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史存档

张自忠将军，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瞪住藤冈……”这是一名日本士兵的口述档案，它记录了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昨天，北碚区烈士陵园管理所主任陈尚利说，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来自南京市档案馆，在张自忠牺牲70周年之际，它首度走出档案馆，现身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将军英勇，吓呆日本兵

这份源自日军《231联队史》的珍贵档案，以日军官兵的亲口讲述，再现了张自忠以身殉国的全过程。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官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刻，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陈尚利说，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为国捐躯后，遗体当天晚上被日军13师团草草埋葬在陈家集(现湖北省襄阳县内)。18日，张自忠的遗体被找到，当医疗队人员用酒精擦洗遗体全身时，看到他全身共负重伤7处，最重的是一处洞穿胸部的炮弹伤。

“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无一退却。”最后，日本飞机一弹未投，盘旋而去。

孙立人将军

新1军军长。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孙立人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蕰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为榴弹所伤，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取得仁安羌大捷，这是盟军在第一次入缅战争中的唯一一次胜利。1943年率军入缅北反攻，连战皆捷。在两次入缅作战中，孙将军指挥得当，歼灭日军三万三千余人，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张灵甫将军

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戡乱战争时被共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赵登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国民党高层，有人开玩笑称何应钦是“中国第一好丈夫”，这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也有记载。那么这个“好丈夫”到底“好”在哪里呢?何应钦1917年经人介绍与王文湘结为夫妇，二人一直非常恩爱。王文湘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出身贫寒家庭的何应钦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自然对她十分珍惜疼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文湘考虑到何应钦公务繁忙，为了照顾好丈夫，她“于是谢绝一切外务，专心操持家政，何应钦平时喜静不喜动，闲暇时哪里也不去，总是呆在斗鸡闸的家里陪伴夫人，也经常帮助夫人操持家务，整理衣物，打扫卫生什么的。王运来教授介绍说，“王文湘一生都没有生孩子，因此也有人劝何应钦再纳一个小妾，王文湘本人也没怎么反对，但何应钦却一直没有这么做。可能他一辈子只中意王一个人吧。”后来，他们过继了何应钦弟弟的女儿为养女，小女孩与其他的孩子们每天在斗鸡闸玩耍嬉闹，倒也不乏天伦之乐。

中国的智库大跃进
黄严忠 | | 2015-09-28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智库大跃进。政府、大学以及非政府组织纷纷加入到建设智库的大潮中。现 有的智库纷纷提出改革计划，而新的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月就有至少十家智库成立。除了大学智库，许多这些新智库附属于中国国家旅游局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凤凰新媒体这样的传媒集团。据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观察，如今“各个单位都建立智库，所有大学都建立智库”。据报道，甚至一些主要研究历史和考古的学术机构都力求向智库转型。

这场“智库热”始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的担忧。虽然中国有超过 两千五百家所谓的“智库”，其中仅有426家进入《2013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仅有6家跻身前100名。一方面，国际声誉不高被认为大大削弱了中国向海外投射软实力的雄心；另一方面，中国智库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迅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决策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正如王辉耀和苗绿在《大国智库》一书中所言，智库缺乏有效性要为经济政策领域较高的决策失误率（30%）负责。根据一项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上的研究，2001至2014年间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目标、进程及战后重建的主流预测大多与今天的事实相去甚远。

中国缺少有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的智库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式智库管理体制造成的。中国在上个 世纪50年代引入该体制，将当时仅有的几个智库内置于党和国家的机器当中。智库中的研究人员除了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之外与其他部门的政府雇员没有任何区 别。

自90年代起，政策研究和讨论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开始远离正统意识形态说教，转向实证和中立的分析。然而从组织架构的角度看， 大多数智库仍然属于政府编制机构管理，由国家掌控他们的研究经费和管理。比起非政府智库，政府智库有“内参”和专家咨询这样的渠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一定特权。

但他们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只能研究政府指定的课题，通过研究成果来传播、支持政府的政策倡议（偶尔非正式地检验政府的政策偏好）。政府智库公开批判政府政策极为罕见。这不仅造成了一般民众对中国智库缺乏信任，而且—正如我和易明上周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缩小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政策建议的范围。

相比政府智库，中国的大学智库在研究和倡导方面有更多自主权。但因为这些大学本身也是国家举办，大学智库在与独立法人签约和聘用研究人员受到很多限制。同时，这些智库传统上对“纯学术”的强调和中国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也削弱了政策建议的可行 性，并限制了他们把建议传达给决策者的渠道和机会。

在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背景下，这种向上的政策影响模式意味着中国智库没有强烈的激励或自主权来向公众普及、推广政策想法。也正因为如此，领导人“批示”智库报告的频率几乎成为衡量智库表现的最重要标杆。在许多研究机构，内参和报告得到领导批示的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现金计件奖励。在一些智库，据说领导批示还可折算成论文。

另外，政府智库的垄断地位几乎没有给独立智库留下什么发展空间。由于较高的准入门槛，许多很有抱负的非政府智库只得注册为非盈利咨询公司。目前中国只有5%的智库被认为是民间举办，而《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排名前三的民间智库没有一家有全职常驻的研究员。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发展“新”智库，但目前为止尚无举措真正去解决那些 阻碍智库独立、多元化运行的根本性制度问题。

有报道称，一些事业单位智库甚至想借“智库热”的机会转型成政府智库。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智库的运营环境朝着不利于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智库对政府的持续依赖。马列主义重新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主要智库得到高举成为正统意识形态。 在中国大学中也是如此，政治正确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考量。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目前的智库建设运动并不能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反而更像是一种“进一步羁靡广大政策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根据《财经》报道，首批被确认的十家“国家高端智库”可能归属中宣部社科规划办管理。

与此同时，正在兴起的反智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智库在政策制定和国际交流中的可信度和有效性。2013年，尽管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一部号称是中国军方智库制作的纪录片提醒政治和军事官员警惕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颠覆意图。一位初中教育水平的青年博主近期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该文“揭发”了美国对中国的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文化冷战”，指责美国歪曲中国历史，甚至制造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位智库专家站出来驳斥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谬论。

尽管如此，中国其实并不缺少有专业知识、正直品格以及国际认可的智库学者。中国最好的智库在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制定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的角色。但正如王辉耀和苗绿在他们的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智库最大的危机在于公信力危机。

与其把重点放在向智库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建立更多智库，政府应当对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智库独立和多元给予更多关注，从而激励学者和智库提高政策研究质量，让他们的声音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一哄而上地建设智库可能会强化竞争，大浪淘沙留下最好的智库发展壮大，但如果没有对“党有、党治、党享”这一深层 制度结构的改革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则会像大跃进时期（1958-1961）人们纷纷在自家后院架起炼钢炉那样，浪费了大量资源却只能产出一堆废铜烂铁。

 作者简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者：如果汤远熙杀母是真的，那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一定是强大到变态了

案发后汤远熙劝父回国

在庭审中，汤继辉告诉陪审团，当年案发后儿子劝他回中国后他就感觉有异，于是自行返回温哥华。后警方找上门，汤继辉就发现儿子不仅给自己的说法前后矛盾，而且对警方也是随意应付，在向警方报告母亲走失地点时，还报了错误的地址。

在庭上，汤继辉回忆称，他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久寻妻子未果后，就要求汤远熙报警求助。然后，父子俩开车到八佰伴中心寻找妻子郭炼结。之后又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查看妻子是否已经自行搭机回国。　　在二人到达机场之后，汤远熙建议父亲先行回国，并称自己会继续寻找母亲，找到后会让母亲搭乘另一班飞机回国。汤继辉此时也没有任何怀疑，在汤远熙的建议下搭乘飞机回到了中国的家中。

但仍然对妻子放心不下的汤继辉，在回国后立刻就又再次致电汤远熙，询问妻子是否找到，结果得知郭炼结仍然下落不明。此次的汤继辉感到情况可能不容乐观了，于是立即订了回温哥华的机票，并联系中国外交部，获得了驻多伦多的中国领事馆联系方式，委托领事馆人员向皇家骑警了解情况。

2012年6月9日，唐继辉又重新踏上了温哥华的土地，开始寻找妻子的下落。

儿子供词前后矛盾引怀疑

在汤继辉回到温哥华的第二天，就有警员上门了解情况。此次警员上门让汤继辉意识到儿子不仅对自己说了谎，也没有向警方说实话，而是有所隐瞒。

在汤继辉多次询问儿子妻子是如何走丢的。这次的汤远熙则改口称，母亲并没有和他按照原定计划上车，一起将行李搬去租住的公寓，而是在自行外出买零食的时候走丢的。此时，汤继辉感觉到了异样。

此外，在警员走后，汤继辉质问儿子为什么没有对警察说实话。汤远熙对警方所说的母亲走失的地点，并不是自己位于奥尔德布里奇路(Alderbridge Way)的公寓地址，也没报告案发前与父母合租、位于麦凯街(McKay Dr.)的分租独立屋地址，而是将分租独立屋房东所住地址报给了警方。

对此，汤远熙的解释是自己不想给非法分租屋的房东惹上麻烦，于是只是“随便应付对方”。

播放63分钟影片 汤继辉指认儿子　　昨日，检控官Jeremy Hermanson将2012年6月7日案发当天，汤远熙与女同学合租列治文奥德布里奇道(Alderbridge Way)公寓大楼大门口、大厅、电梯、车房门口的监控录影播放了出来，让汤继辉指认画面上的人是否为儿子汤远熙。　　这

段影片长约63分钟，记录了汤远熙在当日早上10时43分，辛苦地拖着一个笨重行李箱进入公寓。随后汤远熙又在早上11时19分时，与父亲汤继辉一同回到公寓寻找失踪的郭炼结

片段还看到汤继辉与儿子在大厅讲话，一边四处张望，一边用手比划，并再与儿子踏入电梯后又出来向大厅张望。

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汤远熙一直低着头，神情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