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50年，中国大陆境内却从未有对 这段历史不受约束的公开讨论与深度反省。政府对这个话题一直施加了严格的言论管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共产党以及大多数老百姓也希望将这段惨痛的历史 留在脑后，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新机遇。然而近些年，有关文革的辩论在中国悄然兴起。不论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与意识形态 整风，其中文革的影子依稀可见。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历史的回音证明了彻底反思文革的必要。与此同时，包括有太子党背景在内的一些前红卫兵也在近些年站出 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
马若德
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常年从事中共高层政治的研究，是文革问题的专家。他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探究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情况与政治环境，以此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2006年与瑞典学者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关于文革最具权威性的记述之一。4月中旬，85岁的马若德在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阐述了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采访以英文进行，发表时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上半部分。
问：中共领导人对文革50周年的应对方式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答：他们对文革的应对方式与对天安门大屠杀 的应对方式有很大不同。每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总是布满警察，以防群众聚集抗议。领导人大概认识到“六四”和文革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和平抗议，后者是 暴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对中共的威胁大于后者：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除了毛泽东之外，没人能够发动文革；而“六四”是由学生自发的群众抗议，基本没有 动用武力。我认为中共应该不会为文革50周年的到来太过担惊受怕。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大概会告诉我的同僚：“只要确保没人庆祝或纪念这个事件就好。”
问：近年来，有一些人站出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道歉。中共对该现象似乎没有太大反应。
答：中共大概观察到大部分的道歉者都拥有太 子党背景。如果太子党成员能够主动承认错误，以防被他人随意污蔑指责，这对习近平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迄今为止，太子党是惟一一个在反腐运动中大都未成为 攻击目标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习近平或许相信让自己人站出来解释当年的所作所为能够巩固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
问：你认为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对他们如今的执政方式有哪些影响？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习近平显然是一位信 心十足而敢冒风险的领导人，但这不一定与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他是太子党出身，或许他的家庭背景与文革前的经历帮助他培养了这种自信。对于其余这一代在 文革中长大的领导人，我也不好下结论，因为当前在中国掌权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习近平一人。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尽管他有例如王岐山在内的政治盟友， 但他仍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其他领导人没有明确政治角色的情况下，我难以观察他们的执政方式，来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拿总理举例，由于习近平控制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他（李克强）的角色便被习近平掩盖了。
问：许多人将习近平的整风运动和文革做比较。这两个运动的方式十分不同，但目的都是巩固政权，宣扬党的价值观，培养对党的忠诚性。你是如何比较这两个运动的？
答：习近平深知他如果试图掀起一场如文革一 般的社会动乱，他大概会很快下台。全国上下从领导人到绝大部分群众，没人想看到文革重演。习近平的控制欲也极强。他希望事件能够依照他的意愿演变发展。毛 泽东则不同。他相信如果他发动群众，群众会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便会万事大吉。不过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文革确实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发动红 卫兵是为了让群众变得具有革命性；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是为了改善群众，净化群众。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更艰巨。不过归根结底毛泽东与习近平都希望改变中国人 民：毛希望让他们革命，习希望让他们听话。
问：但反腐运动针对的并非群众，而是党员。
答：中共有9000万党员。这个观点背后的 逻辑是：习近平首先希望通过减少党内腐败重新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然后群众便会依照党员为榜样，变得更为守纪。如果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官员不再接受贿 赂，群众也就不会行贿。这与毛泽东的构想近似：毛意识到从一开始便发动全民革命太不现实。重点在于煽动代表中国未来的年轻一代。一旦他们开始革命，社会便 会跟进。事实证明了毛的设想。
问：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以哪些方式纪念文革，并将其政治化？
答：在中国当下没有太多人谈论文革。比起 50年前发生的事情，人们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思考，例如如何找更好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如何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他们忙着吸收改革开放为社会带来的影 响，没时间追忆文革。我知道四川有一家文革博物馆，上海有一处文革宣传画展览（注：所指的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红色年代系列与上海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它们并不是专门的文革博物馆）。或许人们没有完全遗忘文革，但文革也绝不是他们脑海中的头等大事。
问：与此同时，文革的历史似乎在中共对薄熙来案件的处理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温家宝曾在批判薄熙来的重庆政策时提及文革。
答：温家宝利用文革批判薄熙来，其实就像特朗普(Donald J. Trump)嘲笑所有华盛顿政客都是失败者。他们随手拈来最有攻击性的称号。对温家宝来说，这个称号是指责薄熙来通过唱红歌和社会政策改革等手段重演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薄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
问：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自由派与左派的辩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文革。有些人认为文革期间的社会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人民公社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您怎么看？
答：如果你是一位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 左派，你当然会尽力保留文革中的社会主义元素。诸如（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之类的左派大概相信不管薄熙来的动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与左派的立场大相吻合。 于是自薄熙来倒台后他们便一直试图重整旗鼓。毛泽东的政策持续了25年，必定有它的支持者。左派们当然深知文革令人发指的一面，但在他们眼中，文革仍是一 场左派势力的崛起，只是其正确性不幸在暴力中变得浑浊。他们认为中国应当采纳纯粹简单的左翼思想，实施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类的社会政策。就算中国真 正公开讨论文革，最忠诚的左派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说文革的重点不在于暴力与屠杀。对他们而言，文革的发动与运作方式存在着许多不明智之处，文 革的众多可取之处在运动中变得支离破碎。
问：如此说来，文革是否是当今中国政治对话的一部分？
答：我不这样认为文革是当今中国政治对话的 一部分。当今中国的政治对话不在统治者与左派之间进行。尽管左派从当权者那里收到些许鼓舞，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习近平的意图。他们或许支持反腐运动，但他们 也看到了运动在广大党员中造成的影响。他们深信薄熙来所做得是好事情，但我认为他们无法对习近平树立同样的信心。当今的政治对话不在习近平与左派之间，而 在习近平与害怕成为反腐斗争牺牲者的官员之间。我听到传言说朱镕基和温家宝对当前的局势深感不满。这才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对话，尽管人们无法在公开场 合听到它。习近平的反对者们不像左派那样声势浩大。习近平仅仅在现在给予左派们一定舆论空间，而他们并不是政局的重心所在。如果习近平愿意，他会在一定时 候处理这些左派势力。
问：以您所见，习近平如何看待左派势力提及文革？
答：习近平曾说中国不能全盘否 定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说明毛年代的哪些成分不应被否定。我们知道习近平不喜欢文革的自发性：文革的性质归根结底是让群众自发闹革命。在习近平年代，如果有 人指控另一人贪污腐败（而另一人并非反腐运动的打击对象），那么指控者有可能被捕，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反腐运动出格，以免招致混乱。他大概从华国锋的经历里 吸收了教训。毛泽东认为他凭借自己的思想就可以控制一切，群众会听从他的指示。当然他们没听。毛在以他的思想作为总纲领的前提下让群众各行其道，他相信群 众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毛以后的领导人希望避免这种动乱。毛泽东憎恶官僚机构，习近平则相信党的绝对领导。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他无法通过革命领导群众，他 只能将新的意识形态提供给群众：中国梦，一带一路，（南海）九段线。换句话说，他利用的手段是民族主义。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