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邓小平的真实关系

中共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与副司令员(代司令 员)粟裕;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 深入人心,令世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以致很难接受新的史实。这也就形成了,在逐渐披露的众多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 的矛盾,甚至互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唯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堪称“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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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刘伯承等一批开国将领被批判,在文革结束后也没有很快得到平反。作家张雄文撰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披露,根据刘伯承子 女回忆,刘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一语成谶,直到刘伯承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 ——“好搭档”邓小平。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 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 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 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 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 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 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也透露:1948年陈毅从华野调到中野去任职前,毛主席对他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64页)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19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 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 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 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 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 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张力的采访刘伯承女儿刘弥群的文章,发现她的谈话竟与其兄刘太行除个别细节外如出一辙,字里行间的情绪也颇为相似。摘录如下: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 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 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 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 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 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 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 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 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 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 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 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 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 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 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 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 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张力:《刘邓之交》)

又一个神话无情地破灭了。虽然令人遗憾,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不争事实。那些曾卖力“取笑”这一史实,谓之“谣言”的印刻效应者,也最终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还不在此。

刘 伯承及其儿女令人无限同情之处,不但是刘生前受到“好搭档”的屡屡打压,得不到平反正名,辞世后“司令员”也成为“政委”军事指挥“配角”外,还只能听凭 别人单方面摆布,数十年间编织“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以及“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亲密无间神话,无法公开表述自己真实的意见(书刊根本发表不 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沦入“野史”境地),眼睁睁地看着“李鬼”代替“李逵”,“伪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间而徒唤奈何。

当年的“川中名将”、“军神”刘伯承有知,虽早有淡薄之心,但也岂能瞑目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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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之:万科宝能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

至道书院-2015-12-19 白云先生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四层结构:散,庄,财阀,赵家人。财阀,就是人们经常听到的某某系,某某大鳄。而财阀背后,各有各的老板,这个比财阀还大的终极大老板,通常,被称之为赵家人。
散户听K线图的,K线图听庄家的,庄家听财阀的,财阀又听赵家人的。所以,但凡有看不懂的行情,背后一定是庄家在做局。有看不懂的局,肯定是财阀在背后抢地盘。有看不懂的财阀们的命运沉浮,那么背后一定又是一帮赵家人在北戴河谈心,不知道又谈出了什么结果。
王石说宝能是“门口的野蛮人”,这话说的挺形象的,只有老板才有资格做赵家人,而财阀,再大的也只是老板的打手,给老板站台做事的,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姓赵。同时在资本市场上,财阀们又表现的非常嗜血和勇猛,为了给自己的老板抢地盘,在所不辞,他们的确是一群野蛮人。资本市场上的野蛮人。
每一个野蛮人背后,都站着一个赵家人。真正决定胜败输赢的,不在于站在门口的野蛮人,而在于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
大财阀复星系的郭广昌,进去了,又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背后的那个老板,被其他的老板,再下一城。而郭广昌能出来,显然,他是被招安了,愿意择主而事。而徐翔没出来,说明背后的帐还没算清,也或者是,徐翔这个人不愿意背叛自己背后的赵家人。
赵家人们,上次在北戴河谈心后,华润系背后的老板损失惨重,变成了诸多赵家人里面的软柿子,你软了,别人不捏你捏谁呢。华润系,下面就包括万科和另一家万字头的地产大鳄。这另一家的地产大鳄,少当家的又是微博千万粉丝的著名网红。所以,如果以反腐拿下,在舆论上,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最好的办法,还是以经济手段,摧毁并攻占它们。
为什么王石在遇到宝能的猛攻,去北京求援,华润迟迟的按兵不动呢。因为华润系背后的老板,现在说话没分量了。已成定局的事,为何还要做无畏的反抗呢。王石不甘心,因为他只是前面站台的财阀旗帜,即便他老板已经回天无力,他还要争,因为对于财阀来说,失去地盘,就一无所有了。没有地盘的财阀,对于赵家人来说,毫无利用价值。
所以王石不得已,又前往香港,去找一个很大很大的赵家人求援。那个赵家人会救他吗,不一定。要知道,这家人,每一次历史上的重大抉择,都没有站错队。这一次,应该也不会站错队。王石能去求他们,说明已经迫不得已,几乎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宝能在这次事件中,只是一个打手,自己拿了钱,替别人办好事,这就是打手的职业操守。宝能背后,站着的是安邦,这个巨无霸一样的大财阀。即便华润这时候出手,也会十分忌惮安邦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那双虎视眈眈势在必得的目光和决心。
接二连三的大财阀异动,现在又把战火烧到了房地产行业。说明,赵家人之间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因为地产,才是最大的一块地盘。谁能把对方的势力驱逐出去,谁就能基本掌控中国的钱袋子。
很多人都会困惑不解,为什么紫光,安邦这些大财阀,怎么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的大手笔,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原因很简单,钱都是背后的老板给的。他们之前在前面站台奉命行事的。作为中关村系里面的一支,紫光背后的老板,也是很大的一个大老板,这个老板手里,不仅有紫光,还有方正,还有联想。
这次也不例外,王石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开始打舆论牌,开始讲情怀。而郁亮呢,比王石更慌乱,他公开对媒体说这样的话:宝能你有种敢说你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吗。能说出来这种话,不是说他不懂规矩,不懂事,只能说他已经阵脚大乱,口不择言。这种话,怎么可以拿出来对外面说呢。
这件事,王石有三条路,第一是急流勇退,留个好名声。第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重新选边站队,可以保个平安,像郭广昌那样。第三,就是和宝能背后的老板死磕到底,选这条路,基本上就是跪定了。因为上面的老板都大势已去,只是他不甘心而已。
中国的钱归谁管,明面上看,这个系几千亿,那个系几万亿,都撰在各大财阀手里,而实际上,这些财阀也只是前面站台的。接下来的局势,就比较明朗了,这些财阀,某某某某系的,都会轮番的被整肃。能接受整编的,投诚保个平安,负隅顽抗的,将被直接的打击毁灭。而打击的手段,不光有反腐,还有经济金融等手段。
宝能说,王石你有种我们讲市场,讲规则。王石说,不,我现在不跟你讲市场,我要讲情怀。为什么,因为他这仗根本就没法打,很明显的,宝能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的突然发起的猛攻。而王石呢,则是仓促应战,甚至都没有什么后手。他完全破解不了宝能的攻击,他除了讲情怀,他没有别的办法。
这都是生意,怎么能感情用事呢。王石这仗是怎么输的呢,在这个大变局的时期,别人都在忙着选边站队,在谋划备战,而王石在干什么,王笨笨在忙着给一个三线小明星做红烧肉,在忙着做他的归隐梦,做他的陶渊明梦。
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浩荡的大趋势下,他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财阀只是老板属下的将领,作为一个将领,他显然丧失了敏锐的嗅觉和战斗意识。因为他幻想的太多,跟丢了时局和形势。所以,他即将到来的失败,也是他自己一手铸就的。
对于抱着追剧看戏心态的人来说,这场大戏,才刚刚的进入高潮部分,后面还会有更高潮的高潮。大家如果想追这个剧,我就接着往下讲。

文革历史:邓是如何在文革的最后一次三个月的软件中解脱的

本文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 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

毛本人也被瞒着。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

邓小平对周恩来帮毛泽东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1973 年春回京后,邓于4月9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 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 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因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 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 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 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 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 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 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 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 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 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 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 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 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 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 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 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问中国大陆,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 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 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 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 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 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 “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 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 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 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 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 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 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 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 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 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 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 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 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 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 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 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 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 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 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 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 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 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 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 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 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 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 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 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 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 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 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 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 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 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 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 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 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 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 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 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 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 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 意贬周。不久后是过年,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 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 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 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 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 “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 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 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e租宝实际控制人丁宁被抓,资金主要流向境外,账户余额仅存10亿

经多渠道确认,33岁的e租宝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长丁宁目前已被警方控制,警方还带走了一批高业绩员工。除北京、上海外,安徽、广东等省市均开展了 对钰诚集团及e租宝的调查,已确定e租宝及关联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具体资金主要流向境外的缅甸。目前,累计牵涉银行贷款超过100亿,银行账户可用余额仅 存10亿。截止至2015年12月8日,待还余额704.9亿,投资人数84万人,尚在回款中的投资人数为14.87万人。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4月25日,e租宝合作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为易宝支付。这意味着,投资者直接将银行卡上的钱通过易宝支付,就可以转到e租宝的充值账户里。 易宝支付公关人士对财新记者回应:易宝支付已与e租宝于2015年11月终止合作,此前易宝支付是e租宝部分业务支付通道服务商之一,易宝支付会以投资人 权益为中心,配合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行动。钰诚集团董事长为丁宁,总裁为张敏,党委书记、首席运营官为王之焕,副董事长李群芳,董事、副总经理为王兰兰,副总裁为杨晨、单良等。此外,丁甸、彭力、高俊俊等在多家关联公司担任股东或法人代表等。

丁宁1982年生,安徽蚌埠人,2012年起为蚌埠市政协委员。1999年,办理长期休学进入蚌埠岩柏施封锁厂任技术员、销售员,后为厂长。2010年任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任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

钰诚集团主要以安徽钰诚融资租赁为 主体,该融资租赁公司2012年成立,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于当年7月增至3000万美元,2014年认缴增资至近6亿美元。其中,安徽钰诚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6.66%;蚌埠市钰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1.67%,格兰伍德进出口公司持股31.67%。钰诚投资由丁宁控股51%。

钰诚集团官网显示,集团旗下主要包 括钰诚云商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钰诚东南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信惠鑫金融信息服务 (北京)有限公司、兰花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南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钰诚控股集团。

多位知情人士均指出,钰诚集团的资 金去向集中在缅甸。2015年,钰诚集团官网显示,该集团通过其海外子公司与缅甸第二特区(佤邦)达成协议,并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成立钰诚东南亚自由贸 易区,同时经佤邦政府批准,成立佤邦境内独家专营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东南亚联合银行,该银行正在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相关国家进行业务发展。

e租宝事件造成的影响

首先,e租宝及其关联公司线下网点遍布全国,员工数量数万人,对促进就业,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如果真正关停,将会有大批人员失业,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以目前的成交额都和投资人规模来看,如果投资人的本金不能得到有效收回,必将引发全国性维权讨债事件。

再者,投资人信心严重受挫,P2P 行业形象受损,进一步推高平台获客成本;据有关媒体报道,P2P平台的平均获客成本不断攀升,已从年初的500元上升到3000元。虽然该数据统计的口径 和标准不一定统一,但是行业内竞争激烈,不断上升的获客成本,却是不争的事实。e租宝作为网贷行业的龙头平台,它的运营情况对投资人、整个网贷行业都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此次e租宝事件对本已经野蛮生长、无序发展、形象较差的网贷行业来说,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2016以后央企的大规模重组又要出现了

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听取监事会对央企监督检查情况汇报。

该会议确定,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这是中央实施供给侧改革措施的实招,一些亏损企业的存量资产未来通过重组,可以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10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73475.6亿元,同比增长16.8%;负债总额779163亿元,同比增长19%。但是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石化、石油和建材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

亏损企业三年为限

12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对中央企业取得成绩应予肯定,对面临困难不容低估,还是要坚持深化改革,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综合施策,促进央企纾难解困,在市场拼搏中提质升级,更好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作用。

会议强调,今后两年要以提质增效为重点,要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对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教授许中波认为,国家推动亏损企业实施关闭破产,是要解决钢铁等行业的整体亏损问题。通过关闭一些“僵尸企业”,可以使得整个钢铁行业实现供求平衡。

比如目前粗钢产量减少2亿吨产量,就对解决行业亏损有利。

“在国家对一些央企实施破产后,地方的一些国有企业也可以实施破产,这样可以解决一些行业供大于求的问题。”他说。

由于一些行业亏损严重,停产已经在部分企业发生。有行业人士透露,唐山已经有钢铁企业停产。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今年11月份,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0.6%、19.9%、13.5%和7.9%。

受此影响,目前包括钢铁、煤炭等行业亏损严重,一些央企也未能幸免。比如宝钢股份公司今年第三季度亏损9.2亿元,武钢股份前三季度亏损10.01亿元。

至于地方国有企业,比如首钢股份前三季度亏损5.67亿元,八一钢铁前三季度亏损17.29亿元等。

中华商务网顾问、鞍钢经济研究所专职研究员马忠普认为,明年房地产投资仍会放缓,整个投资也会放慢,粗钢需求量可能会下降5%,这次国家采取的是让市场倒逼机制起作用的办法,银行也不会给僵尸企业贷款,因此钢铁破产企业会增加,这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供给侧改革加减法

让持续亏损且不环保的央企破产,是宏观经济实施供给侧管理的一部分。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上述政策,减少一些过剩行业产量的同时,也提出增加新的产品供给。

上述会议指出,央企要紧盯市场需求强化创新,改善供给增效益,建设央企专业化“双创”平台,推动优势产业集团与中央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对主要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探索组建科技集团。围绕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发力攻关,发展“互联网+”等新业态。推动高铁、核电、智能电网等全产业链走出去。

同时要加快从非主业领域退出,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促进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另外也需要加快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启动剥离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试点。

最后还需要创新政策支持,推动商业银行落实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加大产能过剩行业呆坏账核销力度。

对此李锦指出,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等于是国企办社会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有利于企业减少负担。

一些央企呆坏账核销后,通过重组,原有的一些存量资产也会发挥新的作用。他指出,部分债权也可以像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一样,实施债转股的做法。

1998年,我国增发27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弥补国有的商业银行资本金,到2000年,各地各企业要求债转股金额有16000多亿元,要求债转股的企业有2000多个。

兰格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认为,推动亏损央企破产,这是减法,而国家城市建设、养老、医疗、教育、轨道交通等方面的项目加快实施后,这是加法,也会带动一些钢铁需求,这样可以实现供需平衡。

专访邱会作儿子程光:那些在历史中经历苦难的才是懂得历史的人

★程光 ☆高伐林,《名星》第9期,2014年7月

《邱会作家书》(程光编注,明镜出版社)

毛主席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当世界领袖!

我们对几个“穷朋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是花了大本钱的……好的方面说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从不好的方面来说,那是不惜中国国家利益的牺牲,为了达到他(毛)的个人的目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最最基本的(要害)是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为何说林彪“帮了一个好大的忙”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7月23日16:08:0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邱会作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要汪东兴回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给在那里紧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邱的理解 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死了嘛,把罪名搞到林彪头上,民怨转到林彪头上,他就争取了主动

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邱会作家书》中记载的上面这些话,出自一位15岁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中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一位被判 刑16年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口中,自有一种惊心动魄和发人深省的效果——如他所说:“我是管军事援助的,毛主席做了什么事,我都很清楚。”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文革”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被指为“林彪死党”的将军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 重大意义,以致于被一些“文革”研究专家称为进入了“吴李邱时代”。《邱会作家书》辑入邱会作出狱之后写给儿子邱承光(程光)的23封信,以及一些重要附 件——他写的谈话记录、手稿真迹、申诉存底等,可以看作是邱会作回忆录的延伸和扩展。
这本书的编注者,就是家书的收信人、68岁的程光。
1946年出生的程光,19岁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刚读了一年就赶上了“文革”爆发。1968年他到广州部队当兵,后任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 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到株连被关押,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他多次上诉,经胡耀邦亲自过问,撤消处分,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 厂。他在那里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1988年 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52岁的程光辞掉公司高管职务,腾出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整理回忆资料。他在《邱会作家书》每一封信的后面介绍背 景,讲述了与信件、史料有关的故事和资料。在今年7月16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邱会作家书》是明镜出版社的主打书目之一。
笔者与程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就编辑问题多次交换看法。2014年6月,程光详细书面回答了我的专访提问,以下内容是在这一基础上整理而成。这里节选部分內容,全文13000多字,请见《名星》第9期和明镜新闻网。

父亲的罪名是被强加的

高伐林:程光先生,您好!您编注的《邱会作家书》出版了,我们可以来谈谈一些读者感兴趣的与您父亲、与家书有关的问题了。
对父亲在林彪事件后的遭遇和被安上的那些罪名,您怎么看?
程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东工作的我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才得知父亲被关在秦城监狱。在一次探监中,他把写在半张残破纸片上的信 带了出来,上面有一句话说:“‘武’‘谋’‘逃’他们始终未正式提出,只有影射。”我们解读出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指“妄图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 “外逃”这三项罪名,我才知道扣在他头上这三项罪名纯属强加。
1981年他出狱后,对明显的冤枉,本可以及时地为自己申诉辩白,但他没有。他对我说:“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因我的问题而受 株连的人,并非是自己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邱会作家书》21页,以下简称《家书》)。在我 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敢于担当,忠于职守的人。

高伐林:父亲被监禁之后,您是什么时候首次再见到他的?
程光:1980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看到了分别九年的父亲。

高伐林:您还记得当时的印象吗?
程光:他面色灰黯,非常消瘦,眼窝都凹陷进去了,手臂从袖子里伸出来,枯瘦如柴。他比原来瘦了三十多斤,让我都不敢认了。三九隆冬的寒天,他没有衬衣穿,光著身子穿著破烂不堪的旧棉袄,领口衣襟上的污垢结成了黑亮的板,身上散发著长期不洗澡的臭气。
虽然他一副饱受折磨的样子,但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
不久之后,父亲借亲属再次探监之际,带出了写在那半张残破纸片上的短信,其中写道,“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家书》12页)我久别之后见到正被专案审查的父亲时,为他的处境感到震惊。
父亲在写过那张短信后几个月,被押“公审”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70岁、饱受折磨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我曾想,父亲要恢复虚弱病残的身 心,须要相当时日,也可能从此他就会默默无声、终老到死。或许当局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些判罚可谓“盖棺定论”了,即便释放了父亲,也等于永远剥夺了他的话 语权。

邱会作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时,利用半张纸片上的空白,偷偷给家属写了个短信(图中小字为邱的手迹)。

为反击诽谤而写书

高伐林:您为什么萌生念头,整理、编注这本家信集?
程光:父亲关在狱中所受摧残的情况,当局对外是严格封锁的。他被安置在西安,仍然被监管苛待,当局也对外保密。然而,在社会上却流传著不少消息,说他们在 狱中“受了优待”,“照顾很好”,保外就医后,过著“优裕自在”的生活……这种谣言多出于有官方背景的媒体,源源不断,误导社会视听。父亲去世后,他的回 忆文字出版了,披露了大量事实真相,包括对他们曾采取的严厉逼供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残害,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于是,谣言又有了新的指向,非议父亲回忆的真 实性。向他身上泼脏水的,人不多,却有著“来头”和背景,说什么父亲的回忆“笔法较为随意,有点类似于纪实文学。没有交待信息来源”,对于我记录的父亲的 一些谈话,说“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进行那么多交流”,极力贬低打压。
面对这些,我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要向世人说出“信息来源”和相关证据,展示那些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于是,我决定以父亲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 封信为线索,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原始录音等,汇集成一本《邱会作家书》出版,它记录著父亲与儿子二十多年的心灵交流。 2014年,适逢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就把它当作向敬爱的父亲的献礼。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填补缺失的历史

高伐林:父亲在二十多年间给您的家信,应该说很有史料价值。

程光:是的。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史料面世了,提供了大量曾遭到封锁的史实和资料。人们对此多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有资深学者 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这本《邱会作家书》,也可以说是“吴李邱时代”的成果,是父亲回忆录的印证、补充和扩展。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问世的,显示了它所承载的 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像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公正、依法,更多是作为政 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 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 大会议上,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关于这些方面,过去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著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此前对此要么严加封锁,要么有意放出一些不符事实的报道。
《家书》记录了父亲晚年21年的生活,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对“右派”遭到处理后悲惨遭遇的忆述,揭示了 “反右”的本质;而“文革”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载,也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这样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 去了,还算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段不可缺失的历史空白。

邱会作、胡敏夫妇在西安简易住房里庆祝50年金婚。从图中可以看出,被保外就医8年之后的邱会作生活条件仍然相当简陋。

解读历史有独到的眼光

高伐林:读《邱会作家书》,我感到,你父亲在很多信里涉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话不多,却有分量。
程光:是的,他作为当事人,不仅要回忆、提供事实,他对所经历事件、所接触人物的印象、理解和判断,不管是那时的念头,还是事后的反思,也都很重要。更何况,那段历史的知情人很少,而且越来越少,敢于负责地如实说出来的更少。
因此,他们讲出、写下的无论是事实,还是感受、分析,一定要保存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其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吴、李、邱本人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史料。根据目前我的了解,在他们几个人当中,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 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的动机,研判出深层原因,让人茅塞顿开。

高伐林:能给我们读者举几个例子吗?
程光: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过去,归咎于林彪“有野心”。但是父亲指出,原因在于毛泽东和林彪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 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林彪不是 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如果按这个思路分析之后那段历 史,许多费解的问题,就容易理出脉络。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致使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 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毛泽东。(《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 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斗争”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 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收录在本书里的一篇父亲的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他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 治局处理该事件的过程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人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所以,父亲一直期 盼著当局能公布什么依据,可是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也没有看到。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 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 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 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林彪之死帮了毛的“大忙”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什么迫不及待,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父亲回忆了“九一三 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给大家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父亲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 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个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 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对此,父亲还有他进一步的解析:毛主席还能不知道“九一三”是怎么回事儿?他心里明白着呢。他是让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把罪名搞到林彪头上,民怨转到林彪头上,他就争取了主动。

高伐林:你父亲有这样的判断,也是长时间反覆思索的结果吧?
程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父亲作为一个“文革”最初两年遭受武斗打击,后来参与中央工作几年,后期五年被关押远离运动的人,他心情复杂。“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他 说过,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提起来义愤填膺,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 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某些声称“彻底否定文革”的人,把资料封闭,对核心的问题不许涉及。父亲和他们态度不同,他反对将那段历史完全割断,“一笔勾销”。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 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 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是马列主义政党?!(《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以惊人的毅力,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他留有多本笔记,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从国 际上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父亲都在笔记中记载着。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 宽裕,还是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放在他的案头,反覆阅读。一 些重大事件,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都令他关注和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了,读者可以 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他内心的变化。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 (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父亲早期写回忆,受 隔离和困难处境的束缚,有时显得压抑,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又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都很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 有痕迹,但逐步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更注重回忆历史 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更为客观理性。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 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 一。而他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父亲是勤奋学习工作一生的人。
他晚年为我写了一幅字:“天道酬勤”,是父亲自己一生的感悟,也是对儿子的勉励。

周氏专用语“中央政治”

高伐林:以他身居要职和所处位置,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角度,他在信中和所写的文章中,对他们的回忆和认识,是最让读者关注的部分。
程光:父亲对他们,无论他们被视为“神”,或是还原于人,无论在受人崇拜,还是受人诟病,他都能坚持讲真话、实话,从不随波逐流。
对毛泽东,父亲很年青时就认识了,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把他当成爱戴的长辈甚至“家长”看待,忠诚不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却把他打成了“反 党集团”成员,造成了冤案,后来又被人拿着对他搞了“公审”。父亲说,我的政治生命被扼杀,是从毛主席开始的。但是,“我是把毛主席放在党、国家、人民的 利益之上来考虑问题的。诚然,毛主席有负于我,我是有反对毛主席的资格的。我是决不反毛主席的。”(《家书》129页)当时国内外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反 毛”的风,除了从政治上对毛泽东根本否定,还有不少丑化他个人生活的书籍和“小道消息”。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流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父亲说,“毛主席当然 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有的可避免,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毛有错误就罪大恶极?要是王明不下台又会怎样?对毛主席的错误,只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完全可 以解决问题的。”(《家书》129页)
对于林彪,父亲和他有二十多年的战斗和工作关系。他没有因为林彪在“九一三”后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有意地丑化他,否定他。父亲客观公正地说出他的历 史功绩——不仅有战争年代,也有和平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抵制江青一伙、稳定人民解放军的斗争。父亲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后说:林彪反“四人帮”是 在毛主席生前反的,这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有最大的胆略和冒着很大的风险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为党的利益而奋斗的决心,他才能这样做。在毛主 席身后反“四人帮”,我并不持异议,并不是说他们反得不对。但是,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 的斗争,是坏人之间的斗争,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家书》314页)
对周恩来,父亲更是感情深厚。红军时期,王明路线盛行的1934年,周恩来曾救父亲性命于“肃反”处决枪口之下。此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对周有 著如父如兄的情谊和感激。但是,对这样的大恩人,父亲在回忆中,对周恩来历史上的两次王明路线错误毫不掩饰。现在的主流忆述,压倒的舆论是歌颂周恩来“文 革”中的作为,淡化开脱其所不当,甚至邓小平都说他是“违心地在做事”。父亲却不那样,还是如实说出其作用和责任:周恩来就是“文化革命”的“总参谋长, 或是总管”。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小事都是毛主席点头的,大小事都是周总理执行的。……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拥护、执行”四 个字就完全可以表达。(《家书》201、221页)
对于在“文革”政治漩涡中一直在政坛上站住不倒的周恩来,父亲说出了一个关键原因:“中央政治”是周恩来的专用语。过去他比较含蓄地用这个词,庐山会议之 后,周恩来就公开对政治局的一些同志讲了,对黄、吴、李、邱明确说,我们讲的“中央政治”,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那个人”(江青)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的麻烦……周恩来对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错误心里明白,但他很少说。对江青的霸道行为,周恩来是忍让的,有时甚至迁就和放 任。(《家书》228、214页)
类似这些,在父亲的书信和忆述中还有很多。我正是从这里看到父亲不以个人恩怨论人,不以个人好恶评史。

旁观者清:一个独到见解

高伐林:《家书》中对当下国家大事的评价,也值得注意。
程光:父亲作为一个“文革”中曾在中央工作过、又被打倒的人,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大事,也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厘清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表示赞成——他早在1983 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当权者)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现在不知乱 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样想,与在台上当政的老干部相比,也应算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数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其实要求也不高,只求能温饱一点,但却长期得不到。父亲说,作为一 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表示拥护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表现出极 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中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毛泽东的“禁区”,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要闯了那些“禁区”,谁就会被打成“反党分 子”。父亲说,“文革”结束好几年了,人民生活还那么苦,说明这不仅是某个人的失误,而是党在农村政策上整体性的重大错误。现在大胆地在这上面开了刀,破 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著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 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多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还得突破那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障碍,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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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十分艰辛,但他一直关注著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欣慰高兴。他有一个让我觉得独 到的见解——他很早就说过,后来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 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在政治改革问题上,远没有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的勇气!

何帆:《极少数人》(暂定名)

第一章 欧洲的灯熄灭了 连载之三

如果德国不参战,那么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将引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但这也只是一场局部的冲突(注1)。

乍看起来,德国似乎有策划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谋。1905年,一位快要退休的德国将军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制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作战计划。施里芬断言,德国的东西两线都是敌人,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的最坏局面,最好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的计划是,先调集91%的兵力,借道比利时,从西边包围法国,在42天之内消灭法国,然后挥师东进,痛击俄国。施里芬计划是“德国制造”的典范:它精确到了每一天、每一支部队的行军和作战目标。
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尽管施里芬计划确实咄咄逼人,而且也对德国的一战作战方案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只是德国的防身武器,不是其对外战略的基石。1912年12月8日,德皇威廉二世还召集军方大员们开会,德国陆军元帅小毛奇就明确地说,战争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但其实这种务虚会的结果总是过把嘴瘾,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决议。
德国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这个后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为在全球说一不二的帝国,但却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帝国。它一点点地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直到19世纪中叶,德意志仍然只是一群小邦国的同盟。普法战争的胜利,加速了德国的统一。德意志人第一次感受到做德意志人的荣光。但刚刚诞生的德国,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国内的建设,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其实一直奉行一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俾斯麦曾经说,有人问我到底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随他们说去。俾斯麦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原则性。正是因为缺乏原则,他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形势的变化。俾斯麦知道,法国念念不忘,想要报一箭之仇。为了遏制法国,德国和所有的欧洲大国都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多灾多难的欧洲,出现了几十年难得的和平局面。
1888年3月,德皇威廉一世驾崩。数月之后,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老皇帝去世之后,老臣俾斯麦失去了政治靠山。威廉二世性格暴烈、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充满鄙视。新人新政策,德国很快就提出了“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主张。德国不甘心困守在中欧,什么事情都要在大国之间小心周旋。德国总理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1897年12月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出了德国的心声:
“在过去的时代,德国把土地拱手让给一些邻居,把海洋让给另外一些邻居,只把天空,那纯粹哲学的领地留给自己。过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有自己的位置。”
但究竟什么是“世界政策”?没有人知道。德国元帅、曾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在日记里写到:“据说,我们该执行‘世界政策’了。我要知道这政策到底是啥就好了。”
在“世界政策”的外交道路上,德国越走越窄,最后几乎一个朋友都找不到。
俾斯麦试图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一碗水端平。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势不两立,德国必须在这对冤家中间选择一个。德国选择了奥匈帝国。然后,俄罗斯选择了法国。事后来看,对德国和俄罗斯来说,这可能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奥匈帝国这个盟友只会拖累德国。
对俄罗斯来说,尽管法国能够提供资金援助,但对俄罗斯最关心的巴尔干问题来说,法国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一个中立的德国都比一个坚定支持自己的法国更管用。德国也曾经试图拆散法俄同盟。日俄战争之后,德皇威廉二世推心置腹地跟他年轻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说,法国在日俄战争期间卖给日本原材料,法国还跟英国结盟,英国明明是日本的朋友,这样的盟友你怎么能交呢(注2)。1905年夏天,威廉二世的游艇和尼古拉二世的游艇在芬兰湾会合,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又有一番长谈。说到动情之处,尼古拉二世抱着威廉二世痛哭。但一回到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又变卦了,俄国还是不愿意和德国结盟。
德国也试图拉拢英国。起初,德国和英国的关系处得还算融洽,1890年德国和英国签订了协议,英国将北海上的海姑兰岛(Helgoland)转让给德国,德国将东非的桑给巴尔回赠给英国,双方皆大欢喜。但这两个国家的气场就是不对。英国有英国的傲慢,德国有德国的自负。1896年英国在南非入侵特兰斯瓦(Transvaal)失利(注3),威廉二世冒冒失失地发给特兰斯瓦总统克鲁格一封电报,祝贺他击退英军,英国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开始扩充海军,英国觉得这是一种挑战。1904年,英法正式签订协约,达成了关于海外殖民地的谅解。英德从此成陌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难辞其咎。当奥匈帝国叫嚣着要惩罚塞尔维亚的时候,它还得悄悄地看德国的脸色。没想到的是,德皇威廉二世非常痛快地说,不管发生什么,德国做为忠诚盟国,都会站在奥匈帝国的一边。他轻轻松松地给了奥匈帝国一张可以随便填写金额的空白支票。当塞尔维亚给出了谦卑的答复后,威廉二世松了一口气,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出兵了,但听说奥匈帝国已经集结了部队,他又犹犹豫豫地说,那么,打一场局部战争也是可以的。当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威廉二世和德国的文官已经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军方告诉德皇,一旦部队被全面动员起来,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前进。
德国已经下定决心发起一场欧洲大战,但他们还在幸灾乐祸地等待俄国下达总动员令。只要俄国下达了总动员令,德国就可以声称,是俄国先挑起了战争。这对俄国是极其不公平的。德国调集部队,只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但俄国要调集部队,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7月29日,俄国下达总动员令。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尼古拉二世发电报给威廉二世,说:“(军事动员)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将继续谈判…”来自柏林的答复是8月1日宣战。德国还马上告诉奥匈帝国,我们已经和俄国开战了,你们得赶紧派兵过来。奥匈帝国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怎么?不打塞尔维亚了?不给斐迪南大公报仇了?奥匈帝国的部队刚刚开拔到南方的前线,又匆匆地北上支援德军。
德国同时对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保持中立。更为卑鄙的是,德国提出,如果法国宣布中立,就得把凡尔登和土尔的军事要塞交给德国,表示法国的诚意。还没有等到法国答复,德国就在8月2日通知比利时,要求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遭到拒绝之后,8月3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同一天,德国对法国宣战。
如果英国不参战,那么德国的介入会引发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但这还称不上是世界大战。
英国最后和法国和俄国站在一边,怎么看都是一种奇怪的选择。英国和德国本来是天然的盟友,但和法国、俄国却是长期的对手。德国和英国都是君主国,德皇和英王还有亲戚关系。德国和英国都是新教国家,不像法国,是个无神论和天主教的国家,也不像俄罗斯,是个东正教的国家。
很多英国人,包括凯恩斯在内,心里都更喜欢德国,不喜欢法国,更谈不上喜欢沙俄。德国争夺海外殖民地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了吗?有那么一点,但德国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拿到几块殖民地,比起同样是后起之秀的日本和美国差远了。德国扩充海军威胁到英国的地位了吗?谈不上。德国的“野心”,不过是希望英国每建1.5艘军舰,德国就建1艘。
法国和英国是宿敌。英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法国。两个国家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打了一百多年的仗,历经英国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谁会忘记滑铁卢呢?在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时候,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法国。为了埃及,法国和英国差一点没有打起来。英国和俄罗斯在巴尔干、土耳其海峡、阿富汗、波斯、直到中国,都有面对面的冲突。大英帝国的璀璨明珠是印度,但俄罗斯恰恰能够扼住英国通向印度的咽喉。俄罗斯如果强大起来,会让英国深感不安。俄罗斯如果疲弱,也会让英国内心焦虑。日俄战争之后,英国非但没有松了气,反而更加担心:万一俄罗斯想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派兵攻打印度,英国可怎么守得住!
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想象一下1949年之后,如果新中国突然放弃苏联,转而和日本、美国结盟,你就能感受到英国的选择是多么地离奇。英国和法国、俄罗斯的结盟,不是因为绵绵不绝的爱,而是因为旷日持久的恨。1904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议,实际上是两个国家都感到累了,烦了,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907年英国和俄国的交好,也是出于羁糜的考虑。英国比刚出道的德国老谋深算,当它看到俄国不会垮掉,只会更加强大之后,就邀请俄国一起分享世界霸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决斗。那么,英国为什么不去邀请德国呢?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不如法国和俄国。
当德国同时对俄国和法国开战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议会陷入了混乱。英国要不要参战?在1914年和现在,这个问题都非常有争议。英国传统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意掺和欧洲大陆的事情。如果英国参战,得花多少钱啊,得死多少人啊,想想都不寒而栗。有几个议员不愿意动这个脑筋、做这个艰难的选择,干脆辞职不干了。
英国只在最后一刻才下定决心参战。从表面上看,英国参战的理由是德国入侵比利时,破坏了1839年欧洲各国签署的《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承诺,要保护比利时永久中立。普鲁士也是签字方之一。德国总理霍尔维格说,他不敢相信,英国会为了多年前的“一张废纸”和德国开战。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德国占领比利时,然后又占领了法国,那么就可能从比利时或法国的沿海,进攻英国。但这一推测是建立在一系列“如果”的前提下的。假如德国真的打败了法国和俄罗斯,或许会有一天向英国发起挑战,但在1914年,德国两头作战已是应接不暇,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打英国呢?
历史学家弗格森说,英国参战的真实原因是国内政治。以赫伯特·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政府没有能制止这场战争,他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本来是应该集体下台的,但参战拯救了自由党。自由党当然害怕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们更害怕保守党上台。德国入侵比利时,拯救了自由党。
在英国和德国开战的那天晚上,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一个朋友站在白厅的窗前,太阳下山了,昏黄的街灯亮了起来。格雷勋爵望着街灯,说:“整个欧洲的灯光都要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

注释:

注1.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发生在1912年,门特利格罗(即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巴尔干同盟”国家向土耳其宣战,土耳其战败。俄国支持“巴尔干同盟”,德国和奥匈帝国支持土耳其;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发生在1913年,“巴尔干同盟”发生内讧,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黑山、罗马尼亚支持塞尔维亚,土耳其也趁机从东部进攻,保加利亚战败。

注2.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是表兄弟关系。乔治五世的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与乔治五世的母亲是亲姐妹,威廉二世的母亲则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表兄弟三人互称乔吉、尼基和威利。参见Catrine Clay, 2013, King, Kaiser, Tsar: Three royal cousins who

余刚《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

余是周永康的秘书,这是他20年前的文章,我读后的感觉是如果他有机会出国也许他那个时候不这么想了,也许这文章只是一种忽悠,给官方报刊投稿,还能写什么呢? 不够怎样,留个纪念yuguang

《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

作者:余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3年02期)

当时杂志配发的编者按如下:

说 不清楚已是第几次了,三次也罢,四次也罢……,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这次经商浪潮,比往日哪次都来得“生猛”,中国人的内心正在失去往日的平衡与宁静,党政 机关、大专院校、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各行各业千百万人纷纷融入这股大潮。可谓“十二亿人十亿商”。面对浩瀚商海,有人参与,有人不解,有人褒扬,有人茫 然。

作为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青年,对此会作出何种评价、何种选择呢? 此处发表一文,对此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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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长征历险记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 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 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 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 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 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 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 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 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 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 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 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 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 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 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 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 的事。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 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左倾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他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是有着切肤之痛的。

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11月4日,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据评论认为,习近平书单上的政治哲学家包括了福山和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他们对大陆政治的观点,也许是解读目前政治的一个特别的角度。
据法广中文媒体报导,福山曾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因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他在《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而成名。在这次演讲中,评议人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大陆的多次访问,他还透露,就在福山此次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此前,王岐山似乎读过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并于4月23日,在中南海会见了弗朗西斯.福山和经济学家等人士。有猜测认为,福山所以会被引荐给习近平,可能是王岐山的推荐。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

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

福山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

此外,一位熟悉北京政情的媒体人介绍,习近平多次阅读和会见的政治作家,是任教于新加坡的华裔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但这一细节目前无法得到证实。

报导认为,了解郑永年和福山对中国政治的观点,也许是解读目前政治的一个特别的角度。

在公开渠道中,郑永年至少先后两次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发表看法。2014年10月,郑永年在新加坡发表演讲,预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的概念,谈了对目前的反腐、政治改革、习近平的个人能力等话题。

2015年03月郑永年接受中共官方媒体的采访,标题更为直接〝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郑永年认为,既得利益阻碍改革,你要改,就要靠集权。习近平的集权结束了胡锦涛、温家宝这个时代分权的状态。集权跟反腐败有关系,这次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现在最高层次的反腐败就是要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的途径。

〝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十年你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如果最后从经济寡头转成了政治寡头,就会像以前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那样。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

郑永年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习近平应该展现出政治人物的担当。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老百姓的尾巴。这种强势就是一种大格局,意图将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到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