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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准备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座体育馆喷洒杀虫剂（2016年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驳回了因为寨卡病毒施虐而取消或推迟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的呼吁。
世卫组织星期六发布声明说，变更或取消奥运会将不会有效改变寨卡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声明说，“世卫组织建议的重点是在减少伊蚊的数量。伊蚊除了传播寨卡病毒，还传播基孔肯雅热、登革热和黄热病。”
来自20多个国家的医学、公共卫生和学术领域的150多名卫生专家签署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说，在目前寨卡病毒施虐的形势下举行奥运会将是“不负责任与不道德的”。前白宫科学顾问菲利普·鲁宾博士是签署人之一。
公开信说，“巴西株寨卡病毒危害健康的方式是科学界过去从未见到过的。”
但是世卫组织负责疫情与卫生突发事件部门的执行主任埃沃德说，根据“非常审慎的风险评估和我们至今收集到的所有有关疾病的信息”，奥运会将按计划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资料照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联合国否决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成为联合国特别咨询组织的申请深感失望。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本星期就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申请进行表决，在中国、俄罗斯等10个国家的反对下遭到否决。
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五说，新闻工作者在全球很多地方面对不当限制，而致力于保护新闻工作者的组织不应该受到联合国约束。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设的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审议由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要求获得咨商地位的申请。这个由19个成员国构成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被指责多年来一直拖延就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申请作出决定。
叙利亚及周边国家地图
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报道，美国对叙利亚北部的空袭以及土耳其军队的炮火打击导致104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丧生。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星期六报道，这次报复性军事打击发生在星期五晚间。几个小时前，伊斯兰国占领地盘发射的火箭击中土耳其边境省份基利斯，造成5人受伤。
土耳其媒体报道，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还摧毁了伊斯兰国大本营的7栋建筑物。
今年以来，来自叙利亚跨边境的导弹攻击已造成基利斯21人死亡，多人受伤。土耳其通常以炮火回应伊斯兰国的攻击。
本月早些时候，在一次类似的行动中，土耳其的炮火炸死55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
星期五，在叙利亚其他地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阿勒颇省发动攻击行动，切断了同反政府士兵作战的一条主要供给线。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晚间。
大肠杆菌
美国老兵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墓碑前插国旗（2016年5月26日）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节日—国殇日，又名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美国军队中为国献身的男女军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怀念每一位再也回不了家的军人，每一位再也没有机会卸甲归田成为荣誉老兵的英雄。”
奥巴马说，国殇日的设立来自普通公民，他们认识到，我们无法为每一个阵亡勇士的英雄行为树立纪念碑，但我们可以用一年当中的一天来装饰他们的墓地，以此永远怀念他们。
奥巴马说，他的“最庄严的义务就是领导我们的男女军人，确保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派遣他们冒危险”。
奥巴马说，他和第一夫人米歇尔“与阵亡将士的家人一起度过一段静默时刻…他们分享了他们的悲痛，但也分享了他们的自豪，为了我们骄傲的旗帜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亲人。”
他还敦促美国人民在国殇日里拿出时间静静祈祷，或公开向美国老兵表达谢意。
巴尔科巴的家人在事发地点点燃蜡烛悼念亲人
菲律宾警方指，一名罪案新闻记者在首都马尼拉被枪击致死，令该国传媒工作者被谋杀的事件数字继续增加。
56岁的亚历克斯•巴尔科巴（Alex Balcoba）于周五（5月27日）晚上在马尼拉市中心一家由他家人经营的手表修理店外被枪击。
该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主席保罗•古铁雷兹（Paul Gutierrez）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巴尔科巴是当地一份小报的罪案新闻记者，他的死亡令菲律宾自2010年至今传媒工作者被谋杀而未破案的数字上已超过30起。
古铁雷兹说，尽管菲律宾当局屡次作出承诺，但是这种杀人者逍遥法外的文化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他表示，巴尔科巴被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开枪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
马尼拉警方确认了这一消息，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巴尔科巴是今年在菲律宾被杀的第二名记者，也是自2010年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上台以来的第34个。
根据菲律宾国家记者联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数字，自30年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下台后，该国被杀的记者已经达到174人；而1986年至今，仅有10名嫌疑人因袭击记者被定罪。
在越南从事鞋业的谢明辉，目前也是该国台商总会会长
台湾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对于经济发展强调要展望东南亚市场，并且于总统府新设了“新南向办公室”。在过去李登辉与陈水扁主政时期，多少都有向东南亚投资的动作，但设立专属办公室则是首次。
这样的动作也让部分人士认为，过去八年国民党主政下，长期倚靠大陆的经济市场模式将会发生转变。蔡英文政府对此表示，“东南亚是不可放弃的经济新兴市场，并不会取代原先的大陆市场”，强调南向政策的独立性。
而对于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企业界与学者又怎么认为，BBC中文网访问了旅居越南20多年的越南台商联合总会长谢明辉，请他提供看法。并听取了新台湾国策智库学者们的意见。
期待但要有配套
越南台商联合总会长谢明辉，接受BBC记者访问时表示，蔡政府如果想要致力于南向，所要解决的不外乎是“政策”跟“人才”面问题。“要懂华语、越南语，也要看懂法令的人，待遇一定好，但真的不多”。
人才培训为谢明辉首先建议，他认为台湾政府跟越南的教育合作很重要。“吸收越南的菁英份子来台湾就读，甚至在学生时期就可以半工半读”，也可以让台湾的大学长期生员不足。
等到这些越南学生学成归国，自然台湾在越南的企业就很乐意雇用，其实现在的中国大陆政府也有类似的案例。同样，台湾也有很多越南籍配偶，这些配偶生育的下一代，都会是台湾南进培育的目标。
谢明辉又说，以越南来说，现在也面临经济快速成长，所以对于投资审核相对严格。他建议新政府，还是要先跟东南亚各国官方就投资保障等签订官方协议，TPP与RCEP等谈判也要尽速落实，这样才能让南向的台商更有动力。
能否摆脱中国依赖
在过去的马英九八年执政，将台湾的经济市场逐渐朝向完全依赖中国大陆的局面，而这次的蔡英文新政府，似乎有想要摆脱过去与大陆太过绵密的经济关系。
谢明辉表示，中国的“世界工厂”特色这几年慢慢移往东南亚，主要也是大陆经济成长快速，厂房跟人件费不断上涨。“其实也有不少大陆企业工厂移往越南，我们受到很大竞争”。但就远期而言，是有要渐渐移转重心，从大陆放到东南亚。
谢明辉提出“30年一周期”的论点，表示任何新兴市场都有30年的活跃周期。早年像日本、台湾之后是大陆、到后来的东南亚亦若是。中国大陆于90年代初崛起，差不多2020年左右会是饱和期，东南亚是2000年代后，还有15年左右的成长期，“但是就要快”。
所以蔡政府的南向政策，以东南亚国家来说，“可以增加税收跟提高就业市场，当然会欢迎”。但反过来说，也要考虑到是否有环保或是压榨劳工争议，避免引发排华，“毕竟语言文化完全不同”，谢明辉说。
从不看好到合作？
对于蔡英文政府的经济“南向观点”，中国大陆国台办表示“不看好”。对此台湾总统府的新南向办公室主任黄志芳则认为，陆方用“政治语言”解读，希望他们可以用“产业语言”来看待。
黄志芳表示，政府并非是全然放弃中国大陆市场，而是东盟国家是新兴市场，不论什么国家都要抢着布局，“亚投行即是大陆布局的范例”。蔡英文会维持两岸友好关系，但进军东南亚是世界趋势，甚至会有与大陆合作的机会。
日前BBC记者，也受邀新台湾国策智库研讨会，探讨新政府对外交的布局。谈到南向政策，智库副执行长赖怡忠表示，台湾当然是要跟中国大陆有经贸交 流，但是新南向政策不代表就是要放弃大陆。他也引用蔡英文的就职演说，除了与东南亚多方面发展，也愿意与大陆就区域经济坦诚交换意见并对话。
赖怡忠甚至认为，台湾与大陆可以在东南亚开发上多合作，“大陆在基础投资建设上有相当强的资金与实力，台湾则是可以提供创意技术与工业发展的经验”，他认为不只两岸没有冲突，也能“相辅相成”。
而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吴荣义表示，大陆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可以看见他们的政治或经济野心，是想要布局东南亚跟中东。但是两方优势各不相同，台湾政府一旦提高技术水准，对于南向东盟市场会有很大加分。
2009年7月，中国士兵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巡逻。此前，这里发生的一场骚乱使至少197人死亡。
自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2008年、2009年爆发了暴力的民族抗议和骚乱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搞清楚发生动乱的根源，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的副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他们两人编辑了一本专辑，收集了分析这些紧张关系根源的论文和短文，书名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冲突与抗议：中国西部的动荡》(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Xinjiang and Tibet: Unrest in China’s West)，该书最近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从西藏的环境恶化，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移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在一次采访中，希尔曼和塔特尔讨论了近来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问：书中的一位作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把民族冲突和民族抗议区别开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本·希尔曼：正确地描述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 非常重要。“民族冲突”这个词一般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民族抗议”指的是少数民族社区对国家政策的抗议。绝大多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 被定性为民族抗议。虽然民族间的暴力近几年来在藏族和维族地区也有所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冲突”的水平。
葛瑞·塔特尔：我想补充一点，大多数民族间的暴力产生于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所以讨论民族抗议似乎更重要。
问：外国的研究人员去西藏和新疆访问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写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章已被中国禁止入境。这种做法对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尔曼：很难找到一批最近在这些地区做过研究的专家学者。西藏和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高度敏感。就连中国的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区都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 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 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 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 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问：你们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新闻报道的增加、社交媒体、少数民族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有关人权的更加系统性的语言，都是这些民族抗议活动背后的因素。
塔特尔：虽然对新疆来说也许真是这样，但我觉得，西藏的抗议完全在于，对国家长期以来未能兑现承诺的不满，包括自治以及“西部大开发”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好消息是，如果国家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西藏的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不幸的是，我认为实现承诺不太可能发生。
希尔曼：我也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策略设定上的改变。随着中国用“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与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当局将会更加坚定地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在这些地区的异见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所以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通过正式政府机制进行的投诉，都会遭到严厉对待。
终究来说，我认为北京很自信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在该地 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会发挥效果，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发达，这类问题会消失。但我们在书中收集的研究表明，这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问题的一种误读；中国 现代化的洪流涌向西域，引发这些民族的文化生存恐惧，当局应该在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你觉得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有什么规律呢？
希尔曼：我们在书中谈到，在 不同的地方，包括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局部事态都有所不同。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方融合较小的地方——即最近才出现大型国家资助发 展项目和汉人迁入的区域——似乎更容易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对未来也是最缺乏信心的。
问：在西藏首府拉萨，1980年代末也有过抗议活动。当时和近期的动乱有什么不同？
塔特尔：1980年代和 2008年的最大不同是抗议的位置和分布状况。2008年及之后的大部分示威活动，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1980年代则基本上局限在西藏。另外一个不 同的地方是，在2008年之后，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寻求的不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和（或）获得国家已经承诺过的支持。
希尔曼：藏族地区抗议近年来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抗议者变得日益多样化。在1980年代末的拉萨，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寺院的僧尼。近年来，社会各届、各阶层人士都走上了街头。
在新疆，主要变化是，边缘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袭击对象也包括该区域之外的平民，这非常令人不安。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力打击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要把极少数发动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表达自己合理担忧的维吾尔族这两者清楚区分开来。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族裔群落，维吾尔族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存在着自己的担忧。
人人都喜欢胜利的滋味。但在俄罗斯，执迷于胜利是全国上下聊以度日的一种寄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胜利，也不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艺术领域。
至少，如果听过俄罗斯政客和国有新闻媒体的说法，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俄罗斯在艺术、体育以及反恐领域的领导地位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充分认可。这体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极端焦虑的心理状态。
当然了，俄罗斯人更喜欢庆祝胜利。他们不喜欢失败。事实上，他们的领导人正在上演一出不能有风度地接受失败的戏码。
以欧洲歌唱大赛为例。尽管非常媚俗，但该赛事在中欧和东欧极受重视，而其原因常常与音乐无关。
在刚刚结束的这届比赛的决赛中，夺冠的是乌克兰选手。比赛 结果是由电视直播投票过程后得出的，它似乎和乌克兰选手用以赢得决赛的歌曲一样颇具政治色彩。那是一首悲伤的民谣，唱的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斯大林时期被 驱逐的悲惨命运。鉴于俄罗斯最近吞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如果认为欧洲观众在向俄罗斯传递某种讯息，而非纯粹基于艺术价值的考量来选出冠军，应该不算牵强。
当此前被看好问鼎的俄罗斯选手只得到第三名的时候，俄罗斯政客连连叫屈。议员叶连娜·德拉普科(Yelena Drapeko)把比赛结果归咎于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一些愤怒的俄罗斯人提议，俄罗斯应该抵制将在乌克兰举行的下一届赛事。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或许有理由因为他们眼中又一场不公 平比赛的又一个不公结果而感到愤怒。但普通俄国人每天被灌输的信息是，自己的国家正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有人夺走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或者体育赛场上的胜利果 实。他们被告知，心怀妒忌的西方竞争对手及其对俄罗斯进行包围和渗透的代理人，一直竭力让俄罗斯得不到本该属于它的认可。
“俄罗斯的敌人希望看到一个软弱、病态的政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在2007年的一个集会上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无组织、无方向的社会。”他指责西方国家自从苏联解体后就一直试图削弱俄罗斯。任职总统期间，普京时不时就会重申这种偏激的观点。就连在“一战”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也“被在俄罗斯内部挑拨离间的人从这个国家偷走了”，他在2014年的一场纪念活动中说。（他指的是布尔什维克，不过他表达的还是同样的观点——这都是俄罗斯的敌人“国家层面上的背叛”之举。）
问题是，当把胜利看作一切的时候，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 段。所以现在只要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表示怀疑。一场最初只牵涉俄罗斯田径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现在却可能玷污俄罗曾大加夸耀的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取得的胜利成果。索契是俄罗斯东南部城市。由于重新进行兴奋剂检测，十多名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也可能 会被剥夺获奖资格。
一个俄罗斯人揭发了内幕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有所警醒，于去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揭露了一项得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牵涉面极广的计划：给顶尖运动员用药，以提高比赛成绩。从去年 11月开始，俄罗斯田径协会(All-Russia Athletic Federation)被暂时禁止参加国际赛事。根据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前负责人的最新指控，国家安全领域的特工曾参与一个复杂的计划，掉包索契奥运选手的尿样，以防俄罗斯代表队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事实被发现。
“所有这些听上去不过是一个叛徒的诽谤之辞，”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S.·佩斯科夫(Dmitri S. Peskov)和平常一样下意识地做出回应。但当意识到俄罗斯队有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时，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论调。
“一些运动员试图欺骗我们，欺骗整个世界，却没有被更快地揭穿，对此我们感到抱歉，”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一份英国报纸上写道。官员们看似已经决定牺牲某些运动员，以便帮助俄罗斯田径协会尽快摆脱禁令，去参加今夏的奥运会。说实话，如果俄罗斯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普京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连想都不敢想。
曾几何时，把胜利变成一个国家的信仰，可能看似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你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让一个国家改头换面，但具有激励作用的、让人感觉良好的叙事，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在景况艰难之际找到目标。
我是在前苏联时期进学校读书的，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苏联经历了向后苏维埃国家的转变。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们的确曾经觉得，国家在走下坡路，但我们依然努力工作，并未感到屈辱。
当然了，的确有人感到有失尊严，党的官员或者前克格勃(KGB)特工可能位列其中，但起初他们并不是主流。不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情况变了。那些因地位的丧失而感到恼火的人，利用这些年来的统治，让人们转而相信了他们的信条。
我小时候，用以纪念苏联在“二战”中获胜的“胜利日”庆典，一直是家里的大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曾经参战的老兵，那时都还在世。不过在过去10年里，这个假日变得不仅仅只是个纪念日。作为一项所谓的国族建设行动，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极端宗教。
今天的俄罗斯看起来仍然不是一个感到屈辱的社会，但它的确是一个感到苦涩和幻灭的社会。包括俄罗斯在内，每个国家都需要令人振奋的叙事，但把认可变成极端宗教，会让人掉进心理陷阱。如果不惜任何代价获取成功可以被接受，那么任何失败都会招来指责和非难。
更糟糕的是，这种极端的宗教会弄巧成拙，让我们难以得到我们极度渴望得到的认可：即便俄罗斯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当俄罗斯取得胜利的时候——外界却并不相信。
2012年的杨绛。她详尽地回忆了自己与北京政府不对付的经历。
北京——周三，中国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杨绛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她所撰写的风格坚忍克制的文革回忆录一直是有关那个年代的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
包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官方新闻媒体发布了她去世的消息。这显示出杨绛在中国受敬重的程度。
在毛泽东于1966年为根除意识形态敌人而发起文化大革命之时，她和丈夫——《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已经是备受赞誉的作家。当时，杨绛正在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是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
因为找了好几个英文和法文版的《堂吉诃德》都觉得不太合适，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如果想忠于原著，就必须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她在2002年写道。
当红卫兵学生激进分子从她位于北京的家里将手稿抄走时，杨绛已经几乎翻完了《堂吉诃德》八卷本中的七卷。像其他曾经留洋的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杨绛和钱锺书也得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当时已经年近六旬，被送到了中部省份河南的乡下，一待就是好几年。
“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杨绛写道。“引得小伙子们大笑。”
随着文革势头减弱，杨绛回到北京，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据说有人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之前被红卫兵抄走的几近完成的手稿，将它还给了杨绛。这本译著在1978年发表，至今依然被普遍看作《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权威译本。
杨绛另一本知名著作是她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干校六记》。 这本书回忆了她在河南的岁月，文字颇具感染力。本书没有其他许多回忆文革动荡岁月的作品所具有的情绪化基调，而是以轻描淡写、略带讽刺的文字，平实地讲述了她在遭清洗官员和学者聚集的“干校”里的日常生活：凿井、照管菜园、和一只小狗做朋友。不过，在回忆女婿自杀一事时，她的语调变得坚忍起来。因表现出反动倾向，他死前持续受到同辈的批评指责。
《干校六记》英文版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表示，相比于其他文革时代回忆录中比较多见的饱含暴力与伤害的故事，杨绛的讲述“非常个人化，同时又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这本书的最后，杨绛总结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这本书给当时年届七旬的杨绛带来了文学声誉。
“《干校六记》给人一种新的尊严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国现代文学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说道。他同时也是一本有关钱锺书与杨绛的著作的编辑。“它使他们作为个体的人从文革中显露出来，而非只是受害者。”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那一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在作为法律学者的父亲的指引下，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科学，后来进入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钱锺书，后者是她在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
他们于1935年结婚，之后前往英格兰。钱锺书在那里的牛津大学留学。杨绛生下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钱瑗。又在巴黎待了一年之后，一家人在1938年返回中国。就在前一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
到了40年代，杨绛在战时的上海以剧作家的身份获得意外的成功，写出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喜剧。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夫妇二人移居北京。杨绛开始在北京从事教书和翻译工作。
继《干校六记》和《堂吉诃德》获得成功之后，杨绛又在1988年出版了小说《洗澡》。书中描绘了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
“杨绛的一切都是‘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写道。“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杨绛经常写一些极为私人的话题，包括她与钱锺书的关系。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钱锺书离世之后，杨绛通过工作来排遣自己的悲伤。她将柏拉图的《斐多》(Phaedo)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又撰写了一部半虚构的家庭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杨绛写道。“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