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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日那天晚上，马克·鲍登(Mark Bowden)正在观看费城人队与大都会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电视台却突然切换到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东厅的画面。总统说，“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美国发起的一次行动已经击毙了基地组织(Al Qaeda)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位要对谋杀数千名无辜的男男女女和儿童负责的恐怖分子。”

总统结束他简短发言后五分钟左右，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聚集在白宫前和世贸大厦遗址处高呼“美-利-坚！美-利-坚！”时，鲍登的手机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麦克·斯坦森(Mike Stenson)，杰瑞·布鲁克海默电影公司(Jerry Bruckheimer Films)的总裁。鲍登曾与布鲁克海默合作将他1999年的畅销书《黑鹰坠落》改编为电影。

“麦克说，‘马克，杰瑞希望把本·拉登这件事拍成一部电影，而且他还要把拍《黑鹰坠落》的原班人马都拉回来，’”最近鲍登在午餐时告诉我。“‘他想知道：你愿意写剧本吗？’”

鲍登说当然，算他一个。

他连忙联系奥巴马总统当时的发言人杰伊·卡尼，要求与总统面谈。鲍登和卡尼是朋友，他们是在鲍登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写副总统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专访时认识的。不过，他对几乎立即收到回复仍感到很惊讶。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回应，尤其是考虑到鲍登知道总统现在一定收到了纷至沓来的申请。卡尼说他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他肯定会尽力推动。

第二天，斯坦森打电话回来：布鲁克海默改变了主意。

鲍登考虑了一会，他决定还是要写一本书。在某些方面，它是作者和主题的完美组合。鲍登专门记述秘密行动。除了讲述1993年美国陆军游骑兵(U.S. Army Rangers)和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 在索马里突袭惨败故事的《黑鹰坠落》外，他还写了关于1980年在伊朗解救美国人质的失败任务以及搜捕哥伦比亚大毒枭帕布罗·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长期行动的书。

他的那些书里使用的方法是将详尽的报告与生动的故事结合起来。鲍登倾向于在历史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去记述它们，这对此很有帮助。人们通常渴望与他坐在一起，他们一般也能够畅所欲言。一个访谈对象引出另一个人，另一个又再引出其他人，如此这般。这是一个可能需要数年的过程。

事实证明，这本关于本·拉登的书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项目。鲍登试图在故事发生仅仅几个月后就去讲述它。只有很少人对那天晚上的事情知情，他们包括少数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以及执行行动的海豹突击队(Navy SEAL)队员。而且几乎没有文件记录可供鲍登查询；政府已经将所有与此次突袭有关的文件，包括中情局(C.I.A.)寻找拉登的记录，归类为机密文件。鲍登不得不寄望于通过官方渠道获得访谈机会。

他的书《终点》(The Finish)在2012年秋天出版，讲述的是一个人们现在已耳熟能详的故事。长年展开秘密工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指认出一名信使，其特工最终追踪他到了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型院落。特工通过远程卫星摄像头对这个院落研究了几个月，但不能确定拉登是否在里面。如果他在，总统不想让他溜走，奥巴马后来说这是一个55%比45%机会的计划。保险的办法是用炸弹或导弹将这个院落夷为平地，但是这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并且无法核实是否炸死了本·拉登。奥巴马转而派遣了两架黑鹰直升机和23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当一架直升机不得不在大院里畜栏处紧急降落时，整个任务差点失败。但海豹突击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改变，并很快发动了攻击，用C-4炸药破坏了大门和房间门，并最终击毙他们的目标。临走时，他们炸毁了受损的黑鹰直升机。当他们飞走时，院落里大火熊熊。直到突击队走了很长时间，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仍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讲述了这个令人着迷的故事。鲍登的书是几本书之一，此外还有无数的报纸文章、杂志专题、电视新闻节目，以及最终于2012年上映的电影《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片方将其标榜为对“史上最伟大追捕”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拉登之死不仅是美军的胜利，也是美国叙事机器的胜利。它基本上是在这位恐怖组织头目的尸体落在地板上那一刻，就开始高速运转。

去年春天，鲍登又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当时他参加在纽约的一个会议后，正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州家中的路上。会议上，他和自己下一部作品的出版商讨论了这本关于越战顺化战役的书籍。电话的另一端是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

赫什打电话来是询问拉登海葬照片的事。美国政府表示，安葬是按照伊斯兰习俗进行的，对此鲍登在《终点》结尾处以及《名利场》上一篇此书的改编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一幅照片显示了裹在加重裹尸布中的尸体，”鲍登写到。“下一幅显示它躺在斜槽上，脚在舷外。下一幅中，尸体触碰水面。再下一幅里，它在水面上若隐若现，涟漪向外扩散。最后一幅里，水面上只有圆形的波纹。奥萨马·本·拉登的遗体就此彻底消失。”

赫什想知道：鲍登真正看到过这些照片吗？

鲍登告诉赫什他没有。他解释说，这些是看过照片的人描述给他的。

赫什说这些照片并不存在。事实上，他继续说，美国追杀击毙本·拉登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他告诉鲍登，他正准备公布在阿伯塔巴德发生的真实情况。

鲍登说，他觉得赫什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赫什试图表示同情。“没人喜欢被玩弄，”他说，并补充说他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

“我说，‘我没有受到冒犯，’“鲍登回忆道。“我告诉他，他毕竟是西摩·赫什，他应该做一切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担心是他错了。”

#2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死对美国政治的改变，可能怎样形容也不为过。从纯粹现实的角度来看，它使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前将自己重铸为一名无畏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过度谨慎的总统。这对那次选举的结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奥萨马·本·拉登死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活了，”乔•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很喜欢这样自夸。）在战略上，本·拉登之死让奥巴马可以宣称战胜了基地组织，并给了他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撤军的借口。而且这件事几乎一举救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将10年之久的失败情报工作转变为该机构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是，本·拉登之死对美国人的心理作用更大。对于这场被道德妥协、乃至有时为集体耻辱所定义的不明不白的战争，它象征性地带来了人们迫切需要的道德清晰度以及明确的美国式勇武。它为9·11袭击的历史轨迹画上终结的那一笔。定格在我们脑海多年的大楼倒塌的可怕画面，已被奥巴马和他手下的高官们紧紧挤在白宫局势研究室一张桌子旁，密切关注作恶者终被正义惩罚的画面所代替。

第一篇生动描述那次突袭行动的的文章是《击毙本·拉登实录——阿伯塔巴德之夜》(Getting bin Laden: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in Abbottabad)，这是由自由撰稿人尼古拉斯·施米德(Nicholas Schmidle)在那次行动仅仅三个月后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施米德是一位海军将军的儿子，他在巴基斯坦待过两三年，并为包括这本杂志在内的许多出版物撰写过反恐题材的文章。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故事用电影般的手法叙述了突袭行动的英勇无畏，其叙事非常全面，且包含诸多细节，从海豹突击队(SEAL)接近院落时两架黑鹰直升机里“子弹上膛的机械声响”，到他们降到地面上时被泥泞“吸住了战靴”。马特·比索内特(Matt Bissonnette)是射杀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员之一，他在一年后的一本畅销书《艰难一日》(No Easy Day)中为这个故事添加了更为个人化的描述。鲍登则将关注重心放在华盛顿，将读者带进白宫来见证总统做出其任期内最重大抉择的那一刻。然后就是《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它记载了中情局的许多残暴审问，该机构曾表示正是这些审问帮助美国找到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

刚开始时猎杀本·拉登的官方叙述似乎很清晰，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来自五角大楼、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的多角度复合素描。而当你稍微仔细研究一下这幅素描，你就会发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没过多长时间，政府就纠正了突袭行动的一些显著细节。不像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最初告诉记者的那样，本·拉登一直没“卷入交火”，他手里没有武器。他也没有将他的一位妻子当做人肉盾牌。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在白宫局势研究室内不是在观看突袭行动的“现场直播”；行动也并没有被头盔摄像机拍摄下来。但在整个故事的构建上，还是有些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施米德在自己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和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交谈过。而比索内特对于突袭行动的一些细节描述，也和另一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有矛盾之处——奥尼尔在《时尚先生》(Esquire)上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都说是他开了那致命的一枪。拥有相应机密权限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猎杀本·拉登》里逼真的拷问场面事实上没有在帮助他们寻找本·拉登方面起到任何作用。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最令人难以相信的部分：在没有任何空中或者地面掩护的情况下，奥巴马派了 23 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去执行一场看似自杀的任务——侵入巴基斯坦领空并快速索降到一处院落里。如果本·拉登真的在这个院落里，这里一定有着严密的防御措施。而且按照官方说法，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任何巴基斯坦军方或者情报部门的协助和保障。这怎么可能？阿伯塔巴德基本上是一个大军营；本·拉登藏身的大型院落非常显眼——三层楼，环绕 着18 英尺（约合5.5米）高的水泥墙，墙顶还拉着带刺铁丝网，而且它距离巴基斯坦的“西点军校”只有两英里。当地的警察部门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没有注意到一架庞大的美国直升机在附近紧急降落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为什么我们能知道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在暗中进行的突袭行动的那么多情况？

美国历史充斥着最终被揭穿的战争故事。想想布什(Bush)政府当年谎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对北部湾里美国船只的攻击。猪湾事件中，政府先是夸大了派去古巴的士兵人数，希望这能鼓励当地人能站出来加入他们。当行动失败时，政府又迅速降低人数，声称这根本就不是入侵行动，只是给当地游击队输送物资的一次小型行动而已。《军队》(Army)杂志最近报道称，前美国橄榄球联盟(NFL)安全卫帕特·提尔曼(Pat Tillman)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而不去承认实际上他是被自己部队的机枪意外击中头部而死亡。

没有媒体的帮助，这些虚假故事不可能传到公众耳里。记者不仅寻找事实，也在追求故事。好的故事可以施加巨大的引力，扭曲事实，并最终将之带入自己的轨道。伊拉克战争期间，记者告诉我们，一群伊拉克民众欢呼着推倒了位于天堂广场的萨达姆·侯赛因雕像。但却绝口不提当地尝试推倒雕像的民众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在美军起重机的帮助之下才能完成。记者还将二等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塑造为一名战争英雄，形容她在伊拉克的一次伏击战中对其俘虏者展开抵抗，而事实却是她的武器卡住了，不得不留在悍马车里。 在《纽约时报》2003 年一篇讲述林奇故事的评论文章中，鲍登自己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将我们所知甚少的事情编织成熟悉形状的倾向——经常和电影的叙事弧相似。”

奥萨马·本·拉登之死的故事是不是美国所编造神话的另一个例子？就此而言，鲍登和我们所有人是不是都被特意为我们所制造的故事诱导了？或者这些问题本身显示我们太多疑了？

#3

“这故事从一开始就很可疑，”赫什(Hersh)告诉我。那是一个无比炎热的夏日，我们坐在他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内，这是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附近一座普通办公楼里的一套两室套房，赫什独自在这里工作。门上没有门牌；候客室的墙上挂完满了各种新闻奖项。“我在这儿挺开心的，”他站在杂乱的纸箱和摇摇欲坠的书堆中说道。“可以随心所欲。”

突袭本·拉登的行动发生不过几天，赫什就告诉我，“我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他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努力搞清楚这件事，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他最终于5月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文章，可不是在美国政府的讲述中找出几个疑点，而是以1万字的篇幅反驳了整个官方叙述，其信源主要来自一位已经退休的美国资深情报官员，并且其信息得到了两位“特种作战司令部(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长期顾问”的佐证。赫什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信心十足地讲述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那些我们熟悉的情节点都有，但它却从一个耐心坚持、仔细策划和大胆行动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有关运气（有好有坏）、损失控制和机会主义的故事。

一开始我对78岁的赫什说，想对他的这篇文章进行报道，他并不愿配合（“我觉得你的请求是有着很多问题的，”他给我的第一封邮件开头这样写道）。他想让我继续跟进他的报道，建议我从调查巴基斯坦的雷达系统入手，他说这套系统十分精密，美国直升机不可能进入该国领空而不被察觉。（“这些第三世界的蠢货什么事也做不好，”他以反讽的语调写道，意指巴基斯坦肯定会知道有两架军用直升机飞到了本国中心地带。）赫什1970年代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七年，他不认为本报会容我认真对待他的主张。“如果你当真，”他写道。“接下来几个月，你最好别让你妻子发动汽车。”但我稍微做了争取之后，他就缓和了态度，花了大半天时间给我讲述他的报道，他想尽可能地做到既完整讲述又不暴露自己的信源。

赫什最重要的主张是有关本·拉登最初如何被发现的。他在文中表示，并不是多年细心的情报收集工作让美国找到了那名信使，并最终找到本·拉登。其实，那个地点是由一个“不请自来”的人所透露。这个人是一名巴基斯坦退休情报官员，为的是领取美国承诺给任何帮助锁定本·拉登的人提供的2500万美元赏金。就此而言，本·拉登压根就没有“藏着”；他当时所在的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实际上是一个由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维护的安全屋。赫什还写道，当美国拿这个信息向巴基斯坦的一些情报官员对证时，他们最终承认这是事实，甚至还进一步提供了DNA样本以证明这一点。

在赫什的描述中，那场勇猛的突袭行动并没有那么惊险。巴基斯坦允许美国直升机进入其领空，在海豹突击队达到之前撤走了院落里的警卫人员。赫什的信源告诉他，美国和巴基斯坦情报官员之前达成一致，奥巴马会等一周后再宣布本·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山区某处进行的一次无人机打击行动”中被击毙。但奥巴马被迫立刻宣布了这一消息，因为其中一架黑鹰直升机迫降后被炸毁——这是少有的赫什没有否定的官方说法之一——使得美国不可能掩盖这次行动。

就好像嫌这些言论还不够重大似的，赫什继续作出了更大胆的论断。比如，他写道，本·拉登没有得到体面的伊斯兰海上葬礼；海豹突击队将他的遗骸扔出了直升机。他还称，巴基斯坦在2006年就抓到了本·拉登，沙特阿拉伯为他之后几年的生活费买单，美国则指使巴基斯坦逮捕了一名无辜男子，此人曾经有时为CIA做事，他成了收集本·拉登DNA样本的巴基斯坦军少校的替罪羊。

不过，其中最让人吃惊的可能是，正在拆解这一详尽繁复的官方讲述的，不是某个没有背景的非专业人士，而是美国最好的调查记者之一，这名记者曾曝光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屠杀数百名越南平民的事件（1969年），曾揭露中央情报局(CIA)秘密监视反战异见分子的行动（1974年），还曾详细揭露惊人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 )监狱虐囚事件。这篇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会成为另一篇重要的赫什独家新闻吗？

“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鲍登告诉我。“但考虑到我曾与那么多分属不同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交谈过，说他们如此精心策划和维持一个谎言，在我看来，简直无异于阿波罗登月造假说。”不过，其他记者就没这么客气。“在这篇报道里，真实的信息没什么新鲜，新的信息并不真实，”CNN的彼得·贝尔根(Peter Bergen)说，他著有关追捕和猎杀本·拉登的畅销书《搜捕》(Manhunt)。在所有人中，政府官员是最不买账的人。当时的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说赫什讲述的“故事充满差错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Col. Steve Warren)表示，它“基本上是杜撰”（里面有“太多不准确之处，让人懒得逐一指出。”）。美国政府基本上对此置之不理，不过一些赫什的批评者指出，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公布的机密文件中可以看出，CIA曾长期监视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那个院落，可以证明这个地点并非简单地来自一个“不请自来的人”。

这类反应对赫什来说一点也不新鲜。阿布格莱布事件曝光时，五角大楼发言人劳伦斯·迪里塔(Lawrence Di Rita)曾将他为《纽约客》撰写的多篇（现在已无人质疑）有关这一丑闻的文章中的一篇描述为，“我看到过的最不可理喻的一篇失职新闻报道。”但是在这篇本·拉登报道出炉后接受的多次参访中，赫什有时还是出现了大为光火的情况。“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喜欢我的报道！”在一次接受“盘问”时，他这样对一名公共电台主持人讲。“不在乎！”但是时间久了，他冷静下来，不再发脾气，还从中找到了一种乐趣。他会用“装腔作势”一词描述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讲述。

在交谈过程中，我曾提醒赫什，我不会对此事做出最终判断。我不想再去采访一遍已经跟其他记者谈过这些事的政府官员。我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媒体故事，一个有关精心建构的讲述变成公认的事实的案例分析。对赫什来说，这有点像是逃避，就像他在第二天写给我的长邮件中所解释的。他说我在回避真正的议题，说我是在“把这件事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题，而不是就两种讲述哪个正确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安的想法：要是两种说法都不可信呢？

“当然，你或者任何其他记者都没理由轻信匿名信源跟我讲的东西，”赫什写道。“但我觉得，记者们也没理由把白宫或政府机构发言人在危机期间或之后，公开或私下讲的话当真。

#4

在新闻及周边从业人员看来，赫什(Hersh)这篇报道出现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而非他通常发表文章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这里面本身就很有文章，是一个不曾向外界完整讲述的故事（编辑和记者可能不像情报官员那么保密，但他们也喜欢对自己的业务细节严格保密）。

针对本·拉登的突袭行动过去大概一周以后，赫什拨通了《纽约客》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电话。2009年，赫什曾为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称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巴基斯坦的大规模核武器储备有可能会落入该国军方内部的极端分子手中。而现在他想让雷姆尼克知道，自己的两个信源——一个在巴基斯坦，另一个在华盛顿——正向他透露一些别的东西：在猎杀本·拉登的行动上，政府正在欺骗美国民众。

当时《纽约客》记者德克斯特·费尔金斯(Dexter Filkins)正计划前往巴基斯坦做另外一篇报道。双人署名文章在《纽约客》很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所以杂志决定这次就这么做，让费尔金斯和赫什合作完成一篇报道。费尔金斯负责巴基斯坦方面，尤其是调查巴基斯坦是否曾暗中与美国合作，而赫什则继续追踪华盛顿方面的线索。加入《纽约客》之前，费尔金斯曾在《纽约时报》负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方面的报道。但当时他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追查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的内部信源提供的那个线索，结果几无所获。

“我所得到的反馈，连愤怒的否认都没有，”费尔金斯告诉我。“只有茫然困惑的表情。”费尔金斯说，他在当地感受到的情绪，和赫什所声称的完全不同；巴基斯坦军方似乎为被美国蒙在鼓里而感到羞辱。雷姆尼克告诉他放下这个调查去做别的。在理清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军方的各种关系之后，他最终写了一篇有关一名巴基斯坦记者有可能被该国情报机构三方情报局(ISI)谋杀的文章。

与此同时，《纽约客》刊登了施米德(Schmidle)讲述突袭本·拉登行动的文章，不久后他正式成为《纽约客》的一名记者（施米德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他的后续报道也只是再次印证了他之前的描述。至于巴基斯坦军方或情报机构内部是否有人知道本·拉登住在那座房子里，“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不过我没看到过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他写道）。

赫什一个人继续调查，搜集资料，竭力让自己的这种与官方口径相左的叙述显得更充实。三年后，他给《纽约客》发了一份草稿。在反复阅读了草稿之后，雷姆尼克告诉赫什，他觉得这篇报道做得还不够到位，建议赫什继续调查，看看还能发现些什么。赫什没有这么做，而是把文章给了《伦敦书评》。

赫什从来没有正式加入《纽约客》，他宁愿一直当个自由撰稿人。但他和这本杂志渊源很深。1971年，他在《纽约客》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为它先后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其中包括最近一篇有关他和家人探访美莱村的文章，时间就在他在《伦敦书评》发表那篇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之前几周（他的儿子、现任Buzzfeed记者的乔舒亚[Joshua]，曾在《纽约客》做过多年的事实核查员）。雷姆尼克负责发表过赫什最具争议性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他很多美国政府不会想要看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报道。

雷姆尼克因为觉得信源可信度较小而退回了赫什的一些文章，有关本·拉登的报道并非第一篇。在2013及2014年，他放弃了赫什写的两篇有关叙利亚沙林毒气致命袭击的文章，每一篇报道都声称此次袭击不是由阿萨德政权——假定的元凶——发动的，而是由叙利亚叛乱分子与土耳其政府联手开展的。《伦敦书评》也获得了这两篇文章。就像有关本·拉登的报道一样，这些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广泛质疑，批评人士辩称，曾经的传奇记者愈发喜欢挑衅多过保持严谨（赫什至今认为这两篇报道没有问题）。

如果赫什有关本·拉登的报道最初由《纽约客》发表，媒体对待该报道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同，《纽约客》因为严谨的审核过程而享有较高声誉。但赫什坚称《伦敦书评》的审核至少是同样严谨。他的编辑克里斯蒂安·洛伦森(Christian Lorentzen)告诉我，有三名事实核查员负责审核有关本·拉登的文章，他还直接与赫什的重要信源交谈，包括那名美国退休情报官员——文章中提到的“主要的美国信源”。

即便《伦敦书评》的事实核查过程确实像赫什及该杂志所说的那么严谨，我们还是得信得过他的匿名信源才行。我们应该相信吗？赫什第一篇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报道，是根据军队内部的一份报告撰写的，但其报道中很多重要内幕都来自中层官员、大使、CIA驻站站长及四星上将，只有编辑和事实核查员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做出匿名承诺对记者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改变了历史进程（最著名的案例是水门事件），帮助赫什创出赫赫声名。但也一直让人对信源的动机及可信度产生怀疑。

赫什的本能——对他来说，所有故事都是从一开始就可疑的——对他有所帮助。但挖掘政府最深秘密的工作本身具有风险。国家安全记者几乎从不曾出现在事件现场，他们通常也没有照片或文件佐证。他们最确凿的事实几乎全是（匿名）人说的话。记者一定不能搞错事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价值观，但忠实地重现人们所说的话只是一个开始。你还需要判定选用哪些事实和声音，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这些材料组合成准确、连贯的叙述：一个故事。在做出判定时，即便最佳叙述可能也会弄不清一个微小差别或选择强调一个或多个错误事实。就像《纽约客》专职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院长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对我说的那样，“一名调查记者的声誉不会是始终百分之百正确，而是在多数时候正确，在方向上正确。”

#5

是一名秘密线人提供的线索将美国引至本·拉登所在院落这种说法，可能是由赫什(Hersh)第一个报道，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听到过这一传言的人。科尔(Coll)也听说过。“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向我形容了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一个有名有姓的官员，”一天下午科尔在他位于哥伦比亚市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他曾以一本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阿富汗的著作获得普利策奖。“我甚至还花了四年时间调查这个人。”

从直觉上讲，由线人提供消息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对美国而言，来自巴基斯坦的影响比较大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是依据线人提供的消息找到的，这包括第一个在世贸中心制造炸弹恐怖袭击事件的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以及1993年袭击CIA总部造成两名CIA员工死亡的米尔·艾马尔·坎斯(Mir Aimal Kansi)。“一种说法是，CIA拼凑起了所有线索，其严刑拷问起了作用，他们找到了那辆车，找到那位信使，之后找到那个车牌，由此找到那座房子。但这种说法对我们这些每天接触这类信息的人来说，好像太过精细复杂，”科尔说。

但科尔一直没能找到证据确认前一种说法。最为接近的佐证是和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谈话，这位官员曾与那位传言中的线人一起共事。“我问，‘你认识这个人吗？’”科尔回忆。“他说：‘对，我认识他。过去跟他密切合作过。’我说，‘我拿到的这个简介上的信息准确吗？’他说，‘是，上面写的没错。’我说，‘有人告诉我，他拿了那2500万美元的赏金，现在处于证人保护计划之下。’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嗯，那像是他会做的事。’”

从一开始，有些人似乎很难相信巴基斯坦高层官员会不知道本·拉登就在自己国家境内；好几位美国官员甚至在突袭事件发生之后公开表达了这种疑问。巴基斯坦也就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调查结果在2013 年被泄漏给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份名为阿伯塔巴德委员会报告(Abbottabad Commission Report)的文件显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巴基斯坦当时在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相反，它还得出如下结论，即由于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广泛失职，这名全球头号通缉犯在过去九年里一直得以在巴基斯坦境内自由活动。

在巴基斯坦是否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这个问题上，最为详细的调查，出现在2014年3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这篇文章摘自时报记者卡洛塔·加尔(Carlotta Gall)写的一本书，文中她讲道，一名来自三军情报局(ISI)内部的信源告诉她，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设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有关本·拉登的事务。“ISI里几乎所有人都不清楚有这样一个部门——绝密情报部门就是这么运作的——但有人跟我说，军方高层领导知道它的存在，”加尔写道。

更具争议性的是，赫什称巴基斯坦事先知道海豹突击队的突袭行动，而且允许它继续进行，甚至帮助它促成此事。这与之前报道的标准故事版本相差甚远。从逻辑上讲，这需要我们接受如下信息，即美国政府足够信任巴基斯坦，同意让它帮助猎杀本·拉登，而传闻中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在袭击行动发生后感到羞辱，这要么是一种策略，要么就是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更深层的阴谋带来了这种反应。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或者存在任何赫什的匿名信源之外的真的能让人取信的东西？

猎杀行动过去11天后，专门做国外新闻报道的美国网站《环球邮报》(GlobalPost)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它来自阿伯塔巴德；标题为：《邻居称巴基斯坦提前就知道》(Bin Laden Raid: Neighbors Say Pakistan Knew)。居住在本·拉登所在院落附近的6个人告诉这名记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几个小时，有便衣安全人员——“要么来自巴基斯坦情报机构，要么来自军方”——上门要求他们把灯关掉，并且要他们在得到下一步通知前一直待在室内。一些当地人也告诉记者，他们被嘱咐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尤其是外国媒体。

联系到《环球邮报》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巴尔博尼(Philip Balboni)后，他告诉我，一开始推出那篇文章时，他考虑过对这种说法进行大肆宣传。“但那需要有素材支撑，而我们当时没有，与之相悖的信息反倒占绝对上风，所以连我们自己都得思忖一下，手上的东西是不是靠谱，”他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巴尔博尼帮我联系上了那篇文章的作者、41岁的巴基斯坦记者阿米尔·拉蒂夫(Aamir Latif)，他之前曾担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驻外记者。拉蒂夫告诉我，他在本·拉登被猎杀的第二天就去了阿伯塔巴德，并在那里做了好几天的报道。我问他，是否依然觉得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知道那场突袭行动。“不是知晓的问题，”他马上回答。“是协调与合作。”

考虑到这个话题在巴基斯坦的敏感性，拉蒂夫在最初发表文章时并没有署名。他说当地人告诉他，当时他们听到了美国直升机的声音，巴基斯坦军方肯定也听到了，“整个国家都醒着，只有巴基斯坦军方睡着了？你觉得这说明什么？”加尔也写道，住在本·拉登所在院落附近的人听到那里传来爆炸声，便联系了当地警方，但军队指挥官告诉警方退后，由军方来处理这件事。海豹突击队的地面行动进行了40分钟，但巴基斯坦军队直到他们离开后才到达。

加尔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她强调这只是一种猜测），美国在开始行动的前一刻通知了巴基斯坦，“我没有证据，但是想得越多，和巴基斯坦朋友交流得越多，就越觉得卡亚尼(Kayani)和帕沙(Pasha)可能真的知道此事，”加尔告诉我，她指的是当时的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阿什法克·帕尔韦兹·卡亚尼上将(Gen. Ashfaq Parvez Kayani)和三军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舒亚·帕沙上将(Gen. Ahmed Shuja Pasha)。她说：“我的猜测是，美国监视和跟踪他，但从来没有告诉过巴基斯坦，因为不信任他们，但当他们觉得要开始行动时，有可能联系了卡亚尼和帕沙，对他们说，‘我们要进去了，要是敢击落我们的直升机或采取别的什么行动，有你们好看。’”（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报道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包括一些供职于《纽约时报》的，都认同加尔的这种猜测，即巴基斯坦高层可能与此事有关，他们要么包庇了本·拉登，要么帮助美国猎杀了他。）

如果按照加尔推测的剧情往下推演，符合逻辑的结论是，袭击结束后，巴基斯坦将面临不太好的选择：要么承认自己配合了这次行动，这有可能会惹怒强硬派，因为这算是背叛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配合美军行动；要么声称自己对此事不知情，而这等于承认自己无能。

“巴基斯坦经常拿‘我们无能’当挡箭牌，”加尔说。“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国民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担心会引来激烈反应。”

大陆近日有消息指，福建省龙岩市委书记梁建勇日前上调中纪委，担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一职。值得注意的是，梁建勇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福州任职时的大秘。　该消息最初由福建“莆田论坛网”于10月23日凌晨发布，但截至目前该消息已遭到删除。

但根据大陆公开资料显示，梁建勇曾于9月22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纪委的工作指出，要按照中央纪委和省委的要求，以案为鉴，举一反三，以高度自觉、鲜明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落实。

梁建勇还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市委《关于在全市党员干部中纠正不良习气树立清风正气的意见》和两节期间“十不准十不得”纪律要求，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各级纪委要派出监督组，对节日期间的违反违纪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绝不姑息、坚决查处。　　随后，9月2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王岐山强调，要在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放在重要位置，纪委要检查中共官员是否贯彻当局的“路线方针政策”。王岐山要求中共各级党委、纪委要“守住节点、寸土不让，越往后执纪越严”。

有港媒消息称，据说王岐山赴福建视察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考察摸底福建省省长苏树林违法乱纪的情况；二是对梁建勇进行面试。王岐山离开福建不久，谜底揭盅：苏树林被调查，梁建勇上调中纪委。　　现年56岁的梁建勇仕途起于福州，1991年开始先后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以及福州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至1996年，习近平一直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二者简历多有重合。因此，分析认为，梁建勇是习近平的旧部，在中共十八大后，就有传闻称梁建勇将上调中办。

曾有媒体报道，当时已在福建工作了17年的习近平，只身一人前往浙江履新，没有像其它中共高官那样，调任时至少带一名贴身秘书。福建官场人士透露，习近平离开福建时，省府就有传言，曾经担任过习近平秘书的福州市副市长梁建勇，会跟习近平调到浙江，但谁都没有想到，最后，习近平没带任何福建官员。　　此外，亦曾有消息称，对中共高层活动实时播报的“学习粉丝团”是由梁建勇批准建立，由专业记者维护。但无法获得证实。

事实上，习近平的闽江旧部调往京城的已有多位。比如现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小洪，在习近平主政福州期间，就曾担任过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部现任纪委书记邓卫平则在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出任晋安区委书记。

多维

徐爱生是谁？小伙伴们可能对他很陌生。他自我介绍说：“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中石油的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国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都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180多起案件。”
今天，刚刚就任中远集团纪检组长两月的他，因一则内部讲话记录流出红遍网络，而他的这番讲话也被视作展示反腐决心的“自绝后路”。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把讲话全文摘给大家学习学习。
开场白：刘志军是我送进去的
今天一是和大家见见面，二是确确实实我对中纪委同志的讲课寄予很大的希望，第三我想讲一讲具体的问题。但是刚才中纪委的同志没按我的要求讲，给我感觉是这一套谈话拿到哪大概都合适，令我很失望。听到中间我到楼上去，拿了一些材料，大家看到我把党章都拿来了。今天我争取在12点之前讲完，或者也有可能延长一点，大家稍微坚持把它听完整，好不好？

我是审计出身，但却干了二十多年的外贸外事工作。04年，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把我调过去，迄今为止我干了11年的审计工作，做了审计署四个司的司长，其中经历最长的是投资司司长，最后把我派到这（中远）来了。这当中（在审计署）查出不少大案子，包括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也有其他许多领导人是我发现并送进去的：中石油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都是我查的，国家电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是我查的，南方电网进去的两个老总也是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180多起案件。
刘志军案件是我在京沪高铁三年跟踪审计当中发现的。首先发现的是丁书苗，然后发现的老刘。但是我想讲的重点不是查案件的问题，根据岐山书记的要求，现在是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开个会，作为纪检工作的重点，把纪律规矩停在前面，抓早抓小。其次是查案件。这也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下面主要讲两点。第一：中远集团到底存在哪些廉洁风险和作风纪律的问题? 第二、该怎么做?
谈主体责任：
中远、中海合并方案只字不提党的领导
第一、党的意识淡化，党建工作弱化。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这是确确实实在中远集团严重存在的，而且是各种纪律问题、违法犯罪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6家央企巡视结果报告的讲话中，严厉指出中央企业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党的纪律松弛，顶风违纪突出，权力寻租盛行，侵吞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缺位，违规决策频繁等突出问题，并特别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在国企尤为紧迫。这次巡视发现的问题非常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党的领导弱化，全面从严治党没落实。央企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根本原因是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企业党的建设没有做到位，思想没有转变，重视不够，行动上抓的不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党组织机构被弱化，边缘化；二是强调企业特殊化，有的企业党委、党组长期不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部只是摆设，对违反八项规定的“四风”问题熟视无睹，依然存在公款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比阔气、讲排场、奢侈浪费问题严重。纪委监督执纪严重缺位，有的纪检部门甚至有要求无动作，有部署无检查。
我举个中远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远、中海要合并，一个星期前吧，两位董事长，带着我们集团的党组成员，在一个小宾馆开了一个会议，将两个集团花一个月罗列出的一个所谓合并方案进行汇报。马泽华（中远董事长）同志明确指出，当天下午只能听汇报，不发表意见。我看了这方案以后，当场就想冲着两位董事长质问。马书记明确说：“明天上午，两个集团领导各自开党组会听取意见”。很好，咱们讲组织，讲纪律，现在有要求先不说。
第二天，中远党组讨论方案的时候，我第一个发言，我问马泽华同志，你和许立荣两位老总在起草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记得你们还有一个身份，党组书记！记不记得？你给我看的整个方案，通篇没有一个字来强调深化国企改革当中强化党的领导的东西。方案里面只字不提党的领导问题，只字不提党委、党组如何加强领导问题，只字不提党委、纪检组如何加强监督的问题，一个字都没有，这是什么改革？你们有没有看过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要加强党的领导的文件。你身为党组书记，你是严重失责，必须做出检查。李云鹏（中远总经理）跟我讲，中远党组成员迄今没有一次党组会这么开，敢于公开指责党组书记。我对他说很简单，从现在开始常态化。如果有类似问题，这种事还会有，如果问题严重，我会立刻向中组部、中纪委反映。我当时就要求马泽华同志，你必须立行立改，否则我就履行我的监督职责。我说你是否认可我说的这些，马泽华同志表态，诚恳接受徐组长的批评。我举这个例子大家明白了吗？什么叫做党的弱化，党建意识的淡化。身为党组书记，两个企业合并的重大国企改革方案当中，居然只字不提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监督。看到了吗？我今天不给你们讲大道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党的意识淡化，党的建设弱化在中远确确实实存在。
第二，管党、治党企业可以松一点，宽一点，也确实存在。包括在座的，总觉得我们是企业，制度宽一点。上个星期天，我们移送一个案件，检察院要求调这个企业的会计账目。就因为这么一件检察院履行司法职责的简单工作，阻力非常大。有党组成员就跟我讲，这还得了啊，我们是企业。就这件事情，我反问，我说你要干涉司法吗？这点法律知识没有吗？检察院有它的法定程序、司法程序在里面，我们要干涉吗？另外，凭什么查案件当中只能查本人不能查别人？到今天还有这种谬论，还出自我们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他说，这是红旗啊，这还得了啊？我就跟他讲，天会塌下来吗？周永康都被抓了，没想到他会垮台啊，他是政治局常委，还管公安的呢；两个军委副主席被抓起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垮下去啊，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就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谈利益链条：
刘志军有后台也一样进去
十八大前开始怀疑廖永远
办案得罪国安部副部长马建
高租金船等 “四资一项目”重大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廉洁风险。巡视里面讲得很清楚。大连船务的投资损失加起来几百亿。由于这些重大决策失误、管理上的失误、经营上的失误，差一点使中远翻船。
高租金船“四资一项目”问题还涉及到一系列犯罪违法问题，目前正在要求各单位，正在追责。我明确告诉你们，你们报上来的东西没有几个到位的，绝大部分不合格。下一步我会通知你们，必须追责。有的同志提出来，你们党组谁追责？我今天以我的党性告诉你，你追你的责，党组我来负责，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第三方业务问题。这个比例非常高，我搜了一下巡视组佟组长的讲话：第三方业务的比例占我们整个业务的92%，要这么高吗？有这个需要吗？目前出来的数据显示，总共的经纪人货代、第三方中介的有21867个，两万多人。目前明确禁止的有56家，其中包括集团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的妹妹等等，全在禁止之列，现任党组书记、前任党组书记都存在，全在这56家禁止之列。这个问题不抓行吗？你们作为纪委书记你们自己琢磨琢磨，从党性、从良心，你们琢磨琢磨，该不该抓。这再不抓，中远还会好吗？我今天给你们带个头，我不怕得罪人。这是我给你们讲的，怎么做纪检工作。03年我第一次见李金华审计长，李金华说，我倒希望你到审计署来，中国审计要和世界接轨，后来真去成了。我不是学会计，也不是学审计的，是学国际贸易的。我上班第一天，李审计长给我提了要求，跟我讲了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一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二是自断后路，三是全得罪总比不得罪好。我做11年审计工作，始终牢记这三句话。大家都知道，刘志军上蹿下跳，大家都知道他有后台，不照样也进去了吗？谁来说话？谁敢出来说话？10年、11年，两个审计反映廖永远违法违规问题，上报中纪委，对廖永远的怀疑查处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在查电网的一个案件中，得罪了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他气势汹汹地冲着手机说，警告我不能再查，说你所查的人是我们安全部在下面的线人，受我们保护。我毫不客气地问，请教马部长，你是老国安吗？中国哪一条法律规定，你安全部的人员，包括线人，违法不受法律追究。请你告诉我，如果有，你拿出这个证据来，我就立刻收手、收兵不查。我说我审计署就一条，以法律法规为准则。他说没有，明确告诉我没有，但是他为了国家安全。我说马部长，你不愧为省部级干部，你水平比我高，你讲的对，你是为国家安全。我说马部长，但是你忘了，我也是为了国家安全，我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马部长我明确告诉你，你拿不出法律规定，我照查不误，随你便。有的同志包括中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你别得罪他……半年之后，他进去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这个纪检组长不怕得罪人。清理第三方业务等6项专项整改，每一项都碰到巨大的困难。但我告诉我们的纪检人员，必须全部做到，谁敢阻拦试试。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搞6项专项整改。别以为8月12号报告交出去以后就完成任务，万事大吉了，这是典型的走过场。报告出去了，从宏观上我们开了多少会议，处理了多少人，但是不是真正按中纪委要求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没有。第三方业务如果不查，还会有一批干部倒下去，中纪委、中央巡视组对这个问题讲的非常明白，这是利益输送的问题，必须斩断这个利益输送的链条。
谈职务消费“总书记都知道你们打高尔夫”
打高尔夫的问题，你们听听这个数据，最新数据。你们报上来的所有统计数据，13年198人，涉及8个单位，打球118次，费用总支出335万；14年，83人，6部门打球461次，花费115万；15年，4个人，5次打球，费用支出1.68万。从上面数据看，好啊，在逐年下降。我要提醒的是，八项规定是少一条都不行。
管党治党没有例外，没有什么央企例外。总书记在听央企巡视汇报的时候，立场很清楚，14年打的是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从严治一下。你要这么看，这个数据就严重了。13年14年两年都打的53人，780次，费用194万；13、14、15年三年都打的4人。
我在国外常驻了很多年，从未听说过国外有一个企业，用企业的公款可以吃喝玩、打高尔夫，不可能！就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能够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你们去打听打听，我在外面常驻的时候，也有请别人吃饭，政府部门请吃饭，你要讲清楚，徐先生对不起，我是个人掏钱。还有的饭是到家里请，自己掏钱。我常驻国外有四年，没碰到过一个用公款请我吃饭的人。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算了，不用如此，你到我家简单也是如此，心意。前段时间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我看了非常震撼。新西兰，说实话，新西兰我去过几十次了，一个部长很有可能要接下任总理的，就是因为周末要在家里请客，下班的路上路过一间酒店，他想买两瓶红葡萄酒，便于周末在家里请客吃饭用，进去选好了，付款的时候发现没带私人信用卡，只有一张公务卡。公务卡不是让你买这个东西的，这个不能拿公务支出。他琢磨了一下，最后还是划了公务卡，支付不到1000新西兰币。周一上班，心里还是有些慌，最后还是报销了，以买办公用品报了。过了一段时间，赶上审计。新西兰审计署发现这个票不对头，一核不对，买了两瓶酒。就这么一件事情，导致严重腐败。你们再想想他要在用公款吃喝，能吃的完吗？能用公款打高尔夫吗？
我明确告诉你们，关于公款打高尔夫的处理问题，我跟纪检部讨论无数次，怎么处理。这里面有个难题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们，有的单位在信上、说明上提出来，中远集团党组14年9月9日才在大调度会上公开宣布不允许用公款打高尔夫。因为在此之前确实，我们党组领导同志，包括党组、纪检组的同志都讲过，商务是可以打的。你们谁负责？有的同志说，你们现在查我，那老党纪说的，有些单位现在明确提出来。我不能说你们单位的话提出的错，没错。确确实实，这也是事实。所以，鉴于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党组、纪检组的部分同志，我告诉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人，我费尽心思。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今年巡视整改公告，你们看到最后一条画面了吗？6项整改结束后，针对专项整改中发现的问题，开好民主生活会，深挖思想根源，健全制度规范。我今天告诉大家，这是中纪委某位领导写的，不是我写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包括6项整改当中党组层面发现的问题，我会在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明确点名讲出来，党组民主生活会中组部、中纪委、国资委都会派人来。难道我们党组的同志不要负这个责吗？
经我核查，在公款打高尔夫的问题上，党组、纪检工作组是认识不到位的，导致中远公款打高尔夫的盛行。用习总书记的话，14年以后仍然用公款打高尔夫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党组要认真研究，严肃处理。如果按总书记的这个话，你们看要处理多少人？ 但是你们下面有反映：不买账，不是我的责任，你们党组决定的事。我已经查实，也确实有这个事情。但是马书记跟我讲，没有答应过公开打高尔夫。那么我说，所谓商务打高尔夫是个什么概念？您能给我解释吗？这是你们自己说的嘛。
中远的风气，中远公款打高尔夫，其恶劣程度，已经让总书记都知道了。我们巡视组组长在汇报中远打高尔夫的时候，讲到林铁升13年、14年继续打。林铁升14年1到9月份用公款打高尔夫的金额超过13年的整年。就在这个时候总书记插了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一天我陪马书记去国资委强卫东书记那里汇报，强书记怒火万丈，公开指责马书记，你们不是跟我几次报告说公款打高尔夫解决了吗，没有了吗！你们的前任组长宋大伟不是跟我报告解决了吗，没有了吗！怎么会这样！给我解释清楚，不用说谎！连总书记都知道你们打高尔夫，搞的都出名了，什么叫都解决了！今天我把这些话告诉各位纪委书记，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远目前的状况。一个公款打高尔夫的问题如此严重，现在什么形势？到现在有的思想还是没有整到位，还是认为我们是陪外国人，境外应该松一点、宽一点。
我还是那句话，你是什么年代？有没有脑子？有没有看到外国人公款请你打球的，有没有这个事情，有这个事情吗？你举个我听听。 没有脑子啊。
公款旅游的问题。我就不再读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我讲讲最近通报的中远空运的问题。今天中远空运的纪委书记来了吗？全系统通报，昨天中纪委网站也通报，登出来了。在这里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什么形势？这个当中，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是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该给我们的纪委书记竖竖规矩了。
我到了中远出了一次差，跟马书记、前任组长宋大伟同志到上海。那天傍晚到，吃完中饭走的，到那去跟我们巡视组组长汇报整改第一稿。那次汇报很不成功，等于是退回来了，说虚的太多、空的太多、假的太多，大话太多，回来重改，具体我就不说了。我发现一个细节问题，我刚进门，坐到远洋宾馆，房间的桌子上红酒、水果、干果一大堆。红酒搞的很专业，上边还裹着餐巾布，杯子，一打开就喝，有的人告诉我这是习惯。我当时很不高兴，说全部给我撤掉，以后不能重犯，再有一次，我对你们总经理、党委书记包括纪委书记追责。吃饭，菜准备好了，凉菜摆上，6个凉菜吧，是吧，我说全部给我撤掉。吃饭，我们是6个人，很简单。我说如果你们不吃，我走，我是上海人，上海出生长大。你们的远洋宾馆周边走路不到五分钟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说你们不吃我走，我到外面去吃碗馄饨就够了。上海就有个特点，小吃很多，凉菜全撤，我们最后每人定了一碗馄饨汤面，后来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菜，一个是南瓜炒山药粉，另外一个凉菜，我买单。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作秀，这是规矩，请这一单开始，这就是规矩。以后任何人出差，包括集团领导人，再敢用这种招待，我追责，我通报，不信你试试。
所谓跟国际接轨，难道就是喝红酒、打高尔夫、陪夫人公款吃喝玩乐？这就是跟国际接轨？动动脑子啊，你们有没有真正学到国外管理上的精华，就看到这个表面的东西，开会带夫人，出差带夫人，公款打高尔夫。你就打70多洞有什么了不起啊，能喝点红酒又能怎么了，非要去搞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有什么用？显得你很绅士是不是，很懂行？能不能学点内在的东西。我告诉你，你去学日本人的管理，中国人学不回来。中散老是连年亏损，说是有客观原因，对，我不否认有客观原因，但是日本人的散运为什么到现在挣钱？研究过吗？有没有去研究？这么困难的情境下，同样面临世界这么恶劣的经济形势，它为什么能挣钱，你为什么就不能挣。研究过吗？
谈特权
领导干部凭什么可以到龄不退
执行退休政策不严格问题。可能觉得很可笑，这也成了问题了。我告诉大家很严重。巡视报告也都看了，今年上半年，中组部干部监督局也专门调研过，有很大的问题：到龄不退的问题。巡视组也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我今天告诉大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执行不了，改不了。
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到龄不退休什么身份，全是领导干部。我从来没看到一个普通员工到龄可以耗着不退休，没有。那么我请问，为什么，凭什么？我们中层以下的干部，有人公开跟我讲，你当纪检组长必须告诉你的纪检组员，执法执纪必须平衡，一碗水端平。我就说有人执纪执法，有人不执纪执法。尽管语言很不客气，但我很感激这位同志。为什么你的领导干部就能到龄不退?
中组部今年上半年调查完以后，给了中远一个报告，其中关于到龄不退问题是这么写的：到龄不退问题，尽管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其实质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的问题。我到了中远我才明白，原来我听说过，你们在职的工资和退休的工资差的是很大的。所以中组部讲的很明确，不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嘛。表面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质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我总结的这话多难听啊，为了几个月的工资，置组织原则、管理制度于不顾。党组纪检组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项整改。目前有6个人，党组、咱们中远人事部、组织部不给具体的到龄退休时间。前天我急了，毫不客气中远集团党组、中远集团组织部关于到龄退休整改问题不整改，为什么不整改到位，我如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昨天下午反馈回来，12月底前办完退休手续。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领导干部可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可以不退，为什么，凭什么。中组部、中纪委巡视的时候讲的很清楚，一刀切，严格执行到龄退休制度，凭什么可以例外？为什么我现在强调，岐山书记讲，要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你们听听这些事情，不抓行吗？中远普通员工服不服？能服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按规章办事就做不到，就是不行。你有没有党的规章的意识啊，有没有党的纪律？党的六大纪律的工作纪律学没学。党组带头不执行，还能管谁去？所以你想想为什么有的员工要发牢骚，要骂街。有的同志讲，从公平角度讲，我们对中远毫无信心。为什么有这种感受？你们作为纪委书记自己琢磨琢磨。
领导人员亲属在系统内从业。这也是中组部、巡视组提出的重要问题。我目前核查出来的是，各级领导人员亲属，有158名子女、配偶、亲戚在本系统内从业，发现4个手续不齐全。这个要实事求是，合理合法的，考试考进来的，程序合规的，无话可讲。但一定要实行回避，至少夫妇两人别在一个单位。我们也查了集团领导王宇航的夫人在哪个单位，我们也看了，重点查了她的手续，确实合规。目前唯一改的比较彻底的，让我满意的就是这个。也不能说夫妇两在一个单位就是错，只要程序合法，手续没有任何其他违规、违纪的现象，我也不会说反对的。但是要回避，不能说老公当领导，给老公做手下，那不行。
谈履职
共产党的天下竟然买不到党旗
纪检部门应该怎么办？
第一，强化党的监督和领导。我把批评马书记的内容读给大家听，而且当时是党组（扩大）会，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中金等相关单位全在，党组会我照说不误。
就强化党的监督，我今天带来了这个。一个宪法、一个党章。为什么?审计必须依法审计，依靠《宪法》、《审计法》；党章，则是每一位党员的行为规范。每一位司长办公室都有两面旗子：党旗、国旗。我一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有国旗、中远旗。我就跟我的秘书讲，我要一个党旗和国旗，要了一个星期没要来，我问总经办怎么答复，他们说旗不好买，买不着。我当时大怒，共产党的天下，买不到共产党的旗子，胡扯。我给了司机400块钱，我的司机花了不到半小时买到了。我拿着旗子去找李云鹏同志。李云鹏还专门跟我解释了，他到总经理办公室把他们批评了一顿。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事情，党的意识淡化、弱化到什么地步。我跟李云鹏讲，你问问你的总经理办公室，共产党天下买不了党旗什么概念。
第二、管党、治党没有特殊。刚才那位同志也讲了。中纪委网上7月28日登了一篇文章，我给大家读一遍，题目“管党治党没有特殊”。“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决不能因为是市场主体，是上市公司，就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属性、市场属性，而把党的领导放在一边，忘记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从严治党，国企不能例外。要唤醒国企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同样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一把尺子量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是岐山讲的。他这里强调的是党章党规党纪的事。“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但是，很多国企负责人觉得自己有特殊性，认为国企领导是不是可以同其他党政干部区别对待，办公室能大一点，坐的车子能好一些？有的说，因为业务需要，是不是能够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有所变通，可以公款宴请、打高尔夫球、持会员卡？甚至有人提出，企业要讲经济效益、展现活力，能不能在管党治党、党风廉政建设上松一点，给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单独出个规定，列一个清单。诸如此类论调不绝于耳，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特殊论’。”“企业的行业、领域有差异，但管党治党不能有特殊。
第三，抓早放小，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全面从严治党，国企也不能例外。目前党组、党委、纪检工作者尤其要牢牢盯住重点提到的，集团内部出现的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违规用人、不严格实行退休制度问题。抓早抓小，发现一起必须尽快汇报，严肃处理。如果再有发现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违规用人、不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问题，严肃处理。
第四，全力做好巡视整改工作。巡视整改在中远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就是通报。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阶段，6个专项整改。这6项整改之后，还要干两件事情：第一，综合这6项，系统内通报。第二，从集团党组开始到二级、三级公司党委全部开民主生活会，转述中纪委相关领导的批示，根据专项整改发现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规范制度建设。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发专门通知。第三，十一月下旬开始，巡视整改回头看。
我今天就讲这些，考虑到上一个人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讲，所以补充了一些内容。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希望大家认真考虑，思考，大家回去跟党委书记、总经理汇报。让我看到对不起了，我不会松手，也不会放手。

中国央行决定，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同时，央行宣布自同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还宣布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央行指出，取消对利率浮动的行政限制后，央行利率调控会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提供重要参考。
Autonomous Research Asia Ltd公司的合伙人Charlene Chu随后指出，“对于存款利率自由化而言，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她同时警告称，这也意味着中国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
“官员们必须警惕任何存款可能会增加借贷过度竞争，这或导致贷款成本上升而引发企业倒闭风险，从而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Chu说道：“这一风险或许没有前几年时来的高，因为中国银行业内关于存款利率的‘竞争’已经有所降温，银行并未充分‘利用’存款利率的弹性。”

据《解放军报》10月25日报道，9月下旬，王焕章首次以第5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与该集团军党委讨论。上述报道证实，王焕章已接替刘法峰，担任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第54集团军政治部原主任刘法峰在2015年8月之前已经转任该集团军副政委一职，并担任今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阅兵中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的将军领队。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15年以来，第54集团军人事调动频繁。1月，曾担任第54集团军副军长的石正露从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的位置上“回炉”担任第54集团军军长一职。6月，官方媒体报道了第54集团军原副军长王继平跨军兵种调任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的消息。8月，新华网报道披露了夏俊友、刘法峰分任第54集团军副军长、副政委的消息。

公开报道显示，第54集团军有“铁军”之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个集团军之一，于198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改编而成。原代号为54774部队，现为71521部队，隶属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装备先进，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重装的三个王牌快速反应集团军之一，军部驻地河南新乡。现在第54集团军的装备水平仅次于第38集团军，是装备第二精良，第二先进的部队。

1985年陆军第54军改编为陆军第54集团军，辖步兵第160师，162师（原135师）。原属第43军步兵第127师调入该集团军，并编入坦克旅、炮兵旅和高炮旅，第161师撤销，改编为集团军炮兵旅。1998年后，步兵第127师改装为轻型机械化步兵师，步兵第160师改编为摩步旅。

在127师的历史上，先后涌现了朱德、林彪、粟裕、肖克、杨成武、耿飙、杨得志、黄永胜、彭明治、吴法宪、梁兴初、李作鹏、王东保、张池明等中共著名将领。毛泽东、陈毅、罗荣桓、聂荣臻、谭政、罗瑞卿等也先第后在该部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