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翔覆灭!一个时代过去了风暴才刚开始

(来源:财经菁英汇)

【一】

割人韭菜者,终究为人所割!

11月1日夜,朋友圈忽然爆料:“股神”徐翔被抓了。内参君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果然。

徐翔,人称大徐,堪称中国证券市场近10年来最风光的人物。在小道消息里,这哥们儿已经被查了好多次了,每次都是传的轩然大波,每次最后又都安然无恙。

然而,这次是真的了。

从此前的张育军被查、中纪委巡视组进驻证监会,到这次的徐翔被抓、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查,可以看出,这次监考老师(中央巡视组)是动真格了,不仅泄露考题要抓,而且作弊考试得第一也要抓。不出意外,后面还会继续抓下去,揪住考试作弊得第二第三第四的那些人不放,那些所谓“股神”还得纷纷落网……

江湖的腥风血雨要来了。

【二】

在中国股市,“徐翔”这两个字早已超越了他的肉身,甚至代表了一种操作手法、一种市场潜规则。

尊奉徐翔为股神的人,都视徐翔为波段操作、追逐题材、快进快出、逆向思考的高手。作为私募界的“一哥”,38岁的徐翔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在股市中追涨杀跌屡屡得手,在历次股灾中都能全身而退,甚至逆市斩获高收益,他留下了“最牛散户”、“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的名号。他和几个朋友(敢死队)一起做短线,投资风格彪悍,只要是他认准的股票,敢大进大出。在重庆啤酒、昌九生化、双汇发展和獐子岛等股票上,徐翔都是成功避险、满载而归。2009年,徐翔在上海成立了泽熙投资,其收益一直高居中国大陆私募基金排名的前3,泽熙产品一般人排队都买不到。徐翔将自己的投资风格发挥最神奇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年的股灾前后。在6月股灾爆发以前,他已将流动仓位降到空仓,而之前他持有的停牌股票在复牌后居然连续上涨。对此,徐翔是这样解释的:“一点点运气,以及勤奋和努力。”

但是熟悉徐翔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人论专业水平,并不怎么样,甚至专业水准可以用低下来形容。圈内人早就议论纷纷,徐翔的投资操作策略和手法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如此持续地获得相应的业绩表现。但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他在市场上抢占先机、颠扑不破。一个完全不懂经济,不懂资本的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股神,无非是能获得内幕消息、联合坐庄操纵、进行非法交易而已。“老鼠仓”、“涉嫌内幕交易”等等,构成了一个面纱下妖魔化的徐翔。徐翔利用其资本实力影响上市公司决策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比如低位建仓后建议上市公司高送转配合其出货的手法等,有的个股还没等到高送转泽熙就已经开始逃权。随着公安系统掌握的证据陆续大白天下,我们还将看到徐翔阿玛尼大白褂下面的“小”来。

徐翔覆没,受伤最大的估计是那些视徐翔为“股神”的股民,他们精神偶像坍塌了。这也告诉股民们一个道理:中国股市没有神,只有疯子和骗子,还有一大群傻子。奈何太多太多人图样图森破,走向飞蛾扑火的不归路。

【三】

徐翔,一个草根出身的高中生,居然成了中国证券业的风云人物,十年多来,资产几何级暴涨,被包装成股神,其实早就是业内公开的笑柄。但是,“伪股神”之所以能长时间被供奉,或许就在于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交易制度尚不规范、股市群枭林立、市场野蛮博弈的草莽时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机会。

在中国,神话总是伴随着魔鬼,超常规的回报背后,大都有着不常规的原因。股灾之前,A股市场一些亏损的垃圾股涨势逼人,有些垃圾股二个多月的时间上涨了10多倍,其市盈率达到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与此相反,许多业绩好的个股却基本上原地踏步或者只是微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这些股票盘子小之外,就是机构给这些个股披上了重组、业绩改善等外衣,然后拼命炒作,让股民真假难分,大量跟进,然后再高位卖出,套现大额利润。“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许多业绩好、具有成长价值的股票无人问津,让做实事的企业寒心,让弄虚作假的企业高兴,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越演越烈,投机现象和圈钱行为越来越变本加厉。

中国股票市场之所以投机氛围如此之浓、诚信如此脆弱、内幕操纵和内幕交易如此严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徐翔、张育军、程博明这样的股市蛀虫参与其中,利用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监管制度不健全,勾结形成了政府监管部门、操作机构、专家舆论的利益共同体,破坏公平原则,内部寻租交易,狂吸散户血汗。难怪乎股市妖风盛行,时不时妖股出现,涨停板总是领先利好消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资本市场确确实实就是一个赌场,一个个呼风唤雨的资本大鳄,很多都是靠内幕交易获利。

徐翔的被抓证明了股市神话的破灭。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对所谓题材股、妖股无所顾忌的炒作会逐渐收敛,价值投资会加速回归。

【四】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徐翔被抓,其实是意料之中!只要这届政府持续反腐,那么证券界很多腐败事件会逐步揭开,继续深查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重磅事情和人物会被查出。值得鼓舞的是,借助于这次股灾,以及反腐东风,政府痛下决心,终于向股市开刀了。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转眼成阶下囚,真是让小股民拍手称快!这些毒瘤不清除,中国股市就不会翻身。这届政府的反腐必将载入史册!

重拳出击遏制内幕交易,将对未来A股市场将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只有清除这些血洗散户的股市蛀虫,堵塞制度漏洞,让良币成为良币,劣币打回原形,才能重建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避免股民被无端洗劫,中国经济也才能从资本市场得到更好的滋养!

股神已死、价值回归,将是下一步市场的崭新特征!也正因如此,徐翔覆没,或许标志着一个野蛮博弈时代的终结,宣示了一个价值投资的时代的到来!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

京腔京韵自多情 

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介绍和平里地区的最详实的一篇文章(因字数限制特做删减)。我出生在和平里医院,成长在和平里九区一号院,后来上了和平里一区 幼儿园,童年在中央乐团(现中央交响乐团)学琴,学生时代在地坛小学、地坛中学(一四二中学)度过,放学后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与朋友们逛和平商业大厦。那个 老地方现在已经很少回去了,院子里的熟人也越来越少。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很多知名艺术家都曾经或依然生活在这里。希望我能有精力好好研究一 下这个地方。

“和平里位于北京东城区最北端,面积6.4平方公里,住有汉、满、蒙古、回、藏等31个民族的10多万居民。和平里的名称来源 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安定门外地区大规模建设奠基之时,为纪念亚太和平会议,北京市政府遂将这 一地区命名为‘和平里’……”

50年代,记得汽车是沿着当时的安定门的城墙根儿越过护城河桥到达和平里的,这也是汽车的终点站。在车站对 面,只有一家小饭馆儿,其他就没有什么商店了。当时肩扛行李,一下车虽看到了若干楼房,但是往东和往北眺望,却是一片荒郊野外,稀稀落落地只有几间庄户人 家。还记得到单位的楼去要向北过马路,而过了马路还要爬过一道干涸的河沟才能到。因为马路两旁都是沟沟坎坎的,走路很不方便。虽然已铺有几条柏油马路,但 行人十分稀少,压根儿见不到什么汽车——当时的和平里已经是属于近郊区了。

和平里的建设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和平里地区 的改建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许多单位的建立,和平里地区虽然有多个住宅区,但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兴建的住宅,基本上是两层灰砖砌成的小 楼,也就是小筒子楼,每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和厨房,住户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和平里北街南侧的一大片住宅。于是将这些两层小楼拆除推倒,兴建多层住 宅楼便成为和平里地区改建的主要任务。

现在,这儿的几大部委都盖起了新的办公楼,在原劳动部周边的和平里四、五、六区也改建完毕,代替原有 两层小楼的,已是最低是6层、最高是10多层的住宅楼了。而在和平里第五俱乐部以南地段,则改建为“和平新城”。此外,在和平里一、二区的位置上,原有两 层小楼正被高层住宅和写字楼替代。在和平里东街与青年沟路东口交叉处建成的高达22层的煤炭大厦,更是在众多和平里建筑物中显得鹤立鸡群,十分醒目。

开通没多长时间的地铁五号线,自北向南从朝阳区延伸穿过和平里,这里的居民搭乘地铁到北新桥、东单,乃至东、西长安街,不仅便捷,而且舒适。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林业部位于和平里东街的东侧,建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机构调整后,改称国家林业局,负责全国林业管理工作,并建成一座新的办公大楼,全国绿化委员会也设在楼内。虽然大院里的建筑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了,但院内仍保留当年耸立的一尊毛主席全身塑像。

当时的煤炭部位于和平里北街的北侧,那里最初是化工部所有,迁走后成为煤炭部的办公大楼。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机构调整后改称中国煤炭总公司,后来又改为国家煤炭总局,负责全国煤炭工业管理工作。那座办公大楼,也已经重新改建装修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和平里中街的南侧,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数次机构改革,名称变了几次,原有的劳动部大楼也全部拆除了,新建起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大楼。原来劳动部正门是坐南朝北,新大楼改为坐南朝西,大楼高七层,门对和平里西街,往南可直达雍和宫立交桥下。

劳动部礼堂原来是劳动部开会和对外放映电影之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得经常到劳动部礼堂去看电影。由于改建工程的需要,该礼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被拆除,在其原址已建成住宅楼了。

当年人事部原本与劳动部在一起,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迁至人事部大楼办公。这个楼位于和平里中街的北侧,是在和平里邮局的原址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和中国人才交流协会也在楼内办公。当年,经常可见到外地来京的人员到人事部进行人才交流方面的咨询活动。

和平里东街的西侧还有化学工业部规划设计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作为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楼,上世纪六十年代改为化学工业部情报新大楼。近几年又改为化学工业部规划院,其楼顶的招牌,是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中化国际咨询公司也在该楼内办公。

和平里七区的核工业地质总局,上世纪五十年代称为地质部三局,核工业部成立后改为核工业部地质局,再后来又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地质总局,简称核工业地质总局。其近旁的一座三层小楼是核工业招待所,招待新一楼多个房间已被改为沿街的小商店,这些小商店方便居民就近购物。

上 世纪五十年代,中央乐团位于和平里中街与和平里东街拐角处的一座灰色楼房内,楼内一层有排练厅。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在朝阳区和平街商场斜对面建起了 一栋中央乐团大楼,故中央乐团便从和平里中街北迁至新址。当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是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曾是中央乐团的一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中央乐团改名为中央交响乐团。

在和平里南口的和平里第五俱乐部也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俱乐部以放映电影为主,有时也有各种文艺演 出。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曾在第五俱乐部演出过相声。这个俱乐部是和平里地区的娱乐场所,当时单位经常发电影票让大家去看电影。那时的票 价很便宜,只有三毛钱。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电视的普及,再加上电影票也从三毛钱涨到5元,甚至15元,所以看电影的观众也越来越少。到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第五俱乐部改为浙江证券交易所,后来不知是何原因,交易所也不见了,近年又改回第五俱乐部,但其楼顶上挂的是Hi-5KTV的招牌,也已不再放映 电影或举行各种演出了,而是改为卡拉OK了。

和平商业大厦在中街劳动部正对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只有一层的和平里商场,经营项目有日用百 货、布匹、电器、文具、服装、自行车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了高6层的和平商业大厦,成为和平里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后来,又改为天元和平商业大厦,目 前底层是上海华联超市和麦当劳餐厅。

位于和平里北街18号的和平里医院,是家二级综合医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原址为北京市传染病医 院,该病院迁走后,改建为和平里医院,门诊楼高5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又建起一栋高十几层的住院楼。这家医院一直是和平里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单 位的合同医院,我们单位也不例外。

占地面积37公顷、距安定门外大街不远处的地坛公园,应该也算是和平里地区的。地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地神 之处,始建于1530年。1911年清朝被推翻后,1925年这里成了国家公园。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地坛公园已破败不堪,园内杂草丛生,建筑年久 失修。1957年市政府将地坛公园建筑修葺一新,并植树种草,迎接游人,使它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1981年,政府又投入巨资,再度对地坛公园加以 整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地坛公园每年都要办地坛庙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此外,这里还经常举办书市和其他文娱活动以及商品展销。

和 平里邮局原址位于和平里中街的北侧,当时邮局的东侧是储蓄所,西侧是新华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平里邮局、储蓄所及新华书店均被拆除。邮局的业务改由位 于和平街北段西侧的和平街邮局代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平里邮局在人事部对过的居民楼第一层设立。从那时起,和平里地区终于有了新的和平里邮局。记得上 世纪八十年代,在旧的和平里邮局里经常拥挤着许多寄信、寄取汇款和打长途电话的人们,这是因为当时许多人家中根本没有电话,要与外地的亲友通话只能到邮局 排队打长途。如今,电话和手机十分普及,到邮局打长途电话的人自然很少了。此外,现在的邮局不仅可以寄信,订邮票,购买报刊和音像制品,而且还可以办理邮 政储蓄,这与一二十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这个女人,建立了一个和CIA竞争的民间反恐情报机构

几个民间反恐情报黑客组织的logo

你大概不会想到,在对抗恐怖主义的情报战中,除了各国的官方情报部门,还有一支来自民间的精锐黑客部队在悄无声息但又高效快速地行动。世人对他们知之甚少,甚至连和他们打交道的政府机构官员和媒体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长相。唯一知道的是,他们满怀和恐怖分子一样的圣战狂热,在互联网上展开着一场剿灭恐怖分子的信息圣战。

这些人数量不多,分布在全球各地。他们中有的身怀高超的黑客技能,有的通晓阿拉伯语甚至本身就有中东血统。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是通过监测恐怖分子在互联网上的动向以及渗透进恐怖分子的聊天室和讨论组,及时发现潜在的恐怖袭击计划。另外一些人,则致力于发现恐怖分子在社交网络上的账号并且举报删除。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已经日益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恐怖主义分子。早在20年前,恐怖主义分子就开始通过互联网来交流信息;到了今天,他们更是依赖社交网络来进行对外宣传和征募新人。有媒体曾经报道说,很多恐怖分子对推特上瘾,甚至会在打仗时也发推特。今年5月,因为推特删除了大量伊斯兰国支持者的账号,伊斯兰国甚至威胁要杀了推特的联合创始人Jack Dorsey。

通过网络搜寻恐怖分子的情报因此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也由此促成了民间反恐黑客的诞生。许多国家的官方情报机构和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因为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官方机构不能获得的最新情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反恐信息战的重要补充。

他们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各个组织之间有分工和协作。这是其中一个名为“幽灵安全组”(Ghost Security Group)的官网首页。在网站上,他们声称已经清除了超过10万个极端分子的社交媒体账号。

最近一两年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肆虐横行,也催生了更多这样的民间情报机构的诞生。比如法国的Kabita Des Narvalos,就是在《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后才建立的。

讲到民间反恐情报行业,有一个女人的名字不得不提,她叫做丽塔·卡兹(Rita Katz),今年52岁,是这个行业的明星人物。

她创办的非营利私人情报机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搜寻”(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Entities,简称SITE)总部设在华盛顿,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之后,ISIS发布的声明就是由SITE最先找到并且翻译成英语的。

和其他民间黑客不同的是,丽塔·卡兹在美国小有名气,写过一本书介绍自己的工作,也经常在电视上露面。

卡兹1963年出生在伊拉克城市巴士拉(Basra),父亲是富裕的犹太商人。1968年,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的犹太人发动攻击,很多犹太人被逮捕,其中就包括卡兹的父亲。第二年,卡兹的父亲和其他几名犹太人一起被当众绞刑处死。

卡兹和其他家人则被转移到巴格达软禁。后来他们成功逃脱,辗转逃到伊朗边境,之后又逃到以色列,从此在那里定居。1997年,卡兹的丈夫拿到一笔奖学金,带着卡兹和三个孩子到了美国华盛顿做研究。

到了美国后的第九个月,卡兹在一张阿拉伯语报纸上看到招阿拉伯语研究助理的招聘启事。她前往应聘,发现老板名叫史蒂芬·爱默生(Steven Emerson),所谓的研究助理是帮他搜寻反恐情报信息。

这个爱默生曾经是个记者,后来因为对恐怖主义分子感兴趣,就辞职创办了一个叫“调查计划”(Investigative Project)的非营利机构,专门搜集恐怖分子的信息。当时互联网刚刚出现没多久,爱默生正是第一批通过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来搜寻恐怖分子情报的民间战士,而当时的官方情报机构还没有意识到互联网这个渠道的重要性,仍然依靠间谍和间谍卫星来获取情报。

不过爱默生也曾经犯过错误。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超过680人受伤,是911之前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爱默生当时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断言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所为,但后来证明凶手其实是一名参加过海湾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

就这样,卡兹进入了这一行。她通过搜索某个机构和某个人的名字,寻找出与之有关系的人,谁在向海外汇款,谁在和谁日常联络。然后,再伪装成穆斯林男子加入他们经常去的论坛,和对方聊天。通过这样的方法所能获得的大量重要信息让卡兹吓了一跳,也从此让她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时候卡兹还会去参加激进穆斯林分子的活动,她身穿蒙面长袍,谎称自己的丈夫是伊拉克裔商人,她的外貌和她带着伊拉克口音的阿拉伯语让她很容易就得到对方的信任。她还主动表示愿意帮对方汇钱给自杀袭击者的家人,由此也摸清了他们资金来往的网络。有一段时间,由于卡兹经常需要到别的城市去卧底而又不肯透露去向,还被丈夫怀疑有了外遇。

几年以后,卡兹离开了爱默生的“调查计划”,另立门户创办了SITE,开始自己向政府部门接单,她最初的客户包括瑞士政府和美国财政部。

2003年,卡兹匿名出版了一本自传,书中她宣称FBI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不及自己千分之一。为了宣传这本书,她乔装打扮,戴着假发和假鼻子,化了五个小时的妆,接受了CBS著名的时事新闻节目“60分钟”的采访。

现在,她仍然每天都花大量时间监测恐怖分子的网络聊天室。在这些聊天室里,恐怖分子们交流如何转移资金,哪种自杀背心最好用。时不时,会有人宣布上交聊天室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意味着他即将就要发动自杀袭击;一两个星期以后,这个人的朋友就会张贴出这个人已经成为“烈士”的消息。

SITE经常翻译恐怖组织在网上张贴的声明和宣传材料,但也有人批评他们这么做是在帮恐怖组织进行宣传,客观上扩大了恐怖组织的影响力。

CIA和NSA对卡兹爱恨交加,他们和SITE的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方面,他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她来获取情报,会把一些侦测任务外包给她。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人质疑一个资源和资金都十分有限的业余机构是否真的能够胜任这样的重任,对SITE所获得情报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卡兹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相比庞大臃肿的官方机构,自己的效率更高,填补了官方机构的空白。她举例说,在2004年的一次审计中,FBI被发现有数千小时的窃听录音根本没有经过翻译,原封不动地躺在档案室里。

还有一次,SITE的工作人员伪装成圣战分子潜入他们的论坛,混了几个月以后终于获得信任,打入了对方的核心。有一天,这个工作人员发现一个居住在欧洲国家的年轻穆斯林通过邮件群发了自己的遗嘱,这意味着他计划发动自杀袭击。于是卡兹马上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几个官员,但他们都对此无动于衷。最后卡兹找到驻那个欧洲国家的美国反恐官员,对方找到当地官员,最后成功地逮捕了那个年轻人。

不管怎么样,卡兹和她的SITE打破了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等官方机构对恐怖主义情报的信息垄断,她的客户既有无法从官方情报渠道及时获得消息的政府官员,也有媒体记者和跨国公司的安全部门。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很多驻伊拉克的美国官员依靠丽塔的情报网络获取信息,因为他们从CIA那里拿不到消息。当时《纽约时报》驻伊拉克的记者Robert Worth也表示,自己在伊拉克时主要的消息来源是丽塔,因为她对伊拉克的局势了如指掌。

也许,对抗恐怖分子的狂热,需要一批同样狂热爱好和平的人。

为何西方国家的部分穆斯林热衷到叙利亚、伊拉克加入ISIS?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手段激进残忍,屠杀、绑架、斩首,无所不用其极,为何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仍前仆后继,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加入他们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一场探讨为何西方年轻穆斯林加入IS的讨论会里提及的人物之一-27岁英国穆斯林男子胡笙(Omar Hussain)为例,他曾在白金汉郡海威康比市的「莫里森连锁超市」工作,被媒体称为「超市圣战士」(supermarket jihadi)。他目前还在为IS奋战,被欧盟列为首波制裁对象。胡笙在宣传影片中呛声,请英国首相卡麦隆(David Cameron)与其他领袖「像个男人」,与其不断空中轰炸IS,为何不派遣地面部队:「跟你战斗的人,渴望死亡胜过于渴望活着

BBC记者柯曼尼(Secunder Kermani)曾与胡笙连线访谈,他说虽然胡笙描述IS战斗的景象令人害怕,但胡笙很有礼貌甚至友善。胡笙细谈他的童年,以及变激进的过程:「我的童年很好,再正常不过」,但之后他逐渐变得像迷途羔羊:「我开自问究竟在做什么?」

胡笙的同学说他变得在信仰上日益虔诚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胡笙就像其他来自英国的圣战士,他们说面对美国911恐怖攻击后,西方国家不公平的对外政策,是促使他们变极端的重要关键:「我还记得看到双子星大楼倒榻的一幕,」胡笙一开始还以为事发地点是在英国:「我原本其实没有很注意,但这件事始终对我有长远的影响」。

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Dialogue)学者阿里(Rashad Ali)指出,这些极端份子的想法是,「西方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西方国家是一切该被归咎的对象」。

胡笙提到,要在叙利亚的战事中保护老弱妇孺,这些人长期被西方国家忽略。阿里认为,有几件事被混为一谈了:「原本的穆斯林世界的确是有些问题,但IS强迫其他穆斯林改变信仰的方式,并没有帮助到他们」。

胡笙描述他前往叙利亚投往IS怀抱,履行「穆斯林的义务」时极为兴奋:「离开不道德之地,前往圣战士领土」、「这对任何信仰者都是天堂」。

信奉伊斯兰的饶舌歌手伊斯摩尔(Ismael Lea South)认为,IS与帮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帮派文化讲求兄弟情谊,如果敢欺负我们其中一份子,就是和我们全部人作对」、「一些原本被孤立的,有困扰的,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归属感」。他补充,伊斯兰教义里原本就视彼此为兄弟,但有些激进份子利用这一点,放下了恐怖攻击的毒药。

历经911恐攻和2005年伦敦地铁炸弹事件后,许多人相信,「区分你我」的心态确实存在。英国布拉德福大学伊斯兰学者卡曼尼(Alyas Karmani):「在英国社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呈两极分化」、「这些『反恐战争世代』的年轻人,在媒体『恐伊斯兰』氛围的砲火攻击下成长,媒体对穆斯林多负面描述」、「每天都有高画质影音,透过社群网站和手机,强力播送死亡和毁灭的影音画面」、「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现在一样,大量接收未审查的、创伤的画面」、「有些孩子可能就加入帮派或烂醉狂欢,而剩下那些被社会所孤立的则走向极端主义」。

社会的孤立感,或种族主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极端份子犯下如巴黎恐攻后,穆斯林会有撇清行为。像在社群网站贴出标籤#Notinmyname(没有我的名字)以釐清自己不是恐怖份子,社会要他们为少数极端的个人道歉,让他们感到很困惑:「要我道歉,就已经把我当作是局外人了」。

许多受感召的IS成员相信,他们在写下历史,认为现在叙利亚发生的事,就是末日审判到来的前兆。他们相信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圣战」终究会胜利,并迎接真主的审判日。卡曼尼就遇过17岁,有着乌托邦想法的少年,加入IS前告诉他「叙利亚是教义里的『应许之地』」,卡曼尼告诉他:「IS才没有正统合法性」、「IS根本不能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学者一致谴责过这点。《古兰经》说,如果不懂就去问懂的人」。然而,那名少年后来仍为IS战死。

国泰君安港交所公告称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阎峰失联

11月23日,国泰君安国际于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自2015年11月18日开始未能与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阎峰取得联络。

公告还称,公司董事会于11月22日的会议上决议通过委任执行董事及副行政总裁祁海英代行董事会主席职务,直至另行通告为止。另外,董事会同时决议通过委任执行董事及副行政总裁王冬青代行行政总裁职务。公开资料显示,阎峰,现年52岁,于1993年加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加入国泰君安国际,负责公司整体业务管理事务。2012年8月出任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阎峰同时也是国泰君安国际控股股东——国泰君安控股有限公司及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目前尚无任何消息渠道解释阎峰失联的原因。不过前段时间,就有媒体报导警方从上海国泰君安总部带走相关人员。这次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阎峰失联,外界猜测可能就是在上次被警方带走的。

传闻称国泰君安的高层出事,与前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有关。

此前股灾的三位〝救市指挥〞中,主席助理张育军和副主席姚刚已经被王岐山挑落马下。其中,姚刚是证监会落马官员之中唯一有过券商实务经验的,他正是国泰君安的首任总裁。

国泰君安也曾被一些财经学者认为利用股指期货恶意操纵中国股市,造成今年6月以来的股灾。

此外,国泰君安国际在2010年成立后,担任过多家公司IPO的保荐人,其中就包括曾庆红家族企业的花样年、彩生活,以及卷入周永康案件的惠生国际等。

国泰君安是否将继中信证券之后引发窝案,值得外界关注。

中国顶级投资银行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即将离任的董事长因涉及公司高管因丑闻而被迫让位  

2015年11月17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王东明因年龄原因退休,张佑君拟任董事长。中64岁的王东明已超过国企高管60岁的标准退休年龄,但这种限制并非绝对。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丑闻曝光前,王东明本计划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中信证券是中国国有企业集团——中信集团(China Citic Group)旗下公司,后者是成立于1979年的国 家投资工具。中信证券总经理等至少七名高管已经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警方逮捕。

两名知情人士说,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迫使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王东明退休,原因是后者未能监督好公司高管。中信证券一名高管称,替换王东明的决定来自党委官员。  “

他对此极为不快,”王东明的一位长期同僚称。

今年6月至8月间,“国家队”为遏止导致5万亿美元市值蒸发的股市下滑投入巨额资金,而中信证券在此次国家金融机构救市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两名知情人士称,中信高管涉嫌利用知晓国家队计划买入哪些股票而用自己的账户进行“抢先交易”。  中信旗下另一家公司的高管称,上周四,王东明在办公室将工作移交给自己的接任者,这表明他很可能将免遭起诉。王东明并未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

“考虑到他的年龄,他被允许体面地退休,”该高管说,“金融业的地震才刚刚开始。”  中信证券及中信集团都拒绝置评。

简历:曾任国家旅游局欧洲二处翻译,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加拿大枫叶银行证券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南方证券公司副总裁。
1977年8月,国家旅游局任翻译;
1980年11月,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
1984年7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1987年7月,任加拿大枫叶银行证券公司部门副经理;
1992年10月,任华夏证券公司部门总经理;
1993年8月,任南方证券公司副总裁;
1995年10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5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8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分公司协理。

何帆:谁会爱上法西斯?

1973年,38岁的米哈伊·瓦伊达被匈牙利科学院解聘了。


|米哈伊·瓦伊达|

瓦伊达是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他们一家在二战期间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历尽凌辱和苦难。二战之后,瓦伊达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后来到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瓦伊达是著名哲学家卢卡奇的高足,也是所谓“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卡奇是当代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有人称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早年在政治活动中很活跃,二战之后在一系列政治事件,比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后,都受到当局的批判。他晚年远离政治,主要和阿格妮丝.赫勒、弗伦茨.费赫尔、乔治.马尔库什、米哈伊.瓦伊达等青年理论家一起,潜心钻研,但“布达佩斯学派”终究难免因言得祸。其他几位同党远走高飞,移民美国、澳大利亚,唯有瓦伊达留在匈牙利。

从1973年直到1990年,瓦伊达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为了生计,他曾经在语言学校里教授过德语,但他一直在孤独中思考。瓦伊达出版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的20多部著作,涉及胡塞尔现象学、哲学、政治学和文学评论等领域。1976年,瓦伊达用英文发表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倍受学术界关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个充满了争议的概念。左翼学者更多地强调法西斯主义和大资本家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法西斯就是大资本家的打手。右翼学者则注意到法西斯的极权统治一面,他们认为希特勒和斯大林应被统称为极权者。政客们则会把法西斯主义的称号像扔臭鸡蛋一样砸向对手。

如果较真地讲,法西斯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群众运动。希特勒不是通过军事政变,而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既不是大资本家,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底层官员、中小企业家、大学生。

瓦伊达谈到,资产阶级上层成员的特点是对把控自己命运的自信。出生于统治阶级的家庭,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学识和教育,也不需要为生计考虑太多,他们才算得到了自由。社会的变革对他们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除非是爆发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经济社会中时有起伏波动,但寻常的风浪,难以撼动他们的统治地位,相反,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些变动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比一般的社会成员更能承受风险。比起保守主义,“逐新趋异”(receptivity towards what is new)才是他们的鲜明特征。和常人的想法不同,资产阶级上层成员对权力并不热衷。他们不需要在弱者面前显示自己的强大,也不惧怕有谁能凌驾于他们之上。资产阶级上层成员往往会选择把权力交给别人,他们关心的是背后的真正的控制权。

尽管纳粹喜欢雇佣一些退伍军人参加游行,但大部分退伍军人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漫长而艰苦的壕沟战中,或多或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政治纲领,他们变得更加团结,身份认同感更强,也在和资本家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不给涨工资就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力凋零,统治者为了安抚工人阶级,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还要不时地给工人阶级一些好处,所以,同样是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能够更容易地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补贴。

夹在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地位朝不保夕。经济衰退让他们担心会失业或破产;金融危机让他们遭受了投资损失;通货膨胀让他们的积蓄化为乌有。他们看着比自己地位低的工人阶级都能团结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不由得心中暗恨。工人有工会,有共产党,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呢?他们凄凄惶惶,怨声载道。

瓦伊达讲到,小资产阶级在心理上有自己的鲜明特征。第一,他们从不反省和自我批判,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理所应当的;凡是妨碍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都是丑恶的,都是要被消灭的。他们完全认同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家庭、民族,国家),并把自己的价值标准视为最高准则;第二,他们不想改革,没有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胆量和想象力,但他们会变得激进,即使他们变得激动,也不是为了现存社会的根本变革,而是为了恢复自己的传统地位。第三,他们倾向于排斥自己群体之外的人们,喜欢寻找替罪羊,比如,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糕是因为犹太人、共产党或法国人。第四,他们会选择在权威和对手力量软弱的时候变得更加激进。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出现的,相反,它是在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之后才出现的。纳粹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感到魏玛共和国实在是太软弱可欺了。小资产阶级是以腐烂的食物为生的鬣狗,他们组织了“冲锋队”,对抗工会。工人之所以能够罢工,是因为他们都在生产一线,罢工会导致工厂瘫痪。小资产阶级无法罢工,是因为他们和生产活动早已分离,想罢工也无工可罢。因为无法罢工,所以他们选择暴动。著名哲学家葛兰西讲到,冲锋队是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适合自己的组织方式。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背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古典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没落。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己埋葬了自己。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活动一定是理性的,这一断言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不断地改变和修复自我。到哪里寻找新的出路呢?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西斯主义横空出世。

严格意义上讲,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的才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的是纳粹主义。但正是由于希特勒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才促使其大行于世、变本加厉。对意大利而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软弱,他们一方面要对抗地主阶级,一方面还要提防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选择了墨索里尼,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但能够借助法西斯主义,迅速地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意大利开始推广电气化、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大兴水利灌溉、农业蓬勃发展。没有法西斯,意大利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工业化。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用了一到两年才最终夺权,但在德国,却仅仅用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自己变成国家唯一全能的政治组织。从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德国资产阶级痛感魏玛共和国软弱无能,他们担心这种无能会导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趁虚而入。德国资产阶级不相信自己有驯化工人阶级的能力。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针见血地写到:“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拯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1919年右翼选民的数量仅有450万人,到了1920年,右翼选民就激增到1000万人。

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妄人和狂人,这并不足虑。但谁会甘心做这些妄人和狂人的拥护者呢?哲学家阿伦特讲到“平庸的恶”,就是这一点点“平庸的恶”,就足以放纵深重的罪孽。除了“平庸的恶”,还有“平庸的自豪”、“平庸的仇恨”、“平庸的轻信”,都是危险的易燃物。每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如果稍加放纵,都有可能会爱上法西斯。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德国或意大利的“国民精神”中寻找法西斯的基因,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罪恶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在客厅里找不到它,是因为它躲在阁楼上。

作者注:本文是匈牙利哲学家米哈伊·瓦伊达《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一书的书评。从本周起我恢复书评的写作,还是FT中文网的风格,但只在自己的公共微信号里发表。瓦伊达此书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之一。丛书由衣俊卿主编。衣俊卿写了一个长达26页的总序,可以看看。我还在看Robert O. Paxton, The Anatomy of Fascism; Roger Griffin, The Nature of Fascism; 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附注:图书信息

书名: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作者:米哈伊·瓦伊达

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5年1月

简介:本书将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群众运动的一种统治形式,并重点论述了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对其在意大利、德国的历史功能进行了比较,并对法西斯主义侵略性的、总体性的国家主义形式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剖析,最后指出,法西斯意识形态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

伊斯兰国”来自何处?它想干什么?

伊斯兰国”来自何处?它想干什么?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似乎没有几位西方国家领导人知道答案。去年12月份,《纽约时报》发表美国中东特别行动司令迈克尔·K·纳加塔(MichaelK.Nagata)少将的私下评论,承认自己弄不清“伊斯兰国”的诉求。“我们没有打败这种思想,”他说。“我们甚至不了解这种思想。”在过去的一年里,奥巴马总统的说法不断变化,一会儿称“伊斯兰国”为“非穆斯林组织”,一会儿则称其为基地组织“预备梯队”,这些说法反映出对这个组织认识存在上的混论,容易造成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去年6月,该组织夺取了伊拉克摩苏尔,现在其统治的面积已超过英国。从2010年5月起,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就一直是该组织的领导人。然而,直到去年夏天之前,他的最新影像只是一张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被囚禁在布卡营时拍摄的模糊照片。去年7月5日,他走进摩苏尔阿尔努大清真寺的讲坛,作为多少代以来首位哈里发作斋月布道——影像清晰度从雪花点提高到高清,他也从被追捕的游击队员变为所有穆斯林的领袖。随后,世界各地圣战者的流入速度及规模达到空前,而且仍在继续。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伊斯兰国”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封闭的王国;去那里的人很少有人回来。巴格达迪只对摄像机讲过一次话。然而,他的演说和“伊斯兰国”无数其它宣传视屏,充斥着互联网,“伊斯兰国”支持者一直在做巨大努力,宣传他们的事业。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国家拒绝所有和平原则;他们渴望屠杀,其宗教观点使其在体制上不能有任何确定形式的变化,即使这种变化能确保生存;他们认为自己是让世界马上就灭亡的预言者,而且还是主要推手。

“伊斯兰国”,也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遵循的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其中有关世界末日道路的信仰对其战略至关重要,也有助于西方了解自己的敌人并预测其行为。“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其说类似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认为该组织领导人为叛教者),倒不如说是企图实现反乌托邦的另类现实,大卫·考雷什或吉姆·琼斯曾在这种另类现实中生活,他们挥舞着绝对权力,不仅仅支配着眼前的数百人,而且影响着全世界约800万人。

我们在至少两个方面错误理解了“伊斯兰国”的性质。首先,我们习惯地认为圣战组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将基地组织的逻辑应用一个决然超越它的组织。我交谈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依然称奥萨马·本·拉登为“奥萨马族长”,这是一个荣誉称号。然而,从基地组织全盛期(大约从1998年到2003年)起,圣战组织已经发生演变,许多圣战分子蔑视该组织的主张和该组织现任领导层。

拉登把恐怖主义作为实现哈里发“伊斯兰国”家的前奏,但他预计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哈里发国。他的组织是灵活的,是分散在不同地域自治组织的网络。相比之下,“伊斯兰国”却要求维持合法领地,有一套从上而下的治理结构。(其官僚机构分为民事和军事两部分,其领土划分为各个省。)

其次,我们受到一种好心却不诚实的行动的误导,拒绝承认伊斯兰中世纪宗教的性质。1997年曾首次采访本·拉登的彼特·伯根(PeterBergen)给他著的第一本书起名《圣战有限公司》,部分地承认本·拉登是一位现代世俗世界的人物。本·拉登将恐怖公司化,并通过连锁形式推出。他要求具体的政治让步,如美国军队撤出沙特,他的士兵充满信心地行走在现代世界。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整日子里,发动911袭击的穆罕默德·阿塔曾在沃尔玛购物,还在必胜客里用了晚餐。

“伊斯兰国”的几乎所有决定遵循其在广告牌、汽车牌照和硬币上宣称的“先知方式”

人们容易重复这种观点,即圣战者其实是现代的世俗人,有着现代的政治关切,却披着中世纪宗教的伪装,并企图让这种观点适用于伊斯拉国。事实上,除非基于一种虔诚而经过仔细思考的不渝信念,该组织的许多东西似乎全是荒谬的。“伊斯兰国”的信念就是让文明重新回到7世纪的法律环境下,并最终带来世界毁灭。

这种立场最清晰的代言人就是“伊斯兰国”的官员及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嘲弄所谓“现代人”。在谈话中,他们坚称不会——也不可能——动摇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最早期信徒根植的治理理念。他们常常说着非穆斯林感到奇怪或古老的典章和典故,却能应用具体的传统以及穆斯林早期文本。

例如,去年9月,“伊斯兰国”主要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酋长(SheikhAbuMuhammadal-Adnani)就号召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找出异教徒,“用石头砸烂他的头”,毒死他,用汽车碾死他,或者“捣毁他的庄稼。”对西方听众来说,这种像圣经里描述的惩罚——用石块砸死和毁掉庄稼——与他听上去更现代的汽车自杀号召并列在一起颇为奇怪。(好像为了显示仅凭想象就可恐吓一样,Adnani还称国务卿约翰·克里为“没有做过割礼的怪老头。”)

但阿德纳尼并不仅仅是胡说八道。他的讲话带有神学和法学上的含义,他敦促毁掉庄稼直接反映的是穆罕默德要求不要进犯井水和庄稼的命令——除非穆斯林军队处于守势,在这种情况下在异教徒(kuffar)土地上的穆斯林不应该有怜悯之心,应该去投毒。

事实上,“伊斯兰国”属于穆斯林,而且非常穆斯林。没错,它吸引了精神病者和冒险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中东和欧洲不满人群。但是,其最忠实信徒所宣扬的宗教却源于对穆斯林一贯的,甚至是精通的解读。

在支持者眼里,控制领土是“伊斯兰国”权威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从“战争研究所”研究成果改编的地图表示到元月15日为止这个哈里发王国控制下的领土,同时还有他们所攻击的地区。在掌握政权的地方,“伊斯兰国”征收税赋、管理物价、开办法庭,并管理从医疗保险、教育到通信的服务。  在支持者眼里,控制领土是“伊斯兰国”权威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从“战争研究所”研究成果改编的地图表示到元月15日为止这个哈里发王国控制下的领土,同时还有他们所攻击的地区。在掌握政权的地方,“伊斯兰国”征收税赋、管理物价、开办法庭,并管理从医疗保险、教育到通信的服务。

实际上,“伊斯兰国”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以及实施的法律,始终坚持他们在新闻及通告、广告、车牌、文具以及硬币上所宣称的“先知方式”,即一丝不苟地遵循穆罕默德的预言与榜样。穆斯林们可以拒绝“伊斯兰国”;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然而,硬说它其实不具备宗教性质,并非一个千年至福组织,不了解其神学思想就想与其作斗争,这种做法导致美国低估了该组织的能力,并支持愚蠢的计划抗击该组织。如果我们采取的措施使其得不到加强,而让其在自己过度狂热中自我焚毁,我们就必须熟悉“伊斯兰国”的知识传承。

1、虔诚

去年11月,“伊斯兰国”发布了类似电视广告的宣传片,将其起源追溯了本·拉登。“伊斯兰国”承认,大约从2003年直到2006年被杀,伊拉克基地组织残暴的头目扎卡维(AbuMusa’balZarqawi)为其更为直接的先驱。随后接任的是其他两位游击队领导人,之后才是哈里发巴格达迪。引人注目的是,本·拉登的继任人,表情严肃的扎瓦希里(AymanalZawahiri)却并未被提及。这位现任基地组织头目的埃及眼科医生并未宣誓效忠巴格达迪,越来越受到其圣战者同事的愤恨。扎瓦希里的缺乏魅力无助于他的孤立;在视频上他目光斜视又不耐烦。不过,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分裂从形成之初起就一直存在,至少部分地可以解释后者所拥有的空前的杀戮欲。

与扎瓦希里一样孤独是一位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尔·马克迪西(AbuMuhammadalMaqdisi)约旦教士,现年55岁,堪称基地组织的知识设计师和最重要的圣战者,但阅读美国报纸的普通读者并不知道。在绝大多数教义问题上,马克迪西与“伊斯兰国”观点一致。两者都是与被称为萨拉菲主义(Salafism)的逊尼教派教义分支中的圣战派关系紧密。Salafism源自阿拉伯文的alsalafalsalih,意思是“虔诚的祖先”。这些祖先就是穆斯林先知本人及其最早信徒,萨拉菲主义者将他们崇尚为所有行动的典范,这些行动包括战争、服饰、家庭生活,甚至牙医术。

“伊斯兰国”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他们要在叙利亚大比丘打败“罗马”军队,随后将启动末日的倒计时。

马克迪西是扎卡维的导师,他带着长者导师的教诲去伊拉克作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扎拉维的狂热程度超过了导师,并最终遭到导师的谴责。问题在于,在扎卡维嗜血如狂——还有,作为一种信条,他非常憎恨其他(派别)的穆斯林达,要驱逐并杀害他们。在伊斯兰教中,塔克菲尔(takfir)的做法,或逐出教会,从神学上讲是很危险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他兄弟说:‘你是异教徒,’先知说,“那么只有其中一个说得对。”如果原告错误,就会因诬告而犯叛教罪。惩罚叛教罪就是死刑。然而,扎卡维毫无顾忌地扩大可能让使穆斯林成为异教徒的行为范围。

马克迪西写信告诫以前的学生需要谨慎,“不要大规模宣布塔克菲尔”或“因犯有罪过宣布为叛教者。”叛教者和待罪之间的区别也许比较微妙,但却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根本分歧。

否认古兰经神圣或者穆罕默德预言就是直接的叛教。但扎卡维与他培育的“伊斯兰国”的立场是,许多其他行为也可以将一位穆斯林信徒开除出伊斯兰教。这些行为包括,在某些场合出售酒精或毒品,穿西装或刮胡子,选举投票——甚至投穆斯林候选人的票——以及不愿意随便称他人为叛教者。大多数阿拉伯人属于什叶派,也满足这些标准,因为“伊斯兰国”认为什叶派为创新,而在古兰经里创新就是否认最初的完美。(“伊斯兰国”声称,什叶派通常的做法如崇拜伊玛目(imams)坟墓与公开自责,缺乏古兰经或者先知榜样的根据。)这就意味着大约2亿什叶派心众就该处死。因此,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元首也应处死,因为竞选公职或者实施非真主制定的法律,已经将人为的法律凌驾于伊斯兰教法之上。

根据塔克菲尔信条,“伊斯兰国”致力于通过大屠杀来净化世界。由于缺少来自其统治区的客观报告,人们不知道大屠杀的真正状况,但从这个地区的社会媒体文章显示,几乎不断有个人被处以死刑,而每隔几周就要大规模的处决行动。最常见的受害者就是穆斯林“叛教者”。看来,不抵抗新政府的基督徒可以豁免被自动处决。只要他们缴纳宝被称为吉兹亚(jizya)的税,承认屈服于他们,巴格达迪就允许他们生存下去。古兰经授权的这种做法是不存在争议的。

穆萨·克兰托尼奥(MusaCerantonio)是位澳大利亚阿訇,据说是“伊斯兰国”最有影响力的招募者之一。穆萨认为,先知预言哈里发将洗劫伊斯坦布尔,之后就会被反救世主领导的军队打退,而反救世主的最终死亡——这时只有数千名圣战者还活着——将迎来世界末日。(PaulJeffers/FairfaxMedia)  穆萨·克兰托尼奥(MusaCerantonio)是位澳大利亚阿訇,据说是“伊斯兰国”最有影响力的招募者之一。穆萨认为,先知预言哈里发将洗劫伊斯坦布尔,之后就会被反救世主领导的军队打退,而反救世主的最终死亡——这时只有数千名圣战者还活着——将迎来世界末日。(PaulJeffers/FairfaxMedia)

欧洲宗教战争已经停息了几百年,人们不再因为艰涩的神学争议而做大量牺牲了。因此,也许西方人对有关“伊斯兰国”的神学思想与实践的新闻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许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组织会像它所声称的那样虔诚,不相信它会像其行动和声明所显示的那样保守或笃信末日决战。

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过去,那些指责穆斯林盲从古老经文的西方人受到了学者应有的批评——尤其是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他指出称穆斯林“古老”通常是诋毁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相反,这些学者们呼吁关注形成这些意识形态的条件——恶政、社会道德没落以及生活在只因为蕴藏石油而受到重视的土地上的人们所遭受的屈辱。

认识不到这些因素,就无法完整地解释“伊斯兰国”的崛起。然而,只注重这些因素而排斥意识形态反映出西方另一种偏见:如果宗教思想在华盛顿或柏林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那么肯定在拉卡(Raqqa)或摩苏尔而无关紧要。蒙面刽子手斩首叛教者时念Allahuakbar(真主至大),有时候他真的出于宗教。

许多主流穆斯林组织认识上出现偏差,竟认为“伊斯兰国”实际上并非伊斯兰。当然,绝大多数穆斯林没有任何兴趣把公开处决当成晚间娱乐节目,以替代好莱坞电影,这一点倒令人欣慰。但是,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研究该组织神学的领军专家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Haykel)告诉我的,拒绝承认“伊斯兰国”为伊斯兰的穆斯林通常“感到尴尬,显示出政治正确的态度,对自己的宗教持似是而非的态度”,这种观点无视“他们在宗教历史上以及法律上提出的要求。”他说,许多否认“伊斯兰国”宗教性质的看法源于“不同信仰见基督徒请别胡说的传统”。

我去请教“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所有学者都要我去找海克尔。海克尔具有部分黎巴嫩血统,在黎巴嫩和美国长大。透过其冷酷的山羊胡说话时,他带着说不清地域的外国口音。

海克尔说,“伊斯兰国”队伍充满宗教热情。古兰经语录无处不在。“就是普通士兵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些东西,”海克尔说。“他们在摄像机镜头前扮出怪想,程式化地重复着他们的基本教义,无时无刻地这样做。”他认为,指称“伊斯兰国”歪曲伊斯兰经文是荒谬的,一厢情愿的无知才会坚持这种说法。“人们想替伊斯兰开脱罪责,”他说。“就是‘伊斯兰是一种和平宗教’圣歌。好像真有‘伊斯兰’这回事一样。这是穆斯林所作,他们就是这样诠释自己的经文的。”所有逊尼派穆斯林都分享这样的经文,并不为“伊斯兰国”独有。“这些家伙跟其他人一样具有合法性。”

所有穆斯林都承认,穆罕默德最早的征服并非干干净净,承认古兰经所传承的以及对先知规则的表述中的战时律例经过了校正,以适应动荡及暴力的时代。海克尔估计,“伊斯兰国”战士真正倒退到了伊斯兰的早期,忠实地再现了伊斯兰教的战时律例。这些行为包括大量现代穆斯林不再视作神圣经文的做法。“这些怪异的圣战者并不特地中世纪传统中挑选奴隶制、钉十字架和斩首,”海克尔说。“伊斯兰国”战士“置身中世纪传统中,并将其完整地带入现代社会。”

未能认清ISIS与基地组织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了许多危险的决策。

《古兰经》规定钉十字架是对伊斯兰教敌人允许采取的少数惩罚之一。对基督徒征税则在《古兰经》第九章忏悔(SurahAl-Tawba,)中有明确的支持,该章节指示穆斯林要对基督徒及犹太人开战,直到他们自愿而顺从地支付支付济兹亚(jizya),并感到自己被征服。”被所有穆斯林视为榜样的先知施行了这些规定,他们拥有奴隶。

“伊斯兰国”领导人把仿效穆罕默德作为严格责任,并恢复了已经休眠了数百年的传统。“他们让人惊讶的不只是遵从经文的字面含义,还有他们阅读这些经文的认真态度,”海克尔说。“这种勤勉、着迷版的认真态度是普通穆斯林所没有的。”

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任何组织都没有像18世纪阿拉伯瓦哈比派(Wahhabis)那样激进地忠实于先知的典范。他们征服了现在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严格的做法以一种稀释版本的伊斯兰教法保存了下来。尽管如此,“瓦哈比派并不滥用暴力。”他们周围都是穆斯林,他们征服了已经伊斯兰化的领地;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相比之下,“伊斯兰国”真正地复兴早期历史。”早期的穆斯林被非穆斯林包围,“伊斯兰国”具有塔克菲利(takfiri)倾向,认为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况。

即使基地组织想恢复奴隶制,它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对奴隶制保持沉默可能反映了它的战略思维,考虑了公众的同情心:“伊斯兰国”开始奴役人们时,就连它的一些支持者都感到犹豫。然而,哈里发却毫无歉意地继续拥抱奴隶制和十字架刑法。“我们将战胜你们的罗马军,打破你们的十字架,奴役你们的女人,”“伊斯兰国”发言人阿达纳尼(Adnani)在定期向西方发布的情人节贺卡上承诺。“如果我们等不到那个时间,我们的儿孙们就会等到,他们会在奴隶市场上把你们的孩子卖作奴隶。”

去年10月,“伊斯兰国”杂志《大比丘》上发表一篇题为“后奴隶制的复兴”的文章,文章探讨亚兹迪斯(Yazidis)(一个古老的库尔德教派的成员,这个教派借用伊斯兰院系,在伊拉克北部受到“伊斯兰国”的攻击)是堕落的穆斯林,因而应该处死;还是仅为异教徒,因而应该成为奴役的对象的问题。根据政府的命令,由“伊斯兰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写道,如果他们是异教徒,

亚兹迪(Yazidi)们的妇女和儿童将根据伊斯兰教法在参加在Sinjar(在伊拉克北部)作战“伊斯兰国”战士当中分配……奴役kuffar(异教徒)家庭,纳他们的女人为妾是伊斯兰教法的一个铁定策略。拒绝或嘲笑这一策略,这个方针,就是拒绝或嘲笑古兰经的经文和先知的叙述……从而背叛了伊斯兰教。

2、领地

据说有数万民国外穆斯林已经移民到“伊斯兰国”。应募者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许多人前来参战,而许多人则打算战死。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彼特·R·纽曼(PeterR.Neumann)告诉我,要传播宣传内容,确保新来者知道所相信的东西,互联网上的声音一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网上招募让保守的穆斯林妇女——通常实际上隔离在家中——可以接触招募人员,接受激进思想并安排前往叙利亚,从而扩大圣战社会的人口组成。通过对两者性别的召唤,“伊斯兰国”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

去年11月,我去澳大利亚见穆萨·克兰托尼奥(MusaCerantonio),一位30岁的男士,纽曼和其他研究人员称其为指导外国人参加“伊斯兰国”的两位最重要的“新精神权威”之一。他曾在开罗的IqraaTV主持过3年的电视布道,后来因为该台反对他频繁呼吁建立哈里发国而离开。现在,他通过书脸和推特传教。

克兰托尼奥身材高大,态度友好并带有书生气息。他告诉我,斩首视频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尽管“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必须支持暴力,他却痛恨看到暴力。(真主禁止自杀,据此他声言反对自杀式爆炸袭击,从而在圣战者当中引起争议;在其它少数问题上他也跟“伊斯兰国”观点不一。)他的脸部有着乱糟糟的毛发,人们可以在电影《指环王》某些长满胡须的粉丝中间看到这种形象,他痴迷于的伊斯兰教末日说让人不觉得生疏。他似乎生活在一处戏剧里,而在外人看来,就像一部中世纪的奇幻小说,只有血是真真切切的。

去年6月,克兰托尼奥和妻子试图移民——他不愿说去的地方(“去叙利亚是非法的,”他谨慎地说)——但途中在菲律宾被抓,因签证逾期滞留而被遣返澳大利亚。企图加入或前往“伊斯兰国”在澳大利亚为犯罪行为,所以克兰托尼奥的护照被没收了。他困在墨尔本,受到当地警方的特别关注。一旦发现他参加向“伊斯兰国”输送人员,他将受到监禁。但到目前为止,他依然行动自由——从技术上讲,是一位独立的理论家,不过在伊斯兰教义问题上,其他圣战者他的声音较为可信。

我们在Footscray见面,并共用午餐。这里是一个人口密集、多文化的墨尔本郊区,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的星球”就设在这里。克兰托尼奥在一个半爱尔兰、半卡拉布里亚(意大利西南部)的家庭中长大。这里每条街道都能看到非洲餐馆、越南商店以及穿着沙拉非服装的游荡着的阿拉伯青年,乱糟糟的胡须,短衬杉,还有裤边到小腿肚的裤子。

克兰尼奥托说起6月29日巴格达迪被宣布为哈里发时他所感到的喜悦——突然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对他和他的朋友有了磁铁般的吸引力。“当时我在一间酒店里(菲律宾),看到了电视上的声明,”他告诉我。“我只是感到惊叹,心想为何我要呆在该死的房间?”

上一个的哈里发国是奥斯曼帝国,十六世纪达到鼎盛期,之后开始漫长的衰落,直到1924年被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KemalAtatürk)最后。达到顶峰后开始了长期的衰落,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以和平方式最后终结。然而,跟“伊斯兰国”的许多支持者一样,克兰尼奥托并不承认那个哈里发国合法,因为它并未完全实施伊斯兰法,还因为该帝国的哈里发并非先知Quraysh部落的子孙。伊斯兰法要求实施乱石砸死、奴役和截肢刑。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布道中大谈实施哈里发制度的重要性。他说,恢复哈里发制度——这种制度近千年来除了名义上之外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是一种公共义务。他和支持者们立刻“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并任命一位教长”作为其首脑,他说。“这是穆斯林的责任——已被遗弃几个世纪的责任。穆斯林因遗弃而获罪,必须不停息地寻求建立。跟之前的本·拉登一样,巴格达迪言辞华丽,频繁地使用古兰经典故和经典言辞中的指令。与本·拉登和奥斯曼帝国那些假哈里发不同,他来自Quraysh部落。

克兰尼奥托告诉我,哈里发国不但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是救赎的工具。“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经常报告,效忠誓约从全世界穆斯林圣战组织涌来。克兰尼奥托引用先知的说法,不宣誓效忠而死是无知的死,也就是“不信奉真主的死”。想一想穆斯林(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想一想基督教徒)怎么看待真主对待到死不懂得真正宗教的灵魂吧。显然,他们既得不到拯救,只会受到诅咒。同样,克兰尼奥托说,那些虽然承认全能的真主并从事祈祷的穆斯林,但到死都没有向一位合法的哈里发宣誓效忠并承担誓言里的义务,就不是完全伊斯兰化的一生。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以及在1924年和2014年间死去的穆斯林,都是“不信的死”。克兰尼奥托严肃地点了点头。“我只能说”因为哈里发国“伊斯兰教得到了重建。”

我问了问他对“伊斯兰国”的效忠问题,他立刻纠正我说“我不能说我已经发誓效忠。”他提醒我,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效忠“伊斯兰国”是非法的。“但我认为(巴格达迪)满足所有要求,”他又说。“我只能对你眨眨眼,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

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哈里发,就必须符合逊尼派教法提出的条件——一个具有Quraysh血统的穆斯林成年男子;表现出道德上的诚实,保持身心完整;并具有权威(“amr)。克兰尼奥托说,最后一条标准是最难实现的,它要求哈里发王拥有可以实施伊斯兰教法的领土。巴格达迪在6月29日以前很早就实现了这一条,而一旦实现了,该集团行列的西方皈依者——克兰尼奥托描述他为“类似的领袖”——便开始谈论宣布哈里发国的宗教义务。他和其他人就会悄悄地告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继续拖延就是罪孽。

来自“伊斯兰国”社交媒体的帖子显示,死刑似乎不停地在发生。

克兰尼奥托说,如果继续拖延,就有一派起来对巴格达迪的组织开战。他们对“伊斯兰国”各位有权力的成员准备了一份信,表达对未任命哈里发王的不满,但得到发言人阿迪纳尼(Adnani)的安抚,阿迪纳尼告诉这些人一个秘密——即在公开宣布之前,早已经宣布了哈里王,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一个选项。“如果他是合法的,”克兰尼奥托说,“你就必须效忠他。”

去年7月巴格达迪做了布道后,每天有大量圣战者带着新的动机流入叙利亚。12月份访问过“伊斯兰国”的德国作家及前政治家JürgenTodenh?fer报道说,在短短两天里就有100个战士到达一个位于土耳其边境的招募站。此外,他的报告显示,外国人不断流入,愿意放弃家中的所有东西,他在报告中说,外国人仍然在不断地流入,这些人准备放弃家里的一切只为了在世界最恶劣的地方寻找天堂。

伯纳德·海克尔是研究“伊斯兰国”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世俗派权威,认为该组织正在力图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形态,忠实再现伊斯兰教的战争准则。该组织对古兰经经文“有一种勤勉与痴迷般的认真劲。”  伯纳德·海克尔是研究“伊斯兰国”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世俗派权威,认为该组织正在力图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形态,忠实再现伊斯兰教的战争准则。该组织对古兰经经文“有一种勤勉与痴迷般的认真劲。”

在与克兰尼奥托用餐前一周,我会见了一个名叫AlMuhajiroun(移民者)被取缔的伊斯兰组织的三名成员安杰姆·乔达瑞(AnjemChoudary)、阿布·巴拉(AbuBaraa)和阿卜杜尔·马希德(AbdulMuhid)。他们都表示希望移民“伊斯兰国”,许多同伙已经去了,但当局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与克兰尼奥托一样,他们认为哈里发是地球上唯一有道德的政府,但他们谁也不愿意承认宣誓忠诚。他们想见我,主要向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场,以及其政策如何反映了真主的律法。

48岁的乔达瑞是该组织的前领导人。他经常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中,作为制片人可以约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些人会强烈捍卫“伊斯兰国”,直到麦克风被掐掉。他是英国有名的吹牛大王,但他和他的门徒真诚地信奉“伊斯兰国”,而且在教义问题上,与“伊斯兰国”腔调一致。乔达瑞和其他人在向“伊斯兰国”居民提供推特材料方面而出名,阿布·巴拉在YouTube上有一个频道,回答有关伊斯拉法的问题。

去年9月以来,当局一直在调查这三位人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的问题。由于面临调查,他们不得不分别见我:他们之间的通信会违犯保释的规定。不过与他们谈话,我感觉就好像跟带着不同面纱的同一个人说话一样。乔达瑞和我在东伦敦郊区Ilford的一间糖果店会面。他穿著得体,笔挺的蓝色外衣几乎伸到脚踝,谈话时喝着红牛饮料。

在哈里发国出现之前,“也许百分之八十五的伊斯兰教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得到实施,”乔达瑞告诉我。“直到我们有了哈里发(khilafa),这些法律才不被搁置”——哈里发国——“现在我们有了个哈里发。“例如,如果没有哈里发,警察个人在当场抓住小偷后就不一定要砍掉偷的手。但建立哈里发国后,这一法规,和大量的其他法规,就会突然复活。从理论上讲,所有穆斯林都有责任移民到实行这些法律的哈里发国。乔达瑞的高足门徒名叫阿布·鲁马亚赛(AbuRumaysah),从印度教转而皈依伊斯兰,去年11月躲过警察,将五口之家带到叙利亚。在我见到乔达瑞那天,鲁马亚赛在Twitter上展示了一张他的照片,他一手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另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标签为#Generationkhilafah。

哈里发国必须实施伊斯兰教法。对出现的任何偏差,誓言效忠的人都要私下向哈里发告发其错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坚持不改,就应驱逐出教,并取而代之。(“这个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困扰我的还有这种责任,一份非常沉重的责任,”巴格达迪在布道中说。)作为回报,哈里发国要求服从——那些一直坚持支持非穆斯林政府的人,在对他们的罪孽经过适当警告与教育后,将被当作叛教者。

乔达瑞说,说由于有些政权,例如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实施伊斯兰教法,因为让人们对伊斯兰教法产生误解,沙特对杀人犯实行斩首,并砍掉小偷的手。“问题在于,”他解释道,“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地方只实施刑法,却没有提供伊斯兰教法的社会和经济正义——这是教法的整体方案——只会造成人们对对伊斯兰教法的仇恨。”他说,整体方案包括向所有人免费住房、食品、服装,当然,任何人希望通过劳动富裕起来也行。

安杰姆·乔达瑞是伦敦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捍卫者,他说钉十字架和斩首是神圣的要求。(路透社/TalCohen)  安杰姆·乔达瑞是伦敦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捍卫者,他说钉十字架和斩首是神圣的要求。(路透社/TalCohen)

32岁的阿卜杜尔·马希德沿着这些思路继续发挥。我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到他时,他有着圣战者一样别致的打扮:乱糟糟的胡子,阿富汗帽,衣服外面勒着一只钱包,连在一个看上去像挂肩枪套的东西上。我们坐了下来,他便热切地谈论福利问题。“伊斯兰国”对道德犯罪者处于以中世纪式处罚(对饮酒或私通实施鞭刑,通奸则用石头砸死),但其社会福利计划,至少在某些方面,进步得能让MSNBC专家感到满意。他说,医疗是免费的。(“难道英国不也免费吗?”我问。“其实不是,”他说。“有些治疗就不免费,例如视力手术。”)他说,提供社会福利并“伊斯兰国”的政策选择,而是真主法律内在的政策义务。

3、天启

所有穆斯林都承认,只有真主才知道未来。但他们同时认为,真主在古兰经与先知的叙述让我们得以窥视未来。与现有几乎所有其他圣战运动不同,“伊斯兰国”认为自己是写入真主脚本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伊斯兰国”与其前辈显出最为大胆的诀别,他们的使命的宗教性质也最为清晰。

总体而言,基地组织的行为像地下政治组织,其视野中始终有世俗目标——从阿拉伯半岛驱逐非穆斯林,消灭以色列,停止支持穆斯林国家的独裁政权。“伊斯兰国”也关注世俗事物(包括在其控制区的垃圾处理及供水服务),但末日之战是其宣传的主调。本拉登很少提到的末日之战,偶尔提到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在神的惩罚这一壮丽时刻到来前,他早就命归西天。“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出身于精英的逊尼派家庭,他们看不起这种猜测,认为这是普通民众参与的事情,”布鲁金斯学会的韦尔·麦克坎茨(WillMcCants)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伊斯兰国”的天启思想的书。

相比之下,在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最后一年,“伊斯兰国”的直接缔造者们,无处不看到末日时代的迹象。他们期待着一年之内马赫迪(Mahdi),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类似于弥赛亚(基督教的救世主)将在世界末日前领导穆斯林夺取胜利——将会降临。麦克坎茨说,在伊拉克的一位著名伊斯兰分子早在2008年就警告本·拉登,引导这个组织的是千年至福说的信徒,这些人“不停地谈论马赫迪,”并根据他们推测的马赫迪降临日期“制定战略决策”。“基地组织不得不去写信给(这些领导人),说‘别干了’。”

对于某些真正信徒来说——他们渴望的那种史诗般善恶对决——末日决战的浴血场面,能满足心理深处的需要。我见过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如澳大利亚的穆萨·克兰托尼奥,就对末日决战表现出浓厚兴趣,也关注末日来临之前“伊斯兰国”和世界的样子。他的预测的一部分是自己原创的,不在教义之中。但其他部分则是基于主流的逊尼派经文,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只有12位哈里发,巴格达迪是第八位;罗马军队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伊斯兰与反救世主的最后对决将在耶路撒冷发生,时间是伊斯兰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一段时间之后。

“伊斯兰国”特别重视叙利亚阿勒颇附近的大比丘市。“伊斯兰国”的宣战刊物就用大比丘的名字,并在占领(以高昂的代价)该市周围战略价值并不高的地区后疯狂庆祝。据说先知在这里曾说过,罗马大军将安营扎寨。伊斯兰大军将在此与其遭遇,大比丘就是罗马的滑铁卢,或者安提塔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转折点)。

“大比丘大部是农田,”一位“伊斯兰国”的支持者最近在推特上写道。“可以想象在这里举行大规模战斗。”“伊斯兰国”宣传家渴望这场战斗,并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伊斯兰国”杂志引述扎卡维的话说:“星火在伊拉克燃起,火势将不断增强……直到燃掉大比丘的十字军。”近期一段宣传视频播放好莱坞中世纪战争片段——也许是因为许多预言都明确指出大军将骑马作战,使用古代兵器。

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大比丘,只等敌军的到来,击败他们就会开启末日决战的倒计时。西方媒体经常不太注意“伊斯兰国”视频中有关大比丘的内容,只关注那些骇人的斩首场景。“在大比丘我们正在埋葬第一支美国十字军,并焦急地等着其他部队的来临,”在去年11月的一段视频中,一位蒙面行刑者说道。视频中出现的是彼得·(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被斩下的头颅,他是一位救援人员,已被关押一年多。去年12月在伊拉克的战斗中,圣战队员报告(或许系误报)战斗中有美国士兵,“伊斯兰国”推特上欣喜若狂,就像热情的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一样。

先知的论述预言,大比丘之战的敌人是“罗马”。但到底谁是“罗马”,却存在争议,因为教皇现在已经没有军队。但克兰托尼奥解释说,“罗马”指的是东罗马帝国,其首都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应该认为“罗马”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就是90年前结束最后一个自封哈里发国的共和国。其他“伊斯兰国”人士则认为,“罗马”也可以是任何异教徒军队,美国军队非常符合这一点。

圣战队员们报告(或许系误报)战斗中发现美国士兵时,“伊斯兰国”在推特上欣喜若狂,就像热情的主人看到第一位客人到来一样。

克兰托尼奥说,大比丘战役之后,哈里发国将得到扩张,并占领伊斯坦布尔。有人认为它将覆盖整个地球,但克兰托尼奥认为不会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穆斯林有关末日决战的作品中被称作达加尔(Dajjal)的一位反救世主人物,将从位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orasan)地区过来,消灭大批哈里发战士,最后只剩5000人,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达加尔正要歼灭他们之时,伊斯兰教中第二位最受尊敬的先知耶稣,将重归地球,刺死达加尔,率领穆斯林取得胜利。

克兰托尼奥说,“伊斯兰国”军队是不是上面所说的伊斯兰军,“唯有真主知道”。但他依然充满期望。“先知说过,末日降临前的迹象就是人们很久不再谈论世界末日了,”他说。“如今你去清真寺,阿訇们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按照这个理论,“伊斯兰国”连遭挫败也无所谓,因为真主已经预设,几乎要摧毁他的民众。“伊斯兰国”最好和最坏的日子都在前头。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去年夏季由其追随者宣布为哈里发。哈里发国成立唤醒了许多沉寂多年的古兰经法律,并要求承认哈里发国的穆斯林迁往该国。(美联社)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去年夏季由其追随者宣布为哈里发。哈里发国成立唤醒了许多沉寂多年的古兰经法律,并要求承认哈里发国的穆斯林迁往该国。(美联社)

4、战斗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纯洁有一个对应的好处:它让我们可以预测这个组织的某些行为。奥萨马·本·拉登难以预测。他结束自己的首次电视采访时就显得特别神秘。CNN的彼得·阿内特问他:“你未来有什么计划?”本·拉登答:“你会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如真主所愿。”相反,“伊斯兰国”却公开吹嘘自己的计划——尽管不是全部内容,但仔细倾听,足以推断出其施政及扩张计划。

在伦敦,乔达瑞和他的学生详细描述了现已成为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即将实施的外交政策。它已经开始了伊斯兰法所说的“进攻性圣战”,即向非穆斯林统治国家武力扩张。“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在自卫,”乔达瑞说。没有哈里发国,进攻性圣战知识一种无法实施的概念。但通过战争扩大哈里发国领土是哈里发的基本职责之一。

乔达瑞竭力把“伊斯兰国”实施的战时律例描绘成德政,而非暴政。他告诉我,“伊斯兰国”有威慑敌人的义务——斩首、钉十字架和奴隶妇女儿童就是把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圣谕,因为这么做会加速胜利的到来,避免长时间的冲突。

乔达瑞的同事阿布·巴拉阿解释道,伊斯兰法只允许暂时性和平条约,不得超过十年。同样,正如先知所言,接受任何边界划分也是应该咒逐的事情,“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中也反映出这种观点。如果哈里发批准长期和约或者永久边界划分,他就犯了错误。暂时性和约可以续期,但不能同时适用于所有的敌人;哈里发每年必须至少发动一次圣战。他也许不得停息,否则就跌入罪孽状态。

与“伊斯兰国”可以相提并论的政权是屠杀了柬埔寨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红色高棉。但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占有席位。“这样做是不允许的,”阿布·巴拉阿说。“向联合国派驻大使就是承认真主之外的权威。”他认为,这种外交就是逃避(shirk),或信仰多神,立刻会让巴格达迪成为宗教异端而被替换。即使采用民主方式加快哈里发国降临——比如投票选举支持哈里发国的政治候选人——也是以一种逃避(shirk)。

激进主义将残害“伊斯兰国”到何种地步,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它建立在所有国家,无论多么不情愿,都要尊重边界划分基础之上。对“伊斯兰国”来说,这种尊重就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杀。其他伊斯兰主义的团体,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都屈服于民众的诱惑,希望受到邀请加入国际大家庭,包括获得联合国的席位。即使塔利班这样的组织,谈判和宽容有时也起作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及阿联酋互派了大使。在“伊斯兰国”看来,这一行动足以证明为塔利班政权非法。)在“伊斯兰国”看来,这些都不可以做的,是叛教行为(apostasy)。

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斯兰国”的反应,迟钝,而且明显茫然不知所措。这个组织的野心及总体战略蓝图,早在2011年就在其通告和社交媒体讨论中清除地公布出来。当时它只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众多恐怖组织之一,没有犯下大规模暴行。当时其发言人阿德纳尼就告诉其追随者,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重建伊斯兰哈里发国,”他还提到末日决战,说“不日将至。”2011年,巴格达迪就就已把自己塑造成“信者领袖”,而这一称谓常常是留给哈里发的。2013年4月,阿德纳尼宣布开始“准备以哈里发国的先知方式重新构置世界”的运动。2013年8月,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以先知的方式建立一个不承认任何国界的“伊斯兰国”家。”此时,该组织已经占领叙利亚一个省的省会,拥有约50万人口的拉卡,并吸引听到召唤的许多外国战士。

假如我们能够及时识别“伊斯兰国”的企图,并意识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真空地带会给它实现自己的企图提供广阔的空间,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伊拉克加强它与叙利亚的边界,并与伊拉克逊尼派提前达成妥协。这样做至少可以在“伊斯兰国”在攻克伊拉克第三大城市,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后,避免事件产生震撼性的宣传效应。然而,一年多前奥巴马还对《纽约客》说,他认为ISIS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总统说:“替补队穿上湖人队服,变不成科比。”

我们未能识别“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分裂,未能分清二者的根本区别,结果造成危险的决策。比如,去年秋天,美国政府批准营救彼得·卡西格的绝望计划。这份计划实施——实际上是要求——与一些“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之间的互动,这是何等仓促而草率。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伊斯兰国”所有情况,继续慢慢地让其流血似乎是无奈军事选择中最好的办法。

这就需要动用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AbuMuhammadalMaqdisi),扎卡维与基地组织高层的导师。他可以去找以前的学生、“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主管图尔基·比纳利(Turkial-Binali),尽管二人因马克迪斯批评“伊斯兰国”而不欢而散。马克迪斯曾呼吁“伊斯兰国”宽恕前往叙利亚运送儿童援助物资的英国出租司机艾伦·亨宁。据《卫报》去年12月报道,美国政府通过中间人请求马克迪斯阻止“伊斯兰国”杀害卡西格。

马克迪斯当时自由地生活在约旦,但不允许他与国外恐怖分子保持联系,并受到严密监视。约旦允许美国让马克迪斯重新接触比纳利,马克迪斯用美国人的钱买了一个电话,与他以前的学生愉快地交流了几天,之后约旦政府中止了这种联系,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马克迪斯。几天后,卡西格斩下的头颅出现在大比丘的视频中。

马克迪斯在推特上遭到“伊斯兰国”粉丝的无情嘲讽,基地组织也因拒不承认哈里发国而大受加鄙视。研究“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学者科尔·布恩泽在阅读了马克迪斯在亨宁状态上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加速了亨宁及其他人质的死亡。“如果我成为“伊斯兰国”的人质,马克迪斯说我不该杀,”他告诉我说,“我得跟自己说拜拜了。”

卡西格之死是个悲剧,但该计划本应更为成功。马克迪斯与比纳利和解理应开始弥合世界两个最大圣战组织之间的主要裂痕。为了获得情报或暗杀的目的,政府只想比纳利拉出来。(多次努力企图让FBI对此发表评论都未得到回应。)无论如何,企图在美国两个主要恐怖对手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表明判断力差得多么惊人!

由于我们前期的冷漠,现在只能通过库尔德和伊拉克代理人在战场上面对“伊斯兰国”兵戎相见,加上定期的空袭。这种战术未能改变伊斯兰所国控制的任何主要疆域,但挡住了他们直接攻打巴格达和阿尔比尔,制止他们在那里屠杀什叶派民众和库尔德人。

一些观察家呼吁采取升级行动,可以以预料,其中包括来自偏右的干涉主义者的声音(马克斯·布特,弗里德里克·卡甘),他们敦促派遣数万名美国部队。不应立即驳回这种声音,因为悍然进行种族屠杀的组织已经来到受害者的家门口,每天都在其控制地区犯下暴行。

有一种办法可以根除“伊斯兰国”对其追随者的迷惑,那就是从军事上打败它,并占领目前被哈里发国统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基地组织难以根除,是因为它可以转入地下,像蟑螂一样继续生存。“伊斯兰国”却不能这样。失去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控制,“伊斯兰国”就不能作为哈里发国存在。哈里发国不能作为地下运动存在,因为拥有领土是其必要条件:一旦去除它对领土的控制,那些效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当然,以前的效忠者可以继续攻击西方,对敌人实施斩首,但只能各自行事。哈里发国的宣传价值也将烟消云散,同时消散的还有向其迁移及为其效劳的宗教责任。如果美国发动入侵,“伊斯兰国”对大比丘之战的偏执表明它会投入巨大资源,就像投入一场常规战争一样。如果“伊斯兰国”在大比丘投入全力,只会一败涂地,那么它就永远不得复原。

阿布·巴拉阿在YouTube开设一个关于伊斯兰法的频道,他说哈里发巴格达迪不会谈判或承认边界,必须不断发动战争,否则会他被逐出伊斯兰教门。  阿布·巴拉阿在YouTube开设一个关于伊斯兰法的频道,他说哈里发巴格达迪不会谈判或承认边界,必须不断发动战争,否则会他被逐出伊斯兰教门。

然而,战争升级的风险是巨大的。鼓动美国发动入侵最积极的就是“伊斯兰国”本身。戴着黑头套的行刑者咒骂奥巴马总统的挑衅性视频,显然是企图将美国卷入战争。入侵行动将会成为全世界圣战者宣传上的巨大胜利:无论是否效忠哈里发,他们都相信美国要发动一场现代的十字军战争,屠杀穆斯林。入侵与占领会证实这种说法,促进“伊斯兰国”的人员招募。加上以前作为占领者的无能,我们有犹疑的理由。毕竟,ISIS的崛起正是由于我们以前的占领为扎卡维及其追随者创造了空间。谁知道另一场拙劣的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根据我们对“伊斯兰国”的全部了解,通过空袭和代理人战争让它慢慢流血似乎是并不见得好的军事选择中的最好办法。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民众都永远不会屈服,也不能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整个逊尼派中心区域——他们在那里遭到憎恨,再说也没有这种野心。但他们可以阻止“伊斯兰国”扩张。一月又一月地得不到扩张,“伊斯兰国”就越来越不像先知穆罕默德的征服国,只会越来越像无法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另一个中东政府。

允许“伊斯兰国”存在的人道主义成本是十分高昂的。尽管人们常常把“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混为一谈,但它对美国的威胁却并没有那么大。基地组织核心在圣战组织中较为少见,它关注的是“远方的敌人”(即西方),而其它大多数圣战组织的主要目标则在家门口,“伊斯兰国”尤其如此,其原因正是它的意识形态: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尽管“伊斯兰国”的领袖对美国也心怀敌意,但在哈里发国施行沙利亚(Sharia)法并不断扩大疆土才是首要任务。巴格达迪说得非常直接:11月他告诉其沙特代理人,“首先对付拉菲塔(即什叶派)……然后是苏鲁勒(即沙特王国的逊尼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

穆萨·克兰托尼奥和安杰姆·乔达瑞可以从思考大屠杀转移到谈论越南咖啡的好处,显然两件事情都能让他们感到愉悦。

外籍战士(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手持单程票奔赴哈里发国:他们希望在真正的沙利亚法下生活,许多人还希望成为烈士。不要忘了,教义要求真正的信徒必须尽一切可能居住在哈里发国。一段“伊斯兰国”不太血腥的视频播放了一群圣战者烧掉他们的法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护照的画面。对那些希望回卢浮宫在参观人群里引爆自杀炸弹或者在悉尼劫持另一家巧克力店的人来说,这种行动颇为怪异。

少数伊斯兰“独狼型”支持者袭击了西方目标,而且将来还有更多袭击。但大多数袭击者属于业余水平的失意者,因护照被没收或者其他原因不能迁往哈里发国。虽然“伊斯兰国”声言支持这些攻击——它通过宣传机器给予支持——但“伊斯兰国”并未策划或资助过任何一起袭击。(元月份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主要由基地组织操作。)尤根·托登霍夫去年12月走访摩苏尔时,曾采访一位身形富态的德国圣战者,问是不是他的同伙返回欧洲发动袭击。这位圣战者似乎认为回去的并非战士,而是逃学者。“实际上,那些离开“伊斯兰国”回去的人都应该感到后悔,”他说。“我希望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只要围堵得当,“伊斯兰国”很可能自我灭亡。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它的盟友,意识形态使这种情况不会得到改变。尽管“伊斯兰国”控制的疆域广大,但大都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贫瘠不堪。它自称代表真主意志,是末日决战的使者,但一旦疆域停止扩张或者缩小,这种说法就会弱化,赶来加入的信徒就会减少。随着更多内部惨况的报道披露出来,其他地方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也会名誉扫地:这是用暴力施行沙利亚法最严厉的地方,也不过是这个样子。

即便如此,“伊斯兰国”也不会很快消亡,情况还有可能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伊斯兰国”获得基地组织的效忠——立刻就能增强其基本信众的团结——就会成为死敌,超过我们从前见过的所有敌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裂痕在过去几个月中似乎有所加深;12月份的《大比丘》发表了对一位基地组织叛逃者长篇采访,叛逃者形容他原来所在的组织腐败无能,扎瓦希里高高在上,极不称职。但对两方和好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仔细观察?

没有这样的灾难,或者没有出现“伊斯兰国”进攻阿尔比尔(Erbil)的威胁,大规模地面进攻肯定只会让局面更加恶化。

5、劝阻

称“伊斯兰国”问题为“伊斯兰存在的问题”是肤浅的,甚至带有为其开脱罪责的嫌疑。伊斯兰教允许多种不同的解读,而“伊斯兰国”支持者在道义上只执着于他们所选择的一种。然而,简单地指责“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只会事与愿违,尤其对那些读过古兰经原文的人而言,他们看到哈里发国的许多做法明明白白地写在经书上。

穆斯林们可以说奴隶制现已不合法,钉十字架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错误的。许多人正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谴责蓄奴或者钉十字架,不然他们就会与古兰经和先知榜样发生矛盾。““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只能采取一种原则立场,即伊斯兰教的某些核心经文和传统训导已不再有效,”伯纳德·海克尔说。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就已是叛教行为。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对某一特定人群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在意识形态面上,生活中的虚伪与表里不一消失地无影无踪。穆萨·克兰托尼奥和我在伦敦见过的萨拉菲教徒都让人难以抗拒: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都能随口回答。他们对我不停地说教,如果接受他们设定的前提,这种说教就很有说服力。在我看来,把他们称作非穆斯林,就是邀请他们参加一场他们必定会赢的辩论。如果他们只是些唾沫乱飞的疯子,我可以预言他们的运动将自我毁灭,因为疯子们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引爆自己,就是变成为无人机下的肉酱。但这些人言论学术上的精准水平,使我感到好像在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他们相处甚至让我感到快乐,这种事情与其它所有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恐惧。

非穆斯林无法教导穆斯林该如何正确信奉自己的宗教。但在穆斯林内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种争论。“必须有标准,”乔达瑞告诉我。“可以自称穆斯林,但如信奉同性恋或者喝酒,那就不是穆斯林。这就好比没有吃荤的素食者一样。”

不过,伊斯兰教中有另一个态度强硬的派别,他们跟“伊斯兰国”一样不愿妥协,但提出的结论却与其完全相反。无论是受到诅咒还是受到祝福,许多穆斯林心理上都渴望看到神圣经文的所有细节在生活中得到实施,像伊斯兰早期一样。这一派别对这些人具有吸引力。“伊斯兰国”懂得如何对付那些无视古兰经部分内容的穆斯林:实行塔克菲尔(即逐出教门),或者讽刺嘲笑。但他们也知道,还有一些穆斯林与他们一样一丝不苟地阅读古兰经,构成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威胁。

巴格达迪是位萨拉菲派信徒(Salafi)。萨拉菲这个词名声不好,部分原因是确有恶棍曾挥舞着萨拉菲派的旗帜为非作歹。但大多数萨拉菲派信徒并非圣战者,大多数人所属的宗派都拒绝“伊斯兰国”。正如海克尔指出的那样,他们致力于扩大“达拉伊斯兰(Daral-Islam,)”,即伊斯兰教领地,甚至可能实施蓄奴与截肢这种野蛮的做法——但那是在未来某一时刻。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个人净化和严格奉行宗教,任何妨碍这个目标的事情——比如可能中断生命,干扰祈祷与经文研习的挑起战争和制造动荡的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去年秋天,我去费城一家清真寺,拜访了28岁的萨拉菲派伊玛目布雷顿·博休斯,其教名为阿卜杜拉。他所在的清真寺一边是费城犯罪率很高的北方自由派区(NorthernLiberties),另一边则是可称作“达拉潮人”(潮人区)的高档社区。就凭他留的胡须,随意在潮人去走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宗教上存在替代“伊斯兰国”类似的派别,他们也决不妥协,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博休斯出生在芝加哥波兰裔天主教家庭,15年前皈依伊斯兰教。与克兰托尼奥一样,他说起话来像位长者,极为精通古老的经文,求知欲和学识让他其笃信不移。他坚信这些经文逃出炼狱的唯一途径。我们在当地一家咖啡馆会面时,他带着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专著,还有一本自学用的日语书。他正在为周五礼拜大约150名信徒准备有关父亲衣物的讲经。

博休斯说,他的主要任务是鼓励来到他的清真寺的信徒们过一种严格清真(halal)的生活。但“伊斯兰国”的崛起使他不得不考虑一般情况下远离萨拉菲信众的政治问题。“他们绝大部份有关如何祈祷、如何着装的说法,与我在清真寺里中讲的一模一样。但说到社会动乱,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像切·格拉瓦。”

巴格达迪刚一出现,博休斯就喊出“这不是我的哈里发”的口号。“先知所处的年代是大浴血的时代,”他告诉我,“先知知道人类最坏的状况莫过于动荡,特别是在乌玛(穆斯林社会)内部。”因此,博休斯说,对萨拉菲信众来说,正确态度不是煽动不和,不是宣布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

相反,与大多数萨拉菲派信众一样,博休斯认为穆斯林应远离政治。与“伊斯兰国”一样。这些被称为最寂静的萨拉菲派也承认真主律法是唯一的律法,他们回避创建政党或投票等事物。但他们把古兰经对不和与动荡的憎恶,解读成要求与任何领袖保持一致,包括一些明显有罪的领袖。“先知说过:只要统治者没有明显的kufr(不信道)行为,就要普遍地服从他,”博休斯告诉我,经典“圣训集”就是警告不可制造社会动乱。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决不允许分裂穆斯林——比如用大规模逐出教门。博休斯说,没有拜伊尔(baya’a(效忠))地活着真的让人无知,或者暗无天日。但拜伊尔(baya’a)并不是对一个哈里发直接表示效忠,更不是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表示效忠。从广义上来说,它是对宗教性社会契约的效忠,或者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奉献,不管是否在哈里发统治之下。

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认为,穆斯林应该将精力放在个人修行上,包括礼拜、仪式以及卫生。无独有偶,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争辩安息日扯断厕所卷纸是否符合犹太教规(这算不算“撕开布匹”?)也是如此。寂静萨拉菲教徒非常在意裤子长度是否合适以及胡须的修剪。他们相信,这样讲究地遵守穆斯林礼节,真主就会眷顾他们,赐予他们力量,保佑他们繁衍,或许还带来哈里发的崛起。到了那个时候,穆斯林才会复仇,没错,就是在大比丘取得辉煌胜利。但博休斯引述说,许多现代萨拉菲神学家认为,除非真主有明确的意愿,哈里发国的诞生就是不恰当的。

“伊斯兰国”自然而然地认为,真主选定了巴格达迪。博休斯以谦逊予以反驳。他引述先知的同伴阿卜杜拉·伊本·阿巴斯的故事,阿卜杜拉和异见者坐在一起,要他们鼓起勇气,作为少数派向多数派承认错误。异见会造成流血甚至分裂乌玛(伊斯兰社会),所以似是不允许的。他说甚至巴格达迪这种建立哈里发国的方式也不符合预期。“哈里发国(khilafa)应该由安拉建立,”他告诉我,“哈里发国应该是麦加与麦地那的学者达成共识。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况,ISIS是空穴来风。”

“伊斯兰国”仇恨这种说法,其狂热粉丝在推特上对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大加嘲讽,嘲笑它为“月经萨拉菲派”,因为这一教派对女人何时洁净的判断非常含糊,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生活细节。“现在需要一条禁止女人在木星上骑自行车的教令,”有条推特帖子嘲笑道,“这才是学者们应该关注的,比乌玛(Ummah)国家紧迫得多。”安杰姆·乔达瑞则说篡改真主的法律罪大恶极,维护真主的唯一,再激进也不算罪恶。

博休斯并不寻求美国官方的任何支持,来作为一种平衡势力。的确,官方支持只会让他名声扫地,他总是抱怨美国对他不好,用他的话说,“把他没有当成公民”。(他声言政府雇佣密探混进他的清真寺,在工作场所骚扰他的母亲,询问他是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尽管如此,他主张的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是针对巴格达迪式圣战活动的一剂伊斯兰良药。皈依一心想战斗这样的信仰的人是完全不可能阻止参加圣战的,但那些主要是想找到一种超级保守又绝不妥协的人却在这里找到另一种选择。这并非一种温和的穆斯林;绝大多数穆斯林会认为它属于极端。然而,这是与一种非常在意文本的人士并不立即觉得虚伪或者亵渎地清除其诸多不便的一种伊斯兰派别。虚伪是意识形态强烈的年轻人无法忍受的一种罪恶。

西方官员也许最好不要不去评价伊斯兰神学上的任何争论。巴拉克·奥巴马声称“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时,自己已跌入塔克菲尔(takfiri)浑水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穆斯林儿子但却非穆斯林的他,可能被划为叛教者,而且还在从事反对穆斯林的塔克菲尔(takfir)活动。非穆斯林从事(takfir)会引来圣战者的嘲笑(“就像一头满面粪便猪给其他人提出卫生方面的建议,”一条推特评论说。)

我怀疑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会赞成奥巴马的感觉:总统和他们站在一起,既反对巴格达迪,也反对证明他们有罪的非穆斯林沙文主义者。多数穆斯林并不容易加入圣战。那些愿意参加圣战只会证实他们的疑虑:美国在宗教问题上撒谎,以服务自己的目的。

在自身狭隘的神学领域,“伊斯兰国”充满活力,创意十足。然而,出了这一范围,它变得枯燥乏味之极:生活仅仅是服从、命令和命运。穆萨·克兰托尼奥与安杰姆·乔达瑞的思想可以从思考大屠杀和永恒的折磨转移到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或者香甜的点心,而且他显然能从三者中都能感到愉悦。但在我看来,拥抱他们的观点,就得让现世的所有风味变得平淡无味,而让来世变得生动而怪诞。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思维活动,我可能喜欢与他们相伴。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3月研读《我的奋斗》时承认,自己“根本无法不喜欢希特勒”;这种人即使其目标可鄙或可憎,但身上有某种东西散发出一种失败者的品质。“即使只杀死一只老鼠,他也会让你觉得是在与猛龙搏斗。”“伊斯兰国”派也有类似的诱惑。他们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斗争的意义远远高过生命本身。只要站在正义一方,投入这种运动,就是一种荣耀和快乐,尤其是在需要艰苦奋斗之时。

奥威尔继续写道:

从心理上讲,(法西斯主义)比任何享乐主义生活观念都更明智……社会主义告诉(甚至资本主义也会以一种更不情愿的口气)人们:“我会给你们好时光”。希特勒却告诉人们:“我只能给你们奋斗、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不要地区其感情上的吸引力。

同样,我们不能低估“伊斯兰国”的宗教或者思想上的吸引力。“伊斯兰国”以立即实现预言作为自己的信条,这一点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对手的勇气所在。他们做好了欢呼全军覆没的准备,即使受到包围仍充满信心。只要坚持相信先知的榜样,就会获得神的援助。意识形态工具也许能够让一些潜在的皈依者确信,这个组织的说教是虚假的;军事工具也许能限制其恐怖行为。但对于像“伊斯兰国”这样拒绝说服教育的组织,其他手段也十分重要。这场战争可能较为持久,尽管它不会持续到永远。

作者:格拉姆·伍德系《大西洋月刊》

IS究竟要干什么-他们的末日论

11月13日深夜,巴黎疯狂的大屠杀再次震惊了世界。截止笔者提笔时,事件已造成153人死亡。同时,IS在推特上高呼“胜利”。

而就在两周前,同样的一个周末,10月31日早晨,俄罗斯民航客机在埃及起飞后坠毁,214人身亡,目前事件凶手也相当程度指向了主动认领的IS——“伊斯兰国”。

两起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即针对西方(法国和欧洲),也针对东方(政治意义上的东方,即俄罗斯),表明了IS及对其拥戴效忠的诸多极端恐怖分子的疯狂。

那么,IS究竟要干什么?仅仅是宣泄疯狂么?
不,没那么简单。

另外,为了探奇、分析、了解IS,一时间也出现了许多文章。试图回答IS到底是什么,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总体描述框架并未超出笔者去年六月第一时间对IS进行的一系列解读。

要真正理解IS近期行动的用意,就得从伊斯兰教的末日理论说起。

和很多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末日选择”的说法,并且列位其六大信仰(安拉、天使、使者、经典、前定、末日)之一,并且仅次于真主信仰,位列第二位。

古兰经2:177:“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不相信世界末日的穆斯林,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但究竟什么样的才是“末日”?

根据不同版本的“圣训”,“使者”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在中文中被尊称为“穆圣”)没有点明事件的时间;但通过与身边人的谈话,描绘列出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即将到来的迹象”。

例如:

穆斯林将和犹太人战斗,音乐、酒精被广泛的传播和纵容。对清真寺的装饰成为一件骄傲的竞争。女性几乎赤身裸体,不顾他们的穿着。幼发拉底河将要露出金山(石油的发现),游牧民族竞相建起很高的建筑(注:想想迪拜)。

在一些穆斯林的心目中,这些“圣训”完全就是对当前这个堕落的现代社会的描绘:

「末日临近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可以横越相距遥远的两地。」(注:飞机和航空旅行的出现)

「末日不会来临,直至摩天大厦的出现。」「末日不会出现,直至人类相互竞赛,建造高耸入云的建筑物。」

「末日不会来临,直至人们对着鞭子说话。」「天空中传来声音,各种族的人都可以听见自己的语言。」(注:手机和卫星电视)

「末日来临前,宗教的知识将会消失,人们普遍地变得无知…」「那时候,古兰经的教导荡然无存,伊斯兰成为虚名,人们自称为穆斯林,但却远离伊斯兰之道。」

「毫无疑问,这天将会临近,其时当中没有一人不沉迷于利息中;即使与利息没有直接关系,却不能不活于它的影响下,利息造成的影响,必达至各人。」

「这天将会来临,当富有的人把朝觐变成为旅行、处理公务及炫耀的事项,而穷人却活在乞求中。」「富有的人,他们彼此间分享所得;而穷人半点也获不到好处。」

「末日来临前,通奸将会广泛地发生。」「末日不会来临,直至邪恶的人公开地在路上进行通奸。」

「男人模仿女人,女人亦模仿男人。」「人们(男及女)沉溺于同性恋中。」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么几条:

“罗马人”将成为多数。各个国家将通过各种手段,竞相摧毁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文化、教义乃至穆斯林。就连穆斯林统治者也不再遵循圣训的指导和传统。

从各种来源的报告估计,世界穆斯林人口介于12亿至15.7亿之间,约占世界人口的的五分之一。

不过,最最贴合现实的“关键描述”,可能还是这么一条由艾布·胡莱勒传述的:

「一个男人会从大马士革的深处出现。他将被称为sufyani。」

按描述,在叙利亚将出现一个叫Sufyani的暴君,他出自一个小部落,但却夺得了叙利亚的统治权。他会将孕妇的肚子撕开,无辜的妇孺都被无情地杀害。

他将会是一个长着大脑袋、有麻子脸的男人,眼睛里有白色的斑点。他对生命的漠视将达到空前的地步。

而其他的部落将会起来反对他,但是,他们不会成功的,他将在混战中击败其他两种竞争力量,屠杀所有的人。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段描述指的完全就是现今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那么,末日将至,接下来的境况又会如何发展呢?

有的穆斯林教派认为,接下来的,就是穆斯林们与入侵的“罗马人”展开的大决战。并有相当的细节描述,例如:

艾布·岱尔达仪传述:穆圣说:“大战时,穆斯林的要塞是在比邻大马士革的谷塔(Al-Ghutah),那是沙姆最好的城市。”

Ghutah是大马士革东边的一片绿洲,现在已成为大马士革郊区的一部分。讽刺的是,占领大马士革周边的反对派,竟用妇孺装在铁笼里放在房顶上,以此作为阻止政府军空袭炮击的“人盾”,这就是他们的“要塞”。

伊本·欧麦尔传述:穆圣说:“穆斯林将会避难麦地那,最远的防线是赛拉赫。”

艾布·苏克纳自一位弟子传述:穆圣说:“你们不要袭击阿比西尼亚,只要他们不侵犯你们;你们不要袭击土耳其,只要他们不侵犯你们。”

所谓“罗马人”,指的自然不是早已消亡的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也不是今天的罗马和意大利。指的自然是西方人和基督徒,特别是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国际形象等各方面担负了“新罗马”使命的美国。

自然,对于肆虐叙利亚的IS来说,他们的目标自然绝非仅限于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而是要承担起与“罗马人”决战的荣耀宗教使命。

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就是描述中的要负责打败罗马人的“当时地球上最好的军队(士兵)”。

同时,IS有着诸多世俗世界的目标和任务——摧毁以色列,终结穆斯林土地上的各种独裁政权,将非穆斯林逐出阿拉伯半岛,重建沙里亚律法,构筑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哈利法大帝国。

但是,世界末日才是他们宣传的主旋律。在叙利亚与“异教徒”进行末日决战,这才是IS的终极目标和核心理念。

其中,叙利亚北部一个叫DABIQ的小镇,则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小镇位于阿勒颇省东北部的平原,距离叙土边界也就是土耳其仅有10公里,战前人口不过3000多人,无险可守。但在2014年8月IS攻占DABIQ之后,大肆庆祝,甚至创立的网络电子杂志,就以DABIQ为名。

为什么?

因为根据IS笃信的一种理论或者传说,罗马军队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而DABIQ将是穆斯林打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罗马人入侵者,取得末日决战决定性胜利的地方。

对于疯狂的IS成员来说,在这里展开史诗般的血腥对决,再好不过了。他们做梦都期望着这场战斗,而且不断暗示它会很快到来。

IS笃信DABIQ将是穆斯林打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罗马人入侵者,取得末日决战决定性胜利的地方。

而现实却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虽然都在延迟数年之后终于姗姗来迟,先后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但双方都仅限于有限数量的空中打击,谁也不愿派出精锐的地面部队,都在担心伤亡。

更重要的,美俄心里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叙利亚的一团乱麻且不说,从根本局势上来说,尽管美俄欧自身都一样遭受极端恐怖组织的折磨,但都想按兵不动,试图把祸水转而引向对方,消耗对方的实力。

对此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渴望正义的人们固然心急,但最心急的还莫过于IS本身。

为此,IS策动各分支组织,发动恐怖袭击,根本性的目标就是这个目的——“快来打我啊!”

在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会出兵么?俄罗斯会出兵么?已经被小清新和左派的善心包围多年的欧洲会出兵么?

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妄议中央”作为一种罪名-历史的准则在哪里?

妄议中央”作为一种罪名,现在已经有人落马。它对不对呢?旨意出自圣天子,当然一句顶一万句,谁敢说不对?

但是,我想随手拈两枝圣朝党史之树上的花朵献于君前,奇花共赏。

1959年6月25日,下午5时44分,在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楼院子坪,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陪侍。毛泽东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烧光,说是把小资产阶级改造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欢迎,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可见农民是反对烧地主房子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

一个月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毛泽东谦虚,没有说“妄议中央”,只用了“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九个字,就打败了彭德怀的一万个字,揪出来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大获全胜。——这年的下半年开始至1962年,三年人祸灾害,饿死3700万老百姓。历史说,彭德怀是对的。

刘少奇说:“到底是人制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定就是法。”(1958年8月24日北戴河会议)

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年1月)

刘少奇说:“如果哪条法律约束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了这条法律。”(1955年7月)

刘少奇说:“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经盖章。”(1955年7月)

八年以后的1967年,中南海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啐唾沫,扇耳光,一个扫堂腿打倒在地,刘少奇爬起来,又一个扫堂腿打倒在地……嘴脸歪斜,眼脸浮肿,满身尘土的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凭宪法保护自己,结果,反而招致更为强烈的啐唾沫,扇耳光,扫堂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保护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来,他死在河南开封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后院一间地下室里。死的时候,赤身裸体,连个裤衩都没穿,一条破被子一裹,三轮平板车拉着,一路上两条光腿露在严冬的寒风里,摇摇晃晃,去了开封南郊的火葬场……后来毛死了,邓小平出来了,开追悼会,说:“刘少奇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毛泽东先是大获全胜,毛死后刘少奇也大获全胜。但是历史说:“刘少奇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跟毛打了个平手,都被历史否定。

当然,“妄议中央”是圣明天子金口玉言,没人敢说不对。毛泽东(有人叫他毛伯伯)、刘少奇(有人叫他刘伯伯)的事情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只能算是个历史。 (明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