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在靠近纽芬兰的法属加拿大群岛中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荒凉的圣皮埃尔岛上，两位醉酒的水手因打赌船长库巴是肥还是壮来到船长家。漆黑之夜，混乱之中，水手尼尔奥古斯特迷迷糊糊地操起身边地刀将库巴砍死。《圣皮埃尔的寡妇》叙述的传奇故事由此拉开序幕。法国政府制定一位法官审判这一案件，尼尔被判处死刑。根据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法律，必须要有断头台和刽子手来执行死刑。但岛上没有刽子手，也没有断头台，要从千里迢迢但法国运来。于是，尼尔被暂时收监，等待死刑的到来。
等待死刑，恐怕是世界上最令人心碎的一种经历。故事就是在等待中发生的。
尼尔由上尉勒·凯普特恩看管。漂亮的上尉夫人出于怜悯和教化之心，提出一个大胆的“劳改方案”：与其让尼尔在监狱等死，不如把他带到家里干点杂活，同时为他提供日用品作为交换。尼尔努力表现，屋舍被整理得焕然一新，庭院里种满了美丽的鲜花。上尉夫人逐渐看到粗鲁的尼尔也有纯真善良的一面，便带他一道为岛民做各种慈善工作。尼尔乐于助人，岛民慢慢地开始喜欢他，后来他还赢得了一位女士的爱情。有一次，他挺身而出，勇敢地救下岛上唯一的咖啡馆及其女主人，更让他成为英雄，得到了所有岛民的爱戴。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他的死刑。
而上尉夫人与尼尔之间也滋长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情感。她在教尼尔认字时，两人的手指缓缓靠近。尼尔结婚时，上尉夫人侧身流泪。沉默的上尉看在眼里，但仍然维护妻子，驳斥官员们对自己妻子的嘲讽。不过，在我看来，尼尔的婚事纯粹只是为了衬托上尉夫人与尼尔的“朦胧爱情”。朦胧的爱情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它转瞬即逝，仅留存于每个人深藏的记忆之中。相对于热烈的爱情、长久的婚姻以及婚床上生产孩子之类的事情而言，似有若无的朦胧爱情是一件地道的稀缺品。
幸好，上尉夫人和尼尔的朦胧感情并未走入俗套的三角恋或多角恋。因为冬去春来，冰雪消融，树叶才刚刚发芽，断头台就运来了……除了爱情之外，影片还要直面更重大的主题——生存与死亡，生命与人性，罪过与惩罚，报应与宽容，死刑与赦免，司法与民主，程序与正义，法律与人情等。这使得情感主题潜在地变得微妙起来，若隐若现，似是而非，从而也恰到好处。
圣皮埃尔岛上没有人愿意做刽子手，砍下尼尔的头，即便地方政府支付高额报酬。岛民们在上尉夫人的带领下撕毁了招募刽子手的所有布告。岛民们聚在一起，向当局呼吁不执行死刑。上尉夫人和上尉设法营救尼尔，最后上尉夫人甚至让尼尔驾船逃跑。但尼尔担心这会给上尉及其夫人带来麻烦，最终还是回到了圣皮埃尔岛。上尉顶住官员们的压力拒不执行死刑判决，违抗了法兰西政府的命令，却不知此举会给自己带来弥天大祸。共和国认为这是对其殖民统治的背叛，派来一个新的上尉接替其工作，上尉和妻子被押送回国。
影片的结尾令人心悸：尼尔被砍头，上尉被政府认为构成叛乱罪而执行枪决，上尉夫人悲痛欲绝……荒凉的圣皮埃尔岛上因此多了两个寡妇。
是死亡，而不是生命，留在观众的脑海之中，令人震撼，让人思考生命的价值。人们喜欢文学，喜欢电影，往往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弥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缺憾。只要作者或者编导愿意，他们可以创造奇迹。事实上，观众和岛民一样，大多会有这样的期待，期待奇迹的发生——尼尔不用去死，上尉更不会离开他善良美丽的妻子。
这两个女人在成为寡妇前，必定也天真地以为，尼尔已经改过自新，几乎所有的岛民都喜欢他，且致人死亡并非有意之过错，因此期望尼尔的死刑判决有可能得以通融，不予执行。
然而，没有奇迹，没有戏剧性的转折，没有我们在自己生活中欠缺而期望在文学或电影中寻找到的奇迹。因为理性的生活，决不能构建在奇迹发生的基础上。你可能中彩，可能有艳遇，可以为意外的收获而感谢上苍，但最好不要渴望意外之财，不要期待萍水相逢，这样必然会加剧人生的痛苦。是的，人生无需指望奇迹的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平淡而踏实地生活。
尼尔杀了人，杀人偿命，这是普通民众的常识和直觉，也是报应正义的朴素要求，否则船长库巴的冤魂就难以散尽，受害人家属的备份之情将难以抹平。约翰戴蒙德爵士在《法理学》一书中写道，报复作为刑事司法的目的之一，“用于抚平所有健全社会会有的愤慨之情，满足复仇或报复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存在于受害人神圣，而且也是社会大众的同情心的延伸”。进而，报应甚至可以视为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梅因、霍姆斯、波斯纳、牧野英一等学者就认为，复仇是法律，尤其是刑法的起源。事实上，即便是现代法律，其缝隙中也隐约透出报复的气息。
然而，报应主题在影片中并未充分展开。为什么圣皮埃尔岛的居民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尼尔，希望他获得宽恕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尼尔不是故意的，他是在酒醉之下的过失杀人。法律有必要对故意和过失进行区分，因为过失是一种与故意截然不同的罪过形式。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法律对此似乎未加区别对待，显得不通人情，至少对尼尔的判决没有考虑过失方面的因素。
第二，受害人船长库巴是一位孤独的老人，没有妻儿老小，甚至亲友皆未出场。当地民众没有看见或听到受害人亲友的诉苦与悲愤，时间也让他们逐渐忘却了去死的冤魂，因而毫无保留地选择站在爱与宽容一边，同情尼尔。国家之所以要惩罚犯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抹平受害人的伤痕，以国家的名义代替其“复仇”，从而切断私人复仇的链条。影片中没有任何受害人的亲友来担当伸冤的控诉方，实际上回避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小姐了犯罪所带来的最激烈的冲突，问题孤儿变得简单化了，岛民们不必权衡良心而作出艰难的抉择，观众也不必再法律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
该影片的原型，据说源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位名叫K.F.塔克的未成年少女的故事。她在一次醉酒后犯下一宗极度残忍的罪行，用斧子将他人砍死。酒醒后，她悔恨不已，积极赎罪，成为监狱里的模范。而在州上乔治W布什（前美国总统小布什之兄）和州大赦委员会决定维持原判并执行死刑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有关生存与死亡、罪过与宽容的迟来的讨论。
塔克、尼尔是否要为一时的莽撞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能否给罪犯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数百年来有无数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如今废除死刑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已蓬勃发展。姑且不论死刑之存废，至少有一点可以断言：法律应当珍惜生命，体现宽容和怜悯之情。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借神父之口对冉阿让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的，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因此，好的法律应兼具惩罚与宽恕的张力。正义不仅仅呼唤报应，它也要求适当情形下的和解与宽容。
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类所有的错误都能被原谅和宽容吗？什么情况下可以宽容？通过何种机制达成谅解和宽容？谁来宽容？
受害者或其亲属可与犯罪人达成和解，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普遍呈现了从复仇向赎罪金的演化。当公权力逐渐强大时，刑事和解逐渐被禁止，即便是受害人，通常也没有权利宽容犯罪，对犯罪的处理专属于国家。19世纪中叶的法兰西政治动荡，国家实施严刑峻法亦在预料之中。普通民众对待犯罪和罪犯的看法，对案件处理的影响之大小，则取决于司法民主性的程度。并不是民众宽恕了罪犯，法律就会网开一面，法律的面孔往往是冷冰冰的。正如圣皮埃尔岛的居民虽对尼尔深表同情，但法兰西的法律却未施加任何怜悯之情。尼尔杀了人，法律也在杀人，只不过前者是犯罪，而后者则是正义。尽管他们同样消灭生命，制造寡妇。法律冷冰冰的面孔，美其名曰“法律理性”，而以形式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法律不免会带来机械和僵化。法院既已裁定尼尔杀人罪成立，判决就具有法律效力，应严格执行。上尉拒不执行裁决，也构成犯罪，依据当时的法律被判处死刑。
影片让人领略了法国人执行死刑的程序与艺术。死刑的执行必需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使用断头台和刽子手。惩罚的执行是需要履行法定程序的，这样的惩罚才能被赋予正义之名。正义沿着法律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没有断头台就不能执行死刑。因此，即使耗费巨资，法国当局也要把断头台——正义之化身——从法国运来。这是法国对圣皮埃尔岛行使治权的象征。
在今天看来，尼尔被送上断头台是十分残忍的！但在刑罚的执行上，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先前，法国刑罚的基本形式由1670法令所规定。死刑的执行，只要翻开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篇，便会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1757年3月2日，达米安被送到广场，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弑君凶器的右手，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再四马分尸，最后焚尸扬灰。砍头原来是用于贵族的死刑，因为它是一次性、快速地完成对犯人的行刑。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之成果，这一行刑方式被推广至一切执行对象。
大海深邃，雪景凄美，在古典史诗般的唯美场景中，19世纪的法国殖民地，没有断头台的圣皮埃尔岛，上演了一处人生与命运的悲剧。影片着眼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从人性角度讨论了法律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它富于美感，却很难令人快乐。其实，人生的快乐本来也就是短暂即逝的，正如尼尔等待死刑而又企盼命运转变的最后时光，以及他于妻子和上尉夫人的情感故事。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醒得极好：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