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panda
美国之音抗战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
美西遊記2-遊遍黄石公園,石拱門國家公園、瘋馬巨石、總統山
美西遊記1-洛杉磯
刘作虎独步手机圈:硅谷互联网巨头都知道一加手机
1998年,刘作虎从浙江大学毕业,来到东莞长安,加入步步高。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个BP机,第一个项目做完,老板发了一个3,000元的红包,他马上跑到深圳买了一台手机。
那个年代,东莞的打车费用已经很贵了。他们几个年轻人,去长安镇吃饭,一上车就是20元,来回两部车,光车费就要80元。“也没做什么事,就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但我从来不担心,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工作个什么劲?”他说。
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人,创立了一个名叫“一加”的手机品牌,以“不将就”作为口号。2014年5月,一加1上市,这款手机卖了一年多时间,直到2015年7月,发布一加2。一加1累计出货量超过了150万台。相比其他手机厂商,这并非多么惊人的数字,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款手机海外销量超过六成,覆盖美国、印度及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
一加科技自2013年12月17日成立以来,10个月就实现了赢利。目前团队规模近900人,成员来自19个国家。2014年,一加科技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一加2的销售目标为300万到500万台。
完全走线上渠道,在海外拥有大量粉丝,说一加手机是一个国际化的手机品牌,并不为过。在海外,购买一加手机需要邀请码。刘作虎到硅谷,发现很多大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都知道一加手机,听说他是一加公司的,纷纷找他要邀请码。这让他感到非常诧异。
印度市场的热销完全在意料之外。一加1发布以后,首先在欧美销售,然后发现有成千上万台手机从美国卖到了印度。论坛上,也有不少印度网友问,一加手机什么时候来印度开售。2014年12月,一加在印度开了一个小型的产品发布会。刘作虎想先发5,000台手机试一下水,印度亚马逊网站建议发两万台。没想到,二十多万用户争抢这两万台手机,只好赶紧补货。在印度,一加手机是高端机中销量仅次于苹果的手机品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售价人民币1,500元以上的手机算是高端机,一加1售价人民币2,300元)。
当年Gmail诞生,拥有注册邀请码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给刘作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Gmail邀请码,倍感兴奋。硬件产品在生产端需要沉淀大量资金,稍不留神,一家创业公司就可能灰飞烟灭。采用邀请制购买,可以提前预估潜在销量。
购买一加手机的用户,还能额外获得一个邀请码,可以转赠他人。这是完全体现口碑实力的营销方式,因为只有消费者自己觉得产品好,才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购买。反过来说,如果产品不好,采用邀请制购买,就是一个笑话。
刘作虎开始创业时,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企业家们多多少少有些焦虑,不服跑个分,发布会上挤兑一下友商,都是标准动作了。可他从不主动攻击竞争对手。他更愿意关注屏幕的通透性,还有握持的手感,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明知竞争激烈,为什么还要做手机?”这个问题被问得多了,他常常反问:“如果让你自己掏钱买一台手机,你买哪个品牌?”大多数人的答案还是:“苹果。”“找不到比苹果更好的安卓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即使今天竞争这么激烈,市场还是足够大。难道安卓机真的做不到苹果那么好吗?已经有标杆在那里,这么大的空间,还不够发挥?”他说。
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放性,安卓手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操作容易出现卡顿现象。一加2发布会上,代言人韩寒对于安卓手机用久了,是否一样“牛畅”(刘作虎是湖北汉川人,说“流畅”这样的词,有时候不那么标准)存有疑惑。刘作虎问他,用过一段时间一加手机,感觉如何?韩寒说,跟刚用的时候一样。
当然,你可以说韩寒是代言人,他的话不足为据,但刘作虎自言每天在关注这些细节。“产品同质化以后,就是拼细节,不流畅就改到流畅,这是可以做到的。”他拿起手边的手机,滑动演示。
那是一台黑杏背壳的手机(一加手机的背壳有5种款式可选,分别是黑杏、凯夫拉、砂岩黑、酸枝、竹质)。一般来说,进入电话通讯录以后,手指上下拨动比较顺滑,点进去具体的联系人页,由于滑动角度不同,反应可能会有所迟滞。“第一款样机出来,我说这太卡了。工程师回答,安卓原生系统就是这样。我说不管原生系统怎样,必须做到很流畅。这是慢工,得一点点改进。”他说。
刘作虎最认同的还是产品经理的身份。在步步高,他从技术工程师做起,后来到了新品牌OPPO,又从产品开发部长做到副总裁。在OPPO期间,他主导了蓝光DVD的开发。这一度是海外市场上,来自中国的最具知名度的消费电子产品,售价超过所有国外竞争对手的产品。
打造蓝光DVD的经历,使他相信,凭借好的硬件产品,做成一个“全球用户尊敬的品牌”是有可能的。“OPPO的广告片,很唯美很漂亮,那是因为从选导演、演员、摄影师,到每一帧画面都要把关。把做广告当成做产品,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差。还有,很多人以为OPPO就是打广告起来的,其实不是。广告只是一部分,产品才是核心。很多细节你是看不到的,当初做OPPO手机,品质要求比诺基亚还要高,诺基亚的跌落测试高度是1.8米,OPPO的跌落测试高度是2米。”他说。
产品经理做久了,对功能设计有天然的敏感。2007年,刘作虎第一次看到iPhone的静音键设计,就对乔布斯深感佩服:“苹果把能去掉的按键都去掉了,却留了一个静音键,他对用户心理的把握真的很准。我是做产品的,苹果做这么一个动作,我一看就知道背后的深意,这个静音键用着太爽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苹果的设计就已经完美无缺了。一加2的左侧,有一个可以上下拨动的实体键,分为三档:静音、勿扰、正常。其中的勿扰模式,是刘作虎逢人便说的一处设计。静音模式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勿扰模式是为了不打扰自己。用户可以对联系人预先分类,手机拨到勿扰档以后,只有愿意接听的电话才能拨入。而陌生号码,必须拨打三次以上,电话才会响起。为什么是三次?通常骚扰电话打两次不通就挂掉了,真正紧急的陌生来电,拨打三次也能接到。
一加1的操作系统是和第三方机构CyanogenMod合作的,到了一加2,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国内版本名为“氢OS”,海外版本名为“氧OS”。刘作虎也在软件层面进行了大胆改动。取消了底部的DOCK栏,因为他认为第一屏已经足够放置常用应用;在首屏上方留出三分之一面积的窗口,用户可以更换壁纸;接听或拒接电话,由常见的左右滑动,改为上下滑动,向上滑动拒接电话,有往外推的意味,向下滑动接听电话,有敞开接纳的意思。
一加2目前有两个版本,16G售价1,999元,64G售价2,399元。刘作虎不打算推出千元以下的手机。他发现用户对千元机的关注度正在持续下降,现在任何一个手机厂商发布一款千元机,人们好像都不太感兴趣了。“用户兴趣点转移很快,可能你跟风会火一阵,后面怎样就不知道了。我们一开始可能比较慢,前面几年,大家不一定关注到,但五六年以后,如果还活着,相对来说就成功了。”
他也不喜欢“生态”和“风口”这样的词:“前几年大家提互联网思维,现在还有人提吗?哪有什么互联网思维?我不推荐大家读《从0到1》,我推荐大家读《创业维艰》。《从0到1》,我读了三分之一就读不下去了,全是让人抓住蓝海和机会。哪有这么好的世界,当你想到一个idea,至少1,000人想到了,真正去干的可能不到100个,坚持下去的不到10个,成功的只有1个。”这一点,他倒是和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认识一致,后者从来认为互联网只是工具,不存在所谓思维。
刚创业时,很多人说他是传统行业出来的,搞得他也有点焦虑,想是不是要接近一下互联网圈子,后来发现意义不大。这大半年来,除了参加产品发布会或门店开业仪式,他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圳。“如果苹果的产品不好,你还会喜欢苹果吗?还会喜欢乔布斯吗?产品永远是核心。”
这是一个相信并且遵从内心的人,但很多事情似乎又看得比较淡,以至于年少时,有朋友说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1975年出生的刘作虎,家境一般,父亲是农民,母亲是下放到村里的知青,上面有两个姐姐。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他都不太自信,去了以后,发现也很快适应了。初中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他每天拿瓷缸子蒸饭,就着咸菜就是一顿,倒也不觉得苦。和许多70后一样,他也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对《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样的电影感同身受。
2015年6月,他回到母校浙江大学演讲,回忆起初入步步高时的情景:“当时老板跟我说,要不你去做采购吧,我说我没兴趣。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一年多,很多人后来说你好傻,采购这么好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去。我就感觉没兴趣,我就喜欢做技术,我说我技术上没有学够,就这么简单,所以一直做了十几年的技术,但是我做得很开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要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最根本的还是要热爱。
事后点评:要演毛泽东的贾宝玉
摘自共识网创办人周志兴的微信公众号“周说”,原题为《两年过去了,他在狱中还好吗?》
2013年的9月22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两年,他在狱中还好吗?从万众瞩目到形影相吊,他能适应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问,当然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无论从狱中传递出来什么消息或者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人们心中都是明白的。也许生活待遇不会怎么糟糕,但是,心里的那种冷,一定是寒彻骨髓的。
时间再往前推两年,他还炙手可热。街头巷尾议论的,不是他被判处什么徒刑,而是在探讨他是不是只是入常,也在给他分配入常后的工作,到底分管什么?
尽管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是,这颗闪亮的星即将升的更高,似乎是没有疑问的。
后来的事情发展是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
不过,在这两年里,中国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却逐渐被淡忘了。
其实,在我看来,周永康也好,令计划也好,都是过去的大人物,眼下他们也都在狱中呆着,相信他们都是百感交集。而我们这些看客,何尝不是百感交集呢?
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这样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充满无奈。
然而,尽管世事无常,但不能怨世事无常,因为虽然世间任何事情都有定数,但是人的智慧其实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命运的。
怕只怕把聪明当成了智慧。
很多聪明人的跟头就是摔在了聪明之上。
想到了我那时写的一篇短文《聪明和智慧》,重新读来,也还不算过时,算是凭吊那段历史吧。
那个风流倜傥的明星
2011年9月,我在重庆和当时那里的一把手见过。那时候,他正在向中国权力的巅峰前进,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尽管不能这样搭配词组,我还是要说,这是个风流倜傥的官员。长相俊朗,反应机敏,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颇有领袖气质。
说实在话,在中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
他自己,也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展示自己。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治家是稀缺品。
听说,他在重庆非常努力,办公室的灯常常彻夜长明。所以,晚上在饭桌上,我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偶像。
当然,多少是为了找补我下午对他的不敬。
下午是一个座谈会。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据说下飞机后还去视察了一个地方,风尘仆仆进的会场,很谦恭地和在座的老同志打招呼寒暄。有人很有点献媚地说,昨晚看了红歌表演,真的不错,只是有的还不够专业。一把手反应很快,立即说,不专业就对了,这才显示是群众的业余演出。
真是聪明的回答。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除了我以外,大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记得有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还有温铁军、李希光、程恩富、崔之元、苏伟、房宁等人。他们说了很多赞扬重庆的话,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场合。
一把手很认真地听,不时插几句风趣幽默的话。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唯一一个说了不中听的话的。
记得我主要说了这样几条:一是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一部分群众因为收入增加,住上了廉租房和公租房而满意的时候,也许另一部分群众为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开口表达而不满意。
二是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学者说,重庆打黑打了1000多亿财产,不知道哪里去了。
三是说唱红。我说,我看了红歌会,很多并不能算红歌,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等,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我说,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
一把手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他的脸色本来就黑,我真的没看出来,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更加正面地朝向我,一脸凝重。
但是,他只回应了我的最后一条。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做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晚上吃饭时,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端着酒杯来找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不怕那些议论。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是不怕,但是很不满意。
据说,当时在场的有的记者汗都出来了,而一把手则质问秘书长,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谁请他来的?
也许一把手真的不知道,重庆市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是领导想请你到重庆来参加一个座谈会,可以主要谈党群关系。
那个时候,重庆有意识地约请一些也许持不同看法的人来参观,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为他们说话,起码是站台。有一个较为知名的学者,一向是给人以偏右形象的,一次碰到我,悄声说,我到了重庆,那儿搞得真不错。我说,那你写篇文章?他连连摆手:那我被骂死。
不过,他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当有机会到重庆去时,我没有犹豫,缩短了在美国的访问,到了重庆。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把手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李庄案。他说:按道理说,我不应该整李庄,我知道他是傅洋和郑小虎的人,傅洋和郑小虎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尤其是郑小虎,文革中我们住一个牢房,我个子大,吃不饱,郑小虎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给我吃。但是,我不管这些,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从重庆回北京后,很多人问我对那个聚光灯下的人印象如何,我一般是这样回答:这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这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追求个人崇拜的人。
一场审判大戏里的小聪明
看到了聪明,没有看到智慧。当然,智慧这东西,很多人是没有的。
真的智慧,是要对历史有透彻的理解,知道哪条路是走过的不通路,因而选择更加合理的路线。不能大张旗鼓地重走错路,更不能高举着一面旗帜其实夹带了许多不属于这面旗帜的私货。
当然,除了智慧,还有品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我在重庆时写了四篇《雾都日记》,曾经很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是这么写的:
“重庆的带头大哥们,他们为重庆人民殚精竭虑,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心到底怎样?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仆人呢还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我说的是心而不是口,口上的话,谁都会说。
这才是关键。”
一晃,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里,围绕这座西南城市,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说了。
日历翻到了2013年的8月22日。济南。
一场大戏开演了。 主角是谁很清楚,还是一把手。他的演技如何,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还是印证了这个判断,聪明,缺少智慧。
也许,最高当局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想法,就是以贪腐和滥用职权的罪名为主来审判,就是这两个罪名所涵盖的内容,也是斟酌过的。斟酌的结果,是忽略许多不容易上台面的罪行。
但是,“聪明”的一把手从来是不甘寂寞的,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要占据制高点,掌握话语权。以他的聪明和口才,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确实赢得了喝彩。
但是静下来想,这叫做智慧吗?中国有句老话,语多必失,或者说,祸从口出,他的滔滔宏论,其中不知卖出了多少破绽。
其实,早在去年三月两会期间,一把手在记者会上,用两个“一派胡言”回敬了那些传言,但是,明白人都知道,那些传言很多是真的,可叹的是,明白人很多。这个时候,低调一点不是更好?
聪明的人以为可以一下子反击得手,智慧的人要多想想退路。
这次审判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暗恋”,一个“如胶似漆”问题的性质悄悄转移到了儿女私情上。分析起来看,暗恋,是王立军承认的,如胶似漆,是一把手感受到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此说无懈可击,观众们起码看到了一把手很难被称作一个“男儿”,
聪明的人会选择路径,平常时也许不会走错,但是老祖宗留下一句“慌不择路”,是适用于许多人的,慌乱时需要大智慧应对。
一把手显然是慌了,尽管不少人认为他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我不这么看。为了跳过眼前的水塘,他先说自己出轨,再说属下暗恋自己的太太,进而说属下和自己的太太如胶似漆。这实际上是掉进了更大的一个深渊。
仔细分析,暗恋和如胶似漆不在一个层面上,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暗恋其他人,但是不能和其他人如胶似漆。再加上他后面说的:
“3号楼是在市委大院里我的家,包括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领导也没有不敲门就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又不是大杂院,实际上王立军能随便来,那实际上是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
难怪有网友把一张他和太太参加民族活动时戴花帽子的一张照片染成了绿帽子。这是他自己戴上的。
这完全没有了政治家的风度,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夫人、下属和朋友身上,因为想摆脱一个麻烦,用尽心机结果陷入一个更大的麻烦。
历史将怎样记录这样一个人?家族将怎样回忆这样一个人?朋友们将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
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
可以说,这是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
正如中纪委的一个官员所说:
“多年来力图将自己打造成政治家的薄熙来,却以力辩自己并未涉嫌贪腐的被告角色而落幕。229页的庭审实录证明,过于注重仪表和谈吐的薄熙来,展现于世人的最后定位:既不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悲剧英雄。”
某位一把手的老友,看过庭审后这样评价:作为一个具有贾宝玉或者哈姆雷特的内在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却硬要扮演毛泽东或者凯撒大帝的角色,怎么能不演出一场既可悲又可笑之闹剧呢?
这两段评论,都是中肯的。
这次庭审,堪称世纪审判。不只是说开创性以及被告人的级别影响力,还有复杂性。被告人的罪状未能全面展现,贪腐和滥用职权中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严肃审判中又添加了一抹桃色,在庭审之前之中和之后,被告人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很坚定,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主角的面目更加清晰了,原来的面纱已经褪去
她们需要的是爱情或者这是个难题-也许人们不讨论爱情
陈欣(音)的生活处处显露着她的成功。32岁的她是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人员,拿着不错的薪水,一年多次外出旅行,开讲座谈气候问题,有丰富的社交生活。
但几次回到家乡衢州探望父母时,他们没兴趣听她最新的冒险活动。他们更愿意讨论她的爱情生活——或缺少爱情生活的问题。
北京和上海有成千上万的“剩女”——中国社会及官方媒体广泛使用这个词语指代过了27岁还没结婚的女性,陈欣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很多单身女性最近开始抵抗这个称号,但中国老一代人的传统观念仍然盛行:早点结婚,否则就会变成没人要的商品。
在奥斯陆工作的摄影师克劳迪娅·莱赫(Klaudia Lech)研究中国女性的权利问题时,注意到网上出现很多有关这些女性的境况的文章。根据官方新闻报道,中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万,但很多未婚男性都是在农村地区务农,收入很少。由于丈夫传统上要比妻子挣得多,那些像陈欣一样的高收入女性必须为获得城市里少数符合条件的单身汉的关注而竞争。24岁的莱赫表示,频繁的新闻报道让她感到困扰,特别是因为这些报道没有体现数字背后这些女性作为人的属性。它们缺少对这些女性及她们如何过单身生活的认识。
“这不是新闻报道;也没有关注人,”她说。“这是统计数据。我觉得‘剩女’这个词是令人反感的,我无法理解女性怎么会被称为剩女,而且还去接受这一称呼。”
在去年早些时候前往上海之前,莱赫在中国的交友网站寻找愿意让她记录日常生活的成功单身女性。她去了北京,并与她在网上找到的很多女性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她获得了中国《Lens视觉》杂志提供的资金,会继续记录这些故事。
她追踪的这些女性的职业和兴趣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单身生活的描述。34岁的电视台主持人朱池(音)告诉莱赫,她不想做出妥协,找一个不如自己成功的丈夫。29岁的朱美婷(音)在北京担任英语老师,她表示自己经常向家人撒谎,称自己在恋爱,这样他们就不会安排她相亲了。
36岁的创业者萨布里娜·韦(Sabrina Wei)告诉莱赫,她只与不会因为年龄而评判她的外国男性约会。
“他们参加社交活动,和朋友吃饭,练瑜伽,甚至出国旅游,”莱希说道。“她们可以自己过上这种生活,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些而结婚。”让莱希意外的是,她接触的很多女性并不介意被叫作剩女,让她们最为焦虑的,反而是来自父母和亲戚逼婚的压力。
当莱希跟着陈欣回老家时,她母亲一开始非常生气,因为女儿让莱希这样记录她的生活。
“母亲担心女儿会给她和街坊邻居丢脸,因为这样全世界都会知道她还没结婚,”莱希说。“即便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但回到老家,在母亲眼里,她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单身女人。”
母亲最终接受了这个拍摄项目的理念,莱希得以继续跟拍陈欣和她的亲戚,包括她的两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妹。
中国的父母历来在子女的婚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到征婚市场上帮她们寻找潜在的对象。每个周末,都有不少来自上海市郊的家长们聚集在人民公园里,为自己单身的孩子张贴简短的征婚广告。这些广告通常写得非常直接明白,比如,厨艺好,喜欢读书,年龄29岁。
莱希说,这些广告缺少更具内涵的任何感性的东西,还说这类市场感觉更像商业交易,而不是寻找浪漫伴侣的方式。
“她们需要的是爱情,但经验告诉她们,在中国,人们不讨论爱情,”她说。“人们在乎的是找一个可靠的丈夫。”
《简氏防务周刊》中国很可能在大连自主建造航空母舰
《简氏防务周刊》周四发表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很可能在大连自主建造航空母舰。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有报道指中国正在建造全新的航空母舰,但外界对北京的航母计划知之甚少。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北京将在未来15年内建造多艘航母。上月,台湾国防部也发表报告称,中国正在建造的两艘航母同目前唯一的一艘“辽宁号”都属6万吨位级别。
《简氏防务周刊》发表的卫星图片显示,在中国吉林省大连市的一处造船厂,航母已进入后期建造阶段。该杂志周四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在看到船只的上部以及飞机停泊地点之前,还不能最后确信图片上的那个点就是航母,但工程的缓慢进展却显示它是一个军事建筑。”该文也指出,正在建造的船只也可能是新型两栖驱逐舰或直升机航母。
台湾方面的报道则指出,上海正在建造一艘航母,另一艘则在大连建造。
中国于1998年从乌克兰买下目前唯一的一艘航母“辽宁号”,经过整修和安装后于2013年入列。现在,它参加包括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地区的军事演习,但还不能全方位投入使用。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辽宁号”的成功运作是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在2020年前中国将部署自己制造的航母。
旧闻回顾-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崭露头角
编辑:这是一篇2012-11-26年纽约时报黄安伟的文章 题目是“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崭露头角”今天2015年的十月我们再来回顾这篇文章看了政治这个东西真的是和自然界一样千变万化了,当然笔者认为他们两个还是有政治素养和能力的人
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崭露头角
北京——今年早些时候,当美国驻华外交官审视中国的政治格局,寻找在通往共产党权力顶层的路上哪些官员正走在“快车道”上,一个名字跳了出来:胡春华。
于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F. Locke)于今年6月访问了胡春华主政的内蒙古。这一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省区拥有广阔的草原和欣欣向荣的城市,胡春华正是该省级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办的一场宴会上,胡春华自豪地开了一瓶本地的烈酒,骆家辉也一起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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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新星之一。分析人士说,他可能正走在通往政治局核心层的路上,也许会在2017年召开的下一次全国党代会上进入常委会。
本月,共产党宣布,胡春华加入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15名新成员之一,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的仕途愈加光明。政治分析人士说,他可能正走在通往政治局核心层的路上,也许会在2017年召开的下一次全国党代会上进入常委会。共产党的新领袖习近平预期会于两个五年任期之后卸任,而晋身常委将使胡春华有机会竞争党内最高领导及中国最高领导的职务。
在被称为中国第六代领导人的一小群政治明星中,胡春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多年以前,党内领导和元老们就亲手挑选了这拨人来继承以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领导人(第一代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现在,这些官员们正被委以重任,安插进全国各地最重要的岗位。
政界内部人士说,胡春华最有可能很快被派往沿海省份广东省,那里对中国的出口经济至关重要。和他实力最为接近的竞争对手孙政才于上周被派往重庆市任职,这个有着3100万人口的西南部繁华大都市曾一度由现已失势的共产党贵族薄熙来管辖。
如果胡春华和孙政才都在2017年成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将在2022年竞争党内的两个最高职务,赢得这两个职务意味着,他们会被委以两个政府的最高职务——国家主席和总理。
尽管呼吁更大的政治开放性和更加民主的选拔过程已成为响彻全国的主流呼声,对这两位的提拔依然表明,党的领导人希望把官员升迁之路制度化。正是通过这种路径,党内元老利用暗室操作安排了习近平和党内现任二把手李克强的职位。他们是在2007年入选政治局常委会的唯一两位第五代领导人,这让他们领先于同辈的官员。
现年49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是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成员。在获得进一步升迁之前,他们的新职务旨在让他们得到历练。在中国主要工业中心里,广东和重庆也算是重要经济引擎。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李成说,“他们进入政治局委员会的事实就表明他们的竞争力远超其他人。他们将在现任职位上接受考验,不过,这种考验对他们有利,除非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胡春华和孙政才的童年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刚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正处于10多岁的性格形成期和青年期,当时,中国进行了市场经济政策实验,并逐步向世界开放。这两位要比大多数年长的领导人受过更好的教育:胡春华拥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位;孙政才获得了中国农业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孙政才在英国学习了半年。
根据某些说法,他们分别属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权力派系,这两个派系在后邓小平时代统治了中国政坛。广义地说,这两个派系,一个围绕着现年69岁的胡锦涛而产生,胡锦涛已于这个月卸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文职军委主席职务,另一个派系围绕他的前任江泽民而形成。59岁的习近平在江泽民的强力支持下成为新任党总书记,随着他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把盟友安排到重要的位置上,中国政坛有望出现权力的第三极。
今年,已经退休的江泽民以86岁高龄,不动声色地对领导层换届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从而确保他的五名盟友进入了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未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江泽民是否还能活着并保持健康;去年,他得过一场重病。
因为年龄限制,有五名政治局常委应该会在2017年退休。这意味着就这五个席位的谈判已郑重展开。预期胡锦涛将大力推动这位年轻的胡姓官员进入下一轮常委会,胡春华和胡锦涛无亲戚关系,不过却得名“小胡”。与此同时,据李成和其他几位分析人士透露,孙政才是贾庆林的门生,后者是刚卸任的常委,和江泽民关系亲密。不过,也有人说,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可能是孙政才的另一个庇护人。
与此同时,随着习近平的权力日趋巩固,在有关常委会人选和其他高层职位的决断上,他可能拥有和胡锦涛及江泽民同等的话语权。这可能会让元老们现在一手操控的政局变得扑朔迷离。这些元老们正努力确保年轻的胡春华、孙政才、以及像周强这样的其他第六代新星们获得最重要的职务。周强是湖南省委书记、胡锦涛的另一个门生。
某党刊编辑说,“他们能否掌权、统治中国还是个未知数。对这些领导人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干,关键在于习近平是否喜欢他们。”
他补充说,“如果习近平欣赏某人,这个人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习近平不喜欢他,那么一次危机就可能终结他通向权力顶层的前途。”
习近平与胡春华和孙政才分别是何种关系尚不清楚。两人都不是太子党,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前一代那些显赫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后裔,而习近平和他关系网中的多数成员都来自那样的家庭。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出身农民家庭,两人进入政治局的道路截然不同。1983年,胡春华从大学毕业后,就在西藏的党组工作,并在共青团内一路升迁。那时,同为共青团坚定追随者的胡锦涛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成为年轻的胡春华的导师。
胡春华和胡锦涛的政策观一致:两人都表示,因为农村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省份,中国需要更好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胡春华在河北省主政期间免受一起臭名昭著的奶粉污染事件牵连,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2009年伊始,他曾处理了不断加剧的民族紧张局势。很多内蒙古的农村居民都是蒙古族牧民,他们憎恨越开越多的矿产企业,人们指责这些通常由汉族人开办的企业破坏了草原。
去年,两名反对开矿的男子之死导致当地爆发了抗议活动。胡春华派遣安保力量封锁了交通,并会见了一些愤怒的当地居民。
在本月召开的党代会上,当记者问及他的主政风格是否“柔性”时,他予以驳斥。根据官方新闻机构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他说,“实际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
孙政才的工作重点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在2009年出任吉林省委书记之前,他曾担任农业部长一职。2010年夏季,吉林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47人遇难和大面积的破坏,孙政才也因此面临危机。
孙政才强调自己对中国农村的感情。他曾告诉记者,在2007年参观江西省的一处共产党历史旧址时,他收到两张欠条,是中央红军战士在1934年向当地农民借粮后给农民开具的。
孙政才在2009年对来自官方媒体新华通讯社的记者说,“从那以后,我就把它们放在我的钱包里。它们时刻提醒着我,中国的农民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k Zuo、Amy Qi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薇
把各国领导人的肖像层层叠加从中体会到一种权力的”美学”
十九世纪的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著名的聪明人士曾大力宣扬伟人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历史原本是一团没有形状的牛肉馅,直到出现了一位伟大人物,将其塑造成一个坚实的汉堡包。至少用某种语言来说是这样。
当然,卡莱尔有过同时代的批评者,但面对亚历杭德罗·阿尔玛拉兹(Alejandro Almaraz)艺术摄影项目《权力的肖像》(Portraits of Power)中的图片,卡莱尔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理论。
阿尔玛拉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摄影师、教师兼研究人员,他把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叠加起来,合成为一个框架中的图片,得到这些呼风唤雨人物的幽灵般的千层饼。这些历史重要人物的个人肖象、这些成为纪念碑和雕塑的个体形象,被叠加成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图片。这个项目主要由男性构成,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意志坚强的、钢盔般的头发颇为突出,但是,从这些合成中认出具体某位伟人并不是项目的目的。
阿尔玛拉兹指出,领导人如何把自己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方式具有同一性,这是一种“权力审美”,他说。
“这个计划的想法很简单,”阿尔玛拉兹说。“我在尝试展示权力如何刻画自身。”
为了制作图片,他带着自己的相机一头扎进图书馆,建了一个他称之为“小照相馆”的工作场所。他翻拍了一些不容易找到的肖像,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包括了一些画像,他制作的图片有些结合了几十个面孔。有些则没有那么多:朝鲜金氏王朝的肖像叠加看上去比较容易认,因为由于没有任期限制,金家人把持权力的时间长得多。牙齿只是在近代肖像中才出现的— —权力在20世纪是紧咬牙齿的微笑。
就这样,阿尔玛拉兹迫使观众从汇集的整体上思考权力,把权力作为一个匿名或单一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让我们来看看世界领导人的共同特征吧:20世纪的美国总统喜欢胡子刮净的样子。他们都是白人(幻灯片2)。南非自从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后,所有的总统都是黑人。大日本帝国的首相喜欢穿耀眼的制服;芬兰总统喜欢穿西装。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肖像有更多的面部、而且眼睛直盯着你,像是用颤抖的手拍下的一张可怕的护照相片。墨西哥总统坐在离相机远点儿的位置上,而且喜欢用书架作背景。
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阿尔玛拉兹如何组合图片。“头的位置,背景中的人,如果照片中的这些东西有变化,我就开始制作一张新图片,”他说。“照片决定了我何时结束一个系列。”在一个时间框架内,比如在1917年至1991年的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以类似的方式展示自己,因此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连续性。但苏联之后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寻求更多的,不是“无所畏惧的领袖”的形象,而是一种“你看,我们是开放的、身着单调西装的全球主流政治家,我们欢迎你们的企业,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形象(除了普京)。
卡莱尔相信英雄、相信英雄个人用一个时代的原材料塑造历史的能力。但是,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似乎已经过时了,阿尔玛拉兹的合成图片具有在瞬间和视觉上挖该理论墙角的作用。许多人以21世纪的角度,对权力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自称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权力,所以,这些合成图片中幽灵般的形象暗示了权力的恐怖,就连阿尔玛拉兹都感受到了其令人不安的特征。
“实话说,这不是那种我想挂在我房间里的图片,”他说。“但我觉得他们中的一些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