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留客天?

下雨天,留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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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Flickr)

明代徐文长(1521年-1593年)的确是个奇才,他是历史上知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

徐文长于少年时期,天才超逸。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方面都独树一格,可惜时运不济,二十岁时勉强考中秀才,此后直到四十一岁,都未能中举。

徐文长从小就擅长思考、动脑筋,他既聪明又机伶,同时亦充满了情趣。此文将介绍三则徐文长的有趣小故事。

 一、机智妙答

有一天,徐文长到舅舅家做客。结果,舅舅半晌才端出一盘菜。盘中央却只有一颗鸡蛋。舅舅说:“文长啊,真是不好意思,你来得真不巧,要是晚来三个月,这颗鸡蛋就是一碗清鲜的鸡汤了。”

徐文长笑道:“我来得不巧,真是难为舅舅您了。”

过了几天,徐文长回请舅舅。半晌,徐文长才端出一盘竹片。

他对舅舅说道:“舅舅啊,真是不好意思,你来的真不巧,要是早来三个月,这盘竹片就是一碗鲜美的竹笋了。”

二、下雨天,留客天?

徐文长有一天前往朋友家作客,到了晚上,天却忽然下起雨来。徐文长只能暂时住下,但是他的朋友却不愿意让徐文长留住。

于是,这位朋友就写了一张字条:“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古人文章没有标点符号,朋友的意思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徐文长也明白友人是在下逐客令,但是如果立时离开,虽合情理,却未免尴尬。

于是他拿起字条大声念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继而说道:“既然老天要我留下,朋友又如此盛情,我就再住几日吧!”

三、有趣对联

有一天,徐文长的乡里,搭建了一座庙,庙里面供奉了孔子和关公神像。

因为孔子和关公的志向和成就各自不同,因此,乡里的父老、学究都想不出好的庙联,于是去找徐文长,告以实情,请他出一则对联。

徐文长听到乡亲父老提出的请求,随即答应,他立即索笔大挥曰:“关夫子,孔夫子,两位夫子。”

众人听到这个上联,觉得字句实在是太庸俗了,急忙说:“如果要写这般寻常的对联,何必劳动你撰写呢?”

徐文长接着回答:“这句话确实有点庸俗,但请诸君大才,看了下联再作定论。”

于是徐文长又不慌不忙地写出下联:“删春秋,看春秋,一部春秋。”

众人一看,下联的确是一幅绝佳好联,不禁佩服徐文长卓越的才能。

(来自:Vision Time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民对自己政府态度的调查

在中国,可靠的民意调查虽然少之又少,但的确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与北京的零点调查公司合作调查中国公民对自己政府态度的工作已经10多年了。

去年,他们对城市、城镇、乡村和农村的3500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各级政府的看法。在最早始于2003年的这类调查中,受访者普遍给北京的中央政府打高分,但他们对当地官员的满意程度大打折扣。2014年,受访者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达到了新高,这与习近平打击官员腐败的力度一致。

在一次采访中,肯尼迪学院教授、阿什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讨论了这些调查的结果,以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调查结果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性意味着什么。

托尼·塞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研究中心主任。

托尼·塞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研究中心主任。

问:你曾经写过,中国公民对本国政府的期望日益升高。一方面,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经济决定上有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免受“市场兴衰”的影响。这种动态在习近平任期内是否有所改变?

答:从我们(2014年)的最近调查来看,民众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政府遏制腐败行为的期望,这并不奇怪。总体上,公众对一个强大的国家和规划机器所擅长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有所增长,比如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问题。与此相比,他们最关心的是,让市场力量起更大的作用所带来的风险,比如就业问题,以及涉及环境健康和腐败等改革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问: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有赖于其能够提供经济增长的能力。但是,就普通中国公民来说,经济放缓到何种程度时,他们的不满会对政权构成威胁?过去的政绩是否给予共产党一定的空间,来缓解政策错误,比如在应对股市大跌问题上?

答:共产党当然一直在把自己描绘为处在经济主导的地位,并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的发展归因于其政策选择。当然,这把中国人民在经济成功上所起的重大用作轻描淡写了,而人民往往与政府的限制性政策起着相反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寻求扩大其合法性基础、提倡民族自豪和民族主义的原因。在习近平领导下,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纽带,以至于对党的批评可以被解释为不爱国。中共一直努力在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粉饰历史,让共产党成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继承者,这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的共产党决心要破除传统,把自己描绘为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代表。

这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就很难说了。政权在崩溃之前都表现出强大的样子,直到它们开始瓦解,到那时,我们都能回过头来指出,为什么它们从来就没有像它们表现的那样强大。虽然这么说,但共产党对公共话语的控制、以及把以往的成功归于自己的做法,可能让它有更多的余地来处理政策的失误。中共在犯错误时,一向善于寻找替罪羊,然后改变政策重新开始。

问:你们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在下降。随着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展开,人们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任何可察觉的变化?如果是的话,这种变化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抵消经济放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答:2014年的调查显示了与过去相同的趋势,那就是政府越是接近与人民互动的层次,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就越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是通过下级政府提供的。

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则一贯地保持在高位,92.8%的人表示对中央政府满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满意,但是,对县级、区级,以及更下级政府的满意度降低到了自我们2003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乡镇一级,只有7.8%的人表示非常满意,47%的人表示比较满意。这给了中央政府一些喘息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人似乎把这些问题都看作是政策执行不利和地方官场不良的问题,而不是来自中央政策或系统性的问题。

调查得到的两个主要负面结果是,公众感觉大多数官员寻求与有钱人拉近乎,拍上级的“马屁”,而不是为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在我们以前的所有调查中,反腐败被看作是政府工作中最糟糕的方面,但这在2014年有所改进。土地管理现在是政府工作最糟糕的方面。尽管如此,仍然只有4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是诚实的。但是,他们的确感到,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腐败,有48.4%的人认为送礼和行贿行为有所减少。

对中央领导人来说,仍然有希望看到公众继续把权力滥用看作是地方反常现象、而把中央政府看作是在为公众的最佳利益工作。这样会更容易地让地方抗议活动得到控制。(纽时)

日本怎样管理氰化钠

在天津发生的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有毒物质“氰化钠(sodium cyanide)”是否会出现扩散的担忧不断升温。氰化钠从口中摄入后会引起中毒,摄入量达到150~200毫克便能致死。

在日本,氰化钠是《有毒物质以及剧毒物质取缔法》指定的有毒物质。氰化钠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酸发生反应会产生易燃的剧毒物质氰化氢。

虽是危险的剧毒物质,但是其产业用途却十分广泛。日本盐工业会(Japan Soda Industry Association)统计显示,2013年度的日本国内产量约为1万2千吨。其中1万吨用于出口,其余的被用于化学品、医药、农药的原料、电镀加工和黄金冶炼等。在日本国内,旭化成化学、昭和电工和日本曹达三家企业在销售氰化钠。

为了确保安全,日本规定生产商有义务向客户提供安全数据表(SDS)。据称,安全数据表中会详细纪录氰化钠的特性、使用、保管和废弃等注意事项,以及发生火灾和泄漏事故时的对策。此外还将写明相关法律和条款。生产商负责记录安全数据表的提供对象,定期确认应对状况。

中国应该也存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在针对日本的化学行业人士的采访中,日本的相关人士纷纷对此次爆炸事故表示“难以置信”。其原因在于除了管理不善外,灭火应对举措也不当。爆炸现场被认为存在多种金属钠之类的遇水后将加速产生化学反应的物质。在日本,消防员在灭火之前必须进行安全确认。

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火,现场的消防员或许没时间进行确认。但由于是危险物质,避免事故发生的管理体制和事故发生时将危害减到最小的对策不可或缺。这或许是支撑化学品企业存在的重要要素。

日本经济新闻(

同窗猜测山东济宁辞职市长梅永红去向

有媒体报道称,梅永红辞职后将南赴深圳出任华大基因CEO。该公司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研发机构。梅本人未回应此事。

梅永红的朋友圈转载过一篇文章《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文章中提到了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大意是公务员抱怨的多,辞职的少,因为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旱涝保收,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其实如果你始终保持这种能随时离开,并且离开之后能过得比现在更好的能力,也就给了你一种无欲则刚的底气”。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做事业,是有理想的,能够表现独到的视野,比常人更多一份执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这是梅永红在济宁任职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从那时起,他已经为自己埋下离开的伏笔。

 读大学时每月24.5元生活费

梅永红在接受南都采访时,曾说自己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10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一个月7000元工资,下面县长、县委书记等工资只有3000多,还不如打工挣得多。

梅永红辞职后,这段访谈再次被公开,他被舆论理解为因工资低而离职。

“他不是那样的人。”梅永红大学时同寝的舍友王洋说。

“他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有时候回华农,都不直接找学校,叫上好朋友随便找个小餐馆吃饭。如果我提前知道,肯定会按规格接待,但他就是不想麻烦学校。”梅永红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一名干部说。

王洋说,梅永红曾亲口告诉过自己,在济宁的这五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这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

在王洋的印象中,老同学梅永红是他“见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从不讲究穿着,“去年国庆节回黄梅老家时,他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武汉,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到站才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

梅永红家中还有老母和弟弟,住在老小区里,梅的弟弟在黄梅打工,弟媳一人在家照顾母亲。梅每次回家总少不了给母亲买补品。

梅永红念书时的拮据至今令王洋印象深刻。1983年9月,梅永红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每个月24.5元的生活费,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从家里得到帮助,但对于梅永红而言,从家里拿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梅永红是衬衫套着衬衫,套了好几层,他没有毛衣。

梅永红大学期间还担任学校《华农青年》的主编,文笔颇受学生喜欢。

据《齐鲁晚报》报道,熟悉梅永红的人士回忆,梅永红属于学者型官员,讲话时经常脱稿,就某一个领域展开陈述,技术和人才是他经常被提到的两个关键词。

公开资料显示,梅永红主政济宁的5年间,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济宁全市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一倍多。先进制造业超过煤电产业,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增速、农业增速超过GDP增速。统计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多家选择在济宁投资兴业。

对于梅永红而言,这些都已成为过往。

(应受访者要求,丰凯、王洋均为化名) 新浪

历史存档:新疆兵团的婚姻问题

为解决兵团官兵的结婚安家问题,当年曾动员大批湖南女青年参军入疆,她们从此成为兵团人,一辈子没回家乡,留下一曲“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悲歌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大陆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

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

王震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 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 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大陆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作者:卢一萍)

佛知识:彌勒菩薩【维基百科】

彌勒菩薩(梵文:मैत्रेय Maitreya;巴利文:Metteyya),意譯為慈氏,音譯為梅呾利耶梅怛儷藥,是釋迦牟尼佛的繼任者,將在未來娑婆世界降生成佛,成為娑婆世界的下一尊佛,在賢劫千佛中將是第五尊佛,常被尊稱為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彌勒佛

在大乘佛教中稱他現為等覺菩薩,也有稱為妙覺菩薩,是八大菩薩之一,大乘經典中又常稱為阿逸多菩薩。他被唯識學派奉為鼻祖,其龐大思想體系,以《瑜伽師地論》為代表,而由無著、世親菩薩闡釋弘揚,深受中國佛教大師道安和玄奘的推崇

在佛教史上,彌勒的記載起源甚早,很可能在第一次結集後、第二次結集前就已經出現,比如在漢譯《阿含經》中可見於說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經》,和法藏部的《長阿含經》。「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4]這是各個佛教部派皆認可的基本共識,但是在具體細節上則有許多不同的說法。

在南傳佛教《小部·經集》的「彼岸道品」(波羅延品)中,帝須彌勒(Tissa-metteyya)與阿耆多(Ajita,又譯為阿逸多)是佛陀的兩位弟子[5]。《中阿含經》記載佛陀授記他們兩位,一位成佛,一位成為轉輪聖王[6]

在大乘经典中,彌勒是姓,阿逸多是名[7],與上座部的傳說不同,可能是來自大眾部的傳說[8]。據說彌勒出身於南天竺婆羅門家庭[9],鸠摩罗什(344–413)翻译的《法华经》说弥勒初名“求名”,经佛陀教化,后“当做佛,号名曰弥勒”。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常修行菩薩道,現住兜率天[10]兜率內院[11]修行、說法[12]。根據《雜阿含經》,兜率天的天人壽命是四千歲,相當於人間5.76億年[13],這是以萬萬為億,如果以千萬為億[14]則有如《彌勒上生經》中五十六億年這樣的記載,等時機成熟後,他將會繼承釋迦牟尼佛而降生人間,出家修道,覺悟成佛[15]並將於龍華菩提樹下舉行三次傳法盛會(又稱龍華三會),分別度化九十六、九十四、九十二億眾生[16],令他們開法眼智,證阿羅漢果,脫離生死輪迴。大乘佛教由此發展出人間淨土的觀念[17],認為當彌勒菩薩降世,將可以救度世人。

貴霜時期的彌勒菩薩塑像

秣菟羅地區的彌勒菩薩塑像,2世紀

弥勒信仰在古印度就甚为流行。据巴利文《大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有锡兰王杜多伽摩尼(duṭṭhagāmaṇī)临终时蒙眾天神驾车迎往兜率天[18];据《大唐西域记》、《婆藪槃豆法師傳》记载,无著、世亲、狮子觉都发愿往生兜率净土。

弥勒经典

  • 《观弥勒菩萨下生经》,西晋竺法护译。此经宣扬弥勒下生信仰,有弥勒在后世人寿达八万四千岁时会降生人间,建立人间净土的预言。
  •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刘宋沮渠京声译。此经描述弥勒菩萨命终往生兜率天宫情形,对兜率净土有生动描写。又点明欲往生兜率者所应行的修行善业,念佛形象,口诵弥勒圣名等修法。此经与《觀無量壽佛經》观点相通,可视为同一时代背景下之作品。
  • 《弥勒大成佛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其与《观弥勒菩萨下生经》相近,然内容更丰富。

以上三部经,合称“弥勒三部经”,若加上同样描述弥勒下生内容的

  • 《弥勒来时经》
  • 《弥勒受决经》
  • 《弥勒下生成佛经》

则合称“弥勒六部经”。也有观点认为弥勒经典还应加上弥勒的本生谈《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译者不详)、竺法护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楞严经·弥勒菩萨圆通章》等经典。

唯識鼻祖

大乘佛教早期經典《惟日雜難經》記載了阿羅漢遇到世友菩薩問難時,入定以神通上至兜率天,親自向彌勒求教的傳說[19]。在大乘佛教中期,一批以修習瑜伽行為主的大乘修行者被稱為瑜伽行派,他們尊奉彌勒為祖師。在無著、世親之後,進一步發展成為瑜伽行唯識學派,並流傳著無著入定上升兜率內院聆聽彌勒教誨、回來弘揚《瑜伽師地論》的傳說[20]

在4世紀至5世紀間的中觀派中,由僧護的弟子解脫軍傳出的《現觀莊嚴論》,是對《般若經》的註解,據說也由彌勒所傳。其後的師子賢作《現觀莊嚴論釋》、《現觀莊嚴般若波羅密多釋》,被視為早期的中觀與瑜伽行兩派的調合論者。至清辨門下的寂護、蓮花戒論師時,以清辨中觀自續派理論,加上瑜伽行派的教義,成立了順瑜伽行中觀派,他們同樣尊奉彌勒的《現觀莊嚴論》。此派後傳入西藏,對藏傳佛教產生很深的影響。

彌勒五論

漢傳佛教認為彌勒寫作了五部主要的論書,稱為「慈氏五論」[21][22]

  • 《瑜伽師地論》,藏傳佛教認為此論為無著所作。
  • 《分別瑜伽論》,此論已失傳。
  • 《大乘莊嚴經論》。
  • 《辨中邊論》。
  • 《金剛般若經論》。

藏傳佛教所傳的五論,內容有所不同,除《大乘莊嚴經論》、《辨中邊論》與漢傳相同外,其餘三論不同。

  • 《現觀莊嚴論》,漢地未傳,民初法尊法師漢譯有《現觀莊嚴論略釋》。
  • 《辨法法性論》,漢地未傳,民初法尊法師由藏譯漢。
  • 《大乘最上要義論》,此論內容同於漢傳《究竟一乘寶性論》,但漢傳此論題為堅慧所造。

    各地彌勒信仰

  • 彌勒菩薩降世的預言,在佛教各派別的經典中均有描述,故彌勒菩薩成為佛教徒的被救度的寄託。在漢字文化圈,隨著漢傳佛教的普及,彌勒信仰被民間信仰吸收,信仰者不限於佛教徒,並發展出地區特有的彌勒相關民俗,亦常結合其他民間宗教。

    漢字文化圈的弥勒信仰

    大肚笑口佛

    颐和园长廊上的彩绘:皆大欢喜,又名六子闹弥勒,仿清代画家陆鹏画作

    位於韓國的彌勒菩薩像

    汉传佛教相信彌勒菩薩是釋迦牟尼佛親定的繼承者,將在日後下凡普渡眾生,中國人皆尊之為「未來佛彌勒如來」、「當來下生彌勒佛」等,並且有佛國於兜率天內院,自晉朝以来,弥勒净土的信仰日益盛行,且與阿彌陀佛西方淨土信仰和樂融融。淨土宗慧远的导师道安,因为对经文原义有疑问,发愿上升兜率天亲自听弥勒菩萨说法。玄奘、窥基等一代高僧也以往生兜率內院为临终之大愿。

    中國五代以前,漢字文化圈的弥勒像有菩萨形和如来形两类。分别根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制作。菩萨形弥勒像主要表现弥勒在兜率天为诸天神祇说法的情景。菩萨装束,两脚交叉而坐或左脚下垂。如来形弥勒,则是弥勒下凡之後,在龙华树下继承釋迦如來的救世責任,形象与如來差别不大。

    五代後梁時期在江浙开始出现以契此和尚為原型塑成的笑容可掬的大肚比丘。由於契此和尚圓潤豐滿、滿口堆笑,手持布袋,坦胸露腹,圓寂前,曾留下偈頌:“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因此被認為是彌勒菩薩的化身,所以此後彌勒菩薩的塑像就經常被塑成福態常笑、豁達大度的慈愛形像,常被稱為笑佛歡喜佛大肚彌勒佛。著名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便把菩薩的寬廣胸懷和樂觀態度描繪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此形象亦隨著漢傳佛教在東亞各地傳播而見於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等地,其塑像常被禪宗、淨土宗寺廟安置在山門或者天王殿中,并逐渐成为定制。而弥勒佛塑像的背后常安置护法神大将韋馱菩薩的塑像,其形象一般是身披盔甲、手执金剛杵的武士。

    中國

    彌勒教最早於梁武帝時期創立,創始人傅大士自稱「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暗示他本人即為彌勒轉世化身,廣弘菩薩道,門下有傅宣德等人。傅大士只是宣揚大乘佛教,並未有政治運動甚至是反抗君主之舉。 隋唐之后,弥陀信仰愈盛,但弥勒兜率净土依然不衰,在平民和士大夫中大有传播。唐朝文豪白居易便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时上升会」,希望这个会的成员都能往生兜率淨土。白居易本人在《画弥勒上生帧记》云:“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白在晚年的言志诗中也说:“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说吾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隋唐之際,彌勒信仰與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信仰曾經有所衝突,雙方信徒甚眾,形成淨土信仰的兩大流派,彌勒與淨土宗相持不下。但是隨著許多民間信仰信徒以彌勒降世為號召,對朝廷反抗起事,故彌勒信仰遭官家大力打擊,至明清之後,逐步讓位給阿彌陀佛信仰,於是在漢傳佛教中式微。

    弥勒法門因牽扯上各式各樣的政變與起事,渐渐衰微,但衰而不绝,但仍在漢地傳承不止。清代广州南海宝象林沙门、曹洞宗高僧弘赞編寫了《兜率龟镜集》一書,記載了歷代彌勒法門修行者的事跡。

    据中国历史记载,由于佛典中有彌勒佛必定到來人間救苦救難的預言,借弥勒下生信仰,曲解经文而意图发起动乱或篡夺政权的事例有很多。隋煬帝大業九年(613年),扶風人宋子贤、向海明“帶兵作亂”,“自稱彌勒佛出世”,借彌勒下生說起事作亂,唐宋以後不絕如縷。

    唐朝武则天时期有中国人编造《大云经》,认为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从而成为武周夺取李唐政权的舆论工具。唐朝之后,以弥勒下生作为信仰而发动民变的层出不穷。在中国內地形成了一种类似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思想,不少农民起义军利用这种迷信,遂打着“彌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口号起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两个著名教派弥勒教和白莲教,而衍自波斯拜火教的摩尼教,也受到這樣的影響,打着“弥勒降世”的旗号活动。

    由于和民变存在牵连,朝廷帝王对弥勒信仰不再放心,也不支持这个信仰,唐玄宗就曾經发布《禁断妖讹等敕》,对那些“白衣长髮,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样。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的不法僧人,命按察使采访,“严加捉搦”。这纸敕令给弥勒下生信仰以沉重打击;此外,弥勒信仰还遭到佛教内部阿彌陀佛西方淨土信仰的不断冲击,在此双重压力下,弥勒信仰逐渐衰落,與民間祕密宗教逐漸併合。

    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貝州(今河北清河)人王則以「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為口號起義。

    元代蒙古人對宗教信仰較為開明,並不太禁止,故以燒香禮彌勒聚眾結社的「香會」在華北活動頻繁。當時的明教與白莲教等宗教也混入了大量的弥勒思想。元朝末年農民起義,彭瑩玉等人便以彌勒教為號召,后形成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势力。明教起義軍明玉珍在蜀時曾经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

    而在同时期,白莲教韓山童、刘福通亦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主张推翻元朝统治。因事蹟敗露,韓山童死,其子韩林儿繼稱小明王,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成为元末红巾军建立的政权。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彌勒教被禁,其余党与白蓮教渐渐合流。而在明清时期,仍不时有白莲教徒利用“弥勒下世”的传说起义,比如嘉庆时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此後在清末民初,又改名為先天教。

    1922年武昌佛学院初创时,太虚大师便规定晚课诵《弥勒上生经》及念弥勒菩萨,回向兜率。以后但凡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道场,皆奉行这一做法。他于1924年2月5日,在武昌佛学院编定《慈宗三要》,以《瑜伽师地论·瑜伽真实义品》明境,《瑜伽菩萨戒本》次轨行,《观弥勒上生经》以明果。1932年12月25日,太虚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借演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机缘,发起成立“厦门慈宗学会”,设立慈宗坛尊奉弥勒菩萨。此后,太虚大师于1936年在奉化雪窦寺开讲《弥勒菩萨上生经》,刊行《兜率净土与十方净土之比观》,在第四节《慈宗的名义》里,略释了慈宗的举设,源流、影响、作用,以弘扬慈宗。他1935年在上海、1937年在无锡都修弥勒静七过年。1938年冬季,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计划建“太虚台”,大师说:“纪念台,如未做勿做,已做易名慈氏。自惭福德凉薄,望勿以名之。”从而以弥勒为尊。

    太虚圆寂后,由于战乱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慈宗在中国一直无法弘扬。直到近期,才重新有两岸僧人组织学会、刻印经典、发愿广传弥勒净土法门。而太虚的弟子演培法师,长期在新加坡宣讲弥勒,并有《佛說彌勒大成佛經講記》传世。

    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其國人發願往生淨土者,大多不是西方淨土,而是信仰彌勒淨土。在诸多弥勒修法中,主要的行法是效法弥勒,慈心不杀、恒不啖肉;而為亡人得度而造弥勒佛像,也是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弥勒信仰与俗文化在朝鲜半岛交融于一体,散花歌《兜率歌》的形成就是圣俗融合的典型例子。朝鮮三國時代,新罗的花郎道受到弥勒下生信仰的影响。花郎集团把日常修养和训练与弥勒信仰结合起来,培养忠于国家和勇敢尚武的精神。彌勒信仰在朝鮮半島佛教中,仍然保持著主流地位。

    日本本土

    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京都 廣隆寺

    弥勒信仰传入日本是通过朝鲜半岛作为中介的。百济国王曾把弥勒佛像赠给日本天皇。[23]在奈良、平安时代(公元710年-1185年),弥勒寺的建造已经颇为盛行,且分布地域很广。[24]发愿往生兜率内院的僧人,则如雨后春笋,以南都六宗僧人为主,尤其是日本研究因明的学者,大都仿效日本因明开山祖师松蓧善珠,发愿往生兜率天內院。

    以布袋和尚形象的彌勒傳入日本後,成為民間信仰中的七福神之一。

    1963年日本日莲宗一系的新兴宗教“灵友会”吸收了弥勒信仰,在日本伊豆建立“圣弥勒山”,将弥勒信仰引入教义。编制了新经典《弥勒经》以成为其宗经。

    琉球

    布袋和尚形象的彌勒傳入琉球後,與琉球神道結合,成為當地民俗信仰之一,稱為彌勒(琉球語:彌勒 / ミルク),琉球人將彌勒信仰融入到了琉球神道的龍宮信仰之中,把彌勒視為豐穰神。

    回鹘弥勒信仰

    回鹘佛教主要是在汉传佛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故其经典、教义都与汉族地区略同。其弥勒信仰亦源自汉地[25],但远比汉族地区流行,特别在九世纪之后,弥勒崇拜在汉地衰落,而在回鹘却盛行不衰,直到十五世纪佛教在回鹘中消亡。

    回鹘人写有众多弥勒崇拜的文献,如《赞弥勒诗》、《弥勒会见记》、《Insadi经》等。回鹘人在译经时,往往会特意在文末加入弥勒崇拜的文字,甚至在翻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有意强调、扩充玄奘的弥勒崇拜[26]

    轉輪王

  • 轉輪王梵文:चक्रवर्तिन्cakravartin,Chakravartin,巴利文:Cakkavatti),音譯為斫迦羅伐剌底、遮迦羅跋帝、遮迦越,又稱轉輪聖王輪轉聖王,簡稱輪王,印度宗教中的術語,在印度神話中,當統一世界的君王出現時,天上將會出現一個旋轉金輪,作為他統治權力的證明。擁有這個旋轉金輪的人,將成為這個世界以及全宇宙的統治者,他將會以「慈悲」與「智慧」治理這個世界,開創轉輪聖朝(sarvabhauma)。佛教、耆那教與印度教等,都繼承了這個傳說。這個稱號,在孔雀王朝時代首次出現,為宾头娑罗與阿育王的尊號之一
  • 梵文:cakravartin是個性狀複合詞(Bahuvrihi),字面直譯為「輪子轉動的那位」,來自於「他的戰車輪子將壓碎一切反抗者」。佛教傳說中,轉輪王被認為具備神聖的三十二相。分為金、銀、銅、鐵四者。只統治一部洲的,稱鐵輪王,統治二部洲稱銅輪王,統治三部洲稱銀輪王,統治四大部洲則稱金輪王。在考古碑文上,首次發現Cakravala Cakravartin,在孔雀王朝時代,為宾头娑罗與阿育王的尊號之一。

    孔雀王朝历史

    前325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從印度河流域撤走,在旁遮普設立了總督,留下了一支軍隊。這時,月護王(旃陀羅笈多)率領當地人民揭竿而起,組織了一支軍隊,趕走了馬其頓人。隨後,他又推翻了難陀王朝,建了新的王朝,定都华氏城。由於他出身於一個養孔雀的家族,因此,後來人們把月護王建立的王朝叫孔雀王朝。也有一說孔雀一词来源于其梵语发音(mayūra)与月護王的母亲的名字发音相近。

    月护王统治末年(前298年),人口达到1870万人,到了月護王兒子賓頭娑羅統治時期,孔雀王朝已控制了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孟加拉灣,德干高原以及遠逹阿拉伯海的廣大領域,形成了史學界傳統意義上的大帝國。

    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在位时国势强盛,統一了除了現卡納塔克邦以南及阿富汗的整個印度次大陸,人口在前250年达2650万人。

    孔雀帝國末年,王權衰落,印度重新分裂為許多國家。 孔雀王朝约前185年为巽伽王朝所取代,当时最后一王巨车王的军队首领华友篡夺了政权。

    傳播佛教

    阿育王將佛教定為國教,到處派遣傳教師至各地宣傳佛教,一時亞非歐三洲都有佛教徒的足跡。經此提倡,佛教遂成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

    末裔

    据说孔雀王朝仍然有后代在摩揭陀作为藩王留存下来。在玄奘访问印度的时代,摩揭陀地区有一个叫满胄王的小王公自称是孔雀王朝的末裔,当然这可信度是很低的,因为当时有许多王公都冒充是孔雀家族的后代。

    王統世系

    孔雀王朝國王一覽(大約在位時份)

    • 月護王(旃陀羅笈多):前322年 – 前298年
    • 賓頭娑羅:前297年 – 前272年
    • 無憂王(阿育王)(阿輸迦):前273年 – 前232年
    • 达沙拉沙:前232年 – 前224年
    • 三钵罗底:前224年 – 前215年
    • 舍利输迦:前215年 – 前202年
    • 提婆伐摩:前202年 – 前195年
    • 薩塔陀拉:前195年 – 前187年
    • 巨車王:前187年 – 前185年

中国国家保密局原局长孟祥锋已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根据大陆媒体的披露,中国国家保密局原局长孟祥锋已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值得注意的是,孟祥锋曾与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大内总管”栗战书、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关系密切。

公开简历显示,现年51岁的孟祥锋曾先后在文化部、中央纪委和辽宁省等中央和地方单位工作,担任过中国纪检监察报社总编辑,辽宁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等职。9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学习小组”,刊文揭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高负荷工作状态称“只要中央有重大会议活动,就有我们在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双肩担国运,一会挽狂澜”引发关注。

9月9日,《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号“政知局”亦刊发文章表示“中办秘书局的工作真是不简单,工作不能放松,休息没有保障,时刻要注意保密。”与孟祥锋履新中办副主任的消息作为衔接,有观察人士解读称,这表明在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岗位,需要具有过硬素质的人才担纲。孟祥锋既有深厚人脉,又有年龄优势和多次“外放”锻炼的宝贵经验,此次获任中央办公厅要职并不意外。

北京日报社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披露,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期间,孟祥锋从主任科员做起,先后任新闻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总编助理,直到副总编辑、总编辑。许多与其共事的媒体同仁对孟印象颇佳,称其文字功底好,注重细节,视野开阔,“如果一直在媒体工作,前景也会很不错。”  受到高度信任

去年5月份,孟祥锋首次以“中办调研室主任”的新职务亮相,身兼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中办调研室主任多重要职,成为同一人同时担任这些职务的第一人,显示其充分得到高层信任。中办主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则均由习近平的大总管栗战书担任,栗孟二人还是河北同乡。在十八大之后,随着国安委、中央网安小组的成立,安全工作重要性空前提升,保密工作的分量也随之加重。习近平曾多次就做好保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从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高度认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此外,孟祥锋与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务副书记赵洪祝交集颇多。孟祥锋曾长期在中纪委研究室、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而赵洪祝历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主任、监察部副部长等职务。2007年3月,赵洪祝接替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书记,孟祥锋于4月即调任杭州市委常委,后又调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如今,孟祥锋在中央出掌要职,既有深厚人脉,再加之生于1964年的年龄优势,未来仕途行情看涨。

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中国由一党长期执政靠“自我监督”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在昨天召开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国外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的“从严治党”连连发问。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回应提问中介绍说,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中,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层领导出问题,让中央开始研究并思考怎样管好掌握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干部。他告诉南 都: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中国由一党长期执政,靠“自我监督”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中国在反腐中有没有考虑过对高层垄断权力的腐败行为采取措施?

 最终要通过制度解决问题

当国外专家就中国对高层垄断权力腐败发问,李君如做出回应:中央正就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层面的案件进行研究和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也都是邓小平说过的话。”李君如说,现在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掌握着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出问题,谁来查处?

他介绍,目前中央正在研究,怎样管好2000多名省部级领导,怎样管好近200名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怎样管好20多名政治局委员、7名常委。

“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党员,同样都要接受党纪国法的监督。”李君如说,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正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

 腐败与我党的性质对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反腐败?

李君如解释说,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攻进北京城,没多久政权就垮塌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能当李自成,掌握权力后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艰苦奋斗。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相关。李君如介绍,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决不允许 侵犯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是与我们党的性质相对立的。当前,中央意识到不能让腐败蔓延下去,所以党中央下决心要痛击腐败、要对腐败零容忍。

 自我监督包括“手术”“调理”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谈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强自我进化、自我革新、自我约束来解决腐败问题。有国外学者就此发问:自我监督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吗?

李君如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信仰与制度、教育与惩办、党内和党外、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我监督机制。通过党员干部的自省、党组织根据规章制 度进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纪委的执纪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政协委员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都是“自我监督机制”组成部分。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 来看,这种自我监督机制是有效的,它不仅有“外科手术式”的纪检惩办机制,还有“中医调理式”的信仰和党性教育机制,既袪邪,又扶正,能治病,也能治未 病。

问答

  “塌方式腐败”哪找这么多官员来换?

中组部副部长:被群众举报属实的官员要拿下来

在中国山西、云南出现的塌方式腐败,引发国外专家关注。在昨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有与会的海外专家问:山西等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从哪里找这么多官员来顶替他们?是否会对干部评价和选拔体系带来影响?

对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向群坦言:对组织部门而言,如何选拔官员、防止带病上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介绍说,基于此前的经验教训,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中便在领导干部的酝酿、选拔、提名等环节增加了相关的要求。

同时,组织部门也加强了一些制度的执行力度。比如官员申报事项制度,以前对官员申报的事项没有核查,现在不仅要进行核查,而且对于拟提拔官员的申报事项要逐一核查,有申报不实的(拟提拔官员)就要拿下来。

陈向群还介绍说,尤其在对干部的考察当中,现在特别要求组织部门要深入到熟悉干部的群众当中去,从家庭情况、工作情况、8小时之外等多个方面了解,有疑问的干部一律不使用。

除此之外,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也进一步紧密了联系,在提拔干部前,都要以正式行文的方式来征求纪委的意见,对接到群众举报的拟提拔干部,纪委都会反馈,这时就暂不提拔、直到把问题查清楚才会用,而对确实有问题的干部就要拿下来。

对于山西、云南等地发生塌方式腐败后官员的选用,陈向群表示:虽然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很大,但总体来说,腐败分子在干部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还是廉洁的。

 声音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不想腐败丑行上头条就不要做

昨天上午“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开幕式上,多位与会的外国前政要作为特殊嘉宾受邀讲话,在“从严治党”这一主题下,反腐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前领袖陆克文谈到反腐问题时表示,“不想丑行上报纸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

“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陆克文认为反对腐败是一种全球认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他在发言中引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段公开发言,中华传 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 N 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他认为,“王岐山的这番话,不仅仅适用 于孔子和儒家文化,对全世界很多文化都适用”。

陆克文曾经领导的工党在澳大利亚担任了25年的执政党,谈及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工党治理腐败问题时,陆克文介绍,当他还在昆士兰州的时候,当地的 工党就帮助当地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反腐败委员会。“在过去25年里,我们的反腐败委员会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监督官员的行为。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 如果不想让丑行上头条的话,那你就不要做。”

在陆克文看来,腐败通常从政府最低的层级开始。“地产、土地管理等领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不管省还是州还是全国层级上,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

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在致辞中谈及欧洲的腐败问题时表示,腐败在欧洲,在意大利,都是一个重要、敏感的话题,不仅影响一国的全球竞争力、经济发展,也会破坏政党的信任和民主进程。

达莱马指出,腐败还会滋生犯罪行为,使集团化的犯罪渗透到公职部门,因此反腐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政党的责任,是透明性和责任的结合,也 就是说,政治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让公民对政治家的公共行为进行监督,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体制,使普通人获得开展直接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这 是反腐败最好的保障。

达莱马还提到,实际上腐败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在西方,政治总是受到经济、金融影响,其中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是,腐败使那些没有政治资 源的人士遭到边缘化,因此让人民参与监督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阻止财富在某些政治家中聚集,并避免特权阶层固化,同时避免出现没有信仰、没有原则的阶层。

14-15版采写:南都记者 蒋伊晋 商西 程姝雯 发自北京

洛克菲勒家族的“世纪的传奇”

他是现今年纪最大的亿万富翁,今年6月刚过完百岁生日;他属于美国久负盛名的家族之一,至今仍然显赫;在中国,他的家族故事成为了无数管理励志书籍的素材,被读者阅读和学习。这是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家族现任族长戴维·洛克菲勒的故事—名副其实是“一个世纪的传奇”。

戴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就是中国人熟悉的那位洛克菲勒)19世纪下半叶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即便在今天,家族第三代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身家仍达到了32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03位;而在《福布斯》评出的美国资产达10亿美元以上的185个家族中,洛克菲勒家族总资产达到100亿美元,位居第24位。

与众多显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一样,今天,进入第六代的洛克菲勒家族不再富可敌国,不过,这个总共有240多位成员的家族,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从推动环保和支持社会到资助科学和艺术,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

家族的长期顾问彼得·约翰逊认为,洛克菲勒家族成员有意识地在努力教育他们的子女,如何用自己的钱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这其中,“接触资本是最大的罪过,你应努力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也成为重要的一课。

和无数世界知名的家族一样,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

违背祖训留下家族史

作为洛克菲勒家族最年长者,戴维·洛克菲勒自2004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家族族长。

1915年6月13日,戴维·洛克菲勒在纽约曼哈顿出生,在当时,他出生的那套9层住宅楼堪称纽约最大的私人住宅。戴维·洛克菲勒的母亲阿比·洛克菲勒是一名杰出的艺术赞助人,在她的帮助下,那套“豪宅”后来成了著名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这位亿万富翁的百岁大寿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戴维·洛克菲勒当天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尽管要借助助行器出席活动,但他看起来精神不错。

当天,寿星慷慨地送出一件礼物—一套位于缅因州的私人房产,名为“海豹湾”。他说:“‘海豹湾’对我有重要意义,我3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被父母抱着去那里。”“海豹湾”位于大西洋沿岸,占地大约400万平方米。据当地媒体报道,戴维·洛克菲勒将其转给NGO土地花园保护协会,以后将成为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戴维·洛克菲勒并不太看重自己的财富。他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

亿万富翁皮特·彼得森称戴维是“纽约第一市民”、“纽约最重要的慈善家”。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前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中,戴维·洛克菲勒承诺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他也曾向哈佛大学捐赠1亿美元。

2002年,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迄今惟一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洛克菲勒回忆录》(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自传中,戴维表示,家族的背景让他自年轻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难以接触的名人,包括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各国总统和政要,并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

他是哈耶克和熊彼特的学生,并与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同学。他在冷战时期造访苏联,跟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有过直接而锋利的面对面交流。

另外,他也是第一批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的1973年到访中国的资本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跟中国密切接触、并成功开展商务活动的国际金融家。他跟周恩来、邓小平、荣毅仁等中国领导人均有交往。

尽管头顶如此多的光环,并且长寿与富有,但他却不得不目送一个个亲人离世。他的5个哥哥姐姐数年前接连去世,他的儿子、时年65岁的理查德·洛克菲勒于2014年6月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时坠机身亡。

第六代已在华开展生意

有“石油大亨”之称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投资合作最早是在1863年,那一年,家族第一代、年仅24岁的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

1914年,专注慈善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派出了中国考察团。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学院。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从美国乘坐轮船,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70多年后,1998年,小洛克菲勒的孙女佩姬·杜拉尼(Peggy Dulany)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走进了位于东单的协和医学院。

改革开放以后,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故事则从商业领域开始。

2003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成员尼古拉斯·洛克菲勒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市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投资的国家”。第五代成员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更是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很让他满意,会把北京作为其第二故乡。

2010年6月,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企业罗斯洛克资本有限公司与新鸿基盛城置业、东方集团联合开发北京丰台区的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

洛克菲勒二世与其子洛克菲勒三世共同创立罗斯洛克集团,总部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旗下包括罗斯洛克资本有限公司、罗斯洛克基础建设公司以及罗斯洛克娱乐产业。

“青龙湖项目是洛克菲勒家族首次投资中国商业地产项目,不过家族的投资不限于此。”罗斯洛克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曾透露,罗斯洛克在中国的投资方向主要是新能源、IT、电讯、生物制药。

除了商业地产,洛克菲勒家族还在中国开展金融服务。

2011年,家族在中国首次试水私募股权基金(PE),之后罗斯洛克(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业。该公司由罗斯洛克资本有限公司与天津于家堡金融区城市运营商天津新金融投资公司合资成立,洛克菲勒家族的第六代成员,年轻的史蒂文·洛克菲勒三世是该合资基金公司的执行合伙人。

就目前而言,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放在了房地产开发。此外,他们对在中国投资主题公园、无线通信及媒体等都表现出了兴趣。

许小年教授-Jeep-中欧戈十回归日上以“新起点,创新与互联网”主题演讲

2015/07/26,许小年教授应邀在Jeep-中欧戈十回归日上以“新起点,创新与互联网”为主题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许小年教授认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经营困难,是我们过去长期依靠投资驱动造成的结构性扭曲的结果,去产能化是当前经济最紧迫的任务。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有大量的商业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行业重组;第二个机会是传统企业的更新换代;第三个机会就是创业。

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让我来讲创新和互联网,我想还是从宏观经济谈起。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创新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不靠创新,已经走不下去了。大家看,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的宏观数据,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在不断地放慢。虽然统计出来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的GDP全是7%,但电力的指标、运输货运量的增长率和企业的层面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正在滑入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因为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内部所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到现在已经捂盖不住了,必须要由某种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在宏观上,增长速度放慢;在微观上,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何看待,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衰退的原因是过去透支了今天的经济景气。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有个断崖式的下跌,虽然是外部冲击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能利用2008年那个时机,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忍受痛苦,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就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于是浪费了一次衰退,浪费了一次极好的调整机会。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调整的困难比2008年还要大。2009年“4万亿”执行的结果,使本来已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的恶化,这表现在很多的传统制造业部门那时产能已经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急需更新换代。然而政府的巨量投资,又使这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得以苟延残喘,甚至继续扩张一直到今天。原来经济中的内在的增长动力减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增强它的体质,我们非但没有消除导致虚弱的内部结构性弊病,反而是给它注射“强心针”,让落后产能继续膨胀。

前两天见了一家民营钢铁厂,他们告诉我现在全国钢铁的生产能力大概在11亿-12亿吨,而全国的消费只有6亿-7亿吨,也就是说钢铁产能过剩30%-40%。这些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钢价不会反弹,各家都在产能的压力下,低价在市场上销售钢铁。低价销售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利润,一些钢铁公司是靠着政府的救济在活着,其实早就应该倒掉了。它们不倒的话,那些效益高的钢铁公司也没有办法正常经营,因为价格被压的太低了。钢铁行业是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代表,我们用新的产能泡沫去掩盖旧的产能泡沫,结果致使泡沫越来越大。资本市场有泡沫,但泡沫主要是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过剩产能。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驱动,当出现过剩产能的时候,企业不敢投资了,依赖投资的增长就掉下来了,这是结构性扭曲持续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出路在哪里?去产能化。如果不把过剩的产能消除掉,价格起不来,企业经营会很困难,经济就会长期的在低位运行。所以去产能化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欧美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过度借债,杠杆过高,把家庭和金融机构压垮了。要想经济恢复,必须把过高的杠杆率降下去。美国去杠杆化从2008年到去年2014年才基本结束。

欧洲经济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因为它的去杠杆化没有认真的展开。我们有数据表明欧洲的杠杆率只是稍稍低于2008、2009年,而美国的杠杆率已经回到了历史的平均水平。这也是欧美两个经济体的表现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样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要去杠杆,我们还要去产能。实际上去产能和去杠杆是一回事,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对应的是银行的天量信贷,要不是银行放出那么多的贷款,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实体经济要去产能,金融行业要去杠杆。

如果说A股场外配资是个问题的话,那么和金融体系与政府体系中的坏账相比,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A股配资总共有两、三万亿吧?我们金融体系的贷款余额是80多万亿,坏账率如果是10%,那么就是七、八万亿,而且有可能还不止。政府融资平台在执行4万亿过程中积累的债务,现在官方估计就有20万亿,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

A股市场是政府制造的国家牛市,当风险逐渐显现的时候,又是政府去清理场外配资,把它打下去,暴跌之后,又是政府出来救市。尽管社会反响很大,其实A股市场只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小问题。大问题是政府负债,银行的坏账,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有多严重?各个行业不一样,据说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是60%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去杠杆的过程和去产能的过程可能会相当长,到底需要多少年?我也不知道,我想3年5年总是要的吧?各位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过程中,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说发展多快,要做多大,不是赚钱多少,而是活着,活下去就好办。宏观形势严峻,是不是我们就不干了呢?当然不是。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价值才能显现。我喜欢熊市,不喜欢牛市,为什么?因为在牛市中,资产的价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资产的公允价值才能够在市场上出现,就像巴菲特喜欢熊市一样。所以不要害怕熊市,不要害怕经济的下行和经济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商业机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谈创新,谈创业,谈互联网?原因就在这里。

最近我除了上课以外,就在各地看企业。为什么现在企业看得比较多?因为宏观经济没得看了。而且我研究宏观经济,人家也不喜欢听。我去看基层,发现机会起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行业重组,行业重组的机会非常之多。我刚才说的钢铁行业,很多中小型的钢铁公司都要倒掉,这个时候是购并的好机会。但是现在购并的障碍在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所以我和政府说不要阻碍市场上的购并,不要阻碍企业的倒闭。企业不行了,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税收和就业,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救濒临死亡的企业。我对他们说,经济就像自然界,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死的时候你要让它死,它不死,那些活着的也活不好。因为这些濒临死亡的企业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现金流,把价格压得非常低,以至于那些好企业也活不下去。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考虑不一样,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好企业不敢去收购,因为收购的前提条件是不许裁员。这怎么可能呢?我去购并一个低效的企业,当然要裁剪冗员。地方政府说不许裁员,这就阻碍了行业重组的进行。如果不是地方政府阻碍的话,现在购并有很多机会。优秀的企业通过购并提高它的市场集中度,获得一定的定价的能力来改进它的利润率,实现经营状况的好转。

这些市场份额比较集中的企业下一个要做的就是研发,推动升级换代。在行业分散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没有做研发的力量。中国各行各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太分散了,分散到了没有几家领军的企业能够做创新式的研发,所以市场集中度一定要提高,世界各国全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在上一世纪,汽车工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美国有200多家汽车公司,中国现在有1000多家,太分散了,分散到规模经济效益无法发挥,分散到每个企业都不可能做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几十年间美国的200多家汽车公司最后变成了3家。中国工业的发展,也会走同样的道路,不断地集中,只有集中才有规模效益,只有集中才能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与开发。

我们上千家的汽车公司,要通过购并、通过行业重组来提高市场的集中度。再比如零售业,中国的全年的零售额是20多万亿,我们最大的零售公司不算京东,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国有零售商1000多亿,但是不赚钱,赚钱的是民营的,最大的也不过500亿。而沃尔玛的年销售额是4800亿美元,和中国的500亿人民币怎么比啊?我们的传统行业过于分散,效率太低。这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无法解决,为什么?因为在高增长时谁都赚钱,中型的,小型的企业也赚钱,经济一慢下来,问题就暴露了。

过去几十年中,各位也许都很成功,但并不一定优秀,各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谁是真正的优秀企业家,在今后两三年才能表现出来。哪些是好企业,哪些是平庸的企业,哪些是低效的企业,要在下行中才能看出来。以零售业为例,为什么京东这样的电商在几年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中国的第一大零售商?亚马逊干了这么多年,干不过沃尔玛,只是沃尔玛的五分之一,而京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越了所有的零售商成为中国第一,因为传统零售商的效率太低。我说的是自营零售,不是淘宝天猫那样的销售平台。就是京东这个全国第一也不过120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和中国20万亿的零售额相比,微不足道。零售业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整合,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都会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一些企业在衰退的时候倒掉,把市场份额让给那些有竞争力,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整合的过程中有多少机会?对于做投资的来说,机会是非常多的,我要有钱的话就想搞个购并基金,遗憾的是我没钱。

第二个机会是传统企业的更新换代。我去年看了奔驰和宝马的生产线,车间里面没有几个工人,虽然还没有达到工业4.0的标准,顶多3.0、3.5,也已经相当好了。机器人到处都是,工位和工位之间的搬运全都是自动化,不用人工,车间内部全都连起来了,自动化程度很高。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新的技术去提高效率,不必硬把自己套进互联网思维,而是要思考如何运用这些新技术来提高企业的效率。我们一个校友是做缝纫机的,缝纫机整个行业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大概跌了20%,利润整个行业跌了60%,而他的企业销售额和去年基本持平,利润跌了大概不到10%。我问他为什么可以取得高于行业平均的成绩?他无非是把电脑装到了缝纫机上,用电控提高缝纫机的自动化程度。产品的升级,他早就开始做了,他说不做不行了,因为传统的缝纫工越来越难招。设想手工操作的缝纫机,手里捏着布,眼睛盯着针,一天紧紧张张8小时,现在谁愿意干这样的活儿?劳动力市场的形势迫使他提高缝纫机的自动化程度,你稍稍提升一点,就可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不需要追求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改进产品,一点一点的改进技术,这方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又比如钢价的下跌迫使钢铁厂削减成本,回收炼钢的余热,因为相比国外,我们能源的成本还是高的,现在它可以做到能耗的80%来自利用余热、余气的发电。所以经济下行并不可怕,倒逼企业研发,改进产品和技术,提高传统行业的效率。

第三个机会就是创业。创业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不是大众之事,而是小众之事。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轰轰烈烈,以至于大市值互联网公司有一半在中国,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低,给互联网公司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管制少,进入相对自由。现在是一提创业必谈互联网,其实传统行业一样有创业机会,不一定非做互联网+,传统行业+互联网也可以啊。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没有一定之规,要做具体分析,哪一个有效我就走哪一条路,并不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说明,“+互联网”比“互联网+”更有效。当然,搞互联网的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

我不否认互联网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但是互联网的作用是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互联网无非是一种更为快捷的传递信息的手段,有助于降低和消除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互联网的作用是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量,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的应用因此主要是在交易环节而不是在生产环节。至于生产环节效率的提高,我们仍然要靠传统的研发,在这个领域中,互联网帮不了你什么忙,能帮忙的是在交易环节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用的最多的就是营销,减少交易中介,缩短交易链条,降低交易成本。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还得走传统的老路子。

有人说,现在有大数据了,可以改变生产,可以改变研发,可以改变传统的设计。我看到的大数据,离真正能够产生效益的还远着呢!对于现在很流行网上金融,也不要寄予过高希望。例如用众筹的方式做股权融资,可以大胆尝试,但预期不能太高,因为股权投资是小众的事情,风险太高,大众无法承担。

互联网+可以做蚂蚁金服;传统的金融业也可以做+互联网,比如陆金所。我认为传统金融+互联网更有优势,这是由金融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当然,互联网公司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就是大数据。我不否认,你可以在大数据中发掘、分析,为你的客户做信用评级。但是从这些大数据到准确的信用评级,道路还非常漫长。以阿里在淘宝、天猫积累的交易数据,能做多少贷款?阿里金融今天的余额是多少?300多亿吧,对传统金融业来说,是个很小的数目,和全国贷款余额七、八十万亿根本就没法比。为什么呢?因为大数据的信息含量太低,相当于低品位的矿石,你要用多少吨的贫矿才能生产炼出一吨铁?你要用多少大数据才能放出一笔贷款?

所以对互联网,既不要排斥、轻视它,也不要产生恐慌情绪,而是要冷静地沉下心来分析自己行业的业务特征,有哪些是适合互联网上做的,有哪些是互联网没办法做的,我自己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要不要上网,我怎么上网?要独立的思考。传统企业对互联网刚开始是漠视,当互联网冲击到自己的时候,很快就从冷漠变成了恐慌,又从恐慌变成了盲目的崇拜,现在是在恐慌情绪下盲目崇拜,以为我不上网就要死,没有那回事。很多传统企业向互联网投降,我觉得太早了,还没有认真抵抗呢,就投降了。

我们不妨看看沃尔玛,沃尔玛做网上销售做了十几年,投资建自己的网站和电商仓库,沃尔玛在中国收购了仅次于京东的1号店,要发展他自己的网上销售。同时沃尔玛在调整自己的店面结构,下沉,逐渐减少大型的门店,增加中小型的社区店,这些社区店将来就是它电商的提货点和送货点。为什么亚马逊在美国无法撼动沃尔玛的统治地位?为什么电商在日本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日本的电商如果想干的话,可能干不过遍地开花的便利店,便利店过两条街就是一个,电商无法和它们竞争。中国的电商的发展快,一个原因是传统零售业实在太落后。落后也不必紧张,你也去上线,和电商过个招,谁赢谁输还不知道呢。你要分析电商优势,也要分析自己的优势,你要知道电商的劣势,也要知道自己的劣势,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你就可以生存和发展。所以沃尔玛现在一方面是去做电商,另一方面改造传统业态。他这样搞起来,亚马逊有可能招架不住,将来亚马逊也许就不是电商公司了,把主业转向云计算了。要观察,不要慌,沉下心来仔细研究,决定今后往哪个方向走。创新、创业不光是电商一个行业,其他行业也有机会。

互联网在中国搞得这么热闹,前面讲过,第二个原因是相对而言,互联网行业的管制最少,因此大量的资源和优秀的人才涌进这个行业。管制是创新的大敌。美国最近有一项了不起的创新,就是大家都知道页岩气开采技术,液燃气的成本不断下降,带动全球的油价下跌,沙特的好日子结束了。中国页岩气储量巨大,我们为什么干不了啊?因为油气行业是国企垄断的,你进不去。我们互联网搞得这么热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相对较少。

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互联网以外,其他的行业就没有机会。要看到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政府的改革措施反而是比经济上行的时候更到位。最近的取消审批权,最近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都是进步。我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向来评价不高,但给予新三板很高的评价,新三板是第一块没有审批制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上,只要有人愿意买。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从新三板扩展到创业板,再到中小板和主板,都搞注册制就行了,别再审批了。取消发审委,企业只要满足了信息披露要求,全都可以上,市场交易就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政府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保证足够的信息披露,使得投资者可以判断这家企业的状况。

经济形势不好,倒逼改革,最近政府出台的政策有些我觉得还不错。那种大而化之的战略,你不必去关注,有同学问:“教授,一路一带有什么机会?”我说那是国家的战略,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关心的是新三板,取消审批制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帮助中小公司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扩大市场份额,然后拿到新三板去上市,这是很好的投资。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上政策的变化,监管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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