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mulan

现年93岁的中共党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近日被中纪委指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搞历史虚无主义等。

何方曾担任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的秘书，也曾担任过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亲改革派《炎黄春秋》杂志的顾问。媒体报道称，事情缘起他对毛泽东的批评。

香港的《南华早报》引述一则内部通知说，何方在上周被中国社科院的纪律委员会要求就其“问题”递交一封解释信。报道说，所谓的“问题”，即何方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仇视毛泽东”等。

文革研究

许多学者和自由派记者抱怨中国的学术和新闻自由空间正在缩小。去年7月，著名的中国记者杨继绳说，改革派的《炎黄春秋》杂志正因政府压力“被逼到一个角落里”。今年，杨继绳还被当局限制出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领奖。

在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炎黄春秋》刊出上海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金大陆名为《推进文革史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就文革“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并希望“年轻学者能占据国际学术制高点”。

他认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非多”，许多问题因为太敏感，研究生担心这样的研究方向会“耽误生计”，只好选择已被广泛接受的安全题目来做。

金大陆担心中国年轻一代学者正在失去文革研究领域的发言权，落后于海外的研究同行。

“政治打压”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何方在递交给中纪委的信件中强烈反驳了外界对其的指称，说举报者在他身上贴了“三个标签”，“但（这些指称）并不是我的观点”。他还说，举报他的人可能正通过政治来打压他。

何方还表示，他所发表的文章纯属学术讨论，且他对文革和中国社会主义路线的观点都符合中共的官方立场。

2014年6月，中纪委曾在一份监察报告中指中国最高智囊，中国社科院“遭到境外势力渗透”。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国社科院当时还被指“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以及“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并“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等。

近日，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校级教授加里·金（Gary King）的团队 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交媒体充斥了所谓“五毛”的评论，中共当局试图以此影响公共舆论。

加里·金的团队（以下简称金团队）估算，“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约有4.88亿条。这些信息集中发布在两会、中央全会、烈士纪念日、新疆暴乱等新闻时期。不过，帖子内容往往与新闻事件无关，而是肯定政府成就、宣传国家历史。

“政府人员”

金团队研究了从江西赣州章贡区网宣部门泄露的2341封电子邮件，同时从中确认了近4.4万条五毛党发布的消息。

该团队发现，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主要是政府部门给五毛党分配的任务或是五毛党的工作汇报。信息发布者也几乎全是政府工作人员，而非低价雇佣的编外人士。

调查以章贡区的发帖量为基础，金团队据此估算，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量约有4.88亿条。

在能找到链接的帖子中，53%发布在政府网站上，46.67%发布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百度贴吧等社交媒体和商业网站上。

报告也指出，五毛党往往不会回应民众具体而单一的抱怨，但会在可能催生集体行动的事件发生时集中发帖。这一结论与金团队之前关于网络审查的论文相呼应。

哈佛教授

Gary King是哈佛大学的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全哈佛仅有24名教授享有这一荣誉。其中，Gary King是阿尔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校级教授。

Gary King以实证研究知名，擅长量化研究，其研究对政治学、公共政策、法学、心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都影响深远。

近 几年，Gary King开始关注信息控制，2013年同一团队曾发表论文《中国网络审查制度如何允许批评政府却禁止群体煽动》（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金团队另外两名成员为Gary King的博士生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

那么，Gary King为什么要做这一调查呢？其研究是否合理呢？他又从中观察到什么呢？

以下是与Gary King的问答对话：

问：你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研究？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这就是社会科学家要研究的话题。2010年左右，我们开始研究信息控制，研究范围涵盖中国等多个国家。

最开始我们想要做的是用大数据做自动化文本分析（automated text analysis），我们三人都没想过要研究审查或是“五毛党”。

那个时候，我们实际是在研究一套统计方法。当时我们使用了这一套方法，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压力测试。因此我们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尝试着去改进这套方法，最后我们也成功了。而为了进一步强化这套方法，我们决定转换语言。

中文和英文十分不同，潘婕和Margaret也恰好说中文，因此我们决定用 中文做进一步的压力测试。紧接着，我们从Crimson Hexagon上下载了中文社交媒体的数据库。Crimson Hexagon这个公司是我创办的，它能够挖掘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社交媒体信息。后来证明，即使是中文，这套方法也运行有效。

后来我突然想 到，为什么我们不回到帖子所在的网站上，去了解这些帖子的上下文。因为要做定性研究，我们通常会希望了解文本所处的特定情境。结果我们发 现，Crimson Hexagon挖掘的数据存在问题。部分链接能够指向原来的网页，而另外一些帖子却打不开了。最后，当我们打开某一个链接时，网页显示这个帖子已经被查 了。

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在政府审查这些帖子之前将其下载下来。于是我们又开始着手做自动化文本分析，开始研究审查。这次有关五毛党的报告也是前面研究的后续。

问：你们是怎么估算出每年五毛党的发帖量高达4.88亿的？章贡区的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地区差异如何处理？

答：我们的研究样本是从江西赣州章贡区网宣部泄露的邮件及相关的帖子。这些资料早就发布在网上了，人们也在讨论，也在抱怨，但没有人研究过。

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我们发现在一年内，章贡区五毛党的发帖量超过43000，而章贡区仅仅是中国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之一。

接着，我们探索出一套可以估算全中国五毛党年均发帖量的方法。在小县城，网络覆盖面较低，我们认为那里的五毛党发帖量不会比章贡区更多。而在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更高，政府更为活跃，我们认为那里的五毛党发帖量会比章贡区多。

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章贡区五毛党发帖的模式，比如是哪些人在发帖？是哪些账号在发帖？这些账号有多少粉丝？政府结构是怎样的？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尝试着寻找同样的模式。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才系统演算出一个五毛党的年均发帖量。这个数字确实挺大的。

当然，我们确实可能会忽略很多因素。在我们将章贡区推至全国时，我们考虑了尽可能多的因素。不过不幸的是，我们只有章贡区的样本，样本量确实很小。

问：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您觉得最有趣或是最出乎意料的部分是什么？

答：我觉得研究的主要发现就挺有趣的。当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觉得五毛党发帖是为了反驳批判政府的言论。不只是我们，记者、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社交媒体参与者等四个群体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当我们发现五毛党发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政府，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惊讶。这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策略。我觉得之前应该没有人这么想过。

问：转移公众注意力的策略有效吗？你们有研究过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帖子的反应吗？

答：我们并不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策略是否有效。不过一些社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在其他背景下，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十分有效。

当你跟家人朋友吵架的时候，最坏的策略往往是最有力地反驳对方，而最好的策略往往是跟对方说：“嘿，要不我们去吃个甜点吧。” 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已证明过这套策略是如何生效的。

在特定情境下，针对社交媒体的某一特定策略是否生效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策略多多少少会对受众起到作用。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事情。

如果同时爆发多起完全不同的事件，我们有限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要说整体上这个策略有多有效，我还不知道。那些批判政府的人，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会做出反应。不过目前我们都不能知道确切的情况。

问：在你们的研究中，哪些话题是五毛党努力转移的？

答：我们认为可能催生集体行动的话题会被转移。在我们的样本中，五毛党清楚地称他们想要避免“紧急事件”，而这些紧急事件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

问：哪些行为可能催生群体性事件？

答：我们在网络审查的论文中对此下过定义，主要包括三类行为：一是线下正在发生的游行示威等群体行动；二是跟过去组织过或是煽动过集体性行动的人相关；三是跟民族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情绪相关，且这些情绪曾煽动过游行示威等群体行为。

在审查过程中，当某个话题变成热门话题的时候，网上会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针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那就可能催生群体行动。如果这些讨论跟某一具体事件相关，且属于上述三种分类的一种，那么网络上的讨论就会被审查。

问：报告中，你们称五毛党能容忍民众具体的抱怨，但是不能容忍可能催生群体事件的行为？这两者你们是怎么区分的？抱怨也可能会导致集体行为。

答：我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因为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众对政府都有所抱怨，比如公共政策实施不到位、不喜欢某些领导、不喜欢政府政策等等。在一个复杂的国家，会有各种各样让人感到失望的事情。

我 认为可能催生群体事件的行为往往跟到那些有能力把民众聚集起来的人有关。这些人确实需要民众的抱怨，需要一个载体把群体煽动起来，但是社交网络并不缺少抱 怨。至少得有数千人站出来，说他们需要改变。但是单一而具体的抱怨不太可能催生群体行动，也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因此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问：除了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哪些人是五毛党？你们的报告里面称，五毛党的背景各不相同，那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

答： 这是之前别人所传的谣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样本里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样本量所呈现的。或许会有外 来雇佣人员，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是证据在哪儿？想一想，如果你和我管理五毛党发帖的事情，而我们可以雇佣任何我们想雇佣的人。我们现在是政府官员，我 们手里已经有很多人跟我们干活了。你会怎么做？

这跟删帖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删帖者每天一早上班，他们读帖子，然后决定把哪些帖子删掉。他们每天都做这件事情，循环往复。

五毛党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有在某些特定事件爆发时才需要发帖。平时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不需要干活，少数日子里他们才会有大量工作。要找到这样的员工并不容易。所以，直接找那些有其他工作的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问：您的报告中说，53%的五毛党帖子发布在政府网站上。《环球时报》的一篇文中称，是你们“混淆了官方权威信息、官方媒体消息以及普通网上发言之间的区别”。对此你怎么看？

答： 我们研究的帖子确实都是五毛党发的。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有大批量突然涌现出来的帖子，且这些发帖者互相没有关系，他们不回复，也不互相评论。可以认为， 他们是被协调安排的。那这些协调安排指令是谁发的？只可能是政府。就章贡区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指令的确是政府下发的。

问：《环球时报》的文中还称，“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舆论生态自然也不会一样”，你怎么看？

答： 这并不是很夸张的评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引导舆论，只是方式不同。在西方，政府会就某些话题公开发表言论，也会跟公众进行讨论，借此影响舆论。而在我 们的研究中，政府是通过秘密的行动来影响舆论。他们试图让民众相信，这些帖子是由普通民众写的，而不是政府工作人员。

问：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答：有两个部分比较难。第一个难点是，确实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有太多的数据要处理。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什么大事。另一个难点是我们观察这些数据的角度。

当你从某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发现。你在试着找出证据证实自己的想法，试着去找五毛党跟别人争论的证据。

然后你去观察这个数据，但它就像个狡猾的耗子一样。然后我们就想到，或许五毛党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数据的时候，它就和我们的发 现非常吻合了。这部分工作很难，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想到答案。你一直在试，但是数据一直在说不，直到你想到跟数据吻合的答案。

目前雅典基克拉泽斯（Cycladic）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中国艺术家和活动人士艾未未的作品，多方面展示艾未未作为艺术家，历史家和活动人士的活动和作品。

艾未未同雅典基克拉泽斯（Cycladic）艺术博物馆的合作始于2015，他当时去了希腊的莱斯沃斯岛并在那里设立了创作室创作，希望人们关注难民危机。之后他又开始摄制难民题材的纪录片。

艾未未说，“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于许多难民现象有责任。目前你可以说他们非常短视。他们牺牲了欧洲社会的基本的价值：人权和人道支持。这种情况很悲惨。”

艾未未的批评者说他是个不择手段推销自己的人。但是艾未未坚称自己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考虑媒体曝光。他说自己关注难民局势是他作为艺术家和战士的责任。

特拉维夫取消展览

为拍摄记录片，艾未未5月8日到达以色列，这是艾未未第一次去以色列。他在那里访问了加沙和西岸，但他没有得到同以色列官员的会面的机会，另外特拉维夫博物馆取消了他的艺术展。

难民问题是他去加沙的主要理由。在到达以色列之前，艾未未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访问了20多个难民营地，见了许多难民、官员、活动人士、医生和宗教人士。

他最初以色列没有得到进入加沙地带的许可，以色列军方说他提交申请的时间太晚。不过最后艾未未还是得到了许可。

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可能是因为艾未未公开了自己的行程被延迟，所以他能够很快获准去加沙。

艾未未说他们拍摄了约旦和黎巴嫩难民营准备制作一个纪录片，他说那里一些主要难民营里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这令他关注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这也是作为导演和制片人他去以色列，了解那里的文化，了解巴勒斯坦的理由。

艾未未对以色列《国土报》说，本来打算提前去以色列，计划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同摄影师展览弥基·克瑞兹曼（Miki Kratsman）一起展览作品，但是计划中的展览几经推迟，最后被取消。

摄影师弥基·克瑞兹曼认为展览被取消的原因是博物馆理事会和管理层对他计划展示巴勒斯坦人的图片不满。不过博物馆否认了这种说法，说取消的原因是预算和时间表的问题。

对此艾未未说，他不知道取消的原因是否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是这是他到目前为止举办的400个展览中唯一被博物馆取消的展览。他认为作为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应该在任何地方都能展示自己的作品。

以色列隔离墙

据《国土报》报道，艾未未达到以色列第二天就见了以色列政党阿拉伯政党联盟的领袖艾曼·乌达和以色列人权组织贝塞林的负责人。他还访问了西岸两个难民营。在加沙艾未未还同学生和哈马斯活动人士合影。

艾未未拍摄反映难民的影片是在电影院面向一般观众的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不是在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有50多人参与了制作，由8组人员在不同地点拍摄。

艾未未说希望同以色列政客和官员会面，不仅仅是同巴勒斯坦人和人权活动人士会面，但是他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谈话，艾未未说他感到很遗憾，这样他记录片的观点可能会不平衡，因为他只反映了巴勒斯坦人一边的看法。对于以色列人的态度，艾未未说可能是他自己比较天真，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又解释说，也可能是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他的纪录片的重要性，可能是他们不了解和疏忽，而不是他们刻意做出的决定，或许是傲慢。

艾未未说，他理解的难民就是那些违背自己的意志被限制在某地的人。他说在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条件比别处的要好，他们虽然生活在占领状态下，仍然有很强的社区意识，当然他们也很绝望。

他能强烈地感觉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感受。艾未未说以色列的隔离墙的高度几乎是柏林墙的3倍，象征意味很浓，墙就是隔离。有男孩对艾未未说，他们在墙附近长大，但是他们没有旅行的权利，不知道墙那边的世界。

对艾未未来说，隔离墙象个现代神话，令他“很难想象几代人一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长大”。他在《国土报》报道中说，墙两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另外一边是类似美国城市那样超现代和舒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