, not whether anyone had been hurt”这样的话形容他,换言之,梁彼得没有尽到一个警察应有的Duty和Responsibility。

陪审团之所以裁决梁所有罪名成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梁的诚信有问题。在事发几天后,纽约警局举行过一次内部交叉聆讯,而梁和他搭档Landau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对整件事经过的描述是有出入的,而这份聆讯报告最终又被交给了陪审团,Landau后来还上庭指证了梁,这对于梁彼得的证词可信度来说非常致命。

更不要说梁一直否认他把手指放在扳机上,他的证词在弹道鉴定和枪械分析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梁还说他事发后有通过警察无线电叫急救车,但检察官出示了当时的无线电录音,而梁并没有叫急救车。再加上他一直坚持表示没有听到声响,没有意识射到人等等,这些都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看到有人拿梁彼得和之前白人警察过失导致死亡却没有被起诉的案例比较。首先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在发生的时间上比梁彼得案要晚,涉事警察并不是没有被起诉,而是还在等待检方起诉中(必须提醒下梁彼得案发生在2014年)。其次,梁彼得案中的Akai Gurley是完全清白无辜,而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例如Ferguson案中的黑人是有袭击警察的企图,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我搜索了一下类似的案例,目前最接近梁彼得案的是同样发生在纽约的2004年「Richard S. Neri Killed Timothy Stansbury Jr.」,那个案子中的警察确实没有被起诉。

但那个警察做了一件梁彼得没有做的事,那就是在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前,亲自出席了听证会,在陪审团面前解释和作证。要知道在很多极具争议性的案件中,涉事警察都会选择出席听证会,因为这不仅仅是解释和作证,更是一个展示忏悔和道歉,取得陪审团和公众谅解的绝好机会。试想下一个健壮的男性警察,在公众和陪审团面前因为误杀平民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那是非常有震撼力很能让人同情的。而梁彼得却很罕见地拒绝了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他给人一种很没诚意和害怕被质询的感觉。我个人的猜测是,梁彼得当时还不知道检方掌握了多少事实和证据,他担心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一不小心会自相矛盾,所以他选择放弃了这个机会。

这两天看了无数的报道和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立场决定了叙述(Narrative),而叙述引导修辞」。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只是想补充在绝大多数中文媒体上缺失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帮助不清楚内情的人更好地去判断。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偏向任一边。

我认为梁彼得一案要切割成两部分来看:事发时的失误开枪和事发后的抢救缺乏。梁彼得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更多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缘故。但各大中文媒体几乎避而不谈,只一味强调前半部分梁彼得的失误开枪,实际上有误导的嫌疑(这里传授点私货,多年经验告诉我中文媒体不可信,特别是海外各大留学和移民的公众号)。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误杀确实是个意外,梁并不是有意犯错;但考虑到他事发时的作为和后来的态度,他被判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并不能说是无辜。另外补充下,目前此案只刚完成裁决部分,具体的量刑要等到4月份,网上流传的15年是最高刑期,实际量刑范围在5到15年间。

有人说梁很可怜,年纪轻轻大好前途就这么断送了,但最可怜的难道不是因梁的失误和不作为,遭射杀的无辜路人Akai Gurley吗?而Akai Gurley还是两个刚出世小孩的父亲,如果梁彼得量刑过轻甚至无罪释放,那才叫真正的司法不公吧?梁的失误是他犯错的原因,而不是他犯错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警察因为感到有危险就可以随意掏枪乱指,误杀了人惩罚很轻,那还有几个人敢上街?再换位想一下,如果当时从8楼推门而进的是Akai Gurley,他因为感到危险提前拿出手枪,然后误开枪射杀了刚从7楼巡逻出来的梁彼得,那陪审团会怎么判?恐怕就不是误杀罪那么简单,估计Akai Gurley牢底都得坐穿。我要提醒一下,警察的身份并不代表在道义上就天然正确,作为执法力量的象征,他们更多时候承担比普通人还要严厉的标准。我也很同情梁彼得,但他应该为了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真的不能用”失误”这样轻描淡写的字眼一笔带过,那可是一条无辜人命。(作者:LeMcDull)

中国的人权纠结不再是一个“内部事务” (英文原文)

China’s Rights Struggle Is No Longer an ‘Internal Affair’

by Kerry Brown

In a fine recent study of 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 Eva Pils, a scholar of Chinese legal issues, points out that once the behemoth of the Chinese state takes interest in you these days, there can be literally no escape. Those who stray over into the vast terrain where they are viewed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are not just subject to violence and torture.

Pils gives a long, sobering list of other things that the predatory state can do: get you fired from your job, get a landlord to terminate your lease so you end up homeless, get internet companies to shut down your blog so you have no voice, and block your child from school admission. These are not theoretical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plenty of credibly documented cases where such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view of these almost limitless powers, the puzzle is not so much why the mighty state is running rampage of late on a handful of rights lawyers and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China, but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ith the courage and inner resources to carry on with their dissent. Back in the Maoist period, a dissident might suffer the fate of Zhang Zhixin, who had her windpipes physically cut by prison guards so she could make no noise, and then was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These days, the tactics are less extreme — but the end result is much the same. Smother someone, eradicate any means they might have for social influence, and in effect bury them alive.

Despite this, a cohort of individuals with unbelievable grit and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re continuing to challenge the state in courts. They show no signs of disappearing. They can take heart from the case cited of Zhang above. Killed in 1975, her story came back to haunt the party, with her rehabilitation only a few years later. She is now regarded as a martyr for the Party cause. Today’s enemies have a nasty habit of ending up as tomorrow’s heroes. The Party knows that better than most, because most of its founding members back in the 1920s ended up this way.

There is a new angle to the current onslaught, however.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of figures displeasing to the Party abroad, and the rounding up of foreigners involved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China, suddenly the country’s domestic repression ha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Not so long ago, the worthy attemp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others outside China to express concern about cases of claimed maltreatment of dissidents within the country were met with shrill declarations that these were internal matters, and nosy foreigners should tend to their own affairs. But when China takes its campaign against rights defenders abroad, the game changes.

The detention, televised “confession” and then expulsion of a Swedish national working for an NGO in China in January, along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another Swedish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from outside China, obviously do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for outsiders, because they involve foreign citizens, and thus touch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duty of care and consular obligations. Therefore,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make a clear statement on the dispens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 or lack thereof — these recent cases, deeply regrettable though they are, give a new kind of opportunity to forcefully pursue discussion over rights issues.

And when the stonewalling starts (as it almost inevitably will) about these being “internal affairs,” the logical response will be that, obviously, in these cases they aren’t. They involve non-Chinese, people whom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a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of and support. If it does prove true, too, that Chinese state agents have been unilaterally acting abroad, that makes them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exposes part of their work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riticisms as never before.

The bad new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is that we seem to be seeing a wholly new form of the Chinese state acting outside its borders in ways which are opaque, arbitrary, and worryingly predatory. The good news is that never before has the Chinese state line about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been so thoroughly eroded.  It is deeply desir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others now adopt a uniform, principled and consistent line, demand clarification on the cause of these cases, express dismay at their handling, and fulfill their duty to ensure that citizens are protecte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that way, as never before, these internationalize rights cases can serve as exemplars.

《外交学者》习近平是新时代的毛泽东既无意义也没可能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17日发表题为《为何习近平无法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 原文这里>(Why Xi Jinping Can’t Be a 21st Century Mao Zedong)的文章称,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不可恢复的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必须有所不同。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是新时代的毛泽东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法。无论是内在和外在,政治在中国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一些方面,中国社会无法达成一致,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

在2011年一项对中国人过去60年心理和道德变化的调查中,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和他同事们研究了一个非常有趣但很具迷惑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中国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

中国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正处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他们曾经狂热,对毛泽东盲目崇拜;然后看到所有的这些假象慢慢被揭穿,许多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如外国资本、市场和私有企业开始崛起并获得统治地位。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外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也被颠覆。从毛泽东时代对个人欲望和需求的压制,到邓小平时代鼓励个人发展,将一些响亮的社会主义集体口号推向终结。

因此,如今的中国人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物质世界发生变化。他们讲一门不同的语言,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

这有助于理解习近平采取的一些政治策略,他无法成为一个独裁的主席,但他可以学习毛泽东时代一些有用的方法,比如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让习近平更具吸引力,他和他身边的人都信仰一个伟大、团结和强大的中国,他们利用爱国主义让中国社会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国领导所具有的唯一毛泽东主义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是信念坚定的政治家。

在去年,我们还看到了习式政治风格的一些其他特征,他限制了政治区域,而不是扩大。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反腐、打压NGO和控制新闻自由也可能发生在其他星球上。国家行动主义让外部世界退缩,但在中国内部影响并不大。

中共也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为了发展一个更私有化和发达的经济,中国政府需要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习近平对中国的领导广泛而巨大,却鲜有触及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中共只是治理表明的中国,更深层次的中国是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还未征服的领土,这种状况目前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中国出现系统意义上的变化,而在现有的体制和结构下面这种变化的可能显得比较微妙。

###《外交学者》###

《外交学者》起初是一份澳大利亚的双月刊杂志,由David Llewellyn-Smith, Minh Bui Jones, 和 Sung Lee在2001年创立。首期杂志在2002年四月发行,Jones为创刊编辑而Llewellyn-Smith为出版人。

 《外交学者》有13个独立博客,每一个博客都负责一个具体的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朝鲜半岛,南亚,东南亚,中亚等)或某个具体话题(军事,经济,地缘政治,文化及社会问题等)。

《外交学者》的固定作者来自亚太各国,包括中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以及美国。 除了论文外,网站还以博客、视频、图片文章等形式为特色。《外交学者》也时常采访领域内举足轻重的学者与政治家。

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该理论认为,改善供给的关键是提供恰当的激励:

第一,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第二,降低税负,提高个人和企业家工作的积极性。

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减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以拉弗曲线为中心的减税理论是供给学派的中心。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

例如,乔布斯发明了iphone手机,iphone手机的供给自动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国消费旺盛的背后,则是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

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伟大实践

供给经济学问世之初,是不入流的,甚至被里根初选时的党内竞争对手老布什指责为“巫术经济学”。获得这个称呼,与拉弗曲线分不开。拉弗居然提出:降低税率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难道不是巫术吗?

1974年年轻的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与拉姆斯菲尔德(后任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切尼(后任小布什的副总统)共进晚餐时,在那张美国最著名的餐巾纸上画出了拉弗曲线。

拉姆斯菲尔德说:理论简单的令我震惊,如果税率100%则政府获得的税收为0。这一简单明了的曲线,也成了里根减税的理论基础。让供给经济学从巫术变成魔术的是美国总统里根。他选择供给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政策指引,并非偶然。

作为一个演员,里根却具有堪比哲学家的朴素价值观。在1981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税收制度惩罚辉煌的成就,人们辛勤劳动却不能换得公平的报酬。”

对于回归市场力量的坚定信念,是成就里根总统伟业的基石。可见,里根与供给经济学在理念上是相通的。这一缘分缔造了“里根经济学”。

美国舆论把里根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和罗斯福并列。美国企业研究所Michael

Ledeen评价说,“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有四位伟大的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 好莱坞演员出身、以70高龄当选总统的里根,何以如此备受推崇?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语中的:“里根改变了美国的行进轨道,他把我们推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上。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里根上台之初,美国经济面临四大问题: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通胀。

1981年里根发表国会演说:“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靠的就是工厂、农田和商店里赚钱回家的人们……现在,我们剥夺人们的权利太久了,我们不让他们处置自己创造的财富。绝不能用征税的手段来管制经济或促进社会变革。我们试过那种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内阁会议,所有人屏息期待里根拯救陷入泥潭的美国经济。

里根等会议室变得鸦雀无声后说道,“女生们、先生们,我痛恨通货膨胀,我痛恨税收,我痛恨苏联。努力做吧。”然后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里根就职后在首次向国会发表预算讲话时提出,“首先,我们必须停止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其次,必须降低税率,这样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报偿;第三,必须小心放开政府的过度管制;第四,必须与美联储联手制定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供应;第五,必须步步为营迈向平衡预算…”

上述要点,构成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核心要义。 “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何而来?主要是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

货币主义学派坚信,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价格膨胀;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而非需求。这两个学派共同的逻辑都是对市场和自由的坚定信念。

优秀的领导者首先选择优秀的团队。里根每月与一批优秀的顾问举行一次很长的午餐会,确保政策是正确的,这些人包括沃尔克、弗里德曼、格林斯潘、拉弗…与这些人士共事,帮助里根不断强化自己的改革信念。

对于里根而言,当时推行“里根经济学”可谓阻力重重:

一是,当时“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家是一个非主流学派,拉弗只是一个年轻学者而非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大师。
二是,国会的强大反对势力,国会议员不断以财政赤字为理由阻挠减税方案。里根在推动减税时要不停给议员打电话进行游说动员;
三是,最重要的是,“改革红利”的产生需要时间,在短期内,改革不仅不能改善经济,反而令经济更加困难。

这对政治家,特别是面对选举压力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卡特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成功矢志加息降伏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卡特落选。

当时整个国家,不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反对沃尔克加息、呼吁放宽货币供应。只有里根一个人对沃尔克支持到底。沃尔克治理通胀的策略非常简单:加息。1983年美国失业率达到最高点,超过10%。里根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 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

但减税存在“时滞效应”:税率的下降立竿见影,但税基的扩大却需要时间来培育。因此短期内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扩大。

当时,就连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都对“里根经济学”失去了信心,公开表示“里根总统就是安徒生童话里没穿衣服的国王”。里根立即将其解雇。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的嘲笑、国会的阻挠、经济形势的恶化,都没有动摇里根的意志和信念。他坚信自己的逻辑是对的:税率越低、政府管的越少,人民的积极性越高,经济就越繁荣。如此简单而清晰的逻辑,怎么会错呢?

正是因为里根有着惊人的判断力、朴素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最终渡过了经济衰退,迎来美国经济再度起飞,不仅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挣脱了滞胀的泥潭,而且财政收入从1980年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1.03万亿美元。

里根1984年竞选连任时,经济已经触底反弹。里根赢得了50个州中49州的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胜选差别最大的总统。这是选民对“里根经济学”的信任票。

可以说,里根重新塑造了美国经济:一个企业和个人享有广泛经济自由、税率尽可能低的现代经济。这奠定了美国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辉煌,正是里根经济学红利的涌现。

中国改革开放37年的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市场力量不断增强的结果。面对过度依赖投资、强势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严重后遗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在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国进民退、政府权力无序膨胀”之后,中国经济理念再度向市场力量回归。

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

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 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对于供给经济学的适用性,马云做了非常深刻的阐述:

“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我们要用观念去不断打开这个消费和内需拉动的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家的作用。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一定是企业家。”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道至简。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精髓。

与凯恩斯主义的立杆见影不同,供给经济学要求的是大胆的减税、痛苦的结构性调整、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政治家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力排众议的勇气、不畏阵痛的定力,才能将供给革命进行到底。

VOA访问程晓农-中国集体领导到个人权威的历史痕迹

原编者按:习近平上任已历3年,他的施政方向大体上已经明确显现。那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今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是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还是原地踏步,或者步步后撤,这是中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美国之音主持人宁馨就此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程博士长期以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对中国、俄国和东欧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多次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分析相关问题。下面是宁馨就中国未来走向采访程晓农博士的详细内容:
宁馨:作为一个转型问题学者,您在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个问题上,从哪种视角看问题?

程晓农: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好是不光懂政治,也要懂经济、社会问题;不只了解一个国家,而且要了解几种类型不同的国家。过去20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所以我的视角比较宽。一方面,我不仅从政治层面分析,也研究经济状况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不只观察中国,也研究俄国的转型,可以把中国的转型道路与俄国、东欧国家的道路作系统的比较。许多问题,在中国这个轨道上看,似乎具有偶然性,但如果把苏联的同一问题拉进来比较,就会发现不少明显的规律。

宁馨:最近,国内媒体围绕着各地党政负责人向“习核心”表示效忠,作了大量报道。1月29日,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又提到一个新提法,即“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同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些新提法深意何在?

程晓农:党政官员有关服从“习核心”的表态,不是单纯的宣传手法,而是自上而下正在推动一种新领导模式的建立,即终结集体领导,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

宁馨:在胡锦涛时代中共高层具有典型的集体领导特征,您认为现在正变为个人威权,这是个人领导风格的改变,还是中共领导模式的变化?  程晓农:这不是一个个人领导风格问题,因为,无论是采行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方,个人专断的前题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而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中共今天重回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有它内在的逻辑,它将成为一种新统治模式。

宁馨:为什么您认为,中国领导人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威权,体现了一种规律?这是什么样的规律?

程晓农: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一般来说,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而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宁馨:如果当年苏中两国先后恢复集体领导是必然的,那么,怎么解释现在中国重建个人威权也有其必然性?

程晓农: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又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 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我把它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因为当局可以用低工资、低福利去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顺从。但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这样的低成本统治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个人崇拜不能转移到接班人身上,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就死灰复燃,而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则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宁馨:您好像认为,广泛的腐败有某种必然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非要作出重大改变不可呢,他延续江泽民、胡锦涛的统治模式,不是皆大欢喜吗?

程晓农:如果单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用腐败换政治稳定,局面好像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决定这种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用腐败换政治稳定,也包括对老百姓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因此我把它称作“高成本统治模式”,它的致命弱点是,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就倒逼改革。苏联解体与此有关,中国90年代以“改制”为名推行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也是为当时的金融困难所迫。

宁馨:您在以前的“焦点对话”节目中谈到过中国的私有化与中国未来走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

程晓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刚才我讲到,倒逼可能导致改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倒逼也可能导致倒退,而进还是退,与私有化的时间点有直接关系。如果私有化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或与民主化同步,共产党的红色精英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就是如此。可是,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的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我研究了中、俄两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发现中国国企的大部分落到了红色精英的手里,他们几乎都是盗用公款完成了私有化。我最近提出了“共产党式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这个概念,来描绘中国改革30年以后形成的独特经济体制(见吴国光和Helen Lansdowne合编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当共产党的干部们成为新资本家,掌管中国的经济命脉之后,他们不可能象西方一些学者期待的那样,从拥抱市场化走向拥抱民主化,因为他们害怕民主化会清算他们的财产来源和致富手段,而红色政权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

宁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很严峻?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程晓农:对。中国90年代推行私有化时经济已经相当困难;但后来通过加入WTO和大规模吸引外资,中国迎来了将近十年的出口景气,即大规模出口支撑全面经济繁荣。很多西方国家的观察者以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从此就不会终止;其实,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无法长期靠无限度占领外国市场来保持经济繁荣的,因为,当全世界只剩中国一国出口产品,其他国家只买不卖,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中国的出口业景气也就终结了。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景气就走下坡路;中国政府改用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几年经济繁荣;现在土木工程景气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已经把今后几十年所需要的房子全盖完了,住宅多到再也卖不掉的程度。习近平恰恰就是在这个关口上任的,江、胡时代延续20年的“高成本统治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困境逼得习近平必须改变;既然在“共产党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民主化不是他的选项,他便选择了从“高成本统治模式”重回“低成本统治模式”,也就是通过建立个人威权,设法减少统治成本。

宁馨:您说的“建立个人威权”,与降低统治成本有什么关系?

程晓农:当局唯有降低统治成本,才能在经济困境中尽量延长统治。所以习近平首先推行反腐败,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捞钱的门道。有人以为,反腐败只是一时的风头,避一段就过去了。这种想法错估了形势。对习近平而言,很难再找到开源生财的路子,唯有节流省钱,因此当局不得不收回过去给政治精英的部分好处;这样,反腐败就将成为新常态,既可以借此降低统治成本,也可以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以造成恐惧气氛。既然要把以往对精英们的慷慨变成斤斤计较,最高领导人只能把统治模式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威压为主,通过重建个人威权,用个人专断逼迫精英们让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困境逼出来的不再是改革,而是统治模式的倒退;建立个人威权,并非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问题的出路,而只是延续统治的手段;今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将越收越紧,中国不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会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中国的走向表明,转型不见得是一味前进的单行道;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走向,更像在封闭的环形道上移动,现在进入了往回拐的弯道

忽悠起来没商量-市场化环境下的官方媒体

在中国大陆,媒体属于党管不假,但若把媒体生态想象成一出提线木偶剧,那就图样图森迫了-too young too simple 还不能简简单单的就把党媒的某些言论就设定为舆论与政策的走向,今天的社会信息量爆棚,事情变得,嗯,忽悠了。

1月7日至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快播”这款运用P2P技术的视频播放器,在几年前网络带宽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备受推崇,这场庭审又进行了网络直播,受到关注是自然的事情。然而公诉方却表现的很“不自然”,不仅拿出的证据“漏洞百出”,“甚至连最基本的技术概念都搞不清”。辩护人在这样衬托下显得句句是“金句”,网友们称之为“辩护人吊打公诉人”,并创作出了五花八门的段子,将庭审变成了一场网络狂欢。

《人民日报》显然对此看不下去了,1月9日发表评论文章《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认为“不能因为辩论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为转发的人多就占据某种‘道义’高地”,“如果仅靠几句“精彩”辩词就说‘快播不黄’,岂不是掩耳盗铃?面对这些,如果不加谴责反而视而不见甚至同情,岂不是咄咄怪事?”

对于这样的论调,民众是不奇怪的——早就习惯了。真正掀起波澜的是新华社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发表评论文章《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其中认为辩护人的精彩表现、庭审的直播都体现了法治的“重要气质”,还直言“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剥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

这一下网民们兴奋了——两篇文章搁一块儿,明显就是在互掐!在很多人看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都是党中央意志的直接体现者,天然是生在同一战壕里的,这两家媒体单位像古代文人那样隔空打笔仗,简直是一大奇观。

给人造成这种感觉也难怪。长久以来,中国的官媒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被凝视”群体。去那里工作,通常会被人认为进入了“体制内”,即使中国绝大部分官媒都已经完成了企业化改造,大部分员工拿到的工资没有一分钱来自财政拨款;有过官媒从业经历的人,被灌输的最多的就是“新闻单位是党的喉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最能体现喉舌属性的是它们制造的产品。官媒播发新闻遵循一套严格的格式:头版或头条一定是一把手的新闻,不能放民生类的,哪怕老百姓更关注;涉及书记的新闻要放在省长的新闻前,因为书记是一把手;会议新闻的报道,领导名字出现的先后顺序不能乱,因为四套班子的主官也是有排名的……这些一堂课都不一定能说完的“规矩”,统统被归纳为“讲政治”。在普通民众眼里,“讲政治”就是“不许乱说乱动”的佐证。

特别是业务作风上,官媒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大全”、“伟光正”,甚至“假大空”,给民众留下了“高层传声筒”的印象。即便中宣部推行了多年“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重要阵地也在试图亲民化,但官媒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政治宣传,而以“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动辄就会闹出“新年献词”之类的事件,大部分民众,特别是距离更远的国际媒体仍然将大陆官媒看成是宣传部授意发声、没有自己主见的“傀儡”。曾经有一位地方官员呵斥前来采访的记者:“你们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

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被看作是“傀儡”中的头儿,现在两个领头儿的打起来了,究竟是几个意思?

眼看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普遍被认为属于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在1月11日发表社评,说两家官媒“是从不同角度评论此案”,《人民日报》“讨论了事实、道义和以法律为准绳”,新华社则“强调程序正义”,并又说了一通“要以法律裁定作为区分是非的首要标准”云云,试图“和稀泥”。一些媒体也认为“两者的立场并没有冲突……它们同属一个声音,只是不同声部”。

但抛开既有成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新华社的文章,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对《人民日报》的文章进行了反驳,“就算……也不能……”的句式暗指《人民日报》对案件进行了有罪推定,“狡辩”一词更是一种反讽。这样的“打脸”式回应如同互联网上对于不同意见的“跟帖”,而不是附和。一些大胆的网友喊出“人民日报内部也是派系多多,何况两家后台根本不一样”,认为意淫式的政治正确“这是病,得治”。

更何况这两家媒体已经不是第一次互掐了: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警惕金融业过度发展》,新华社同一天发文《适度调整让市场走得更远》;2014年9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称“期待降息是对改革的不信任”,一天后的9月17日,人民网发表了题为《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的财经评论,矛头直指“降息与改革矛盾”的观点;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发文《中国一家独大是讽刺应该派业余选手参赛》,人民日报则发文《举国体制促体育大国杨明观点危言耸听》。

这还都是针锋相对的“明争”,两家还有很多含蓄委婉的“暗斗”。另外,《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文汇报》也时有对掐,更不消说《环球时报》与诸多体制内媒体频繁舌战的种种。

能够打破固化思维对于双眼的蒙蔽,就会很清楚的发现,大陆的官媒并非是“传声机器”,哪怕基于预设的立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也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不然,为什么会听说某某媒体因为一篇争议报道导致一把手下课——全都是官方的意志,哪里来的争议?《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在“快播案”上的不同反应,就是很多人误读官媒的证明。中共确实需要媒体发挥“喉舌”的作用,但并不是像完全“摁死”,执政者同样需要在大方向把握好的情况下尽可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像《环球时报》这样被称为“中共忠实的维护者”,其实早就已经市场化运作,多维新闻此前就曾发文指出“《环球时报》不代表官方”。

其实,这些官媒要是真能代表官方倒好了——201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一文,众多基金经理、机构负责人认为这是“宣读圣旨”,纷纷以此为依据进行操作。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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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圣叹先生解推背图:第四十象

金圣叹是清朝人 本站编辑-从今天的角度思考分析

台湾的选举马上就要结束了,胜负其实已经定了,在选举结束之前我们来看看推背图40是如何说的

第四十象癸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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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曰 一二三四 无土有主,小小天罡 垂拱而治

颂曰 一口东来气太骄, 脚下无履 首无毛, 若逢木子冰霜涣, 生我者猴死我雕

金圣叹注解:「此象有一李姓,能服东夷,而不能图长治久安之策,卒至旋治旋乱,有兽活 禽死之意也。」

本站编辑:此像时间 1911-1949 (当前国民党还没有最后不执政,但已经垂拱而治了,这一像就 是最后这句话还没有应验)

谶曰解-这好像是说国民党民国的治理情况最后是无土有主-有名 无实 颂曰解-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李登辉在台湾解严后任总统,孙中山的民国最终会毁 在民进党蔡英文手里,猜测蔡会是下任台湾总统,国民党会被边缘化和完全台湾本土化

东方日报:习军改打破独立王国结构

中央军委高层机构改革大幕落下。本轮军改的重心工作是联合指挥体制和领导 管理体制的变革。最为重要的是原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四总部被拆解缩编,由原来统管决策、执行、监督的强势总部机关,退变为中央 军委直属的办事、参谋、服务机关,人员和职能大量剥离,机构规模大幅萎缩,独立性荡然无存,承旨办事,互相牵制。

这其中,撤销总参谋部,重新组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尤其重要。因为军队的首要职能是作战,作战的关键在于指挥,而指挥的关键在于中枢指挥机构。原有的 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中共组建党军以来,无论工农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都以总参谋部作为重要的指挥机构。1949年之后,总参谋部更是日益坐大,成为解放 军内部规模最大、权力最重的单位。

总参谋部不仅管辖与军队作战息息相关的作战部、情报部等机构,负责全军作战指挥;同时肩负军队建设管理职能,如国防动员、军务、训练等;还代行陆军总部 的职能,因为在以往中国只有海军、空军、二炮设立专门的总部机构,陆军职能分散在各大军区,总部职能就主要由总参谋部代行,譬如陆军航空兵部就设在总参; 此外,总参谋部还直辖有大量作战部队和军事院校、直属单位,譬如总参下辖的技术侦察部、电子对抗部、信息化部,实际就是雷达兵部队、电磁作战部队、网络作 战部队。为了统管这多达十几万人马的庞大队伍,总参谋部自成体系有自己的政治、后勤保障等机构。

其他的总政、总后、总装运行模式 与总参相差无几,各自五脏俱全,俨然四个“独立王国”。四总部本来的原意是中央军委的四个工作部门,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军委的命令必须传达给四总部,而后 由四总部传达给各大军区来执行,各地也需要通过四总部才能与军委沟通,庞大的四总部成为横亘于军委之下、拥有统兵实权的机构。实际上,四总部才是掌握实际 军权的四大天王,军委反而被虚化了。如果遇到一个不愿过问军务的弱势领导人,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反之,遇到一个强势领导人,要推进军改,就势必首先拿四 总部开刀。

以总参谋部为例,改革之后,只原代行的陆军管理职能划拨给新组建的陆军总部;原所辖技术侦察部、电子对抗部、信息化部剥离, 归属于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所辖军训部、动员部,都独立出来,成立直属于中央军委的训练管理部、国防动员部;所属军事院校分别划归训练管理部、陆军、战 略支援部队。只留下一部分参谋机构整编成立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其与原本的总参谋部相比,职权大大缩小。原本的总参谋部实际是一个司令部,拥有许多决策 权、领导权、指挥权,亦可单独向全军发布各项条令指示。而联合参谋部纯粹变为一个参谋幕僚机构,为军委主席的指挥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自身不再有决策权。军 委主席通过联参部,来指挥各大战区,从而牢牢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总参改联参,一字之差,十几万人马被分散。总参谋长也改成参谋长,再无 “总”管军令军政的权力。

而且,新成立的十五个军委部门,都附属于军委,不再是一个独立层次。这就好比一座寺庙,原由四大天王各拥法 器、把守山门,香客进大雄宝殿礼佛,必须经过此关。现在,这一层级取消了,新的十五尊罗汉都在大雄宝殿里,团结在佛爷脚下,香客可直接参拜佛爷,罗汉们都 只是陪侍和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