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一个自律者-冯仑

有些人说创业伟大,因为他能领导别人。这其实又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理解,伟大不是体现在领导别人上,而是体现在管理自己上。这方面,王石是我见过的人中做得最好的。

王石喜欢运动,我也经常跟王石出去玩,包括爬山。王石从四十七八岁开始爬山,用了大约5年时间就完成了“7+2”(七大高峰和南极点、北极点),能创造这样一个不俗的纪录,他靠的就是严格的自我管理。

同样是爬山,我发现,王石跟我们的行动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能管得住自己。每次爬山前他都非常认真地做准备工作,比如涂防晒油,要求两层,他一定会涂两层,而且涂得特别厚。爬山过程中,在作息上,我们很不规律,累的时候早早就睡了,聊得高兴的时候可能要八九点才睡。他不一样,说几点进帐篷,到点肯定进帐篷,无论聊得多高兴,因为他要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不然第二天体力不够,可能爬不了。

爬山时吃的食物是个问题,我们觉得不好吃时宁愿挨饿,他不管多难吃都强迫自己往下咽,为的是摄取足够的能量,保持体力。珠峰爬到7000多米的时候,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地看风景,他不管别人怎么夸,都克制自己不出帐篷,因为动一次能量就损耗一次。他对自己的这些严格要求在8000米以后体现出效果了。

当时跟他一起爬的还有另一个朋友大刘,大刘属于兴奋型的,8000米以下时在电视直播里看到的都是大刘的镜头,结果太放纵了,没有管理好自己,到8000米没劲儿了,体力不行了,恐惧了,开始打退堂鼓。作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王石能够顺利登顶,管理自己的能力是功不可没的。

所谓“管理自己”,其实就是自律,是人的一种重要的品质,同时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很多企业的领导者管理做得很好,但在自律上不太注重,很多都是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的欲望,结果战略、组织系统等都受到影响,甚至因此失败。

在万科则不同,公司里王石的朋友、战友一个没有。曾经有一个原来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在北京拿了个批文,想让王石做,但王石已经决定公司不做这种业务了,这个人最后竟然给王石跪下,说就这么一次。都是男子汉,都是“老江湖”,到了这个地步,王石还是坚决不做,由此可见他坚持原则到什么程度。

同样坚持原则的还有柳传志。我们十三四个企业界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十几年来,每年“五一”,这些老男人都会找个地方玩一周。那次我们一起在新西兰南岛度假,头一天老柳在车上宣布:“大家都别迟到,如果有人迟到我就翻脸,一天不理你。”结果第二天有一个人迟到,他马上就翻脸,说:“我今天不理你,你别和我说话。”大家全傻了,他当真一天不和迟到那人说话。那天以后,再也没人迟到了。

因此,我认为,伟大就是管理自己。过去,我们老以为伟大是领导别人,这完全是错的。当你不能管理自己的时候,你便失去了领导别人的所有资格和能力。当一个人走向伟大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管理好,管理好自己的金钱,管理好自己周边的人脉、社会关系,管理好自己的行为。你管理好了自己,自律了,守法了,很多类似的美德就有了。
同时,把自己管理好了,在组织中成为最好的成员,才取得了领导的资格。如果其他成员自律性不强,而你是最好的成员,大家就会信任你,才敢把命运寄托给你——一个首先能管理好自己的人身上。比如你不占便宜,大家就会相信把钱交给你管理是合适的。

还以王石为例,他说不炒自己的股票真就不炒,他承诺的事大家都会相信,因为这是他的美德。所以伟大首先在于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

中国反腐进入金融界郭广昌“失联”-大亨们凶险的一周

于周四(10日)“失联”的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引发了中外媒体关注。中国媒体关注郭本人的社交媒体帐号变化和身家等。西方媒体称,中国反腐进入金融界,对于中国的大亨们来说,这是非常凶险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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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和巴菲特比呢?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和在政商经济和寡头垄断的经济环境下的发财致富,这怕是两个概念。在后者的环境中,资本的原罪也许更加的血腥和腐败。

一位接近复星集团的消息人士向BBC证实,未能通过内部手机软件联系上其集团主席郭广昌。该人士称:“他极有可能被中国当局带走协助调查。但中国当局并未调查郭广昌本人。”但该人士拒绝透露更多调查的细节。

郭广昌“失联”后,中国新浪财经关注郭广昌的社交媒体微博,称郭广昌拥有超过11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已经清空了全部内容。

 而复星集团官方微博、复星国际官网均未做出任何回应。

中国的《财新网》关注郭广昌的身家。郭广昌被称为“中国巴菲特”,这得益于复星国际股价屡创6年新高,以及其他资产的稳步增长。

郭广昌身家从2014年的214.19 亿元增加至410.33 亿元,成为中国排在第四位的富豪。

郭廣昌(1967年2月16日),中國企業家,浙江东阳人,現為复星集团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青联常委、上海浙江商会名誉会长。他妻子是上海电视台《东方午新闻》主播王津元,是他在复旦大学的师妹,两人育有两女一子。2015年,郭广昌以290亿人民币身家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49位。

郭广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现任中国光彩基金会副理事长、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YBC青年创业基金会副理事长。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期间,郭广昌先生携手15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建设运营中国民营企业联合馆,开创中国民营经济亮相百年世博会的历史,为中国经济新面貌赢得国际赞誉和广泛尊重。

对话王津元

郭广昌的太太王津元“全上海嫁得最好的主持人”,需要的是低调,再低调,开微博都不用实名。低调久了,眼神里就自有一份笃定和单纯。身材纤细的王津元坐在记者面前,敏感问题有问必答,语言如性格般,丝毫不加粉饰。

镜头前她曾经是《新闻追击》、《1/7》、《东方夜新闻》、《双城记》的记者型主持人,因温柔端庄的知性气质极有观众缘。镜头外,她的身份是全国最大民营企业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妻子。郭广昌去年以26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名列中国权威的胡润百富榜第43位,今年以千亿投资布局全球,被寄以希望为“中国的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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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主持人,也曾经想过要跳槽

在天津长大的王津元,爸爸妈妈都是工程师。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频繁地带口齿伶俐的她出席各种活动做主持人。小小的王津元似乎天生就不怕陌生人,台下再多人她还是落落大方。当时爸爸妈妈很反对她做主持人,认为应该以学业为重,尤其要学好数理化。当王津元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喜欢边吃早饭边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书,因为作文成绩很好,中学老师建议她:“可以考虑考复旦新闻系”。高中时,她随父母回上海,因为理科成绩优异而直升复旦大学,并没有经历高考。

《申》报:你当年因为理科成绩好保送复旦大学,为什么选择读新闻系?

王津元:我父母都没什么文艺细胞,他们认为演出啊主持啊这些风花雪月的事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有一技之长才重要。所以我当时想过做医生,也想过学经济……但复旦经济系不招直升的学生,填志愿时突然想起中学老师说的话,就报考了新闻系,其实是阴差阳错。

《申》报:很多人会觉得做主持人更风光吧。

王津元:我至今还是觉得做专业人士比较踏实。做主持人其实门槛不高,只要长相周正、口才好、有积累就可以……但做科学家就不是一两天就能做的。我至今还是非常崇拜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很多朋友也都是专业人士。

《申》报:你在1995年毕业之后,同年就进入了上海电视台工作?

王津元:毕业后我有机会到电视台实习,成绩又好,但一直认为做记者是吃青春饭的。我本来想着两三年后跳槽进“四大”的,我有我的专业理想。我有个同学现在已经做到500强的财务总监了……我做记者时跑的是科教文卫条线,认识了很多人,生活渐渐变得充实,做《新闻透视》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跳槽了,因为做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申》报:听说你大学时一头的长发,是复旦有名的校花?

王津元:(笑)校花?喇叭花吧……(是不是有很多追求者?)其实也没很多人追。大家都以为漂亮女孩追求者多,其实这是个误解,很多男生觉得追不上,会打消念头的。

  他追求我时,还是“个体户”

关于王津元的婚姻,坊间流传着各种说法。常有同事在午休时间开玩笑说:“王津元,今天我在饭桌上又帮你辟谣了,人家两口子好着呢,没离婚。”做成功人士的妻子,容易招来各种羡慕嫉妒恨。

《申》报:关于你和你先生认识的经过,网上有三个版本,想跟当事人确认一下哪个版本是准确的。

王津元:外界还说我先生大我十几岁……其实他大我4岁,1967年属羊的,我是1971年出生属猪的。我在复旦的时候,他是团委老师,1989年毕业时留校做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互相认识,也各有男女朋友。当时我也在学生会帮忙,所以挺熟的。我跟我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因为想法不同,毕业一年后就分手了,我进电视台从记者开始做……直到有一次《新闻透视》录节目,同事找来嘉宾说是复星集团老总,我去拍的,发现所有的嘉宾都是认识的朋友,这才开始了接触,算是工作中结识的。

《申》报:他身上什么个性吸引到你?

王津元:他做事非常执着,非常专注……追求女孩子也是这样。(笑)

《申》报:你们有怎样相同的价值观?

王津元:我们都是随遇而安的人,对于生活细节没太多讲究。我现在还是自己开车,司机负责接送小孩,我们也没什么特殊爱好,(买私人飞机,买私人游艇?)我晕船,呵呵。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也很踏实。

《申》报:好奇地问一下,你有几只爱马仕?

王津元:一个。就因为它造型很特殊,湖蓝色的,比较宽,我出差用,装电脑很方便。

《申》报:嫁给成功人士,外界总会有一些对于动机的猜测和遐想。

王津元:我们结婚已经12年了。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那么有钱,属于刚刚冒尖的被扶植的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笑)1992年他创办公司,我们1999年结婚的。我们的求学经历相仿,朋友圈子相仿,是因为这个才走在一起的。

事业,是女人安全感的来源

被家庭被小孩圈住,被节目时间段钉死,王津元形容自己目前生活得像个机器。

大女儿10岁,儿子3岁,小女儿1岁。如今王津元出任《东方午新闻》的主播,这也使她多年来能够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愿望得以实现:下午去超市买菜,回到家给大女儿看作业,陪儿子在院子里玩,吃过晚饭,才想起还有个老三。单位发的美容卡,一次都没用过。大女儿长大了,慢慢开始喜欢看新闻了。女儿说不太喜欢电视上太过严肃的妈妈。而且当妈妈出现在电视上时,肯定就不在家。

《申》报:在普通人看来,你完全没必要工作了,没必要那么累。

王津元:普通人看来是挺自作自受的,但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我身边也有不少全职妈妈,但我的性格似乎没法做全职妈妈。我是独生子女,缺乏照顾经验,需要追求自我。在孩子的成长中,我觉得把握节点最重要……毕竟老公的事业就是老公的。我有自己的特长、爱好。对女人来说,工作虽然没有家庭重要,但事业是安全感的来源,做全职太太一定会缺乏安全感吧。

《申》报: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居然有三个!

王津元:我先生通过了香港优才计划,所以我们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结婚之后,自然有了老大,老二没想过,老三是意外……老公也没说要生,但当时周围朋友都纷纷生二三胎,好像很流行,我就决定生下来。当时在做《天天夜新闻》,工作一段时间总有瓶颈。

《申》报:爸爸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董事长,怎么分担抚养的重任?

王津元:他总能在关键的时间点上做出有意义的事情。偶尔去幼儿园参加一次家长活动,他也能做得很成功。有时我这个妈妈陪一天,都不如他这个爸爸陪十分钟,他有时陪儿子做一些运动型的游戏。

《申》报:他曾在采访时说,他在家常常接受你的采访?

王津元:哪里……关于公司品牌形象,他会听我的意见。我们有时做财经节目,我也经常请教他,他的眼光很犀利,观点及时又精准。他也非常包容,气量大,看问题高瞻远瞩。

《申》报:有这么优秀的一个老公,外人看着都会捏一把汗,会为了保鲜婚姻刻意做出改变吗?

王津元:人在任何时间的感情都会发生改变。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都做自己,保持个人风格,不迎合或谄媚对方。当时走在一起,也是因为这份独立吧。

《申》报:很多主持人都自己做节目了,你想既做主持人又做制片人吗?

王津元: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不做,我不需要赚更多的钱;如果老公扔一笔钱给我做,这是不道德的,花老公的钱不能这么没有节制。

东方卫视新闻节目日前全面改版,《东方新闻》、《东方午新闻》、《东方夜新闻》、《看东方》等各档新闻节目随之焕然一新。日前出席改版发布会的主持人队伍中,赫然出现了久违的主持人王津元的身影——此次东方卫视新闻版面改版,中午12时播出的《东方午新闻》将由王津元独挑大梁。

新京报专访林军中青旅遨游网总裁 -脚踏实地去做产品和服务

 

lin-jun新京报:中青旅出境游的情况?

林军:出境游是最热的旅游市场,它的特点,一是,市场份额在70%以上,中青旅整体来说偏向高端客户,譬如,公司白领及其家庭。二是,客源逐渐向下渗透,具体来说,五年前,我们出境游的客户大多集中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现在不仅延伸到二线城市,也包括了中西部的省会城市,还有一些重点城市。客源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二线城市的客源增长速度是一线城市的一倍以上。第三,从目的地角度来看,中青旅覆盖范围广,只要是开辟了出境游的目的地,我们都可以做到全覆盖,在市场上是一个大而全的状态。

新京报:国内出境游市场的趋势?中青旅如何跟随这种趋势?

林军:一是继续由参团观光向自由行度假转换。这种转换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实实在在地明显发生,与以往不同在于,由原来的一线顾客自由行向二三线城市顾客转变,二三线也愿意去自由行。

二是,参团旅游以特定人群、特定目的地和主题包装品为主。参团一定是比自由行更便宜更舒适的一种出境旅游形式,参团的产品以集中购买方式来选择。两端地面都有服务,对于老年人和有些团体来讲,不参加团队是无法进行的。好的参团旅行在市场上是有存在价值的。英国的saga公司只做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在选择客人,他们研究客人喜好,甚至知道客人拐杖在左在右、爱喝什么样的啤酒、病史等等,深入挖掘客人需求,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是,目的地服务领域成为争夺重点。这是竞争的热点。

新京报:出境游的困境和短板?

林军:出境游的困境和短板不在境外,在境内,问题核心在于专注做服务的旅行社太少,专注做经营的旅行社太多。结果就是不合理低价和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实际上影响着出境游产品。以一种现代的角度,关注新兴的手段和技术工具,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开展全面的旅游服务。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去做产品和服务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安身立命之本。

新京报:出境游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林军:出境游和国内游的区别并非在于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出境游在境外,目的地的法律监管规范程度上和整体服务环境健全上要优于国内。在境外违法成本高,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而在国内违法成本低。

另外,出境游客人成熟度相对要高一些,在出游次数、目的、文明程度、理念比没有出境游的客人要成熟。

1997年

中青旅是我国旅行社行业首家A股上市公司。

2005年

中青旅控股乌镇旅游。

2015年

收购“本色视觉”,战略投资七洲网、推出“如是户外”品牌、提出“遨游网+”战略,近日,在古北水镇开通“滴滴巴士”和内蒙古旅游局合作实施“草原+”项目。

新京报专访凯撒中国创始人陈小兵:高品质服务全球化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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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凯撒上市作为今年的一大动作,这将对于凯撒的经营有怎样的影响?

陈小兵:上市是凯撒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凯撒旅游未来的发展也更值得大家期待。我们在追求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将会加快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深化全产业链打造,并且始终为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跨国旅游行业旗舰而努力。

新京报:凯撒一直以来以高端旅游为核心,着力于出境游,是否有想法开拓其他旅游市场?

陈小兵:旅游服务并无高低端之分,旅游产品会根据消费者需求提供不同价格层次的选择,当下凯撒旅游全球产品体系丰富多样,不同的消费者都能各取所需。我们在保证旅游服务统一、优质的基础上,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推出的产品中既有适合大众的高性价比产品,也有精品化的旅游产品。

新京报:凯撒今年推出滑雪子品牌,设立邮轮公司,并且在资本方面运作非常多,今后还会有哪些计划?

陈小兵:在登陆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也进一步深耕细分市场,例如进军境外滑雪旅游领域,推出“滑遍天下”子品牌,旨在深耕全球滑雪旅游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服务的出境游滑雪产品。

依托对当下中国邮轮市场发展的把握,我们适时组建凯撒邮轮销售公司,将在未来三年内持续加大对邮轮业务的投入,投入不少于50亿元,力争打造全国最大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邮轮销售平台。拟投资的资金将用于搭建全国性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邮轮体验中心,建立标准化的人才培训机制,组建全国最大的邮轮保障团队以及采购优质邮轮资源。

就在十月份,我们还与MSC地中海邮轮正式签署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并将MSC邮轮旗下的明星之船抒情号正式介绍给中国游客。明年5月1日,MSC邮轮抒情号将首次来到中国,凯撒旅游将作为独家运营方,在人才培训、设施改造、服务设计、服务运营保障等诸多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双方合作将更直接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独一无二的邮轮旅行体验。

新京报:您认为凯撒对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是怎样的存在?

答:凯撒旅游见证并伴随了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随着境外旅游目的地的逐步放开,将产品体系覆盖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并将我们的服务网络延伸至海外核心城市以及国内30多个城市。我们希望离消费者越来越近,带他们走得越来越远。

1993年

1993年,凯撒旅游创立。作为“欧洲旅游专家”,自欧盟开放起,专注于赴欧产品的研发和服务升级。

2015年

2015年6月,发布全新滑雪子品牌“滑遍天下”,8月,宣布正式组建邮轮销售公司。

2015年

2015年10月,凯撒旅游宣布借壳上市。

刘作虎独步手机圈:硅谷互联网巨头都知道一加手机

1998年,刘作虎从浙江大学毕业,来到东莞长安,加入步步高。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个BP机,第一个项目做完,老板发了一个3,000元的红包,他马上跑到深圳买了一台手机。
那个年代,东莞的打车费用已经很贵了。他们几个年轻人,去长安镇吃饭,一上车就是20元,来回两部车,光车费就要80元。“也没做什么事,就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但我从来不担心,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工作个什么劲?”他说。

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人,创立了一个名叫“一加”的手机品牌,以“不将就”作为口号。2014年5月,一加1上市,这款手机卖了一年多时间,直到2015年7月,发布一加2。一加1累计出货量超过了150万台。相比其他手机厂商,这并非多么惊人的数字,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款手机海外销量超过六成,覆盖美国、印度及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

一加科技自2013年12月17日成立以来,10个月就实现了赢利。目前团队规模近900人,成员来自19个国家。2014年,一加科技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一加2的销售目标为300万到500万台。
完全走线上渠道,在海外拥有大量粉丝,说一加手机是一个国际化的手机品牌,并不为过。在海外,购买一加手机需要邀请码。刘作虎到硅谷,发现很多大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都知道一加手机,听说他是一加公司的,纷纷找他要邀请码。这让他感到非常诧异。

印度市场的热销完全在意料之外。一加1发布以后,首先在欧美销售,然后发现有成千上万台手机从美国卖到了印度。论坛上,也有不少印度网友问,一加手机什么时候来印度开售。2014年12月,一加在印度开了一个小型的产品发布会。刘作虎想先发5,000台手机试一下水,印度亚马逊网站建议发两万台。没想到,二十多万用户争抢这两万台手机,只好赶紧补货。在印度,一加手机是高端机中销量仅次于苹果的手机品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售价人民币1,500元以上的手机算是高端机,一加1售价人民币2,300元)。

当年Gmail诞生,拥有注册邀请码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给刘作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Gmail邀请码,倍感兴奋。硬件产品在生产端需要沉淀大量资金,稍不留神,一家创业公司就可能灰飞烟灭。采用邀请制购买,可以提前预估潜在销量。

购买一加手机的用户,还能额外获得一个邀请码,可以转赠他人。这是完全体现口碑实力的营销方式,因为只有消费者自己觉得产品好,才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购买。反过来说,如果产品不好,采用邀请制购买,就是一个笑话。

刘作虎开始创业时,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企业家们多多少少有些焦虑,不服跑个分,发布会上挤兑一下友商,都是标准动作了。可他从不主动攻击竞争对手。他更愿意关注屏幕的通透性,还有握持的手感,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明知竞争激烈,为什么还要做手机?”这个问题被问得多了,他常常反问:“如果让你自己掏钱买一台手机,你买哪个品牌?”大多数人的答案还是:“苹果。”“找不到比苹果更好的安卓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即使今天竞争这么激烈,市场还是足够大。难道安卓机真的做不到苹果那么好吗?已经有标杆在那里,这么大的空间,还不够发挥?”他说。
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放性,安卓手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操作容易出现卡顿现象。一加2发布会上,代言人韩寒对于安卓手机用久了,是否一样“牛畅”(刘作虎是湖北汉川人,说“流畅”这样的词,有时候不那么标准)存有疑惑。刘作虎问他,用过一段时间一加手机,感觉如何?韩寒说,跟刚用的时候一样。

当然,你可以说韩寒是代言人,他的话不足为据,但刘作虎自言每天在关注这些细节。“产品同质化以后,就是拼细节,不流畅就改到流畅,这是可以做到的。”他拿起手边的手机,滑动演示。

那是一台黑杏背壳的手机(一加手机的背壳有5种款式可选,分别是黑杏、凯夫拉、砂岩黑、酸枝、竹质)。一般来说,进入电话通讯录以后,手指上下拨动比较顺滑,点进去具体的联系人页,由于滑动角度不同,反应可能会有所迟滞。“第一款样机出来,我说这太卡了。工程师回答,安卓原生系统就是这样。我说不管原生系统怎样,必须做到很流畅。这是慢工,得一点点改进。”他说。
刘作虎最认同的还是产品经理的身份。在步步高,他从技术工程师做起,后来到了新品牌OPPO,又从产品开发部长做到副总裁。在OPPO期间,他主导了蓝光DVD的开发。这一度是海外市场上,来自中国的最具知名度的消费电子产品,售价超过所有国外竞争对手的产品。

打造蓝光DVD的经历,使他相信,凭借好的硬件产品,做成一个“全球用户尊敬的品牌”是有可能的。“OPPO的广告片,很唯美很漂亮,那是因为从选导演、演员、摄影师,到每一帧画面都要把关。把做广告当成做产品,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差。还有,很多人以为OPPO就是打广告起来的,其实不是。广告只是一部分,产品才是核心。很多细节你是看不到的,当初做OPPO手机,品质要求比诺基亚还要高,诺基亚的跌落测试高度是1.8米,OPPO的跌落测试高度是2米。”他说。

产品经理做久了,对功能设计有天然的敏感。2007年,刘作虎第一次看到iPhone的静音键设计,就对乔布斯深感佩服:“苹果把能去掉的按键都去掉了,却留了一个静音键,他对用户心理的把握真的很准。我是做产品的,苹果做这么一个动作,我一看就知道背后的深意,这个静音键用着太爽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苹果的设计就已经完美无缺了。一加2的左侧,有一个可以上下拨动的实体键,分为三档:静音、勿扰、正常。其中的勿扰模式,是刘作虎逢人便说的一处设计。静音模式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勿扰模式是为了不打扰自己。用户可以对联系人预先分类,手机拨到勿扰档以后,只有愿意接听的电话才能拨入。而陌生号码,必须拨打三次以上,电话才会响起。为什么是三次?通常骚扰电话打两次不通就挂掉了,真正紧急的陌生来电,拨打三次也能接到。
一加1的操作系统是和第三方机构CyanogenMod合作的,到了一加2,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国内版本名为“氢OS”,海外版本名为“氧OS”。刘作虎也在软件层面进行了大胆改动。取消了底部的DOCK栏,因为他认为第一屏已经足够放置常用应用;在首屏上方留出三分之一面积的窗口,用户可以更换壁纸;接听或拒接电话,由常见的左右滑动,改为上下滑动,向上滑动拒接电话,有往外推的意味,向下滑动接听电话,有敞开接纳的意思。

一加2目前有两个版本,16G售价1,999元,64G售价2,399元。刘作虎不打算推出千元以下的手机。他发现用户对千元机的关注度正在持续下降,现在任何一个手机厂商发布一款千元机,人们好像都不太感兴趣了。“用户兴趣点转移很快,可能你跟风会火一阵,后面怎样就不知道了。我们一开始可能比较慢,前面几年,大家不一定关注到,但五六年以后,如果还活着,相对来说就成功了。”

他也不喜欢“生态”和“风口”这样的词:“前几年大家提互联网思维,现在还有人提吗?哪有什么互联网思维?我不推荐大家读《从0到1》,我推荐大家读《创业维艰》。《从0到1》,我读了三分之一就读不下去了,全是让人抓住蓝海和机会。哪有这么好的世界,当你想到一个idea,至少1,000人想到了,真正去干的可能不到100个,坚持下去的不到10个,成功的只有1个。”这一点,他倒是和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认识一致,后者从来认为互联网只是工具,不存在所谓思维。

刚创业时,很多人说他是传统行业出来的,搞得他也有点焦虑,想是不是要接近一下互联网圈子,后来发现意义不大。这大半年来,除了参加产品发布会或门店开业仪式,他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圳。“如果苹果的产品不好,你还会喜欢苹果吗?还会喜欢乔布斯吗?产品永远是核心。”

这是一个相信并且遵从内心的人,但很多事情似乎又看得比较淡,以至于年少时,有朋友说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1975年出生的刘作虎,家境一般,父亲是农民,母亲是下放到村里的知青,上面有两个姐姐。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他都不太自信,去了以后,发现也很快适应了。初中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他每天拿瓷缸子蒸饭,就着咸菜就是一顿,倒也不觉得苦。和许多70后一样,他也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对《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样的电影感同身受。

2015年6月,他回到母校浙江大学演讲,回忆起初入步步高时的情景:“当时老板跟我说,要不你去做采购吧,我说我没兴趣。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一年多,很多人后来说你好傻,采购这么好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去。我就感觉没兴趣,我就喜欢做技术,我说我技术上没有学够,就这么简单,所以一直做了十几年的技术,但是我做得很开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要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最根本的还是要热爱。

《华尔街日报》专访雷军

雷军
小米联合创始人、CEO雷军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015年对小米联合创始人、CEO雷军来说并不容易,至少比飞速挤入世界顶级手机制造商之列的前四年要难一些。中国手机市场趋于饱和,今年上半年小米手机销量只增长了33%,和2014年227%的增长率相比逊色了不少。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从小米进场时的蓝海变成了红海、血海乃至苦海。小米也从广受推崇的科技创业公司成为批评和猜疑的对象。

上周五雷军在办公室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专访,讲述了小米从挑战者变为被挑战者的心理感受,为什么管理内部和外部期望是小米最大的挑战,在市场增长放缓、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下如何创新,以及他为什么缺席上周在西雅图的中美互联网峰会。

在访谈中,雷军一再说小米还是个创业公司。他自己也还是创业公司创始人的工作风格。采访定在晚上9点,10点左右他起身拿了一罐健怡可乐,先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罐口才打开喝。雷军以细致出名,他说他关注小米产品的每个环节,包括产品宣传材料的标点符号。他的办公室很简单,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理工男风格。办公室外面坐着工程师部门,而不是行政部门,传说中小米非常强大的市场部在另一座楼。

以下是这次访谈的问答摘要,为简洁连贯起见,文字做了编辑。WSJ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英文的缩写。

WSJ:先问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你为什么没有去西雅图参加中美互联网峰会?

雷军:主要原因是时间冲突。我们定了发布小米4C,早就订好了场地、会议室,记者都邀请好了。

WSJ:小米成立五年了,很成功,也面临很多挑战。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雷军:第一,如何克服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对小米过高的期望。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以往我们都增长百分之几百,全球经济形势这么差,我们上半年增长了33%,大家还说你增长不够快。这个要求真的很变态。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五年的创业公司,这种期望是让我们觉得心里负担最重的。五年前我们什么包袱都没有,我们是零,小米加步枪,挺好。今天因为大家天天挑战你,然后你就好像有了王座保卫战,我们就开始有守成这种感觉了,好像每一战我们都不能输,每一战我们都得守成。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在这种寸土必争的战争里,我们不小心就很容易迷失。我们要成为手机行业比较强的player,而不是比较大的player。所以我们要控制好我们自己和外界对我们的预期,沿着自己的节奏,最最核心的是守住基本线──用户体验和产品创新,怎样做出让大家惊艳的产品。

第二,我们需要证明给大家看,这个模式还可以在国外复制成功,哪怕是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几个新兴市场里把整个市场真地做起来。从现在开始我们再给自己三年时间,希望小米在印度一定要占到市场前三位甚至第一位。我们的商业模式不在于卖多少部手机,在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你有很高的号召力才能变现。比如我在台湾、香港都做了,但当地人口很小,很难做互联网的运营,互联网运营的核心是人要多。所以,我就得在印度,在人口密集的大国,然后做到人口的10%、20%,这样我在当地的影响力才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媒体机构,各种变现才有机会。

我面对的挑战其实就是那些数字上的期望,还有今天的对手越来越强大,而且原来我们是创新者、挑战者、颠覆者,大家没有怎么当回事,等我们突然一下成为市场老大以后,我们自己不适应,所有的枪口对准了我。所以,过去一年多也是我们在公关压力、竞争压力上比较大的。

WSJ:手机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小米总裁林斌也在微博上说过,接下来五年智能手机很难有大的突破。这种情况下小米如何创新?如何才在竞争中胜出?

雷军:中国手机市场今年应该到了生存挑战赛的阶段。手机一直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国市场到现在活跃的手机公司还有几十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全球都没有几家了,中国还有几十家。我认为这个淘汰赛才刚开始。这场手机大战应该还会持续两三年,不过手机行业非常烧钱,现在一入场都是5亿、6亿美金,中国能掏出这么多钱的就那么几家,弱的都被淘汰了,现在只有高手巅峰过招。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把产品做好,希望能把市场份额再增加一倍,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等我做好了肯定增加一倍。而且竞争越残酷对我越有帮助,因为我有先发优势,我有规模优势,对别人是血海苦海,对我最好再苦一点。

创新方面,很难突破不表示不可以突破或者不需要突破。在大的方面很难创新的同时,在用户体验方面还有非常多点值得我们琢磨和创新。比如我们刚刚发布的小米4C,因为看到中国在高铁化,而高铁在高速移动过程中手机很难连接基站,我们在4C上增加了高铁模式,至少解决了坐高铁的人的需求。原来你做一款手机,你希望覆盖全球几十亿的手机用户,今天你不能这么想问题了,你得针对不同的场景为不同人设计。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用手机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所以,现在手机行业的创新针对所有人群的大的创新会比较难,针对应用场景的创新还没有真正开始,每一类人群都有自己的需求。

WSJ: 小米note是你们向高端走的一个努力,销售情况怎么样?还有推出高端机型的计划吗?

雷军:我们没公布过单机型数据,我们基本上就是公布整体销量,上半年我们完成了3470万只的销售。我觉得我们品牌的定位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品牌定位,所以小米note在它的档次和机型里也是超高性价比的。所有的朋友、媒体、公众都觉得定价高就是高端,我前一个客人也在谈同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讲,我们就是为了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乐趣,让大家享受到非常好,非常漂亮,超值的东西,这样大家的幸福指数才能提高。我觉得我们就是做的优衣库、无印良品和宜家的事,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个奢侈品也很怪,我们也很扭曲,我们整个目标就是把东西做得又好又便宜。我们不是苹果,我们也不是LV。

WSJ:能不能讲讲小米的商业模式,硬件不挣钱,你怎么挣钱呢?

雷军:这个我已经讲过一万遍了。可能因为小米第一家做,第一家告诉你硬件也能建平台。一般我们只看到腾讯、百度、Google、Facebook建了不少平台,最后小米发现的核心模式就是手机本身做好了就是一个互联网平台,而且是一个巨大规模的互联网平台,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在中国有1.3亿人用小米手机,涉及到人口的10%,而且这些人全部是年轻人,我可能在年轻人中占到20%甚至25%的影响力,所以,你无论是看电影、听音乐、看书看新闻都是小米提供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内容渠道?这么多人不仅仅通过电视盒子看我们的内容,通过手机平板也在看我们的内容,你看我们做了多少,新闻,看书,音乐,电影,游戏全部覆盖了。小米每个用户每天点屏幕115次,平均我的用户用手机4个半小时。你就想想我是多么恐怖的播出平台,我占了用户这么长的时长,我对它的影响无处不在。

WSJ:小米今年雇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新高管,一个是知识产权(IP)方面的,一个是CFO。请问小米在IP方面有什么进展?雇CFO是要考虑上市吗?

雷军:IP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王翔7月份加入小米就是在负责IP,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会有一系列的进展吧。小米极度重视创新,去年我们申请了2700项发明专利,今年的目标是4000项。

关于IPO,五年之内我们不会考虑,原因非常简单,我已经是五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深知上市的优点和缺点,我认为再过五年小米再考虑IPO是一个更佳的时间点。我们邀请周受资任小米CFO就是因为短期内不会考虑IPO。受很聪明,也很年轻,他还需要三到五年学习和成长的时间。

WSJ:现在经济形势比较低迷,对你们有影响吗?

雷军:当然有。人民币贬值,还有印度币贬值,印尼币贬值,巴西币贬得更惨。如果我不调定价,货币贬值就意味着我亏损。所幸我们国际业务比例还比较小,只占不到10%。(华尔街日报)

 

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

她14岁就在外打工挣钱,只身前往外国学习经济学,如今她已是一上市公司的CEO,中国身价排名前十的女富豪,她是谁?又是怎么做到的?

1979年随父母定居香港。当时生活困难,于是在香港工厂流水线当起计时工,一过就是五年。之后张欣带着5年打工攒下的3千英镑,一口炒菜锅,一本英汉字典,只身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学习经济学。

1992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先后在高盛集团和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旅行家集团任职,负责中国直接投资项目。

1994年结识潘石屹并与其结婚,1995年回到北京和丈夫共同创建了SOHO中国的前身—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

张欣一直负责SOHO中国项目的策划,使SOHO中国的每一个项目在建筑艺术和商业成功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她和她的先生率先引入了SOHO(小型办公室,居家办公)的概念,他们建造的建筑高效多能,正迎合了中国新兴的创业潮流。除了在北京和上海开发了多个标志性建筑,张欣还主持了两个获奖的前卫度假酒店项目。zhangxi-soho

“长城脚下的公社”是张欣在中国建筑史上做出的一个创举。它于2002年应邀在威尼斯双年展第八届国际建筑展上展出,张欣作为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和投资人“因其大胆的创新精神,积极推动12名亚洲建筑师设计建造出极富当代精神的私人住宅”而一举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世界建筑舞台获奖。参展模型被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这也是该中心收藏的第一件来自中国的永久性收藏艺术作品。

2007年10月,在她的一手运作下,SOHO中国成功在香港上市融资19亿美元,创造了亚洲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IPO。

2013年6月3日凌晨消息,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牵头的地产开发商财团上周五以7亿美元购得位于美国纽约通用大厦40%股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大一单在美不动产投资。

张欣和她的先生潘石屹,以中国开发商的明星夫妻和前卫形象著称,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张欣和她的SOHO中国公司用一个个独特的建筑作品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艺术品质和商业天赋。热爱艺术又具有商业天赋的张欣与丈夫共同谱写着中国地产业的传奇。

柳青成功来自勤奋-她走过的路有多拼你还不知道

柳青,1978年出生于北京,滴滴公司总裁。“中国IT教父”柳传志之女。2000年柳青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200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加入高盛(亚洲)集团投资银行部负责“分析员工作”,2004年转投直接投资部工作,2008年晋升为执行董事。2012年,晋升为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是高盛历史上最为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2015年2月4日,出任滴滴公司总裁。
2015年《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的50位榜单,位于2015年值得关注的亚洲女性高管。

编辑:柳青患病的消息,现在是个大新闻了,健康是目前中国这个年轻一代的大问题不论您是70后还是80后,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么你们知道柳青走过的路有多拼么,她的成功来自勤奋,希望这样勤奋的人能早康复。

8轮面试入高盛,在投行的她有多拼?

柳青毕业的2002年,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高盛录取新员工名额从30名缩减到6名,名校生间竞争惨烈。在经历了十八轮面试,在最后一轮时甚至高歌了一曲“my heart will go on”后,她正式入职,成为了高盛亚洲区最底层的分析师。

24岁时,柳青每天回家照镜子,觉得自己像42岁。那是她硕士毕业后刚刚加入高盛的日子。她在香港的长江中心上班,每天大概清早5点下班,紧跟着9点又回来继续上班。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她总会迷迷糊糊地撞进出租车,跟司机说“我要去长江中心”,对方回答“你就在长江中心”;或者说“我要去旧山顶道”,那是她的住处,司机回答“你就在旧山顶道”。

经常半夜1点钟,柳青和一个好朋友约在女洗手间,抱头痛哭,互相借对方肩膀解压。痛苦不仅来自于长时间的加班,更来自于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被领导认可。第一次几天几夜没睡觉做完一个财务数据模型,柳青被领导狠批一顿。被批评的错误都是细微的:四位以上的数字一定要隔三位加个逗号;如果是假设的数字,一定要用蓝色;做一个饼图,中间有一块颜色错了,因为紫色不够紫。甚至,领导要求每一条语音留言都要按照规定格式,不能上来就用自己平时习惯的嗓音说话,而要留下沉稳、成熟的声音。

“这个就是专业呀。”柳青后来渐渐理解了:“很多时候,你带着计划书去跟你的客户讲,人家未必听。你懂什么战略?人家信吗?但是如果对方发现你的东西做得很专业,你的信服力会大增。如果他发现你这儿全是错别字,页码都标错了,可能就会质疑你整个的专业度。信服力不就是这样吗?要把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得真实都很难,更何况当你去讲一个你自己都不是很有信心的事,对吧?”

同一年入行的同事在半年中走了一半。柳青犹豫过,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因为这个工作是我真心喜欢做的。”后来她先生也曾希望她去开个花店什么的。她哈哈笑:“没兴趣。”

从高盛到滴滴,近乎变态的勤奋!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上地的一家小餐馆里,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柳青和滴滴创始人程维一起用餐。这次是柳青第三次代表高盛,想要投资这家移动互联网浪潮中的明星公司,却依然失败了。

席间,柳青佯带愠怒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不让我投,我就给你打工吧!”

让她意外的是,对这句玩笑话程维接招了,并开始和她认真讨论此事。

“到今天偶尔还会有不太真实的感觉,我从没想过自己人生当中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是这样拉开帷幕的。”柳青笑着回忆。

这一年,她36岁。对她来说,这将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跳槽——从2002年哈佛毕业后,她就加入了高盛,为之效力了12年。

在当时,这个从未失败过的人,加入滴滴后仍经受了极大压力。要如何从崇尚精英文化的投资银行,进入接地气的O2O创业企业,柳青一度陷入内心认知上的焦灼和迷茫。Stephen称柳青从高盛人身边消失了半年,毫无音讯,而此时的她正努力适应加入滴滴后的自由落体,消除自己的投行气质和可能带来的戒惧感。出差时,她从头等舱降到经济舱,住宿从奢华的四季酒店降到汉庭连锁酒店,就连奢侈品牌的皮包也被她小心藏起来。

尽管是计算机科班出身,柳青并不是典型的科技界人。“对养牛比对互联网更熟悉”,在2015年全球女性创业大会上,她这样说。潜意识里面害怕失败的心态,让柳青一开始用力过猛:她彻夜不眠,回复所有的微信、电邮,尽量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一开始进公司,太容易四处刷存在感,但其实有些事情未必是公司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未必是你应该把自己累得半死的事情,”在一次和作家冯唐的对话中,柳青说道,“这个阶段很容易为了忙而忙,程维这时候给了我许多心理辅导。”

程维教柳青每天早上先列出一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克服做事的冲动,以寻找工作的节奏感。此外滴滴有着每过一两月高管们在一起聚会的传统,讨论公司当下最重要的十件事是什么、每个人如何行动,这也帮助柳青很快通盘把控了公司最重要的业务。
滴滴投资人朱啸虎评价,无论是滴滴还是柳青,走到今天仰赖的仍是勤奋二字。在高盛,工作和生活尚可泾渭分明,加入滴滴后,柳青的个人时间被迅速压缩。她性格中坚韧、敢拼的部分在滴滴被继续放大。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加入滴滴后,因为周末经常开会,见不到孩子,柳青把小孩从寄宿学校转学到公立学校。然而滴滴每天开会仍到很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滴滴团队想出了一个变态的方案:每天晚上柳青九点下班,回家哄小孩睡觉,十一点再在她家楼下开会。

疯狂工作正在带来回报。根据最新数据,滴滴的估值已经上升到了百亿美元,用户量突破1.6亿。在加入公司6个月后,柳青也由COO升任总裁。2015年2月,在宣布升任柳青为总裁的公开信中,滴滴CEO程维写道:“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时间,帮助公司完成了当时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笔7亿美元融资,并带领专车、PR(公关关系)、GR(政府关系)团队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血路。”

她关爱员工,却忘了爱自己!

一位老同事形容柳青是他见到的“情商最高的人”:“她能感知到周围人心里的一举一动,看到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顾虑、你的恐惧。她真心知道你的需要,懂得怎么去激励你。”

让柳青最兴奋的事情其实不是业务数据,而是为更好地照顾员工而进行的福利创新:“你要问我们公司的市值多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兴奋,因为大企业可以有很多。”在采访中,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刚刚为公司员工设计完成的一套福利计划,其中包括滴滴员工的父母到北京看病可以由公司承担医疗费用、并有专人陪同等。

“经过横向比较,滴滴的公司福利在全中国的技术企业里名列前茅。真正让一个企业的领导层兴奋的事情,应该是员工是不是真心热爱这个企业。我们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员工,这样才能真正聚合出一支有创新热情、有战斗想象力的团队。”

她的梦想!

尽管正在成为科技界女性创业者的标杆和偶像,柳青仍有属于自己的困惑与纠结:她曾因为陪伴家人时间过少而被负罪感包围,通过阅读她最终得出结论“罪恶感是影响人类生产力进步最大的阻力之一”。

“你永远无法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柳青语带无奈,“我能做的就是为家人创造Quality Time(有品质的时间)。”出差在外,她通过微信和三个孩子交流,回到家则尽量专心陪伴他们。

除了滴滴的出行事业,柳青也有属于自己个人的小小梦想。

柳青也忍不住幻想更远之后的生活和冒险:去大学任教、经营一家孤儿院、开一家名叫“If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too”(“我能做你也能”)的瑜伽馆,以及周游世界。“人有三种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我都在修行,唯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没有机会建立,所以还是要找机会去游遍名山大川,”她调皮地一笑,只在这一刻,她才卸下了女强人的防备,“我其实是一个很爱玩的人。”

猎豹奇袭:傅盛与他的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兵团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访美,随同出访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很是亮眼。BAT这样的巨头公司少不了,也有新锐互联网公司,如滴滴出行、猎豹移动。事实上,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程维和傅盛,均入选了本月公布的“2015福布斯中美创新人物”。傅盛是当期杂志的封面人物。以下是《福布斯》中文版独家专访文章,原题为《猎豹奇袭》,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直到现在,傅盛还是特别感谢那位HR,对方告诉他,先得学会在一个行业沉下去,跟着行业一起成长。“这些话历历在目,后来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很多东西超出了我的预期。”

 

32岁那年,傅盛第一次去美国。那是一次半旅行半公务性质的出行,他觉得美国不错,但也仅仅是觉得不错而已。第二年,中关村管委会组织企业赴美,参加互联网安全展会,可以报销展位费,傅盛带着几个人又去了。

不断有人过来咨询,交流过程中,他发现很多美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移动端上的技术实力,不比中国公司领先多少。这些公司人数都不太多,几十人算是大公司了。相对而言,中国互联网公司动辄几百人的研发团队,有人力上的巨大优势。

2012年底,作为金山网络的CEO,傅盛决定把公司业务重点全面转向海外。2014年3月,金山网络更名为猎豹移动,当年5月8日,猎豹移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财报显示,2015年二季度,猎豹移动总收入为8.71亿元(同比增长129%),移动端收入为5.6亿元,占总收入的64%。海外收入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32%),占总收入的50%。全球移动用户安装量达15.96亿,移动端月活跃用户数4.94亿,71%的活跃用户来自海外。

这些数据意味着,猎豹移动已经是一家以海外用户为服务主体、移动端收入占比超过半数的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公司。在此之前,绝大多数赴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主要用户与收入都来自中国国内。今年6月,猎豹移动推出中国首个面向全球的移动广告平台,遍布全球10多个国家的销售团队,可以为广告主提供高度本地化的服务。

猎豹移动在两年多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奇袭,实现了“海外”与“移动”战略的双重转型。多款猎豹移动出品的应用,如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金山电池医生、猎豹安全大师(CM Security),位居Google Play全球排行榜前列。

产品经理出身的傅盛,没有显赫学历,没有海归背景,多年来在巨头间辗转腾挪,最终在业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他曾经让一款安全产品的安装量爆发式增长,成就了一家新兴互联网公司。独立创业以来,他长期面临竞争对手泰山压顶式的进攻,几度濒临绝境。他接受建议,将自己创立的可牛影像与金山安全合并为金山网络,成为巨头对抗奇虎360的尖兵、腾讯的“铁裤衩”。

雷军、周鸿祎、马化腾,这些大佬们和他多有交集。他们或为师长,或为“磨刀石”,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他的自我进化。他反观过去的经营实践,抽离出自己的管理方法论。在《一家公司的CEO该干什么》《一家公司的CEO该如何做战略》两篇文章中,他阐述了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怎样的战略素养。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傅盛还只是江西景德镇一名普通少年。爷爷在山东打过游击,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随军南下,在景德镇安家。父母亲都是景德镇三六无线电厂的职工(所以他对3和6两个数字很敏感,他开发了360安全卫士,生日是1978年3月6日)。他说自己从小是一个踏实本分的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是党员,我又是独生子,家教很严。”

父亲在全国各地跑销售,他很早跟着去过北京和上海。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坐火车,听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来判断火车的时速。“行万里路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让我那个年纪的孩子,形成了一定的视野,使我喜欢闯荡外面的世界。所以高考的时候,虽然考得不怎么样,我也坚决不填报江西的任何一所学校。”他说。

1995年,由于高考发挥不太如意,傅盛被一所二本院校录取了: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现已改名山东工商学院),位于胶东半岛的海滨城市烟台,距离景德镇超过1,200公里。这次闯荡足够遥远,却让他的情绪跌至谷底。当时整个学校只有1,800人,图书馆一直在建,到他读大四时才建好。“去了以后确实有点失望,丧失了关于大学的所有美好想象。有一句诗叫‘面壁十年图破壁’,我改成了‘面壁四年图破壁’送给父亲,表明我的心态。唯一的好处是有海,可以游泳。”他说。

到底是不甘寂寞的人。新生入学,各种社团纷纷招新。傅盛觉得这些社团不怎么样,还要交五十元会费,决心自己办一个。他创办的社团叫电脑技术协会(他学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了办成学校最好的社团,加入者还必须通过考试,最后有三十人入选。此前所有社团举办讲座,都得拉学生来听,只有电脑技术协会举办的讲座,从来不用拉人。傅盛找来他认为水平不错的老师,还有烟台市电脑城的行业人士,给同学们讲课。还记得,为了使用多媒体教室,他在烟台的一个大雪天,去校长办公室提要求,四下里白茫茫一片。

毕业以后,学校希望他留校任教。但父母已经移居福建厦门,他选择呆在父母身边,加入了厦门当地企业厦华电脑。很快,他觉得国企有些无所事事,还是下决心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国信贝斯软件。那时的傅盛,一心想做一名好的职业经理人。“当时读了一本书叫《联想为什么》,就想步步高升,迎娶白富美,踏上人生巅峰。可能我和雷军最大的差距,就是他在大学时,已经读了《硅谷之火》吧。”他笑言。

2003年,傅盛加入3721。面试他的HR问五年之内的职业规划,他说成为CEO。问他知道什么是CEO?他答,自己就想学管理,要做CEO。直到现在,傅盛还是特别感谢那位HR,对方告诉他,先得学会在一个行业沉下去,跟着行业一起成长。“这些话历历在目,后来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很多东西超出了我的预期。”

2005年,傅盛离开3721,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奇虎360。PC时代,客户端概念非常流行,也就是谁占领了PC桌面的右下角,谁就占据了主动。QQ是右下角的常客,后来挤进去的,有搜狗输入法,也有360安全卫士。

本质上,奇虎360和傅盛是互相成就的。这个行业没有几个人,在没有太多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让一款工具软件从零起步,很快覆盖50%以上的PC用户。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职业历练。“360安全卫士前期的发展对我磨炼很大,我每天充满了恐惧。从每天几百次下载到一千次、两千次、十万次、百万次下载,看着它平地起来,你会担心有一天会不会又变成零下载了。”傅盛说。

很多人觉得他内心骄傲,其实那阵子,他每天睡不着觉。他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形容当时的心态,每天想的是,为什么装机量增长那么快,会不会像热潮一样很快消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他只有不断夯实产品。装机量高歌猛进之时,他甚至给周鸿祎写过一封邮件,题目就叫《360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功高震主也罢,蓄意叛逃也罢,总之傅盛离开了奇虎360。在经纬中国短暂停留之后,他于2009年创立可牛影像。开始创业时,雷军对他的评价是:“你是我见过的没有创过业,但特别有创业意识的一个人。”大公司环境下,总有各种保护伞,人会有安全感,他却有极强的不安全感,为了追求安全感,只有不断自我PK。

可牛影像一开始主打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傅盛还是典型的产品经理思维,就是想着先把产品做好。没有太多宣传推广的情况下,可牛影像达到了几百万用户量,但比起之前的显赫经历,他在心理上还是有落差的。“我比以前更加努力了,还是很重视用户体验,一些功能点也很特别,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肯定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发生作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他说。

很快,他重返自己熟悉的安全杀毒领域。他的基本判断是,安全领域的机会还是很大,又是自己的强项,再做一次应该也能成。后来发现,即便在自己很熟悉且充满经验值的地方,对手如果已经有足够的势能对你形成挤压,你依然会很痛苦。事实上,“可牛杀毒”一经推出,就遭到了前东家的拦截。

 

“人们总是迷信自己的努力,相信付出一定有回报。到了那个阶段,我开始不迷信努力了。转而去想,如何找到一条缝隙,钻进去。或者找到一块巨石,推一下。”

 

这也是他在2010年同意可牛影像与金山安全合并的一个原因。安全领域的竞争已经是资源之战了,与金山安全合并,一下子就可以拥有三百人的团队。在此之前,他与徐鸣(现猎豹移动CTO)一起吃饭,就说:“一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得赶快把公司扩大到两百人。”当时可牛影像只有二三十人,他们最多也只管理过六十多人的团队。

经过两年的发展,金山网络用户量增长了七八倍,收入增长率每年也能达到130%到140%,但还是被对手压制着。傅盛意识到,在对手全力出击的市场,已经很难拿到第一了,而他不想只做一家还可以的公司。

和周鸿祎一样,这也是一个对战争史充满兴趣的人。辽沈战役,对于是否先打锦州,毛泽东与林彪是存在分歧的,后者是被迫受命攻城。但锦州一下,满盘皆活。傅盛反复思考,毛与林的差距在哪里。他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锦州”,并且拿下来。

他和团队对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工具和安全软件逐个分析了一遍,发现移动端上,这类软件的发展还处于蛮荒时期。不像中国的BAT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布局,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大公司,还在各自的核心领域全力以赴,硅谷的创业公司,又在做它们认为很有创意的东西,不太看得上工具类应用。

反倒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一些个人程序员开发的产品,常常位列下载排行榜前列。这是一个空隙市场,中国公司与海外公司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的互联网竞争又足够激烈,中国人在产品体验与服务上也有足够的积累。傅盛甚至认为,工具类应用就像日本汽车、韩国电器、台湾半导体,本质上是一个制造概念(只不过是脑力制造),中国公司有机会在这一点上突破,实现全球化。

“我开始意识到,努力与否只是小范畴概念。人们总是迷信自己的努力,相信付出一定有回报。到了那个阶段,我开始不迷信努力了。转而去想,如何找到一条缝隙,钻进去。或者找到一块巨石,推一下。”傅盛说。做决定之前,他和雷军讨论了十分钟,后者听懂了他要做的事情。更加大胆的是,在随后的国际化进程中,他将所有研发人员(超过200人)投入到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一款应用的开发中。理由是,“Clean”一词在Google Play里搜索量最大,对安卓手机用户来说,纯粹的安全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卡、慢、过热这些问题是主要的困扰。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军事思想的现实体现,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传统企业的战略,更多只是谈方向。互联网公司制定战略,大方向得和单点结合。“一定要找到一个像针尖一样的点,扎破整个世界”,这是傅盛“破局点”理论的核心。猎豹浏览器2012年凭借春运抢票专版令装机量飙升,微信2014年推出红包功能令微信支付成为常态,均是四两拨千斤的典型案例。

傅盛对徐鸣说,得投入两百多人做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徐的第一反应是放不下这么多人,因为当时只有十个人在开发清理应用。傅说,你仔细想,慢慢拆解,一定做得到。每个细节点都值得做到无以复加的好,资源的累加是有效的,一定会让用户体验不断提升。例如,能否做一个基于云端的系统?自启动速度和清理速度能不能越来越快?既然可以清理各种App应用,能不能把每个应用的垃圾分门别类?动画效果要做得足够好,又不能使用太多CPU,如何做到?
2014年5月,猎豹移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做出判断,还要敢于投入,不能抱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得是企业家心态。完成一次经典的奇袭以后,还必须快速建立根据地,因为“别人一定会攻过来”。

 

“把一个一个点拎出来,一开始觉得两百人投不进去,最后投进去了,而你的对手不具备投的能力,你在资源上就胜了,就比对手做得更极致。产品要做到全球无人可以超越,要像庖丁解牛一样分解得足够细。而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发和测试是没办法保障的。上市的时候,投资人问我,这么一个小工具,竞争门槛在哪里?我说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就是我已经投了两百多人,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在这么一个小东西上,投入比我更多的人了。当然,还可以掰开了讲云、操作体验、停留时长,但这些归根到底跟资源投入有关。”傅盛说。

互联网强者恒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一点上投入重兵,形成足够的压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百多人都是公司的精英人物。他们本来要从事安全方面的开发,转做清理,很多人有顾虑,好在最后都被说服了。可以这样倾巢而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奇虎360正全力做搜索,搜索需要浏览器,浏览器需要安全。巨头环伺之下,三条线上的精锐绝对不能往外抽,一旦抽人,产品品质会下降,就可能立刻崩盘。“不用说资源,人的精密度上也没办法跟我抗衡。同样做清理,人家没有理由做得比我好。何况我还每天监控对手,偶尔人家一个小指标超过我们了,立刻分析为什么,马上反超回去。”

以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为尖兵,猎豹移动最终在欧美主流市场构筑起一个强大的移动App矩阵。这些应用互为犄角,交叉互推,既增加了用户规模,也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时长和活跃度。以此为基础,猎豹移动在工具应用的变现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方面,凭借清理服务(相当于先给用户一个甜头)积累的影响力分发应用。另一方面,手机是一个用户几乎24小时在线的终端,猎豹移动得以掌握百余种用户兴趣标签,为用户精准画像,从而实现移动的精准营销。

在Facebook 2015年一季度财报发布会上,猎豹移动是唯一被提及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也在通过投资并购,布局全球移动广告市场。今年3月,猎豹移动对社交移动广告软件提供商Nanigans进行了战略投资,4月,收购移动营销公司MobPartner。这两起资本运作,让猎豹移动具备了全球销售的能力,同时提升了大数据分析能力。

局势明朗了,海外与移动端就是傅盛的“锦州”。创新的最大阻力,来自公司固有的路径依赖。某种程度上,傅盛摆脱了“创新者的窘境”。要知道,在决定大举拿下他的“锦州”之前,猎豹移动的主要收入,来自国内与PC端。按照惯常的逻辑,应该加强PC端,徐图手机端,海外收入另说。

关键还是在于保持敏锐的嗅觉,对行业有预判,不沉浸在自己一家公司的发展中。做出判断,还要敢于投入,不能抱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得是企业家心态。完成一次经典的奇袭以后,还必须快速建立根据地,因为“别人一定会攻过来”。这些都是傅盛的反思。至于把成功归结为运气,他认为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如果都是运气因素,就不用研发了,直接在庙里住下就可以了”。所有的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人们只是把自己没有掌握的部分规律归结为运气,这是他的一贯认知。

猎豹移动的市值,在赴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离第一集团军还有段距离,但上升势头明显。“可惜奇虎360宣布要私有化了,如果有一天,猎豹移动的市值超过奇虎360,你会怎么想?”面对这一问题,傅盛说:“肯定很开心了,别说超过奇虎360了,超过任何一家,都很开心,但也只是开心而已。今天我不需要通过市值证明自己什么了,一个人强大,是因为不被以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控制。”

人们常说,中国互联网是一个江湖,他倒是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互联网的传奇之处在于发展特别快,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体会到很多人一辈子体会不到的东西。“仔细想想,从我开始做360安全卫士到猎豹移动上市,也才十年时间。之前我只是一个产品经理,一个月挣几千块钱,住在郊区。互联网给了不同阶层的人快速跃迁、弯道超车的机会,这是年轻人喜欢它的地方。”他说。

谷风投和新东方创始人共投了一家北京的在线心理咨询公司—简单心理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人们可以根据价格、城市、性别等条件为自己“淘”一位心理咨询师。

这家由28岁的前大学心理咨询老师李真成立的互联网公司试图用网络将国内不断增加的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与尚不规范的咨询行业对接。媒体报道,中国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仅有10%的人在接受正规治疗。与此同时,心理咨询行业无序,咨询师的成长和执业缺乏支持和监督。

从2012年起,为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沉闷工作环境所苦的李真开始在豆瓣上以简里里的网名(来自对她英文名Jane Li的翻译和演绎)发表科普类的心理学短文,很快积累了上万粉丝,并开始为一些求助者推荐咨询师。2014年年初,李真参加了由蒂姆·德雷珀在加州圣马特奥(San Mateo)开办的、以培养企业家为目的的德雷珀学院(Draper University)为期八周的课程,结业时她向德雷珀提出了创建心理咨询平台这个想法,得到了德雷珀的支持。2014年4月简单心理成功从德雷珀的德丰杰(DFJ)投资基金、徐小平的真格基金和华创资本融资30万美元,真格占比最高。两个月后,简单心理正式上线。

2014年末李真在北京见到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

2014年末李真在北京见到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

Courtesy of Li Zhen

在简单心理的网站和手机app上,有意寻求帮助的个人可以在注册后进行测试、在线提问,或者选择付费的电话咨询甚至约定心理咨询。作为咨询师,也可以在注册后通过审查入驻,简单心理会为其制作视频和介绍。咨询既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通过视频完成,所有的匹配、预约、续约、付费都通过简单心理这个平台完成,简单心理抽取佣金。李真表示,自今年1月份app上线以来共有四万多iPhone和安卓用户下载了简单心理。如今有分布在国内外五十多个城市的两百多位咨询师入驻,提供了超过一万人次的咨询服务,但李真不愿透露公司一年多来的收入。咨询师在这里收取的费用和他们在地面机构收取的一样,但向简单心理支付的佣金却要比他们向地面机构支付的少很多。

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上,简单心理的科普类文章被大量转发,但并没有多少对他们咨询服务的评价。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建新说他并不了解简单心理,但他认为这类平台的出现能够解决目前大量的需求。上海时空心理咨询事务所的咨询师严正伟则认为,视频资讯中咨询师对患者的观察有限,只能起到暂时的抚慰,不能达到治疗目的。

近日,出生河南的李真在她中关村的办公室里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解释了线上心里咨询的优势,心理咨询行业的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以下访谈经过编辑,并经李真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会开始创业?

李真: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特别想换工作,所以我13年还做过其他的尝试,找工作、考博士,但我那时候能很明确地觉得自己想做简单心理这样的事,有很强的动力在。但我从来不是个赶时髦赶潮流的人,我14年开始做这件事,蒂姆·德雷珀给钱,我觉得很高兴。你总觉得你需要一笔投资才能做这件事,其实蒂姆·德雷珀只是承诺我会投我,我回来就开始做,在所有资金到位之前我已经开做了。后来我才发现创业这么热。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怎么说服投资人的?

李真:我后来去Draper U,那本身是一个培训项目,Tim Draper在决定投资我之前跟我相处了八个星期。在这八个星期里他能看到我所有的表现,他熟悉你的做事方式,最后那个pitch(计划)就做的很简单,大概就是,心理咨询在中国有很大的需求,但是普通人找不到心理咨询师,我知道有哪些咨询师,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大概就是这样。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何定义简单心理所提供的服务?

李真:我一般会说,简单心理想建一个虚拟的空中心理医院,当然医院这个词稍微有点踩线,我们并不能真的叫医院,不提供治疗和精神科,但是我没有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它。我们之所以叫它医院,是希望普通人进来能找到不同的心理服务。然后你可以理解心理咨询是你躺上手术台,去做一个长的手术,但手术之前你也许可以做其他的治疗,也许你不需要手术了,或者我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手术,也有很多其他辅助的服务。

纽约时报中文网:互联网领域的心理咨询服务,中外有何不同?

李真:心理咨询在美国和欧洲发展非常成熟,所以他们留给互联网的机会并不多。相对于中国来说,他们的机会少很多。就像eBay在美国很大,但仍然不像淘宝在国内那么火,因为他们线下零售已经很成熟了,这是很像的。就拿美国为例,他们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下面可能不同流派,不同治疗的分支也都有自己的协会,他们整个行业对心理咨询师有一个有力的监管。所以他们在做互联网把全国联结起来的时候,和中国要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所以简单心理没有可以参考的模版,所以中国心理咨询整个行业的情形和国外完全不一样。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的心理咨询领域现状如何?

李真:我在12年左右开始在网上做一些科普的时候,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求助来信,然后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感觉,普通人他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或者说他找不到一个可信赖的途径来寻找帮助。对于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我不再信百度的广告了,我也不信电视上的那些人了,然后我现在需要一个更可靠的渠道来找到我可以相信的咨询师。

同时我个人执业的时候开始遇到问题,比如说你去地面的机构,他们很多不规范,机构生存也很艰难,要付高昂的场地费、行政费用、税务的支出等等公司管理,他去做广告等等等等。地面机构必须抽相当高的费用,年轻咨询师去的时候,一般咨询机构平均都要抽掉70%,有的会抽掉90%,但只有这样机构才能维持它的生存,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愿意被抽掉这么高。我自己就和朋友来租一个公寓来合伙这样来做,我们自负盈亏,我自己来接待个案,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发现你自己需要做市场,需要做行政,你的角色就很冲突,你又是管理者又是咨询师,这个本身中间会产生冲突的,遇到困难的来访者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接下来你面对的还有支付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同时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呢,你还需要学习,你需要不断接受督导,接受训练,接受同辈督导,个体督导啊,这是自己的个人治疗,以及不断接受新的培训,然后这些你都要自己去做。

纽约时报中文网:简单心理相较传统的线下服务有何不同?

李真:以前的咨询局限于本城市,现在其实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受训的咨询师,可以跟他们做视频咨询,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咨询师。中国的咨询师集中在大城市,如果在一个二、三线城市,本城市可能本来就少,合适我的就更是凤毛麟角,现在就会方便很多。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简单心理面对面咨询和视频咨询各有多少?

李真:一半一半吧。

心理咨询我们现在提供面对面的和视频咨询,比如你在北京,就推荐你见北京的咨询师,但是如果有的人非要找一个纽约的咨询师,他觉得那个咨询师不错,那就做视频咨询。

纽约时报中文网:视频资讯价格会更便宜?

李真:不会,都一样。

纽约时报中文网:简单心理抽取多少费用?

李真:收费在300元到1200元之间,公司从中抽取5%到15%的佣金。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视频咨询是否能像面对面那样帮助咨询师和客人有效沟通达到治疗效果,全世界心理咨询行业都对它有争议,你们的视频咨询能达到效果吗?

李真:视频是和线下咨询一模一样的咨询,唯一的区别就是介质改变了,变成视频了,不改变任何其他的设置,这种设置就是每次5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还是严格遵守这个设置,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所有一切都不改变。

简短地回答是能的,能的原因是这样的。举例说,我自己的治疗师早年是在北京,我们是面对面的,后来我换了一个治疗师,他是在纽约,我们一直在进行长时间的个人分析,我个人的体验其实挺好的。我个人的体验是,你和治疗师的匹配度的重要性大于介质本身。最佳状况当然是面对面和最匹配的咨询师来咨询,但如果不行的话是可以通过视频来做的。

我个人认为,心理咨询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和来访者建立的关系,就比如我和我的治疗师在工作的时候,他会经常来问我,问我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他会问我,你现在是哭了吗,比如有时候画面很模糊,他看不清楚,他会问我哭了吗,他会来跟我check(查看)我的情绪,其实就是你所谓你去看人的肢体表现,动作、姿态,你之所以收集这些信息就是为了跟他建立关系,你的目的并不在于我真的要看他,看到他到底在干什么,你不需要。从心理咨询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能成为咨询材料。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心理咨询哪些不能通过视频做呢,比如进食障碍。比如他现在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这个时候你是无法通过视频真正帮助到他的,一定要鼓励他并转介他去见精神科大夫,去做面对面的咨询。如果遇到这样的个案我会明确表示我接不了,有些咨询师会说如果这个人在当地得不到支持,我可以给他一些支持。

纽约时报中文网:客人能否评价服务?

李真:我们对心理咨询师是有一定的考核的,因为心理咨询这个产品和你去淘宝上买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去评价一个咨询师的时候是不能依据来访者主观判断来评价这个咨询师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治疗师就没有办法进行咨询了。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你来找我咨询,如果我讨好你是很容易的,我就让你开心,我让你觉得被理解被支持很舒服,这个很容易,你走了以后评价都会很高,但是呢,治疗不是这样的,心理咨询不是这样的,心理咨询在有的时候需要面质,即便是你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触碰一些你没有准备好的,或者一直回避的问题,有的时候咨询师会判断,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可能push(推)你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并不会让你很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举个例子,如果这个人他在生活中的问题一直就是从来不能表达他的愤怒,我在咨询过程中可能会帮他不断去表达他的愤怒,包括他对我的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疗程结束他可能很郁闷或者很不爽,然后他这个评价就会很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这个东西不能让来访者去随便评价咨询师。以前有研究发现,满意度最高的咨询师永远都不是那个治疗作用最好的咨询师,这之间可能没有关联。

纽约时报中文网:心理咨询行业好像没有上市的先例,你们能上市吗?

李真:从商业本质上来说,没有投资人不希望上市。我个人认为,你没法计划什么时候上市。投资人的每一笔基金为期是七年,意味着他们希望募集一笔资金,七年之后会有一定回报。所以一般投资人会预期,你七年内是有收益的,会在七年内上市,但这是通常的做法,但不是所有的基金都会这样。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进行到第几轮投资了?

李真:我们去年10月份融了一轮pre-A。第一个是天使轮(2014年4月),我们天使轮当时一共30万美金,非常少的一笔,是Tim和国内的风投一起投的,pre-A是老天使们一起投的。天使轮和 pre-A 融资总金额是 110万美金。下一轮(A轮)很快要启动,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但是一般标准的A轮范围在400万美金到600万美金之间,还取决于你公司稀释的股份是多少。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来经济形势不好,再融钱会容易吗?

李真:我没有感到融资更困难。媒体上一直喊冬天要来了,最近说冬天真的要来了,我个人比较同意好的项目容易拿到钱。中国的投资市场比硅谷更年轻一些,新入行业的基金和资本管理者不太熟悉规则,也相对来讲没那么成熟,一些钱特别好融,所谓冬天来了,对好的项目也许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