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批“太上皇”言论首度公开

中共官方消息称,有关习近平“党纪”论述摘编的新书日前出版发行,其中习的讲话多是首次公开。所披露的习近平讲话中,不但有此前被认为指向江泽民、曾庆红的“铁帽子王”,还首次曝光习讲话中批“太上皇”。而江泽民就被外界周知曾在退位后,在胡锦涛在位时充当“太上皇”角色,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其这一企图失败。

1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习近平有关中共党纪的论述摘编近日已出版发行,许多论述是首次公开发表。 其中提及,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强调,无论是因“法盲”违法,还是故意违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法外开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

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高官腐败时称,党内有人当“太上皇”,个人说了算,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等等。其中“铁帽子王”一说,曾在2015年2月3日的中纪委官方网站刊发署名文章首次披露,文章称,“在贪腐问题上,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

《美国之音》刊登旅美学者何清涟文章当时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所指“铁帽子王”,够资格且罪状相联的,好像只有江泽民、曾庆红两人。而“太上皇”一说从官方话语中,特别是在习近平讲话中提及,则是由中纪委新书首次公开。尽管没有明确指向,但因为外界周知的江泽民的“太上皇”代号,以及正当江泽民负面消息频传之际,习的这一用语在新年被曝光引人关注。

江泽民“太上皇”丑角广为人知

江泽民广为人知的是“退而不休”,在2002年交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后,长期充当“太上皇”的角色。该届政治局中,除胡锦涛、温家宝外,其余7名常委都是江派人马。其中周永康正是在江泽民的“关照”下扶摇直上,被江安排成为政治局九常委之一,并身兼政法委书记,权倾一时。

此外,江在“十六大”利用“准军事军变”得以连任2年军委主席。2004年,江泽民交出军权时,还安插亲信徐才厚、郭伯雄为军委副主席,以执行江泽民垂帘听政的命令,胡锦涛从而在党政军被全面架空。

据港媒给出的数据:从2004年到2012年,宣称已经“退出党政军全部职务”的江泽民,实际上仍对党内、军队的工作“批示120多次”。江在胡锦涛主政期间,甚至还在中央军委大楼留有自己的办公室。

据中共官媒2009年10月1日的报导,中共建政60周年阅兵式于当年10月1日举行,“阅兵开始后,胡锦涛与江泽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仪式。”

香港《苹果日报》当时的报导称,按中共建政后历次重大的庆典阅兵的传统,中央军委主席才是庆典阅兵的主角。而江不但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胡并列阅兵,晚上联欢会时,再次与胡同台登场。这显示江是退而不休,权斗不息。指江明显欺负胡锦涛。

而在习近平上台前后,江再度欲行干政。香港《前哨》杂志曾披露,中共“十八大”前,江泽民曾向习近平建议让老军头“十八大”入常。报导引用京城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2012年9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呼“差点上当”。不过,最终三个江派人物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仍被塞进政治局常委会。

江的“军师”,也被指有当“太上皇”的野心。2015年6月15日,《法广》引述香港媒体消息人士披露,周永康被抓后,就首先交待曾与曾庆红密会。曾想通过扶持薄熙来,由他扮演一个“协调者”和太上皇的角色。

习近平摧毁了江当“太上皇”的美梦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9月28日曾刊文《习近平的核心集团》,指习近平有一批信任的最核心人员。报导引述说法指出,“习近平从前任胡锦涛的经历中习得了有关掌权重要性的一课:江泽民退休之后仍然在幕后操纵权力,令胡锦涛工作起来束手束脚。”

习近平上台后有步骤地清洗江派势力,已经落马的大部分高官均是江泽民派系官员。据称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其实都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江泽民。

进入2015年,习近平对江不甘大势已去的反扑举动也有连串动作。

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2015年7月28日发表博客文章披露,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组织各省市遭到反腐整肃的一些官员,对习近平和王岐山阳奉阴违,暗地里一直效忠于想东山再起的“太上皇、庆亲王集团”。在被查处的前半年,周还秘密起草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给曾庆红,并进而转呈江泽民。报告内容包括:习、王反腐“已经走上邪路”,变成了二次文革;反腐导致河北省经济严重下滑等等。

据称这很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口味,如获至宝,认为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向习近平、王岐山发难的一颗“重型核弹”。但是消息提前外泄,最终周本顺被抓,这颗“政治臭蛋”被引为笑柄。与周本顺落马同期,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前的2015年8月10日,官媒《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因疑似不点名地指责江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还在退下多年后仍不愿撒手,成为当时官媒一场对江的“影射戏”的高潮。

李书磊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

据北京日报社旗下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1月3日深夜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李书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上一次离开北京前的职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曾在这个副部级的职位上待了6年。

在这6年里,李书磊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他的低调,是任何场合的低调,绝非刻意掩饰”。

的部下给出了6个字评价:严谨、低调、务实。


14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神童”之名由此而来。
李书磊有一次对“神童”之名进行了解密:“我小学时连跳两级。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读小学时,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老师不喜欢我,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李书磊曾自称“小孩儿里的文人”。
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
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称“文人”。
“文人”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剑影”中虚度,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
“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彼时,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
“文革”狂飙突起时,他们还小,受到的冲击不大,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
等到他们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1977年,高考又恢复了,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把羊鞭狂甩进黄河,“当时就想,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
为什么选择北大?李书磊后来解释过。
“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过,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书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
换句话说,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
孔庆东在一篇《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的文章中写道:“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庆东还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
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
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
李书磊和那些“老三届”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
师弟孔庆东回忆,“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


北大十年,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
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84年硕士毕业后,李书磊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两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党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
其间,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官至副部级。其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尽管身居高位,在中央党校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在该部一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李书磊说。
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
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

网传贾廷安已经在接受审查

港媒《争鸣》杂志2016年1月号报导,贾廷安11月23日晚10时许被抓走。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军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和四名特警直赴贾廷安的住宅。据知住宅警卫拒开门,称要报告贾廷安。 张阳宣布,贾不需要参加第二天的军改会议;杜金才宣布习近平当局的决定,从即日起停止其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留地接受审查。

随后,贾廷安被押到中央军委在妙峰山二炮休养院。贾廷安提出抗议,并声称要见习近平,要见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军委委员吴胜利,给江泽民打电话,但遭到了拒绝。贾廷安以绝食抗拒审查。绝食三天就被勒令进食,否则以抗拒审查而提高审查措施等级等,贾才软下来。

贾廷安被停职审查仅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前奏,恐难逃进“秦城”的命运。

贾的“五大违纪”包括:一、在军委、四总部搞拉帮结派;二、把军委会议、四总部会议、总政会议的内容对内披露;三、擅自扣押党内、军内举报军内上层涉及“违纪、违法”事件及人员;四、挥霍、严重超标、超规格接受接待;五、生活腐化堕落,和多名女性搞不正当关系,经警告、记过后仍不悔改。

“三大违法”是:一、涉嫌参与郭伯雄、徐才厚等买官卖官活动;二、非法收受各种贿赂;三、参与捏造材料,诬告军内人员。据知,从2008年到2012年5月,曾7次参与、策划诬告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报导还称,贾久居中共党军高位,紧跟郭伯雄、徐才厚等,又有大靠山江泽民,但适逢习近平当局反腐深入,军改启动,其落马是自然。

去年12月初,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东方日报》等纷纷报导,贾廷安丑闻缠身,已成为负面人物;贾廷安因涉徐才厚及郭伯雄卖官等贪腐案,传已遭停职调查。

贾廷安被认为是江泽民最贴心的秘书,从1982年起就在电子工业部担任江泽民秘书,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中共军委主席;贾廷安在江卸任后继续留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2008年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1年获晋升上将军衔。因贾与江的关系,其一直被外界指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内的“监军”。

2015年12月28日、29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后,大陆官媒转载军报报导,大陆军队四总部传达学习习近平在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但官媒报导中独缺总政治部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引起或证实贾廷安已出事的猜测。

12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据报内容是听取中纪委2015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工作等。官方通报称“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表示,“其它事项”多是与政治局会议主题关系不大,但又非常重要,“更多的可能还是涉及人事方面”。

由于此前令计划、徐才厚被移送司法,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等,都是政治局会议“其它事项”所决定,这一次会议是否涉及贾廷安,引人关注。

九九感怀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

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

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

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

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
九九感怀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

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

1959 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

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

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1967年11月11 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200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1982年2月,我已经65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1984年陈云收到3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3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3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11年流放,8年单监,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1979年我62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3次,从不间断。她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阳住在同一层的911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4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4个人的房里有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和紫阳分别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作者:李锐,男,1917年4月13日生,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中组部原副部长。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传江泽民大秘贾廷安被内部停职

官媒报导四总部会议中,总政治部参加人员名单异常,其中最引外界猜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今年以来,有关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大秘、现任总政部副主任贾廷安的不利消息频传。

近期,贾廷安疑因涉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郭伯雄等贪腐案,传出已被停职调查的消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东方日报》等媒体纷纷对此做出报导。

12月5日,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上述消息说,大陆媒体的评论认为,近期军队改革“要对人事大清洗”,而贾廷安丑闻缠身,已成为负面人物。

报导指,贾廷安被认为是江泽民最贴心的秘书,从1982年起就在电子工业部担任江泽民秘书,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中共军委主席;贾廷安在江卸任后继续留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2008年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1年获晋升上将军衔。

香港《东方日报》引述海外媒体报导,贾廷安因涉徐才厚及郭伯雄卖官等贪腐案,传已遭停职调查。

“金盾工程”骨干马晓东被抓

“金盾工程”骨干马晓东被抓

2015年4月16日被抓的关键人物是马晓东。马晓东曾担任中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副局长、总工程师。

12月9日上午,陕西省商洛市中级法院在西安公开开庭审理了马晓东受贿一案。大陆官媒新华网当天上午转载报导马晓东案开庭消息时,特别提到马晓东曾是公安部“金盾工程”主要成员之一。

现在中共公安部的“大情报系统”就源于1998年启动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就是中共的“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网路监控项目。这个监视系统,据说中共可以用其来看、听,及“思维”。

江绵恒曾声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独立于国际互联网之外。”据报导,江绵恒乃是最早提出这个数码监控系统之人,并在其父江泽民的赞赏和支持下成为中共的“国策”。

另有消息称,“金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江绵恒、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前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公安部副部长兼金盾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公安部科技局局长柳晓川、公安部信息通讯局总工马晓东等。

2015/12/31 常小兵的落马,可以视为是越来越多的与江绵恒相关的官员的落马。

美洲印第安人是华人后裔

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考古学家近日在新墨西哥州、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多个岩壁上发现了商朝甲骨文。因为文字篆刻时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2800多年,因此他认为有可能是商朝人最先发现了美洲大陆。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是华人后裔的说法在学术界早已有之,从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就能捕捉到许多的踪迹。

其中有个大家都熟知的历史事件,“牧野反戈”就为一部分“殷人”漂洋过海到美洲埋下了一个历史的伏笔,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66年,周部落首领姬发联合了800多个部落起兵伐纣,而当时纣王的精锐部队十余万人正在讨伐东夷的途中,根本不及回撤,商纣王仓皇之中,把奴隶武装起来,企图用他们抵抗周的进攻,后来商纣王组织的奴隶临阵反戈,纣王兵败自焚而亡!

这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但是纣王下属在外征战的十余万精锐部队后来却去向不明,后据黑龙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考证,这十余万部队连同家眷以及奴隶共25万余人,经历九死一生,飘洋过海来到了美洲,据该书记载,这部分人登陆美洲后,见面互致问候就是“殷地安”一种说法是为了祝福家乡“殷地”安康,还有说法认为是为了纪念自己是殷部落所在地“殷地安阳”的人,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推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证据的支持,使得印第安人是华人后裔的理念让更多的中外学者持有,并持续的加以考证!
早在1939年,中国学者陈志良就提出了殷人逃美的断想。70年代,香港学者卫聚贤在《中国古代美洲交通考》中撰文说:“殷人亡国后,逃亡到了美洲,公元前656年,齐桓公曾到阿拉斯加的科达克岛去寻找美洲虎皮,后来,殷人后裔曾派人回到中原,带回六只美洲特有的蜂鸟。蜂鸟体小而美丽,是唯一在飞行中可停可退的鸟。

《左传僖公十六年》中载“六鹢退飞过宋都”,这几只退飞的“鹢”既不是中原的特产,也不是古人的梦幻,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2136年,殷人的后裔就带回了足以在中原炫耀的美洲蜂鸟。”

而在1993年11月28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美洲印第安人祖籍在中国》,该篇文章中提到:“印第安人的部分DNA与亚洲人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人是相同的。”

后期出版的一些书籍也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古印第安人源于中国人的迁徙,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谁先到达美洲》,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亨利艾特.默茲著的《几近褪色的纪录》,尤其是依据中国成书于4千多年前的《山海经·大东荒》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认为《东山经·大荒东经》所描述的都是北美到南美的地理山水!因为他按照《山海经》按图索骥,都能对应上,且距离也完全吻合,为此,她对于那些“四千多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顶礼膜拜”……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认为,那时没有航海技术,怎么可能漂洋过海呢,然而根据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中就记载着夏代命九夷,狩猎于大海,获大鱼,由此可见,那时中华民族的航海技术已非我们所想象!更据《诗经·商颂》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指殷商的第十一代君主,而这“海外有截”的“截”按照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的考据,是指北美大陆西部的地方,这就是说,在殷商时,中国已经涉足于美洲!

这些都是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是随着各种佐证旁证以及出土文物的出现,美洲印第安人起源于中国的说法也越来越让人信服!
我们先从航海技术上考证,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海龟的龟壳,另有产于马来半岛巨龟的龟壳,这说明殷商时期,中华民族的就能进行远洋航行了,另据史载,灭商之战渡黄河,姜太公指挥的周朝将士,一夜之间建造了47艘渡船,载着四万七千人渡过了黄河,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船舶制造技术和载重能力!

而在1852年,美籍华人乔治休就曾从广东偕数人驾小艇8艘,沿着黑潮漂至加利福尼亚州,他同他所乘坐的小艇照片,被保留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博物馆里。如果有人认为他们借助了现代技术,那么在2010年太平洋上波利尼西亚群岛一些自认为是中国人后裔的勇士,为了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不借助于任何现代技术,就用一只独木舟,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来辨识方向,靠着风力和洋流作为动力,靠着原始的捕捞方式作为食物供给,经历4个月,飘洋五万公里,成功的于中国福建沿海海滩登陆,当这个叫易立亚勇士跨上中国的土地,说了一句“我回家了”的时候,我不禁泪奔!
以上证明了在技术上,早期的中国人是足可以到达美洲的,我们继续从文化上证明,1863年,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300年前记载的玛雅人自称从“海上神路”而来,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居住着玛雅人,他们自称是“三千年前由天国乘涕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而来”。

在1922年中华民国驻智利大使欧阳庚看到公使馆房后有涕竹很奇怪,因为涕竹是产于中国福建等地的植物,传说“截其二节剖为两半即可成舟”,欧阳庚看见大为奇怪,便问其印第安仆人从何而来,印第安仆人回答“涕竹是印第安人祖传的伤药,是三千年前hosi王带来的,现在的hosi医师治疗外伤瘰病,更可用针灸治疗内科百病”。
欧阳庚大为惊奇,汉古书《神异经》就曾经记载涕竹可治疗瘰病,而印第安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更为巧合的是,前面所说的殷商之东征将士,首领之一就叫攸候喜,这么相近的发音,仅仅是巧合吗?

汉东方朔所著《神异经》被认为记载了大量的荒外异事,恐怕亦非无根无据!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墨西哥奥尔梅克发掘出的16个玉雕和6个刻有汉字的玉圭,玉圭上的汉字现已被破译出来,第一块上刻有“俎娀茧翟”。茧翟是有娀氏的长女,殷商的祖先。第二块上刻有“妣辛”,帝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也是殷商的一位祖先。第三块上刻有“亚俎司多月,蚩尤多,瞒,并”,是祭祀少昊,尤,先祖多妇,相士和王亥等人的。第四块上刻有“十二示土”,土即社,“十二示社”是殷商祭祖的制度。而他们的陶器还有建筑风格,都有大量的与中国殷商时期类似。

在印第安人的传说中,也有很多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后裔的传说,比如美国康州印第安人的酋长朱蒂。贝尔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中国人,她是中国人的后裔,因为他的祖母一直就是这样告诉她的!

1983年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到美洲讲学,在会上,一位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亲切的对他说,他们也是来自中国,而且是“殷人”。邹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者唐人,那印第安人告诉他,他们的祖上就一直这么传下来的!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美洲大陆曾经有过中国物品,因为这些出土物品中发现了类似甲骨文、金文的字符,1975年从加利福利亚海底捞出一个重达152公斤的石锚,经过年代鉴定已有3000年的历史,经过地质学家的鉴定,该石锚的质地和中国台湾的灰岩一样,而在中国也曾经出土了同样造型的石锚!

另外,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很多发音都和中国话类似,比如你、我、他的发音与中国古语“宁”“内”“伊”非常相近,比如管孩子也叫“娃”,比如称呼人发音“银”(编者注:跟闽南语发音很像),还有把“花”称为“发”,称“河流”为“河”等等,看看现在印第安土著的照片,你会认为他们和中国人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通过以上的证据,我基本认定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是可以通过逻辑推论来证实并且也有大量证据支持的,而且这种看法在各国的历史学者以及考古学者中都不乏其人,同时另一个相关的佐证也让我有了新的想法,英国历史学者加文.孟席斯(GavinMenzies)认为,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明朝的郑和,他的根据是一幅明朝郑和所绘制的航海图,但是我想,也许郑和只是参考了比他更早的中国祖先绘制的航海图也说不定,因为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记载里,并没有详实的记载他去过美洲,而只是记载最远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当然,郑和参照中国前人的航海图所绘制了世界航海图,这是根据以上所列出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的证据。所做出的我自己的猜测!

其实早在400多年前,西方的一些学者就注意到了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早在两万年前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因此发展出了玛雅文明,也因此而和中国文明具有某些相似性。

这些假设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美洲大陆一直没有发现类人猿的化石,因此美洲文明必然是外部迁徙的人种所产生的,后来才出现的“殷商迁移说”一个原因是最早认为玛雅文明崇拜蛇形神的习俗是来自于四千年前的中国商朝,因为和商朝铜器祭皿上的浮雕纹饰十分相似,另一个原因是在前面所说的中国殷商的军队莫名消失以后,而同一时期,中美洲和墨西哥却突然兴起了一种有着中国特征的奥尔梅克文化!因此,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力图证明美洲文明起源于中国!1996年《世界日报》的报道,以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殷人到达了墨西哥,在一个墨西哥出土的玉圭中,中国北京的商代学术专家发现了有四个符号,并证实了是甲骨文,同时读出了这四个符号的大意是“统治者和首领建立了王国的基础”!

而美国俄克拉玛中央州立大学的华人教授许辉同时也认为美洲文明之母“奥尔梅克文明”是源于中国的商代文明,因此,他在奥尔梅克文明的遗迹中共寻找到200多个玉圭,带着其中的146个字模,先后两次来中国请教中国古文字专家,得到了明确的这些文字属于先秦古文字字体的鉴定答复!因此,很多学者都认定这种推论是成立的!

(图文微信公众号观天下书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2015政治局最后开会要说明什么?

北京2015-12-29 晚间,央视新闻联播头条以近15分钟的“规格”报道了中央政治局一次连续两天的重量级会议,约一个半小时后新华社刊发长达近4,000字的通稿全文。这究竟是一次什么会议?又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

其一,这次会议是在岁末接踵而来的重量级“中”字头会议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而类似会议不仅绝少召开(一年仅限一两次),而且高调曝光的情形更是绝少。

不妨先从这一规格极高会议的来龙去脉说起。资料显示,民主生活会是中共党员在党组织内部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活动制度。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渐现雏形。虽然它被视为党内民主的形式,然而并未改变毛泽东时代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泛滥。文革结束后,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不过1987年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通过一个民主生活会,将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民主生活会又成为“密室政治”的牺牲品,被污名化。当然,它又从反面佐证了民主生活会可以酝酿决断重大决定的作用。

1992年中共修订《党章》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2000年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确定,由原来一年两次改为一年一次。当时中纪委、中组部文件指责,“有一些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收效不大;少数单位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得不好。”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各级民主生活会几乎很少提及。

十八大后,中共“复苏”了民主生活会。习近平下令在2013年下半年起掀起整风运动后,人们的确在公开报道中频繁听到各地民主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甚至也曾对习近平亲自督导河北民主生活会,听取当时仍然在位的周本顺“当众检讨”,但是中央政治局层面的民主生活会却“从未”见诸公开报道。

其实,并非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未被提起,它只是被刻意地使用了另外一个含混不清的名字报道。2013年6月份,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2至25日利用6个半天时间完成了3项议程: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中央政治局成员发言、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当时的报道称“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其实正是传说中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是次会议正值中共从十八大后的“八项规定”整风到群众路线整风的过渡时期。

其二,外界关注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多聚焦于时间之长——两天,然而,这不足为奇,上文已提到2013年6月份的那次民主生活会更是长达6个半天(当然是次会议是以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名义见诸公开报道)。实际上,不寻常之处在于,此次政治局专题教育事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甚至征求了“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的老同志”的意见。

十八大后,“老人干政”被视为大忌,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无论是出于“敬老”传统,还是现实的需要,中共高层问计包括前任政治局常委在内的党内老人也时而有之,而被“咨询”的内容则绝对涉及重要节点的重大决定。

官方在报道2013年6月份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提到“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5月下旬、6月初,刘云山、赵乐际、栗战书、赵洪祝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听取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老同志的意见。”此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同样也“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代表,直接披露“老同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给予了普遍认可、高度评价,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拥护的,对改进作风、坚决惩治腐败是坚定支持的”……

此外未见公开披露的与老同志的“沟通”应不在少数。今年年底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披露征求意见的对象覆盖了“曾任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可见“规格之高”,已绝非普通的惯常动作。实际上,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再到此次“三严三实”,这是中共十八大后三次连续掀起的整风动作。这次会议总结意味明显,是否预示运动式整风已顺利过关?

其三,首次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5人并举,要求政治局委员进行党性分析、逐一对照检查,警示要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难说没有“敲打”的意味。

当天,央视画面一一扫过正在进行对照检查的政治局委员,习近平现场表情较为放松,但是遣词用语却颇为耐人寻味,甚至锋芒毕露。习近平的讲话选择了五大要案主角,除令计划中央委员外,其余4人均曾为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位高权重,而且所涉案件牵连甚广,家族式腐败、“山头主义”挑战中央权威,不一而足。截至目前,十七届政治局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4人已落马,数量之多位居历届政治局之首,必然深刻刺激高层对政治局层面的思索与警觉。

正是由此,习近平警告,一个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同时,他喊话要求政治局委员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身边人,“

总后勤部政委刘源退役

2015年12月31日下午 国防部召开本年度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大校答记者问。

记者:海外媒体近期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已在近期退役,请予以证实。
杨宇军:关于这个问题,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任正大军区职满10年,根据军官法和任免条例有关规定免职,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刘源:

在“军中打虎”行动中,刘源是得力干将,拿下军中巨贪谷俊山,还连带挖出了其背后的徐才厚、郭伯雄两只大“老虎”。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时,力主揪出了军中巨贪谷俊山。谷俊山虽只是总后副部长、中将,但在背后一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说“我后面也有人”。当时的总后部长廖锡龙听到这话震怒,说:“我廖锡龙上过战场,死都不怕,还怕一个贪官?”刘源也拍案而起,说:“我刘源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

刘源简历
刘源(1951—),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宁乡。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子。
1982年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
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
1988-1992 河南省副省长
1992-1998 历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
1998-2002 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
2002-2005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2005-20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
20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革命!

作者:正和岛执行总编 贾林男

这次来以色列,周其仁没带那把著名的德国双立人牌指甲刀。

一年来,周其仁在很多场合谈到它的“神奇”,在以色列也不例外:“人的指甲有两个弧度,而普通指甲刀口只有一个弧度,这把双立人指甲刀就有水平的和上下的两个弧度,剪起来特别妥帖,我是用了它之后,才平生第一次知道自己指甲长什么样。”

周其仁想用一把小小指甲刀,刺激一下对中国制造的自满和自得。

“不要光喊创新,炒新概念,我们现在生产的很多产品,要是品质改善一点,提升一点,就有巨大的市场。”周其仁说:“多年出口导向带来一个后遗症,当年国家缺外汇嘛,好东西先出口创汇,导致一个滞后的观念,似乎国内的需求可以只讲廉价、不求品质。”

“问题是现在的市场对品质出价了,现有产品的品质满足不了内需,你知道现在多大鸿沟?看看国外代购、海淘流行、进口消费品猛增就可以明白,那些东西我们都不会造吗?大部分都会造,就是品质上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在现在的市场看来就差大了。中国人到日本,不光买马桶盖,连‘白色恋人饼干’都每人限购5盒,真够难为情的;我去北京新光天地的地下超市,国内中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消费动向,好家伙,90%以上是进口货,阿根廷的水果、德国的猪肉,应有尽有,再不发动一场提升品质的革命,中国的过剩产能将越来越多。”

周其仁说,中国消费品市场正面临一场“品质革命”,谁带这个头,谁就能上去。“中国光中产阶级就上几亿人了,而据我观察,我们都低估了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有一行算一行。”

“小米手机的成功有历史意义,它给整个中国制造发出信号,真材实料造好东西,市场会认账。其实小米首先不是什么互联网思维,雷军第一个目标学谁?他说是同仁堂,就是真材实料不欺客,舍得用好东西做好产品。中国制造业杀价杀了多少年,甚至不惜降质来降价,这条路走到头了,接下来看,反着走可能杀出一条路来。”

“我最近也研究演出市场,前几天朋友拉我去看波兰名导演的话剧《伐木》,那个名导演的特点是‘没有时间观念’,最长一个剧据说要连看三个晚上。《伐木》那个剧五小时,我说我就一个下乡知青,能欣赏五个小时吗?最后,真看五个小时,还是翻译作品,似乎语言不通也没大关系,剧终时满满一场人都没走。魔力在什么地方?匠心独具,认真打磨。”

“当然”,周其仁说:“下决心做好产品品质对我们产业界是很大的挑战,还不仅是成本问题,你的队伍、员工、产品标准、生产流程、企业文化,做惯了廉价品就走上一条道,要扳过来非常困难,所以死后重生也是一个办法,否则可能改不动它。”
中国消费者除了开始对品质敏感,还对时间开始敏感。

“再看服务的便利性,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对便利不便利似乎不敏感,其实是因为穷,大家的时间成本低。收入急速提高,中国人的时间成本也快速上升,尤其是服务业,不光是有没有,还要问便利不便利?能不能更便利一点?从这点衡量,差远啦。”

对时间成本最在意的企业家是乔布斯。周其仁读乔布斯传,看到这位苹果老总走进一位研发工程师的办公室,抱怨苹果机的开机时间太长了。工程师不明白那又怎么样。乔布斯换了种说法:“如果能救人一命,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接着,乔布斯走到一块白板前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Mac,每天开机多用10秒,加起来每年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100个人的终身寿命。工程师懂了,几周过后,Mac的开启时间缩短了28秒。

世上万物,时间最贵。可有多少企业老总象乔布斯那样挖空心思替顾客节约时间?

“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时间成本提高非常快,我们的服务跟得上吗?”周其仁说:“所以中国不光产品品质滞后于国内需求,服务的便利性更是严重滞后于国内时间成本上升的速度。为什么微信受欢迎?便利啊!90岁老太太也很快会用。淘宝、支付宝为什么受欢迎?手机上点几下就完成购物、转帐,再也不用去人挤人排长队。所以我以为便利革命,方兴未艾。

“别说什么过剩产能,实际情况是有的是仗可以打,关键是认准了没认准,铁了心吃了秤砣没有。”

注: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做踏踏实实的企业家——周其仁以色列谈话录》一书,根据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内部讲话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