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mulan

编注：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6月10日。

上海

聂元梓曾是一名满怀抱负的大学教授。据说她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的大字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关于暴力清洗和批判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中国。

王容芬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颇为大胆的信，并因此入狱。她在信中反对毛任由年轻的红卫兵恣意妄为，展开一股自我毁灭的狂潮。

直到今天，那段历史仍被搁置在黑暗的角落里。关于那场浩 劫，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或公开纪念。它导致数十万人被害，中国经济遭到摧毁。1966年5月，在灾难性的“文革”开始之初，这两位女性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 她们的人生也因此出现悲剧转折。而40年后，她们在反思自己的经历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不管怎么不同，用王的话说，她俩都是“大胆和坦率”的女人。

聂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发表了一篇批评毛的政治对手的文章后，她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毛命令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表明他赞成和鼓励对权威人物的攻击。

后来她跃升为红卫兵领袖，但是仅在一年之后，她就为文革的过分感到幻灭，随后被捕入狱17年。

如今，她已85岁，靠朋友救济为生。回首往事，她坚称，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字报会引发如此可怕的后果。“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在走向灾难，”她说。她称自己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忠诚党员。“一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不再追随他们了。我反对他们，因此遭到惩罚。”

当时20岁的王被选中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次早期群众集会。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正走向疯狂。

她在那里听到的演讲，让她想起了第三帝国的言论。在随后的几周里，多名教师自杀，同学们互相揭发，她自己的母亲被送去劳教。看到这些情况，她感到惊骇。“我感觉自己被送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她说。

王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改变她自己命运的信——一封写给毛主席的署名信。她在信中问道：“您在干什么？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封信末尾的评价是中国领导人直到现在都避而不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她写道，“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这封从未公开的信导致她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2年半之后才平反，也就是1976年毛去世之后，而文革也是在那一年结束。

聂虽然身体虚弱，却依然活跃。前不久，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跟访客见面时会先递上一张鲜红的名片，上面有她的头像。在她伏案写作的日子里，每隔几分钟，就要用一个小手机接听电话。

当被问及她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什么时，她说：“教训。真的应该促进民主，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对国事和他人工作的观点。即使是不对的观点也应该被允许表达，被允许反驳。就算到今天，也应该允许张贴大字报。”

聂坦然承认，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难，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官员，也就是她的大字报攻击的对象。他们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还有些人被定为反动派，遭到红卫兵殴打或折磨。

她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罪魁祸首都是国家体制。她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不过，等到乱象出现时，她开始为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在1967年8月的一次党领导会议上，她表示不想再做红卫兵领袖，但是遭到毛的妻子、手握重权的江青的拒绝。几个月后，她参与阻止了北京大学不同派别之间的一场械斗，不久后被捕。

聂被剥夺退休金，直到前不久才恢复，而且她遭到严格监视，不能在中国大陆出书或发表文章。她把全部精力用来对抗官方对文革的沉默。她说，领导层把这段记忆埋藏起来，因为“它担心失去政权”，“他们更希望文革被遗忘”。

聂坚称自己只是小兵，而王与她不同，王很清楚自己的信会产生什么后果。她只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表态。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杀戮之后不到几天，王就离开中国，从此定居德国，当起了小说家和公务员。直到今天，谈起自己的行为给身边的人带来的苦难时，她仍会哭泣。由于她的信，她的家人和整所大学成为清洗和“批斗”的对象。

1968年，如果她认罪可能被释放，但她的回答令抓捕者吃惊。她说，给她写认罪书的纸不够大。他们问她想要哪种纸，她说，“大到够写大字报”，她打算用它给毛写一张大字报，重申对他的批评。她非常平静地讲述这件事，对自己的勇气轻描淡写。

只有在第二次电话采访中被直接问起时，她才谈起自杀的事。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门阶上喝了四瓶农药，之后在那里被捕。当时她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虽然王和聂在政治棋局中处于对立位置，而且从未谋面，但王表达了对聂的支持。“她是个悲剧人物，被人利用了，”她说，“她红火过一两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处境悲惨。我很高兴她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毛在中国依然受尊敬，官方认为他七分功三分过。“我觉得他是三分功七分过，”王说，“政治清洗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无数人因此死去——这些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不是错误，是罪行。”

香港——中国在国内严厉审查互联网，限制民众在政府控制的网络平台上能看到或表达的内容。

但中国的言论管控不仅限于此。它还利用难以计数的人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立场摇旗呐喊。民众普遍认为这些人每发一条帖子能挣五毛钱，因此称他们为“五毛党”。

一项新研究称，这些人与政府的关系比人们之前想的更密切。

由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这项研究称，网络评论员大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是按发帖数量领钱的自由职业者。实际上，研究称大部分人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地方税务局或县政府办公室上班时，便会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中国共产党的原则。

他们的发言也越来越多。加里·金(Gary King)、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E·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本周发表的这项研究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编制和发表的帖子约为4.88亿条。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商业网站上，大约每178条社交 媒体发帖中便有一条代表政府发言的帖子。呈爆发式出现的帖子往往和政治敏感事件，如抗议或关键性的全国政治活动有关，并且通常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坏消息的注 意力。

中国用来引导国内网络舆论的工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这 项研究可能揭示了这个系统中活跃但却隐秘的那一部分。中国最有名的工具是防火长城。这是一个由过滤和屏蔽措施构成的复杂体系，能阻止中国国内的民众访问 Facebook、Twitter和谷歌，以及《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

但它还有其他需要依靠中国的人力和资金来维持的手段。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表示，推动人们在网上发表评论，代表着中共长期以来为引导舆论而进行的努力。“整个前提是共产党需要在引导议程上变得更高明，更巧妙，”他说。

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为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在国内，中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限制批评言论，还在网上提升习近平的形象，同时面向国外和国内的受众开展数字宣传行动。现在，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华被禁的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中共报纸《人民日报》等中国宣传机构的身影。

有时，这会导致美国公司出现令人不安的矛盾现象。比如，Twitter在中国被屏蔽，其用户包括一大批仗义执言的中国异见人士。但上月，该公司新上任的中国事务负责人在Twitter上向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传话说，“让我们携手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该研究报告发现，在中国国内，北京主要寻求通过让评论员发帖来引导舆论。那些帖子设计的意图是“定期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变换话题”，而不是反驳与政府立场不一致的言论。

“在信息控制上，转移注意力是一项更巧妙的策略，因为在人们进行的几乎任何一场讨论中，一个观点很少能有效地终结反方的观点，”研究报告写道。

该报告称，高度协调的行动增强了这项策略的效果。在这些行动中，一些新闻或事件疯传时，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发言。

中国东部省份江西某地的网宣办2013年和2014年的大量电子邮件遭泄露。根据这些电子邮件，该报告研究了4.3万个已被证实由政府支持的帖子，并给出了评论行动得到政府支持的大量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发生骚乱后，该网宣办汇报称发布了数百条有关当地经济发展和中国梦的评论。中国梦是习近平的宣传倡议之一，强调中国日渐增强的全球影响力。

该研究追查了几乎全部4.3万个帖子的源头，发现它们来自 属于200个不同政府机构的团体和个人。20%的帖子出自该区网宣办，其他评论则出自当地的镇一级政府，甚至更不相关的该区体育局和人力资源局的工作人 员。报告称，大部分评论员是政府雇员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迅速有效地进行协调。

为了确定中国的帖子总数，研究人员利用他们对中国一个县在2013年发布的政府编制帖子数量的了解，推测那里每一个互联网用户对应的由政府指导的帖子数量。

报告的作者还从理论上说明，政府认为在舆论引导上，找评论员发帖比审查更友好，审查让很多网络用户感到懊恼。评论员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能够让政府在不用进行大量审查的情况下主动控制舆论”。

随着中国用户离开大体上所有人都能访问的社交媒体服务，追踪政府活动的难度加大。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聊天应用，如中国的微信。在微信上，只有通过该应用联系的好友才能看到对方的帖子。

北京，4月6日周二——昨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暴力示威，显然是出于对已故前总理周恩来及其同志者的支持。几乎无人采取措施制止示威活动。

抗议活动持续了一整天。约3万示威群众试图冲进人民大会堂，许多人放火焚烧汽车和附近的一幢建筑。随后，民兵手持木棍进行清场。人们看到民兵排成有秩序的长队，把人（看上去像是示威者）送入故宫。截止昨夜，现场似乎恢复了平静。

权力斗争

今年1月周恩来去世之后，由于领导班子的权位之争，中国发起了所谓的反右运动，而此次示威似乎是对这场运动的反抗。

当日下午，北京市市长吴德要求示威者散去，并把示威活动与反右联系了起来。他发表广播讲话，斥责骚乱是针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背后必有走资派的支持。

此番言论主要针对的是副总理邓小平，周恩来的政治盟友。很多人以为邓小平将接任总理。他也是此次反右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

几起几落

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曾被打倒，后在周 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复出，并担任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代主席等要职，这显然是为接任政府总理做准备。周恩来的葬礼后，邓小平没有在公开 场合露过面。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他强调物质激励，忽略政治意识，是在复辟资本主义。

尽管有人认为国务院代总理非他莫属，但这个头衔却交给了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

昨天全天，未持武装的军队和民兵在天安门试图维护秩序，同时极力避免冲突。当局并没有尝试驱散群众，似乎是希望示威者最后会自行安静离开。

周日是一个悼念死者的传统节日，民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放花圈，纪念周恩来。官方昨天清走了这些花圈。此后，抗议活动爆发。

上午8点，人群开始汇聚，有高中生在纪念碑前重新摆放了花圈。

在人群的鼓动下，他们将周恩来的照片举起。随后，示威人群涌上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似乎是要递交请愿。

他们没有成功，随后有小冲突发生。有一辆车被掀翻，年轻人在上面蹦跳。

示威者抓住了一名据说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绑住他的双手进行殴打。清华大学是反右运动的中心。

人群中，记者和其他外国人也受到监视，被警告不准拍照。有人的相机胶卷被夺走。有些人被扣留，接受简短盘查。

路透社记者彼得·格里菲斯(Peter Griffiths)录制市长讲话后被抓。数百名年轻人押送他到警察局，一小时后被允许离开。

接近中午，人群一度逐渐减少。中午，示威活动似乎得到控制。一名好像示威队伍发言人的男子向示威者进行了简短讲话。随后，在附近的历史博物馆似乎举行了某种谈判。

然而谈判似乎没有形成任何决议。未持武装的军队按双纵队从博物馆跑出，沿着广场东侧列队。

下午，三辆车被点燃，包括一辆小型巴士。火焰烧着了旁边的松树，整个广场烟雾弥漫。再晚些时候，广场东南角一座石楼的大门被砸烂，里面也燃起了火。有年轻人将家具从二楼窗户扔了出来。

这栋燃烧的大楼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办公大楼。此时市长吴德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市长说，“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他呼吁群众离开广场，但是当夜仍有数千人不肯离去，最后被民兵清走。

支持周恩来的集会从上周五开始，成为清明祭扫活动的一部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悼念亡人的日子。成千上万人周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中心的纪念碑处摆放花圈，拉起写有政治口号的标语。

很多人表示希望花圈可以保留到今天。因为撤走花圈引发的抗议，成为文革以来这里发生的最暴力的示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