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机(2)

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疯狂年代”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疯狂年代”

五、“革命翻身成元勋”的激励

社会底层仅有翻身意识还是不够的,得有途径,途径就是革命。中共的革命教育承担了这种教诲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用各种版本的翻身故事教导本国人民尤 其是青少年。从奴隶到将军、放牛娃成了革命元勋的励志故事充斥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以及各种革命教育读本。在赞扬革命者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展示了革 命者成为元勋的光明前景。

这些故事的主角,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地,各省的大中城市也有一些。现实生活中,这些元勋家庭子女享受的特殊待遇让人羡慕。我的小学同学中有三位 姜姓同学,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双胞胎中的女孩成绩平平,但听话温和,有利于学校培养,因此各种荣誉集于一身;男孩则集坏学生的特点于一身,不写作业,逃 学,经常捣蛋,老师都不敢批评。低两个年级的弟弟向这位哥哥学习,都是全校有名的捣蛋鬼。一位体育老师因忍无可忍在拉大姜同学时拧了一下耳朵,结果是老师 被迫向学生家长道歉。虽然从未有老师正式宣示过这三兄妹的特权,但孩子们都非常清楚他们这种特殊待遇与其父亲的“长征老干部”身份有关。一位市粮食局局长 的儿子被姜姓兄弟打得头破血流,衣服撕得稀烂,学校还停课一周以示惩罚。这位男生心中不平,认为这是他爸的地位是南下干部,低于长征老干部所造成的结果, 不肯来复课,对他爸爸说:“都怨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不去长征?”

至于红二代们在文革中那句著名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改革以来红二代们在资源先占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了社会不公、腐 败横行的根源之一。一个声称要消灭私有制与社会不公、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权,最后却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史上最腐败、最不公正的社会,只能说 是对中国人的严重讽刺了。

六、中共统治下社会上升管道的严重扭曲

人类社会中,越是等级色彩严重的社会,越压抑不住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一个社会只要有正常的社会上升通道,这种愿望会成为社会向上的动力机制,既给 社会带来活力,也为统治阶层吸纳人才。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由于特权无处不在,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细微处,社会成员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 这个社会的向上流动管道却非常狭窄。中国自隋唐以来,每次王朝更替之际以爵位奖赏了军功人士之后,都会通过科举制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集团, 尽管通过科举一途跻身于社会上层的人数相当少,但只要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榜样的力量在,就会给社会成员以希望,“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的上升途径。自清末取消科举制以来,社会上升通道就未能制度化。由于社会动荡,“乱世英雄起四方”,辛亥革命时期,军功与革命资历是 主要上升资本;国民政府早中期社会重建,机会多,军功、学历与才能让不少中下层有志青年获得升迁。

中共建政后,消灭了旧精英,但由于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注定是个机会稀缺的体制,因此,到了50年代末期,连就业都算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政 治奖赏,比如出身好的青年可以招工、参军,报考大学,可以提干,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在50年代末就取消了升大学的资格,与招工、参军无缘,幸运的可以在集体 制作坊式企业、小工场就业,更多人只能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或被发配去支边,即到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等地的农场就业。

正常社会的上升通道是凭借能力,但此时却被毛泽东的逆向身份歧视扭曲成凭借“出身”与基层干部的印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优先获得机会。谁 能获得这些机会并没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由青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居委会、公社大队干部凭印象“考核”,这印象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参加居委会活动的表现,也可 以通过拍马屁取悦。在1976年以前,读大学机会稀少,参军一直被视为中国青年最好的出路,招工次之。那时候,谁家有个孩子参军,父母亲及家人在当地就是 “光荣军属”,享有政治特权,一切优先。我的街坊中有一位邓姓人家,其儿子在1962年参军,上升很快,他家因为“拥军优属”(优待军属之意)而逐渐成为 街道一霸,其小儿子有轻微智障,留级三次,考试从不及格,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开始,他突然被选拔成少先队大队长,经常在全校少先队大 会上口吃地代表全体少先队员发言。

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人才选拔都是择优,只有毛泽东时代实现了择劣。

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群众基础就是社会底层要继续“翻身”

简要概括,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状态如下:中国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被中共革命50年代的“翻身运动”鼓动起来,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却改变不了经济上的 贫穷,以及文化地位的实质性低下。这些拥有政治优越感的底层仍然只能仰望有特权革命干部,用复杂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地位低于他们,但经济文化地位却相对优 越的知识技术阶层。一旦遇到最高领袖鼓动红卫兵造反,有了“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机会,这种“翻身”欲望就进入井喷状态。翻身,将这些地富反坏右 资产阶级践踏一番,再将平常只能仰望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名演员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践踏这些阶层的快感中让自己升华。 这就是社会底层参与文革的动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一大群红卫兵、街道积极分子涌进我家来抄家时,在家里将线装医书与各种书籍乱扔一气,打开柜门翻检衣 物,砸坏红木椅子与雕花床时,躲在窗外看着这一切的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那种“终于可以作践你们了”的快感。

权力与民间暴力在文革中,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一次结合机会。毛泽东鼓励下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权力、军队与工人农民造反派三结合的机构。这 个机构在毛泽东打碎旧权力格局之后接管了权力,让尝到造反甜头的一些工人、农民实现了“翻身”的愿望。但“上升”与“翻身”是有本质区别的,“上升”是通 过努力将自身变强、升华,最后成为精英;“翻身”则是通过暴力掠夺获得地位与财富,翻身者无需改变原有素质,就成为“社会精英”,如中共革命中的工农干 部,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地位而精英化,常说粗口,整个社会前所未有地以自己是“大老粗”自豪。

八、今日中国,谁在呼唤文革归来?

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失败还不是政治转型的蹉跎,而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失败。如果说中国改革前是一个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即80%以上的人口是 底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还有部分城市贫民),只有20%左右的干部、知识分子是上中层,还有国企工人因收入稳定、政治地位高而起了类中产阶级的作 用,那么如今耗尽中国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也仍然只有30%是中上层(中产阶级只有25%左右,加上少数上层与富裕阶层)。中国仍然是一个穷人过多、社会 缺乏上升通道的社会。这种结构就算中国实行民主化,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改观。印度、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民主化之后的社会状态可做证明。

社会底层过多的社会,注定与革命有不解之缘。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共政府自建政以来,持之以恒地灌输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将 革命翻身视之为天经地义,“要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早就成为社会底层的天然意识。尤其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目睹官员通过寻租活动聚敛,商人通过权钱交 易成为巨富,这些人垄断了财富、资源,他们的后代垄断了机会,形成了阶层固化现象,这种革命的想法更强烈。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没有正常上升管道的 社会,指望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的社会底层不产生革命翻身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我的观察是:其实真正需要文革的人,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集团,而是毛左与部分底层。习近平等政治精英,对毛左仇恨经济精英与知识精 英的态度只是有意利用、顺势而为。德国纳粹统治及毛时代的文革经验告诉世人,极权政治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依靠险恶的暗示和伪善操纵民意。中国当局有意暗 示放纵大众仇恨经济精英与外国资本,可以转移社会仇恨,减轻政治压力;让大众仇恨知识精英,可减轻当局面临的民主化压力。

这些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其实是政治懦夫,他们希望“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但并不想付出中共革命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只想奉旨造反。他 们的目标其实远比文革的造反派复杂,文革的造反派们面临的是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不存在土豪,翻身意愿没太明确的经济目标。但今天呼唤文革归来的人,其实 潜意识里还包含着“打土豪、分财产”这一意图。

但让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失望的是,习近平并无发动文革的实际需要,毛与社会底层结合的契机,目前还未出现。原因很简单,第一,权力在习近平手中,党内 目前暂时无人能够动摇他的位置;第二,习的独裁不需要回到文革就已经实现。以他目前的状态,无论是压制党内异己,还是压制政治反对者,都不需要借助于全国 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第三,当年发生三年大饥荒之后,中共党内均知这是毛的失政,对刘少奇的恢复经济举措比较认同。现在中国各群体对习的不满是多层 次,其目标甚至互相抵牾:官员不满习近平反腐,但却希望习近平高压维稳。维权人士反对政治迫害,但不见得喜欢中共政府放纵官员腐败。知识群体反对控制言 论,但官员觉得管制有利。因此,各种类型的不满很难形成对习近平的政治压力。更何况,习近平并非不清楚,如今的“群众”只要发动起来,恐怕就不那么听话。 这次处理魏则西事件,就可看出习近平操纵民意的娴熟:一旦达到其军改目的即停止军队有偿化服务之后,所有针对医疗系统的批评也就停止了。所谓网络舆论,其 功能对习近平来说,有如当年大字报之于毛泽东。

为本文论及的问题做一总结,那就是:中国文革的毒地依然在,但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无要与底层“翻身”愿望相结合的政治需要。因此,习近平不会发 动文革,让底层用“奉旨造反”的方式来颠覆中共的统治秩序。但是,一个社会底层过多且无上升通道的社会,注定是个通向失败的高风险社会。习近平的强硬统 治,只是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将“帝国红利”变现赢得时间而已。中国未来最好的出路可能是阿根廷式、委内瑞拉式民主。最坏的出路就是再翻一次烙饼。

台裔美国海军军官首次出庭不认间谍罪

被美国军方指控为“外国”担任间谍的台湾裔美国海军军官林介良在诺福克海军基地军事法庭首次出庭。

英文名为Edward Lin的林介良在回答法官“是否认罪”提问时回答不认罪,并要求由军方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参与审判。

这次的庭讯是林介良被美国军方拘押之后首次出庭,按照美国的法律,接下来本案将进入正式的审判阶段。

林介良被起诉的罪名包括向他国政府代表提供机密,违法处理机密资料,误报出国地点等,但是起诉书没有说明他向哪些国家政府提供了机密。

预料,下次的审判将会在6月举行,法庭届时也将决定是否继续拘押林介良或者予以保释。

台湾出生、官拜美国海军少校的林介良在今年4月爆出被美军逮捕,有报道称他将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密交给台湾,并涉嫌以此交换性招待。

但是林的家人否认这些指控,坚持林介良是“爱国的美国公民”,不会作出间谍的事情。

回首文革动荡岁月:七个关键问题

五十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给中国各地带来巨大的、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影响。以下是对这段动荡岁月的概述: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

从根本上说,文革是政治权贵阶层的斗争。毛泽东想利用激进青年来 打击共产党高层干部,重申自己作为掌权者的地位。但是斗争广泛扩散到社会各个层级。年轻人组成红卫兵,打击毛泽东的假想敌,并互相攻击,然后又在文革后期 被送到农村。知识分子被民众看作“阶级敌人”,与西方或以前的国民政府有关联的知识分子遭到了迫害。许多官员遭到清洗。有些人,比如后来的领导人邓小平, 最终获得平反。另外一些人则遇害、自杀或者留下永久伤痕。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时代创伤促成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经济转型,让中国人愿意采纳市场化改革来刺激 经济增长、缓解贫困状况。

文革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通知,概述了毛泽东的文革思路。但在这之前的岁月里,就已经出现过迫害事件。文革结束的标志则被认为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过世,以及包括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在内的激进派政治领导人“四人帮”在接下来的10月遭到逮捕。虽然文革历时十年,但最极端的暴力事件很多发生在最初几年。

文革是如何开始的?

文革是1958至1961年“大跃进”的后续发展。在那场运动中,农业和工业生产集体化催生了饥荒,导致至多4500万人死亡。党内一些领导人扭转了部分最极端的集体化行为。毛泽东遭到了这些人的指责,而且权力被部分架空。

文革的一个重要起因是一出名为《海瑞罢官》的戏。海瑞是宋代一名官员,对皇帝进行过批评。毛泽东把这出戏看成是对自己的攻击、对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支持。因为指出大跃进的问题,彭德怀已被免职。

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正日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于1956年公开谴责斯大林,他本人又在1964年被撤换,这两件事让毛泽东对自己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前景感到焦虑。

“红卫兵”是什么?

红卫兵是响应毛泽东“继续革命”号召的学生。他们形成了大型团体,对政敌进行虐待和当众羞辱。有时,红卫兵团体之间还会互相开战。在一个名为“破四旧”——指思想、风俗、文化和习惯——的运动中,红卫兵对历史遗迹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当红卫兵变得越来越极端时,解放军被派去控制他们。

“知青”是什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从城市被送到乡下务农。文革期间,知青下乡的节奏加快了,一部分原因是被当作了疏散红卫兵的一种方式。逾1600万年轻人被送到了农村,其中包括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文革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

文革期间,红卫兵先后冲击了学校领导、中共干部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暴力事件席卷各地之时,他们在北京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屠戮行为。他们还彼此开战,有时会动用重型武器,比如在重庆。军方参与到冲突中,加剧了派系暴力和杀戮平民的行动。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甚至有人吞食受害者的皮肉。

确切的死亡数字还不清楚,但最常被引用的数据在百万以上。文革学者宋永毅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称,估计死亡人数在50万到800万之间。按照通常估计,遭到迫害的人数以千万计。

这段时期的混乱状况、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及学校的关停,相信对经济产出起到了严重的遏制作用。

主要参与者是谁?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文革最关键的人物。文革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开始的,各派系也以他的名义展开斗争。他要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这被认为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其他高层领导人。

刘少奇为了挽回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而放宽集体化政策,成了文革的首要攻击目标。在遭受了两年的虐待且病痛得不到医治后,刘少奇于1969年在被关押期间去世。

周恩来当时是二号人物。他设法通过表现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而延续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很多中国人认为他制止了文革中的一些过分行为,但在重要的事情上,他只有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1976年,周恩来因癌症去世,引发了抗议活动和广泛的哀悼。

江青曾是一名女演员。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在文革期间以权威自居,尤其是在艺术界。她是“四人帮”中的头号人物,这四名激进分子在文革期间登上了政治权力的巅峰。毛泽东去世后,江青被逮捕,并于1991年自杀身亡。

林彪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在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下令编制记录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却在1971年身亡。当时,他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他似乎是在得知毛泽东把矛头转向自己后想要逃跑,但林彪之死的真相尚不清楚。

邓小平是军中元老,在文革期间两度遭到清洗。毛泽东去世后,他重新掌权,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刀阔斧地推动了经济改革。

文革亲历者讲述文革

陈其钢上月在北京。

陈其钢上月在北京。

1966年,毛泽东重操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开启了中国混乱和痛苦的十年。5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后果仍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网上让读者用英文或中文,讲述他们的家庭如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故事。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和作家。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 查看大图 查建英本月在北京的家中。

    查建英本月在北京的家中。

  • 查看大图 吴青本月在北京。

    吴青本月在北京。

  • 查看大图 中国历史学家杨继绳2013年在北京。

    中国历史学家杨继绳2013年在北京。

陈其钢,64岁

现居法国的作曲家陈其钢,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他曾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再教育劳改营度过了三年时光。

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直言直语的人。文革刚开始时,我讲了我看到的事情。我说了某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一张大字报一夜之间在校园里出现:“挽救反动言论制造者陈其钢。”我那时很年轻。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 前,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同学都成了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开始不理我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是这样呢?就连与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姐姐都来 找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呀?”你一夜之间看到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第二天,我只剩下了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谁革命、谁反革命。情况完全失去了控 制。学生们把年长的人带到学校里来打。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没有任何的法律。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学生。他赤手空拳地把两位年长的人打死了。直到 今天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谁干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调查过。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会是如今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 无法领会所有其他的事情多么容易。不光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一种不同的苦难。文革的苦难是最糟糕的苦难。你经常被告知:“你是反革命,所以你没有发言 权。你没有自由。你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前途。你不会有好工作。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

那种负担,那种你精神上的负担,非常沉重。这与我后来到了法国后非常不同。我可以被批评。我可以在一些艺术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因为这不影响我的自由。

戴建中,66岁

北京的社会学家戴建中曾在清华附中就读,那里是红卫兵的发源地。

在我的印象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1964年就 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年级就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出现了分化。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法进入特殊的大学预备班,无法 加入共青团。那些机会不成比例地偏向官员的子女。事实是,他们比我们更成熟、更消息灵通。他们真把自己看作是权力的继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辈打下的天 下,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来继承,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革爆发后,也是他们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机会加入。最初成立红卫兵是在圆明园遗址开的秘密会议上。6月初,殴打和训斥教师的事情开始了。校长站在主席台上。红卫兵大喊:“站直了!” 校长就会直起身子。“低头!”他就会把头低下去。他们会把他的头按得更低。然后就开始批斗。

查建英,56岁

查建英是几本有关当代中国文化的书的作者,她在北京长大,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纽约。

我当时是6岁。上幼儿园的第一年,老师们就开始张贴所谓的大字报,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帮助提糨糊桶,糨糊是用来贴大字报的。我父亲是一名研究员,我们那时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院儿里。

一天晚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冲进我家,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 底朝天。我的小弟弟当时只有四、五岁,他非常害怕。我记得一个红卫兵小头头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父母都是坏人。他们是阶级敌人。你和你弟弟应该与他们划清 界限。”我父母都被带到楼下,外面正在举行常见的集会:大标语、有人演讲,还喊口号。造反派走后,我和弟弟在卧室里躲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也害怕我们的父 母了:他们是阶级敌人吗?另一个晚上,在我们家旁边的楼里,一个老学者被打后在呻吟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他们就把他抬出去了。

1981年初,我在北大上学时,我妈回家后说,她在菜市场 排队买鱼。队很长,她突然意识到排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子很面熟。她盯着他看了几眼,肯定他是那个曾来我们家的红卫兵小头头。“你还记得我吗?”我妈大声问。 然后,她开始大声告诉排队的人:“你是那些来我家抄家的造反派之一。”在红卫兵冲进我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妈每天都在受审问,被迫做不同的劳动,因为她 被认为属于黑帮。所以在这个男子身前,当着他的面儿,我妈公开讲述了那段事情。她可能还骂了他,说:“你不要脸。”最终,那个男子从队中离开。

章立凡,65岁

章立凡是一名商人,曾做过学术研究工作,现在仍在写历史内容的文章。他曾是清华附中的学生。

在1966年8月18日之后,全城处于狂热之中。在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被围着,躬着身子,被人殴打,在挣扎。简直无法无天。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

在清华附中,我也看到过学生和教师遭到殴打,或者头发被剃掉。那个时候,是“出身好”的人在做这种事,如果出身不好,就没资格加入红卫兵。

我父亲也被他们打了,可是呢,毕竟他这个人物如果打死的话 呢,可能也有一个影响问题。那么当然他身上的伤就很多,就被送到协和医院。然后医院说这些“牛鬼蛇神”不给治疗,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给周恩来,就是说总 理我被打,然后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送去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给推到这个急救室里去了,据说周恩来有一个指示。

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是一位民主派政界人士,1949年后留在了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再次遭到迫害,1977年在医院去世。

吴青,78岁

吴青女士为人权活动人士、退休教授,文革开始的时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她的父母都是著名知识分子。

我知道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会遭到批斗。爸爸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妈妈也被称为是“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

但是我父母一直没事,直到1966年7月或者8月的一天,红卫兵去了我家,要求他们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个小时。当时我姐姐的儿子刚刚2个多月,抱着他的保姆也不得不跪下。到了喂奶时间,他们也不准给他喝奶。

他们在我们家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抄走了。他们像强盗一样闯进来,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把房门锁上,把我父母留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红卫兵带走了刀子,怕我父母会自杀。

然后,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展览。红卫兵把他们从不同人家收来的东西放在一起,说那全都是我父母的。这个展览叫作“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里面有黄金、玉器、银器,很多东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块大木牌挂在脖子上,站了10天。

当时我在自己的学校里,离不开,因为那里也在开批斗会斗我。总共开了将近80场。他们说,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永远也不会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学生们不能公开支持我。但有时在批斗会后,他们会来找我,趁着周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跟我道歉,说也是被迫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们从来都不谈这个。

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会在批斗会上遭到公开羞辱,受到口诛笔伐和肢体虐待。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举办这类批斗会。

澳前总理阿博特拿“欧洲歌赛”揶揄俄罗斯

阿博特
澳大利亚选手达米埃姆的演唱得到评委的高度评价。

政坛失势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似乎在拿乌克兰夺取本届“欧洲歌曲大赛”冠军给俄罗斯一记耳光。

尽管此前俄罗斯据信是本届歌曲大赛的最大热门,但最终乌克兰选手贾马拉在最后一刻以微弱优势夺取冠军,澳大利亚屈居第二。

阿博特就此评论说,澳大利亚选手甭管唱得多好,都应该准备好接受这个失败的现实,因为毕竟乌克兰是“饱受凌辱”的受害者。

阿博特跟俄罗斯隔空喊话不止一次。他在2014年就曾宣布要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头像印在胸前,以抗议马航客机MH17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

在那次于2014年7月17日发生的空难里,遇难的298位乘客里有38位是澳大利亚公民。

阿博特周日在接受英国天空卫视采访说到这次大赛时说:“我对乌克兰充满祝福。我认为乌克兰在过去二十年里受尽煎熬,而且现在还在被人欺负。”

他说:“如果这次歌曲大赛能鼓舞乌克兰民众的士气的话,我们应该做好接受屈居第二的准备。”

在本届欧洲歌曲大赛当中,评委给澳大利亚歌手达米埃姆打出了320分的高分,但这名歌手在观众投票过程中仅排第四,所以最终总分屈居亚军。评委给乌克兰选手的打分是211分。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有呼声说要重新核查乌克兰选手的选票。

俄罗斯议员德拉派科指责说,俄罗斯是输在“信息战”和“被妖魔化”上了。

不过,据信众多俄罗斯公众都把选票投给了这首乌克兰歌曲,并打出了10分,而乌克兰民众给俄罗斯参赛的曲目打出了更高的12分。

英国前情报首长称移民问题恐引发“造反”

迪尔洛夫爵士
迪尔洛夫爵士曾经掌管英国军情六处,也就是英国最主要的海外情报机关。

英国前军情六处负责人迪尔洛夫说,要是不能有效处理移民问题的话,欧洲各国可能会爆发人民造反。

迪尔洛夫在参加BBC World on the Move day节目讨论移民议题时作出了以上的表示。

他说,未来五年进入欧洲的移民人数可能会高达数百万,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会改变欧洲的传统人口结构。

这位前英国海外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表示,要是欧洲各国不能团结一致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境内可能就会出现人民“造反”。

他同时也反对欧洲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证入境待遇,形容这是在“火炉旁边储放汽油”。

欧盟与土耳其的免签证待遇谈判,因为土耳其拒绝修改该国的反恐相关法律而陷入停滞。

中国官媒沉默一天 深夜发文再次否定文革

今年的5月16日是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指示”的50周年,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的开始。(资料图片)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刻意选在当地时间周二(17日)的凌晨,发表文章谈及官方对文革50周年的态度。文章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文章说,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周一(5月16日)是被称为“10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纪念日。

中国官方当天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官方媒体就文革50周年的到来也沉默不语。不过,不少网民在网上对“文革”贻害进行反思。

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6日在沉默一整天后,罕见地在17日的凌晨12点整,发出署名任平,标题为“以史为鑑是为了更好前进”的评论,强调中共官方的态度,是再次否定文革。

文章表示,1981年中共的第11届6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已作出正确结论。

当时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核对总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章还说,中共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而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中共才能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文章还说,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会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界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 持中共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面对未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革50周年: 海外团体筹建文献馆纪念历史

文革
中国主流媒体在文革发动50周年到来之际普遍选择噤声。

5月16日是标志中国正式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发布50周年纪念日。 海外的“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贝岭、孟浪和廖亦武,以及来自中国文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多位学者周一(5月16日)宣布,发起“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筹建活动。

发起文告指出,中国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组成 部分,文献馆将致力于从文学的独特视角,如实记录这段历史,并希望在十年内,将网络文献等纪念形式馆发展成实体纪念馆。

发起人在发起文告中表示,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地火般的客观存在,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和中文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不容刻意回避,必须诚实面对。

在 纪念和反思“文革”50周年的沉重时刻,为了历史不被遗忘,为了让历史从文学的独特的精神视野从容地、庄严地完整打开,他们这一群跨越严酷历史黑暗窒息 期,渐次介入时代变革,获得自由呼吸、自由想象、自由创造的诗人、作家、学者,通过互联网发起筹创“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

文献馆旨在征集、收藏、整理、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倡导和推广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促进和提升中国及中文世界的文学教 育、美学教育、人权与公民教育.

内容以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以来最近50年内流散在海内外的独立文学出版物、印刷品、手稿、照片、场刊、声音影像资料等相关文献为主。

在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炎黄春秋》刊出由学者撰写的文章,主张尽可能复原这场运动的真相,并担心年轻学人不再研究文革。

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金大陆在最新的一期《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这篇名为“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的文章提出,当代中国在理解文革时存在四个主要问题。

他说在文革问题上,中国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两极化”:左的倾向“重要遗产”、右的倾向是“集体罪错说”,而当代对文革的口径则是“以城市为中心”。

金大陆在文章中还就文革“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并希望“年轻学者能占据国际学术制高点”。

他认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非多”,许多问题因为太敏感,研究生担心这样的研究方向会“耽误生计”,只好选择已被广泛接受的安全题目来做。

金大陆担心中国年轻一代学者正在失去文革研究领域的发言权,落后于海外的研究同行。

寨卡病毒:北京当局称未发现主要传播媒介

寨开病毒据说会导致小头症畸形病变
寨开病毒据说会导致小头症畸形病变

北京疾管中心说,管区内没有发现寨卡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呼吁民众无需过于紧张。

中国卫生部门在上周六(15日)证实北京发现一名境外植入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北京疾管中心说,在发现病例之后,立即在北京市区内检测埃及伊蚊数量,结果成蚊和幼虫的密度均为0。

而潜在的传播媒介白纹伊蚊的“构成比较低,北京出现寨卡病毒病传播和扩散的可能性较低。”

该中心呼吁北京市民做好防蚊与灭蚊的工作,也呼吁无需必要不要到寨卡病毒流行的地区旅行。

虽然寨卡病毒似乎传播的非常快,不过在对抗寨卡病毒方面出现了一些进展,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成功地克隆了寨卡病毒。

该校所作的实验,确认寨卡病毒的人工克隆版本可以以蚊虫为宿主,并且令实验室的白老鼠感染寨卡病毒。

专家们认为,接下来就可以用克隆出来的病毒制作有效的疫苗,不过目前尚不知疫苗何时能够量产问世。

又被称为兹卡病毒的寨卡病毒,据称如果孕妇受到感染,会令胎儿出生之后出现小头症的畸形病变。

截至目前为,在对付寨卡病毒上,医学界还没有找到治疗的药物或者方法,而且也没有有效的预防疫苗。

工行标准银行将成为第一个在伦敦拥有金库的中资银行

中国工行目前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拥有超过400万企业客户和约4亿零售客户。

中国工商银行旗下的工行标准银行(ICBC Standard Bank)周一(16号)宣布买入巴克莱银行在伦敦的金库。该交易预计将于今年7月完成,但具体成交额和金库所在位置未知。

该金库可存储2000吨黄金,是欧洲容量最大的金库之一。工行标准银行的此举,也使其成为在伦敦第一个拥有金库的中资银行。

工行标准银行大宗商品部门主管马克·本库姆(Mark Buncombe)称,“这使得我们得以更好地执行成为贵金属市场最大的中国银行之一的战略。对该金库的收购,可令我们在清算和交易方面扩展服务。”

该金库用于储存黄金、白银、白金和有色金属钯,由巴克莱银行在伦敦开设,历时一年多建成。

巴克莱银行正在退出贵金属市场,而德意志银行在2015年也已辞去伦敦金银场外业务清算行会员,就此淡出大宗商品交易。

2015年,中国工商银行取得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位于伦敦的全球市场业务部的控股权,工行标准银行则已通过申请,成为伦敦黄金和白银场外交易(OTC)清算行会员。

中国工行目前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拥有超过400万企业客户和约4亿零售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