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2月29日下午,国资委网站上发布通告: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

这是国务院在一个月内,第二次批复航运业的央企合并案。12月11日,国资委曾发布公告称,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实施重组。

一个月前,中外运长航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中外运航运(00368.HK)、中国外运股份(00598.HK)、外运发展(600270.SH)曾公告称:控股股东中外运长航集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其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化,但国资委作为公司最终控制人不会变化。

财新记者从中外运长航集团内部获悉:合并后,中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将设置3年过渡期。在此期间,双方业务将暂时各自发展,互不干涉。待三年过渡期结束后,双方的业务将全面整合。

中外运长航集团内部人士对该方案评论道:“这是非常理性的方案,对双方公司的业务和资本市场的稳定都很有帮助,因为双方对合并后业务的展开都没有把握,如果贸贸然直接在业务层面进行合并很容易出问题,之前中远中海在公布合并方案后股价大跌就是最好的证明。”

招商局集团内部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此次招商局集团与中外运长航的合并将由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亲自操刀执行。

财新记者发现,就在国资委发布通告的前一晚,招商局集团控股上市公司中集集团(000039.SZ)曾发布公告宣布: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因工作原因辞任其所兼职的中集集团董事长一职。中集集团是招商局集团参股企业。业内认为,这是李建红从中集集团抽身,集中精力投入吸并整合的表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招商局与中外运长航集团的合并会比中远和中海集团的整合更顺利。“李建红在招商局任职前,曾长期在中远集团系统内任职,对航 运及造船业务很熟。而赵沪湘(中外运长航集团董事长)曾长期在招商局集团工作过,也比较了解双方的情况。” 招商局集团内部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他对由李建红和赵沪湘主导的合并方案顺利推进比较乐观。

虽然业内都很看好双方合并,但纵观中外运长航集团诞生的历史可以发现,之前其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合并。

2008年年底,中外运集团与长航集团整合成为中外运长航集团,于是五大航运央企变成为四大航运央企。然而此次合并重组并不成功,合并后的中外 运长航集团长期亏损,长航集团旗下的油运上市公司长航油运因为连续亏损于2014年从上交所退市。另一家上市公司长航凤凰也不得不“卖壳求存”,被港海建 设收购。

在具体合并方案上,安信证券交运分析师姜明认为,目前两家集团重合业务主要有:物流、航运和造船。在航运业务上,由于双方此前在油轮上已有合作,而集装箱业务两家规模都很小,散货业务则盈利较差,很难有想象空间,因此重组吸并的亮点应是物流板块。

在重点的物流板块中,目前中外运长航集团的物流业务主要包括海、陆、空货运代理、船务代理、快递、仓码、合同物流、冷链物流、汽车运输、大陆桥 运输等。该集团现为国内最大的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航空货运和国际快件代理公司,以及国内第二大船务代理公司。此外,该集团的物流业务还包括两个上市平台, 分别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外运股份和在A股上市的外运发展。

招商局集团的物流业务则以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招商物流)为主,其主要聚焦快速消费品合同物流细分市场,已形成遍布全国的物流网络实体,在全国72个重要城市建立了运作节点,但这一板块尚未上市。

姜明表示:两家集团的物流板块未来的布局、转型很大程度要依赖仓储、场站、拖车、IT等方面的建设,需资本支持。未来若能将双方的核心物流资产重组并注入至A股上市的外运发展体系内,对于企业的价值提升作用非常明显,也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

在国资委发布通告当天,招商局集团在其官网及微信上表示,合并产生的规模效益及协同效将在包括综合物流、能源及散货运输、园区开发及港航联运、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逐步显现出来。

公安部纪委书记参加上海市公安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海媒体12月28日报道,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日前在参加市公安局党委领导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做好公安工作,必须始终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依法严管、加强舆论引导,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的公安队伍,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平安上海建设各项工作中做出更大成绩。报道并未透露具体的日期。公安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邓卫平出席并讲话。

多维根据公开资料检索发现,今年以来,山东省、广东省、云南省等地公安均曾召开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均未有中央领导参加,此次邓卫平现身上海,实为罕见。

今年7月份,邓卫平在全国公安厅局纪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保持政治定力,深入推进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
现年60岁的邓卫平是江苏南通人,早年在福建省军区服役,此后便一直留在福建从政。习近平1990年至1996年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邓卫平先后在其手下任福州市鼓楼区委副书记、郊区区委副书记、晋安区委书记等职。2002年习近平北上浙江前后,邓卫平先后福建省福州市国家安全局局长、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等职务,直到2014年初调任广西省纪委书记,跻身副部级。今年3月份,邓卫平出任公安部纪委书记一职。
2015年以来,上海不断有高官、高管落马。10月底,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和行长换人,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社长刘建林被免职,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原理事长杨迈军被免职,施尔畏被免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11月1日,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总经理徐翔因涉嫌从事内幕交易等被抓。
直至11月10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从而成为十八大后上海首个被调查的副省级高官。此后,随着复星董事长郭广昌被查,上海市副市长周波被中纪委公开点名“警告”,外界猜测中共正式吹响了上海打虎的号角。迄今为止,上海三轮巡视已覆盖41家单位。中纪委的上述动作,意味着在上海官场的反腐已经打开缺口。  (苏拉 撰写)

秦晖新作的封杀与走不出的秦制

秦晖的《走出帝制》。

秦晖的《走出帝制》。

 

最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出版了《走出帝制》一书,该书试图解读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 出版后它迅速占据各大人文书店推荐榜单的前列位置,在微信上,这部历史书也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不少著名学者参加了该书出版后的座谈会,有些名家还专门为 此书撰写了长篇书评。但就出版后不久,《走出帝制》遭到官方封杀,新华等各大线下与线上书店均接到下架的指令,秦晖在北京家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证实,他这部新作被书店下架,却表示,“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官方规定的“宪法日”(12月4日)前后。

这本书惨遭“扼杀”令知识界相当意外,因为毕竟,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此前数年间都已经陆续刊登在各类大众媒体或学术刊物上。回顾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还要追溯到2011年。这一年,正逢辛亥革命百年,作者曾应《南方周末》之邀开设一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 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在2014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以及2015年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秦晖教授又分别写下了一些与上 述主题相关的文章。多年来,秦晖其实一直有一项规模宏大的研究计划,就是把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两次大变局,以及这两大变局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整合起 来,写一部专著《世道与新路:从诸子争鸣到新文化运动》。只因此书的完成尚需时日,而晚清以来“走出帝制”的话题似乎更令人瞩目,因此,在出版社的建议 下,作者决定将上述专栏文章和一部分学术论文结集出版。

在同为历史学研究者的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眼中,今年63岁的秦晖教授是”中国唯一一位能做思想史还能做中国史、能 做思想史还能做经济史、能做古代史还能搞现代史的人”。秦晖对中国历史一直以来有一个富于创见的宏观判断:中国历史之重点就是一头一尾的两次转型:第一次 是从周代的分封制向秦代的郡县制(亦即作者所说的“帝国制”)转变,第二次则是晚晴以来的帝制向共和、民主、宪政制度之转型,而第二次转型,经历了百余年 之久,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很难预料究竟何时能够大功告成。中国“走出帝制”之不易,是整本书最为核心的主题,也是其他论题展开的基础。同时,作为读 者,我们隐约可以猜测到:可能正是由于作者将周朝灭亡之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 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

在《走出帝制》中,秦晖认为:在上述这两次关键的转型中,第一次转型,即“周秦之变”是将社会从小国寡民式的小共同体本位,即“熟人社会”, 转变为一个或多或少打破了血缘关系的,以皇帝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国家。由此,社会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转向了大一统。原先熟人社会里 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家庭面具逐渐被撕掉,变成一种很冷酷的皇帝及其代理人官僚,同民间社会的对立关系。如果说,周制的逻辑与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在“采邑改革”中 所遵循的原则类似,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么秦制的逻辑在秦晖看来,就像他在该书出版后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上表述 的那样:“我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要比我的主人更伟大,或者说为了主人的主人的主人可以杀主人,最极端的是为了皇帝可以杀爹杀妈。”忠于那独一的至高无上的 君主,于是几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个臣民的“自觉”共识。

之后就是晚清以来那次至今难产的那次转型。自1978年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近现代史研究视野的拓宽, 资料的深度挖掘,历史学界对近代至今的社会转型作了大量探究,研究成果比之于1949年到1978年意识形态高度桎梏之下的30年,不可谓不丰。但也正因 此,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界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在积累了如此之多的具体新知基础上人们应当有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而给出一个描述、理解和解释这百年宏观 进程的更新版本。

此外,令秦晖对中国史学界的学术潮流有些耿耿于怀的问题还在于:由于过去几十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意识 形态笼罩下的中国史学界,始终把地主作为阻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以“农民-地主斗争论”、“租佃关系决定论”等来解释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进程,因此, 可能是出“矫枉”的心态,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后的中国,很快被其他论断所替代。用作者的话来说,“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 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此外,今日之中国历史学界,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用美国汉学界之加州学派的“气候灾变论”或人口论学派的“人口论”来解 释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人口减少。前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乱都发生在“小冰河期”,正是这类突发的气候灾变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崩塌,而不是因为存 在致命的制度缺陷;后者则坚持认为,是人口过剩阻碍了中国进入现代化工业革命时期,而长期沦于“没有发展的增长”,最终使整个体系走向停滞和危机。

不管怎样,在作者看来,过去的经济制度决定论固然缺陷很多,而上述两种观点则完全无视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是导致 中国古代史上无数次大规模人口减少的关键因素,显然也无法令人信服。而大谈制度之弊,也可能触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在该书中,秦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苦难,后者如魏 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

依照近年来部分中国历史学者针对清末之变的一种流行说辞,要不是由于革命党人的坚决阻挠,中国就有极大可能实现 君主立宪制度,如此一来一切的转型痛苦或许都会不复存在。秦晖却并不赞同这样看似合理的“后见之明”。在这部书里,作者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在清末实行君主立 宪制度的可能性之微乎其微。在作者看来,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帝王的敬畏,完全基于他们所握有的实权的恐惧,因此不仅为王位而展开残酷厮杀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 是,而且很多王位争夺者在登基之前完全是市井百姓出身,与自己所推翻的那个王朝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统关系。作者由此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乃至民众心理上, 完全缺乏对“王位”和“王室”发自内心的尊崇,这一点非常不同于欧洲英国或日本那种几乎可称“万世一系”的虚君制度,可见中国是缺乏虚君传统的国家,辛亥 革命后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并非出于偶然——虽然他也同时承认历史存在着一些不可捉摸的偶然性。上述这一极富问题意识和洞察力的论点,也是该书极为引 人瞩目的部分。

而这样的问题意识,出现在秦晖教授,而不是别的历史研究者的著作中,仔细想来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长期致力于各 国政治制度转型研究的学者,作者将自己掌握的史料,通过比较的视角运用到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探讨中,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有着家国情怀的中 国历史研究者之本分。

其实秦晖教授的上述判断,依然是建立在他所作出的“中国社会自周朝之后就长期实行秦制”这个基本学术假设之上。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此一政治传统延续了大约有两千年之久,期间各路势力永远在为皇帝宝座而展开厮杀(正如民谚所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 家”),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绝不像日本与欧洲各国那样,从内心深处感到理应对一个具有稳定地位的王室(皇室)表示应有的尊崇。是故,即使清末偶然实行了 君主立宪制,也很可能昙花一现。更何况,正如作者指出的,除了海外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不合之外,在清末,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在“革命与否”问题 上的分歧并不大,归根到底,按照“立宪派”自己的说法,无非是前者更为鼓吹政治革命,而着意推进“种族革命”。但其实,谁又敢说,所谓“种族革命”之说, 不是为了使“革命”更深入人心而为的权宜之举呢?由此,秦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在辛亥前的人眼中实在不得不行,而革命之后实行君主立宪之可能,至少单就吾 国政治传统而言,可能性甚小。

除了探讨制度层面的议题,这部著作中也不乏对近代思潮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究,并且同样常能言前人之未 言,带给读者新的思考方向。例如,近20年来,多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以来之政治,最终发展成如今的模样,与受法国大革命思潮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关系颇大。 而作者一直不能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近世以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影响中国最大者,非日本莫属。今天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当时的大部分思潮, 无不是由西洋经日本“进口”而来,而在介绍西洋思想时,日本的著述者常以“微言大义”作借口,凭自己的好恶擅自删改西人著作,导致中国自日本引入的“西 方”思想和学说,很多都带有日本味道,并不纯粹。秦晖也认同这一判断,并且他在这本书里进一步延伸下去,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近代中国,众多国人理解中 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一套学理,而是一套顺应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走出周制(藩镇割据)、走向秦制(以天皇为最高代表的大一统政治 制度)”的需要,强调以国家富强为最终目的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秦晖富于洞察力地指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潮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大批曾留学日本、 后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于是令这场以“个性解放”为最初目的社会运动,很自然地体现出“反儒家”(家庭、宗族、家长制)而“不反法家”(秦制、 极权主义)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历史进程。

通观全书,《走出帝制》这部著作,显然意在恢复“制度”这个关键词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重新赋予以它关键 的影响力。作为读者,即便并不能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判断,但书中提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作者深邃而独特的历史和学术眼光。在今天这个晚清民国史研 究“成果”泛滥的年代,它的确不愧是一部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让人读罢难以释怀。

网传孟建柱谈向美国要求遣返令完成

网络消息-《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28日刊登文章称,据香港独立政治媒体《前哨》与《争鸣》等两家杂志报导,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日前在一场对党内高层干部的讲话中表示,包括核武密码在内的多项中国最高机密,已经被叛逃到美国的前中共高官泄漏给华府当局,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叛国罪。

孟建柱在会上向干部说明,政法委试图劝诱一位高级叛逃者回国失败,以及上述泄密事件造成的影响。据悉,华府获得的机密包括中共官员的个人情资、通讯密码、核武发射程式,以及中南海领导层的退休计画。

这位高级叛逃者也就是前中共中央听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弟令完成。令计划由于其子在全中国瞩目的高级法拉利跑车车祸中死亡的丑闻而落马。他虽然被北京当局拘捕,但令完成则携带着2700份中共机密文件逃亡美国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中南海在去年责成孟建柱率团与美国协商对令完成的引渡,但孟建柱空手而回。

文章说,这两篇报导称,孟建柱在描述这项中共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叛国事件时表示:“令计划身为党与国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竟敢从档案库中窃取由他保管的最高机密,最后并将它们交付美国。”

文章表示,《前哨》与《争鸣》称,令完成交付给美国的机密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关于中南海领导们的退休计划与住所。中南海领导曾退休后住在接近北京故宫一处受到高度保护的别墅与湖泊区,令完成的资料不仅包括这个区域的位置,连进出的安全密码及通讯密码都有。
第二类是关于中共党中央如何在危机时掌控国务院与中央军委的控制体系的情报。
第三类是设计给中共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控制中国非常规武器,包括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在内的发射程式与程序。
两家杂志报导称,孟建柱在这场位于中国南方的内部讲话中用相当震怒的语调来讲述令完成的案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介绍说,令计划之所以能接触到这么多机密是因为直到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为止,他都掌握著中国最高统治机构,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全、健康与机密。
李成在介绍中补充说:“令计划也负责起草关键文件,替重要决策蒐集资讯,并监控各部门对中央领导人下达的指令与指示的执行状况。”

文章说,中国的分析家相信,孟建柱的讲话应该是刻意被泄漏出来,好让党内形成将令计划定罪的舆论。文章也认为,这两篇报导是为了替令计划的后任,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脱罪,证实他与此事无关。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的阶段。通过过剩产能的出清,推动行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实质性的行业卡特尔联盟,提高其对行业产品价格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力,引导资金回归实体;并借机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形成跨国企业集团,反哺国内,夯实资产泡沫。”
以上是均衡博弈(北京)研究院月初发表的一篇“重量级”报告中的内容,该报告指出,非常之时,需非常手段。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强力手段、权威推动,由此产生的集权组织与形态,或不可避免。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庞大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犹如一颗体积硕大的毒瘤,并呈扩散态势侵蚀着中国经济体,这让央行的货币政策“束手无策”。展望国外,随着美国经济反转和美联储加息,放大了市场看空预期,这一年来在人民币汇率上已表现的极为明显。如何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构成中国经济往下的重大挑战。
经济基本面决定汇率的走向,单凭央行干预政策已然“无法”,人民币纳入SDR,虽然为市场预期带来一针“强心剂”,但经济宏观环境不转变,依然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市场资本的预期。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此次中央经济会议的重点,并以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为基点,提出“五大歼灭战”。其中,去产能、去库存构成“战役”的核心。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市场价格机制改革、对外招商引资和民营企业兴起,拉开了中国波澜壮阔改革开放的大序幕,那么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深化,规模庞大、管理运营僵化的国企,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相反成为政府和银行沉重的“包袱”。为防止货币系统发生崩溃,并且改变产业结构空前扭曲局面,提振国内经济整体效率,朱镕基上台后,针对国企展开一轮大大阔斧的纵深改革,此举虽然让国内经济承受很大阵痛,但事实证明,此举为中国经济接下来“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胡温时代,也是国企、外资和民营资本三分天下的时代,其中,央企和国企依靠垄断地位,稳定分享着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成果。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经济原有的格局,也让中国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受阻,在这一背景下,4万亿救市举措仓促出台,此举虽短期内让中国经济稳住了阵脚,但产生的副作用也极为明显,庞大过剩产能和地产泡沫就是明证。
乱世用重典,当下,持续下行的经济形势,迫使习李政府祭出“非常规手段”,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国企大规模兼并重组,将成为中国经济明年的主旋律。在产能过剩领域,众多效率低下的民企和地方国企,在这轮重组过程中将被淘汰掉。而具有规模型和生产效率的国企,将在中央战略统筹下,组建成庞大的国内跨国企业集群,以改善供给质量为出发点,以资本输出和缩减产能的方式,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同时,向全球尤其新兴国家市场进军。
这样一来,以新型国企组建而成的跨国企业集群,将成为掌控未来传统产业领域的载体。而中国一路一带和亚投行组建,本质看均是习李政府上述战略组成的一部分。此项战略施行顺利的话,一方面可有效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格局,另一方面将提升中国自身国际影响力。另外,也兼顾中国政府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经济也将由此步入跨国国企卡特尔与民企资本并存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时代。
目前,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各方担心中国是否会再度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指出,化解过剩产能必然会有阵痛,但相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同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意味着否定扩大内需。
与朱镕基时代不同,当前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中国虽然告别“廉价劳力”时代,但庞大市场仍是欧美各国垂涎的对象。如果内需被彻底激活,中国消费市场将取代对外出口,成为滞留市场资本和吸引外资的源泉。
再者,目前中国国企经历上世纪一轮纵深改革后,战线已经大幅收缩。据统计,截至去年,国企只占中国整个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仅占五分之一。即使经历大幅兼并重组,所造成的失业问题也将对经济影响有限。况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正日益完善,配合上财政政策托底,此轮失业人员将不再面临生存问题,处境至少不会像当年下岗职工那样悲惨。
更重要的是,庞大外汇是此轮中国改革的底气所在。当年朱镕基系统改革,除提振国内经济整体效率外,市场资本尤其外汇相对匮乏,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症。当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储,而且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这为往下提振内需奠定了有利基础。
笔者在《中国经济埋惊雷 若引爆将释放65万亿财富》中指出,如果农村土地货币化进程顺利,中国庞大内需将由此被彻底激发出来,这将与供给侧改革一道,构成开启下一轮经济繁荣周期的核心驱动力。在庞大社会消费推动下,中国新一批创新企业也将孕育而生。这将与国企跨国企业集群一道,构成中国“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新格局。这并非畅想,而是习李政府接下来的战略举措。因为,土地货币化是中国政府盘活内需,施行以上战略的唯一出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2016年,注定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决战之年,这一年的改革,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也决定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在这一年中,很多企业将承受改革调整的阵痛,尤其在产能过剩领域,很多人将在产业变革过程中被“市场出清”,对此,应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即将开来,2016年,或将是中国“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开启的元年。

多维

福山清华大学做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的演讲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1月3日也特意接见了福山。此可谓习近平的“破格”之举。不过,他们之间具体交谈的细节和内容,以及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目前都不为外界所知。稍后可能会有具体情况披露。

11月4日,福山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的演讲,在全球政治发展史的框架下讨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几位中国政治学者展开了较为深入的交流。据在场人员有意或无意的透露,在此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主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属实,这种安排可谓相当罕见,是一个破格之举。在此之前的4月,王岐山就曾与福山会面,并在一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上有所交流,并不乏一些交锋的细节。那次会面得到外界较为广泛多元的揣测或分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都曾有过直接对外个性交流的历史故事,而此番习近平会见福山会否也具有同等历史意义,尚需继续观察。不论如何,习近平赶在五中与外访越南、新加坡并会见台湾总统马英九之间破格接见福山,已经说明了此项议程的重要性。

中国官方媒体对福山在11月4日于清华大学的讲座进行了公开详细报道,从中可以发现福山政治观点的最新变化。担任这场讲座的主持人是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著名学者汪晖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这三人被誉为国内左翼学者代表,现场他们就福山谈及的“历史终结”、“司法独立性”以及福山思想变化展开讨论,交锋激烈。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他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明确地提出了“法治”问题,但中国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来,“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而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议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并不是问责制政府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能否变得更为问责化。

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能够达到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权,因为,如果只有国家能力,而没有权力制衡的话,那就会演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制暴政。但福山同时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也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福山认为,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而在中国,则更多地仰赖于贤明的官员,以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到了近代以后,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晚清的维新变法,东亚国家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法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日本,在福山教授描绘的历史图景中,这一套法治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是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逐渐成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将另一套与此前相异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在“文革”期间,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一直要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形成了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法。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在福山看来,美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美国的法治制度是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而来的,在美国,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议会通过的议案。福山以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为例,说明改革的困难,美国的奴隶制在当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律曾被用于保障农场主拥有奴隶,因而,首先要打一场伤亡惨重的南北内战,然后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美国的很多富有争议性的议题,从种族议题,到女性权益议题、堕胎议题、同性恋权益议题,它们的推进都因此困难重重。

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关于现场有关司法独立性的质疑,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福山认为,“危机”(crisis)或许并不是描述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用词,或许衰退(decay)是一个合适的词。也就是说,系统运转得并不如以往那般良好了,它持续地变缓,但是,系统并没有遭遇到那种必须马上予以解决、不解决就无法延续的致命问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解决。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是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而是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他才会认为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

胡春华力推反腐-紧跟以习近平为首的本届中央的脚步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带领省委主要成员召开“三严三实”生活座谈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时间。会议现场有中纪委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王保国和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巡视员王蕾旁听。根据党媒报道,在会议上大家“红脸出汗”,在“自我批评上主动认账”。这是党媒罕见的详细报道地方政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座谈会。以往的报道中,除了习近平亲自参加的河北省委民主生活座谈会外,其他各省份的生活会大都流于形式,媒体上也鲜有报道。

近一段时间正值广东多事之秋,先是媒体曝出广东多名劳工类NGO组织的领导人被捕,接着深圳发生滑坡事故近百人下落不明,胡春华20日亲往医院进行探望。在事务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胡春华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召开生活座谈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背后也许透露出其他的意义。

广东反腐成绩斐然。在中国过去的两年中,习近平的主要业绩之一是“打虎拍苍蝇”反腐败。2015年上半年,在反腐情况和打掉厅局级贪官的成绩单中,胡春华主政的广东官场名列第一,上半年共拿下82名中共厅级贪官,排在第二的云南只有29人。2014年全年,落马的厅局级官员高达95人,在31个省区市中同样排名第一,超过第二第三名省份被查厅官的人数之和。

不仅是反腐,经济发展方面广东也深得中央赞许。在今年10月,习近平的亲信、中财办主任刘鹤考察广东。刘鹤称,广东在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创造的经验值得高度重视,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面的做法值得推广。外界认为,刘鹤代表了中央的声音,刘鹤对广东经济予以高度评价,这表示中共高层对广东经济的发展满意。

胡春华紧跟中央脚步的情况早已有之。2013年6月,习近平上台刚满半年之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被中共大张旗鼓的推行,这被称为新的“整风”运动。此后胡春华在广东召开会议,要求广东开展好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称“这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有观点认为,广东推行整风运动的力度超过了其他各省。

胡春华紧跟中央脚步,这被认为是摸准了中央的脉搏。中共的官僚体制等级繁多,中央政策出台后,地方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变形走样,社会上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胡春华在广东强势推进中央出台的政策,让政策传导在省一级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不打折扣,这方面很可能被中共高层和已退的政坛老人看好。

出生于1963年的胡春华是中共党内名副其实的少壮派,相比同一级别的官员,他和重庆的孙政才一样,拥有着较大的年龄优势。外界一直传闻,胡春华是下届最高领导人的有力竞争者,也是十九大入常的热门人物。胡春华任职广东后十分低调,几乎从不在广东之外的媒体上露面,这被外界解读为另一种“蛰伏”。分析认为,胡春华尽管低调,在贯彻中共高层的决议上却往往高调推行,这也许正是其聪明之处。

知之存档: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

成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歧有很多方面,但根本上都是从成义这里衍生出来的。详细区别:答:天主教与基督教有共同点及相异点:以下分七项答覆:
⑴同根分枝⑵基本信仰⑶基本敬礼⑷基本伦理
⑸传道使命⑹行政组职⑺主内合一
一.同根分枝:从信仰根源及教会历史作简要分述
1.同根:从信仰根源看,由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和初期信友传下来的教会。在这信仰根源上,没有区分「天主教」、「基督教」的名称。

2.分枝:从教会历史看,原本是合一的教会,在历史中有二次大分裂:公元1054年,合一的教会分成二个教会: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史称希腊公教会或东正教;西方教会,史称拉丁公教会或罗马公教会。东西方教会在信仰根源上,可说完全相同,而在表达信仰及敬礼上,却有各自的特色;在教会行政上,各自分治,东正教由其首席教长以象征性领导,罗马公教会由教宗以实质性领导。为辨别这两个公教会,一般称希腊教会为东正教(ORTHODOX),称罗马公教会为 ( CATHOLIC中译:天主教 )。16世纪从罗马公教会再分枝的基督教,主要有四个教派:

(1)路德教派 (信义宗)LUTHERAN CHURCH ──── 1517年
──重洗派 ANABAPTISTS ────────── 1534年
──士文克特派 SCHWENKFELDAINS ───── 1539年
──门诺会 MENNONITES. ────────── 1545年
(2)慈运理派 ZWINGLIANISM. ────────── 1523年
──清教派 PURITANS. ──────────── 1559年
──公理宗教会CONGREGATIONAL ────── 1581年

3)圣公会 ANGLICANM CHURCH ───────── 1534年
(4)长老会 PRESBYTERIAN ─────────── 1537年
──加尔文派 CALVINISM ────────── 1541年

以上(1)至(4)教派,一般称为基督教。这四大教派可说是后来400多个基督教派的源流。其中圣公会因延续宗徒的「主教」品位,因此,圣公会在信仰、圣事礼仪、行政体制,都与罗马公教会相近。罗马公教会在16世纪──明朝末年,由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位传道士来到中国后,他们在1583年,把罗马公教会CATHOLIC CHURCH 以中文译用「天主教」,以别基督教在中国译用的「基督教」。

以下只分述初期基督教在16世纪从天主教分枝后的同与异:二至七项

二.基本信仰:两教信仰渊源、圣经数目、讲解圣经、基本信仰、人得永生、之同与异

1.信仰渊源:两教都根据圣经──旧约和新约:上主对人的启示,人对上主启示的回应。天主教信从圣经,也信从圣传,即宗徒及历代教会的传承。基督教只信圣经不信圣传。

2.圣经数目:天主教圣经─旧约46卷.新约27卷.合计73卷。

基督教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合计66卷。
基督教旧约少7卷:多、友、巴、智、德、加上、加下。因为这7卷旧约是用希腊文写成,其中加下12:38-45为亡者献祭,涉及炼狱的存在,因此,这7卷旧约,不被基督教承认为圣经。

3.讲解圣经:天主教强调全球统一的圣统制,由圣职人员依照训导权核准的圣经注解,讲解圣经;基督教强调地方教会及每人直接由圣灵指引,信友可自由讲解圣经。

4.基本信仰:两教根据圣经共同的基本信仰包括:(1)信拜唯一至爱的上主(2)信传上主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3)信传上主一体三位在耶稣身上救赎人类,死亡及复活(4)信传圣灵(神)恩赐信从圣子耶稣的人,获得永生、肉身复活,共享天国荣福。

5.人得永生:天主教强调,信望爱三德,是人得永生的必要条件;相信有赏善罚恶的天堂、炼狱、地狱。基督教强调,信耶稣必得永生──因信成义,不靠人的行为;相信有赏善罚恶的天堂、地狱、无炼狱。

三.基本敬礼:两教敬拜上主、敬礼圣贤、圣事祈祷、之同与异

1.敬拜上主:两教在礼仪祈祷时,都共同「敬拜」唯一上主一体三位,及天人的中保耶稣基督。

2.敬礼圣贤:天主教「敬礼」圣贤包括:圣母、天使、圣人、圣女、人类历史中的圣贤,祖先;并绘制有形象的耶稣,圣贤和祖先的牌位,表达敬意、效法善行、彼此相通、请求转祷上主.基督教依照旧约禁拜偶像(申5:6-10),只以耶稣为天人中保,不敬礼圣贤、祖先。

3.圣事祈祷:天主教有七件圣事礼仪,即圣洗、坚振、圣体、告解、圣职、病老傅油、婚姻.以弥撒感恩祭典为中心,全球有统一的团体祈祷经文,也有地方教会自行编用的祈祷经文。基督教各教派都有圣洗圣事,而无弥撒圣祭、也无其它圣事;圣餐(圣体)也只是纪念主耶稣的最后晚餐;团体祈祷,注重读圣经、讲道,献唱圣诗、祈祷。

四.基本伦理:两教都强调该遵行上主十诫,并以主耶稣所教导的:「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为互爱的准则。

五.传道使命:天主教较注重普世教会及用天主教教理传道,推展修会男女会士到世界各地传道、建立教会;地方教会则由圣职人员负责牧灵工作;而忽略信友的传道使命。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 ) 重视地方教会,并积极推动信友传道的意识及传道工作,并以当地文化传道建立地方教会。基督教开始就以信徒和地方教会为主体,注重信徒直接用圣经传道及扩展地方教会。而较忽视当地文化。

六.行政组织:天主教注重从上治下的圣统制,以教宗治理普世教会。以教区主教治理地方教会。

基督教以信徒和地方教会为主体,由信徒选出的「长老团」,集体治理其地方教会。

七.主内合一:自16世纪基督教从天主教分离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基督教分枝有数百教派,但在基本信仰上,天主教与基督教各派,可说在主内同根、大同小异。

答合一的宗旨:本着天主是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所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哲理虽异,目标则一。每一种宗教都强调人类的改善、爱心、尊重他人和分担他人的痛苦。在这方面,各种教的看法和目标都大致相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有了众多的共同点各宗教都在努力实现同归一牧同属一栈的理想,
基督教为了促进各教派的交流共融,设立了「普世基督教协会」;天主教召开梵二大公会议,除了革新整体教会,并以大公主义法令,从彼此的共同点交谈,合作促进所有基督徒合一;梵二后,也设立基督徒合一秘书处,积极推动与基督教兄弟姊妹互访交流、共同祈祷。

在主内合为一体是主耶稣的心愿和遗言:「父啊!愿众人都合而为一,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使他们完全合一」( 若17:21-23)

有些基督教人,因对天主教了解不够,看天主教恭敬圣母。遂产生误解,当人问起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什么不同时,他们便答复说:“基督教拜上帝、拜基督,天主教拜玛利亚,天主教是玛利亚教。”这种误解答复,引起一些教外人的相信,也引起更多教外人的质疑,遂向天主教提出此问题,寻求解答。的确,最近廿多年来,本人在堂区从事福传及牧灵工作,教外成年人前来研究教义者,颇不乏人,几乎没每一个人有都提出此问题,要求解答。有些教友也说,他们教外亲友,有时也问此问题,但他们不知如何答复。可见此一问题,在福传工作上的重要性,不容我们忽视。
为答复此问题,首先叙述基督教的创始和派别,继则说明天主教与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最后述说天主教虽然恭敬圣母玛利亚,但并非玛利亚教,而是名正言顺的天主教。

一、 基督教的创始和派别
天主教乃救主基督所创立,是从宗徒们传下来的教会,遵守基督所教导的一切教义、诫命和净化圣化人灵的圣事,没有改变、加添或删减。基督教是于公元十六世纪初叶自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最初的教派有三支:一是路德教派,路德原是德国天主教奥斯定修会的一位神父,他曲解教义,主张人只靠信德即可成义得救,不需行任何善工。因拒绝教会的多次劝导,终于一五一七年在德国威登堡教堂发表了他自己的信仰主张,自天主教分裂出去,成为路德教派。二是加尔文教派,加尔文是法国人,生活在瑞士日内瓦,与马丁路德同时,除同意路德所讲的“人只靠行德即可成义得救”的主张外,还提出他个人的主张“人的成义得救早由天主所预定”,结果也由天主教分裂出去,自成为加尔文教派。三是英国教派,由英王亨利八世开始,他因欲休加达利纳皇后、另娶宫女宝兰为后,未蒙教宗允准,遂于公元一五三四年自天主教分裂出去,成立了英国国教,自立为国教教宗。
上述三个教派各自成立后,每个教派内的信徒,又因在信仰上意见分歧,遂又各自分裂,渐渐产生了许多新教派,例如从路德教派又分裂出福音教、美已美会;从加尔文教派又分裂出唯一神派、清教徒、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等;从英国国教又分裂出圣公会、高级教会、低级教会、自由教会、牛津教会等。基督教之各教派,在过去四百多年内,已分裂为一百多大小不同的教派。在欧美各国,基督教各教派统称为“誓反教”,乃因当时路德教派在德国得势后,严禁天主教举行弥撒圣祭。数年后,即于一五二九年,斯倍尔国会又宣布恢复天主教举行弥撒圣祭之自由,当时国内五个皈依路德教派的王后和十四座城市的路德教信徒,群起誓死反对,称自己为誓反教派。自此以后,自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都称为誓反教,以示与天主教分离之意。待日后他们来到中国传教时,因为中国环境与欧美不同,他们觉得誓反教之名有欠和善,遂以基督教之名取尔代之,称为基督教。

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不同之处
基督教个教派在信仰天主(上帝)和基督救主这些大前提上,与天主教并无不同;但在奉行天主(上帝)和救主基督所启示的教义,诫命和净化圣化心灵的圣事上却大有不同。兹略志如后:

·在成义得救的大事上,基督教各教派除圣公会外,其它各派都主张人只靠信德就可成义得救,不需要行善工。天主教却按基督的教诲,主张人的成义得救,一面靠信德,一面要遵照天父的旨意取生活行善工。

·在天主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上,天主教完全信奉不渝。基督教中有的教派接受信奉,有的教派如唯一神派和耶和华见证人派则予以完全否认,他们只信有一个天主,不信一个天主有三位:父、子和圣神。关于耶稣所离的七件圣事,天主教都一一遵行。基督教除圣公会外,其它教派只奉行圣洗圣事。对圣体圣事,他们则称之为圣餐,只举行耶稣在晚餐厅成圣体圣血时所举行的礼仪,以资纪念,但并不相信饼酒于祝圣后即真变成耶稣的体血。对其它圣事,如坚振、弥撒祭祀、告解、病人傅油(终傅)、圣秩、婚配等圣事都予以删除。在婚姻上救主基督曾郑重声明,不许离婚。天主教世世代代谨守不渝。基督教各教派却准许离婚。

·关于教义来源,按天主和救主基督的传授,教义的来源有二,即圣经和圣传,称为信德宝库。天主教自宗徒时代迄今,世世代代忠心保管此宝库。基督教各教派却只承认圣经为教义惟一根源,对圣传却拒不接受。

·关于圣经的卷数目录,天主教的圣经共计七十三卷,其中旧约四十六卷,新约廿七卷。基督教的圣经却只有六十六卷,其中新约廿七卷,旧约却只有三十九卷,因为他们把旧约中希腊原文的巴路克、多俾亚传、友弟德传、智能篇、德训篇、玛加伯上及玛加伯下七卷予以删除,不承认这七卷为圣经。圣经是天主的圣言有客观的正确真意,为此在解释上有应守的客观标准,个人不能主观的自由解释,以防圣经原意变质,犹如国家的宪法不能由每个国民自由解释一样。天主教对此标准,非常尊重谨守;基督教各教派却拒不接受,主张每个教徒都可自由解释圣经。倘若两人的解释彼此不同、甚至不和谐时,他们认为双方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每人都可按着自己的解释去了解圣经。就因如此,基督教内才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教派,各行其事。

·关于敬拜天主及救主基督之礼,天主教非常注重礼仪生活,俾能促进天人感应。为此每主日为教友举献弥撒祭祀;每年复活节前举行圣周特别典礼;为敬拜圣体,常年内屡次举行圣事及圣体降福;为恭敬耶稣圣心,每月举行首星期五敬礼;为丧葬举行追悼礼仪等。这些礼仪能激发参礼者敬拜天主和救主基督之心,使人体认到天人感应之亲切,加强信仰生活。基督教各教派却不重视礼仪生活,即在主日礼拜中也只有读经、讲道、唱圣诗而已,其它礼仪生活,则付诸阙如。

·在信仰生活内容及教务行政上,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信奉同一教义,遵守同一诫命领受同一净化、圣化心灵的圣事,参与同一祭祀天主的弥撒典礼,又在同一元首基督在世代表一罗马教宗的领导下,向普世万民宣扬福音,引导他们归信天主,获得基督的救赎大恩。基督教各教派则不以为然,在教义及圣事上各教派彼此不同,在教务行政上更是各自为政,各行其事。

·对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天主教予以适当的敬礼,第一,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他养育了耶稣,当耶稣代人赎罪受苦受难时,她在精神上分担了耶稣的痛苦。耶稣基督都很敬爱她,我们作为基督信徒的,对她也应该予以尊敬。第二,因为圣母玛利亚拥有许多美德,如服从天主、谦卑自下、忍耐宽仁、慈善助人等,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敬重。不过天主教恭敬圣母玛利亚,并不认为她是神明主宰如同天主或基督一样、能降福免祸,只认为她是我们在基督前的中保,她在耶稣基督前说话又力量,她能为我们转求、为我们求得天主的丰富恩宠,加强我们的信仰生活,能更虔诚的事奉天主或救主基督。基督教各教派并不恭敬圣母玛利亚,他们认为圣母玛利亚与其她一般妇女一样,为什么要恭敬她?有的教派还反对恭敬圣母,甚至谴责、曲解天主教恭敬圣母之本意;有的教派还公开诬蔑说:“天主教不崇拜上帝,不崇拜耶稣基督,只崇拜圣母玛利亚,天主教是玛利亚教。”社会上有许多人受到这种诬蔑的宣传的误导,宁人遗憾。

·关于供奉圣像之事,天主教许可在教堂或教友家中供奉圣像,比如耶稣苦像、耶稣圣心像、圣母及其它圣人圣女像等,供教友瞻仰敬礼;其目的非为引人尊敬该像本身,乃为助人引发睹像思人之心,比如目睹耶稣苦像,内心就会想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人赎罪之大恩;目睹耶稣圣心像,就会想起耶稣圣心爱人之深;目睹圣母像,就会想起圣母的慈悲为怀。天主教供奉圣像,犹如我们供奉父母的像照一样,供奉父母像照之目的,乃为睹像思亲,天主教供奉圣像之目的也是如此。基督教各教派反对供奉圣像,认为是崇拜偶像,罪恶行为;不过他们却把十字架供奉在他们的教堂顶上,令人瞻仰尊敬,不认为是偶像崇拜,这种矛盾作风,令人莫解。

·关于祭祖之事,天主教过农历新年时,遵照中国传统礼俗举行祭祖典礼,因为按先哲立礼之本意,祭祖乃为提倡孝道,发扬祖先遗留美德,以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目的。这与天主十诫第四诫相符合,对在中国人中传扬基督福音也有助益。基督教各教派反对举行祭祖典礼,认为在祖先碑位前举行祭拜,是崇拜偶像之恶罪行为。

·关于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主宰之名称,天主教方面当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刚到中国传教时,曾用中国经书上所用之“天”或“上帝”之名,最近又用“神”之名称。关于天主三位一体中之第三位,天主教从圣经原文译为“圣神”,基督教方面则译为“圣灵”。
圣经上有许多人名或地名,由于音译之故,天主教与基督教所译者,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不同者颇多,兹略举数则:地名方面,耶稣诞生之地,天主教译为白冷,基 督教译为伯利恒。耶稣成长之家乡,天主教译为纳匝肋,基督教译为拿撒勒。人名方面,耶稣的宗徒如伯多禄、保禄、玛窦、马尔谷和若望,是天主教按拉丁文所译者;基督教方面则按英文译为彼得、保罗、马太、马可及约翰。其它不同译名尚多,兹不多赘。

天主教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教会,在天主教会史上,教会经历两次大分裂,一次是1054年东正教的分裂,另一次也就是马丁路德的分裂了。因为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在中国被误称为基督教)在中国有较快的发展,所以本文就重点介绍之。话说天主教会发展到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神父出于对教宗的种种不满而离开了天主教会,把圣经和教义做了一些改变后另创新教,但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教派,都相信同一位天父,就是创造、救赎和照顾人类的天主(基督教弟兄称“神”或“耶和华”),并相信天父所打发来的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因此人们为区别两个不同的教会,把天主教称为基督教旧教(即原始基督教),而把马丁·路德所创立的新教(Protestant,原意是“抗议”)误译为“基督教”,在学术界则称为“抗罗宗”。在国外,基督教(Christianity)是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各教会的通称。在中国,学术界渐渐用“基督宗教”来概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教会。
天主教保留了耶稣立教时创立的教会体制,承认圣伯多禄(彼得)的继承人罗马教宗为普世基督徒的精神领袖,并接受他的领导,天主教的主教、神父和信徒都是接受教宗领导的,因此天主教会内也就没有派系之争,在基督教的圈子内,有各种大小不同的派别与分支,例如浸信会、中华基督教会、圣公会、循道会等等,这些教派在教义、礼仪、传承方面亦有不同程度的差异,难以用“基督教”这个笼统的名词去代替。相反,天主教由于在组织上和传承上都是统一的,所以也就比较能符合耶稣基督的意愿,因为耶稣曾为他的信徒们能够合一而向天父献上恳切的祈祷。现在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统一的目标下,各自发展多元的信仰观,让各人互补不足,就像拼图游戏一样,用不同形状的拼块,才能拼出完整的图画,但若没有统一领导,就难有成功的一天。基督教在对圣经的经文注释、教宗的权威、礼仪的施行、教会有形制度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然而,正因为这些不同,彼此更有可能互相丰富对方的内涵,这当然要求大家共同抱着开放、包容和诚恳的态度。其实,大部份的基督教徒都对天主教徒十分友善,合一运动在全世界都已扎了根。
说到两教的不同,我们还要留意一点。
在对圣经经文的解释方面,基督教受其创立人马丁·路德的影响,较为强调圣经的绝对性,鼓励自由解经,因此在释经学方面的发展和著作固然较为丰富,但由于没一个明确的训导权威,因此也容易有派系之争和异端邪教的出现,天主教却鼓励信徒在教会训导和传承中去了解圣经经文的意义,在有关信仰与伦理道德方面要服从教会的训导,在其它灵修、心得方面皆可有个人的感悟。

天主教强调祟拜唯一的天主和他所打发来的耶稣基督,但教会认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曾有不少信徒(包括圣母)都以自己的生活榜样,见证并宣讲天主的爱,有些甚至为信仰牺牲而殉道。教会也更相信诸圣相通的道理,于是教会在礼仪中除祈祷上主外,也呼请圣母玛利亚、众位圣人圣女为世上的信徒代祷,同时教会也呼吁信徒去默想这些人的行为,让信徒效法,以达到与天主更加接近的目的。有些人之所以是“圣人圣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功德”,而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天主的胜利和光荣,他们是“圣”的,因为他们在天国上所接近的天主是“圣”的。特别在敬礼圣母玛利亚方面,天主教会强调不仅她是主耶稣的母亲,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把他的母亲托咐给了他的爱徒,每一个愿意争做基督爱徒的人,也应把主的母亲做为自已属灵上的母亲迎接到自已的信仰、家庭、教会团体中。圣母玛利亚在世上助人为乐,在天国上更不会忘记每一位呼请她的人。而基督教徒则认为,只向基督祈祷即可,不必通过圣母玛利亚及圣人圣女的代祷,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降低基督的地位。
天主教相信,天主固然可以直接地给予人恩宠,但天主也有藉着一些人或事给人祝福和恩典的自由,而事实上,无论在旧约或新约时代,天主常借着一些标记与人来往,主耶稣也建立了七件圣事,为帮助人在人生重要的时刻,例如出生、患病、成婚、死亡、为生命的方向选择是否出家修道时体验上主的恩惠,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透过领受这些圣事,让生命活得更丰盛。这七件圣事是洗礼、坚振、忏悔、圣体、病人傅油、圣秩、婚姻。基督教强调个人与神的“直接”来往,认为个人的认罪、祷告、灵修、或默想,已能够直接与神建立关系,无需太多外在的仪式,因此许多基督教派,只有洗礼和圣餐,有些也包括婚姻礼仪,其它圣事早已失传。告解(或称修和圣事)却很难被基督教派接纳,他们认为主教、神父也是人,怎能赦免人的罪,天主教也认为只有天主才能赦罪,但主教、神父负有传自宗徒们的神权,他们是靠神权、而非靠自已的能力赦罪。主耶稣在复活后把赦罪权交给了宗徒们,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不赦谁的罪,谁的罪就存留不赦(新约《若望福音》20章23节)。”不过,天主也是慈悲的大父,一个人在非常的情况下,无法找到教会神长,他只要向天主忏悔,天主也宽赦。

最后,天主教相信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已白白地宽恕了人的罪恶,但人仍是软弱的,人与天主恩宠合作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成圣,因此一般人死后都要经过一个净化的阶段,也就是“炼狱”,因此天主教就有为亡人祈祷的习惯。而基督教徒都不知道有炼狱,因为所有有关“炼狱”的圣经经文都已被马丁·路德删除(如旧约《玛加伯下》12章38-45节),或另作其它的解释,所以也就不重视为亡人祈祷。

我们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唯一的主、耶稣的教诲,生命的尊贵、人生的积极意义等等,在这些课题上,两教的信徒都往往可以手牵手、肩并肩地共同面对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在许多地方,双方信徒也经常举行共同祈祷,对于社会上不公义和不平等的制度及事件,亦共同表明立场,并一起为受压迫的人服务。在很多场合,这些行动都证明了两教信徒是有着同一个根的。根据主耶稣的意愿,全球的基督徒总有一天要走向合一的,基督徒的分裂只是暂时的现象,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积极推动基督徒的合一。

当然,我们亦得承认在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历史,两教曾经因为对教义不同的观点而互相攻击,甚至酿成战争,到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教徒)手足相残的事还是存在着。在中国大陆,教派之间互相指责的事亦屡见不鲜。这种情况是所有真正信服真理的基督徒所不愿看见的。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事件其实和信仰扯不上关系,往往只是出於自私和骄傲,相信这也不是天主所愿意看见的。这正好提醒每一位基督徒要作真理的仆人,却不要企图以自己代替真理,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世界的光,让人认识那真理之源的天主。
以下是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外观上容易辩认的区别,以帮助你辩认你踏进的是天主教堂或是基督教堂:

·天主教教堂尖顶上有十字架,十字架各种各样,堂顶也都有“天主堂”三个字样。而基督教堂尖顶上也有十字架,一般都是红的,堂顶有“基督教会”或“基督教堂”字样,有的还冠有本教派的名字,如“真耶稣教”、“安息日会”、“以马内利”、“哈利路亚”等等。

·天主教堂中,除中间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像外,两边有时还会有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等圣人圣女们的圣像,四壁还有耶稣基督走过的十四处苦路像。而基督教堂里一般只有一个红十字架,内部设施比较简单。

·天主教堂前堂中央都有一个祭台,为举行弥撒礼仪而用,而基督教堂前面只一个小小的讲道台,从不举行弥撒。

天主教基督徒进教堂或祈祷前后都在额上、胸上划十字,以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而新教基督徒却没有这个习惯。

·天主教基督徒在教堂祈祷都是念统一的祈祷文,同心合意地按一定的曲调而颂念。基督教徒的祈祷则较为随便,各说各的。

·天主教的圣经共有七十三卷,而新教的圣经只有六十六卷,在旧约中有七卷被马丁路德删除了,因为这七卷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而马丁路德只承认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三十九卷旧约圣经。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被称为教宗、主教、神父,且都是奉献度独身生活的。而新教的神职人员因教派的不同而也有不同的称呼,在长老派里称为“长老”,在路德派被称为“牧师”,在其它小教派里被称为“神的仆人”、“某某兄弟”、“某某同工”。在圣公会派里也有被称为“司铎”及“主教”的,新教的神职人员都是结婚度世俗生活的。新教里没有修士、修女。

·天主教把最高的上帝称为“天主”或“上主”,一个天主包含有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神。基督教把最高的神称为“神”或“耶和华”,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