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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WADA）发表报告说，反运动禁药人员在俄罗斯曾被阻止对运动员实施药物检测，并受到安全部门的威胁。
国际田径联合会即将就俄罗斯田径运动员是否能参加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做出决定，而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正是在这项决定公布之前发表上述报告的。
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曾在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中广泛存在的使用禁药问题，国际田联做出了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决定。
在那之后，俄罗斯田径运动负责人表示将在这一领域做出重大改变。
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列举了如下数字：
455次药检中有73次未能收回检测样品；
736次检测遭到拒绝或被取消；
23次药检失约，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较大的数字；
52项负面发现。
报告列举了一些运动员躲避药检的具体事例，包括有运动员在比赛后逃离体育场，不知去向。
另一个事例显示，一名女性运动员把一个“可能装有干净尿液”的容器塞入自己体内。
但是，她在试图从这个容器中排尿时，尿液没有排入收集器，而是漏在了地板上。
报告说，这名运动员还试图在提供尿样前贿赂检查人员，而尿样最后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中国军人在吉林省图们市中朝边界线上竖起围栏。（2012年12月8日）这是继今年4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对朝鲜禁运部分矿产品清单，包括禁止从朝鲜进口其主要收入来源的煤炭和铁矿石以来，中国追加禁止向朝鲜出口的可被用于生产核武器和运载导弹以及生化武器的产品和技术。
另据日本《读卖新闻》6月12日独家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6月初在中朝边境辽宁丹东逮捕了一名朝鲜间谍干部，同时还查扣了3000万元人民币巨额现金和一些金条。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说，这名被逮捕的朝鲜人有可能从事了涉及联合国制裁物品的走私贸易。
与此同时，《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报道说，中国加强了中朝边境的安全检查措施。
朝鲜坚持不弃核，北京担忧萨德导弹
中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涉朝举动显示，北京正向平壤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的信号，要求朝鲜走上弃核的道路。然而，朝鲜方面丝毫没有暂停其核武项 目的意图。5月31日，由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洙墉率领的代表团到访北京，通报朝鲜劳动党七大情况。据朝鲜朝中社报道，李洙墉无论是在与中共中央中联部部 长宋涛还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晤中都表示，朝鲜发展经济和核武器的“并进路线”是不可改变的。在李洙墉抵达的当天，朝鲜还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试验。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韵认为，北京此次对朝鲜核问题反应强烈并非是出于对朝鲜核武器本身的担忧，而是担心美国会借机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韩国将夯实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
北京此前已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指其雷达波段可覆盖中国大片领土，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外长王毅今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中国无意让金家王朝垮台
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表示，虽然北京要求平壤去核的态度明确，但北京无意让朝鲜的金家政权垮台。他在史汀生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对朝韩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仍然从地缘政治角度把朝鲜看作是“缓冲国”，在东北亚对抗美国和日本。
于铁军还认为，中国的决策层和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位与朝鲜的关系一直争执不下，因此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左右摇摆不定。他说：“如果中国与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的安全关系出现大幅波动，那么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会被重新发现。”
还有分析指出，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公布、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全面执政之际，中国有打朝鲜“牌”的意味，来分散美国的精力。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 理事曹辛6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透露，有韩国外交方面的权威人士表示，“在美国支持下南海局势持续紧张，而且一时看不到和缓迹象，而大 陆对面的台湾的局势同样不明朗……的背景下，‘他们（朝鲜）主动提出要来北京向中共中央通报劳动党七大情况’，于是，中国同意他们来了。”
朝鲜核爆让中韩蜜月提前结束
在中国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任教的任远喆认为，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此前处于“蜜月期”的中韩关系降温，同时有可能使首尔的战略重心重新倒向美国。
自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就职以来，中韩双方高层互动频繁。习近平与朴槿惠迄今已会晤八次之多。2015年，朴槿惠赴北京出席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成为唯一一位出席中国大阅兵的美国主要盟国领导人。双方在2015年还完成了中韩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但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大幅改善未能换取首尔所期待的北京加强对平壤的约束。双方2015年曾高调开通了两国军事热线，但据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鲜今年1月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防长一直未能与中国方面打通电话，令韩国备感失望。
外交学院的任远喆指出，自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一直苦心经营与韩国的关系。中国希望通过韩国在亚太牵制美国，瓦解美日韩三角关系。另 一方面，中国也希望借助历史问题与韩国一同对抗日本。但朝鲜核试验后，中韩关系面临考验，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后，两国关系的上升势头势必被扭转。他还 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韩国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未来一旦首尔选择站在倾向美国的立场上，中韩关系将可能遭遇进一步打击。
奥兰多枪击案的枪手奥马尔·马丁。
在埃及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失踪后，该航空公司的另一架从巴黎飞往开罗的航班5月19日即将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资料照片）一艘法国船发现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碎片。埃航这架飞机是上个月在地中海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
埃及调查员说，法国船员操纵的一个水下机器人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埃航客机残骸。所在水域约有三千米深。
寻找这架飞机无疑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飞机的黑盒子发送信号的电池预计到这个月底就会耗尽。
黑盒子可能会解开这架航班失踪的秘密。5月19日，从巴黎飞往开罗的空客A320次航班失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
有关当局并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坠机事件负责。
这架飞机从雷达上消失之前发出的自动信息显示，机舱内有烟雾，临近的一个厕所失火，驾驶室下面的飞行控制器失灵。
北京武警总队第二医院
数十名曾在北京武警医院接受生物细胞免疫疗法治疗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星期二先后到国家卫计委和武警总部集体维权，该群体的代表获得相关官员接待，武警 总部同意安排维权患者代表星期三到武警医院讨论赔偿事宜。这是今年四月魏则西事件引起舆论关注以来，武警医院受害群体的部分人士为维护权益和索赔第二次到 中央政府举行请愿活动。
在武警总部表达诉求的六名维权患者代表之一赵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武警总部卫生局的梁局长和信访办陆主任答应星期三上午和下午分别到武警三院和二院要求院方跟代表们坐下来讨论具体赔偿方案。
赵女士说，武警总部官员当天的表态让她有点出乎意料。她说：“今天来的人比较多。进去谈了一些，要求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就说比较重视这个事。说明天上午去三院，给三院的患者沟通一下，怎么样退钱、补偿。然后下午两点去二院谈二院的事情。”
对于前往武警医院谈判的可能结果，赵女士谨慎地表示要看情况再说。
她说：“怎么说呢，要看情况，能不能谈得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这么进行呗。你要别的办法也没有好的办法。就是说，他们领导过去施压，让他们给一些方案过来。”
一名去世患者的家属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星期二上午去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资深处长作为接待官员对维权代表说，国家卫计委不承认细胞免疫疗法是合法的，也没有受理过这项技术准入，接受这项治疗的患者可跟武警医院或其上级部门协谈赔偿问题。
星期二下午，维权请愿者前往武警总部，聚集在武警总部大门口讨说法。据悉，他们等待很久之后仍无人接待，一些人情绪有些激动。下午5点多，武警总部卫生局一位领导出面接待，请愿代表进入该总部向其表达诉求。
在现场参加维权行动的徐先生表示，他们当天的维权活动没有受到当局干扰，但是此前有些受害者被相关公安司法部门找去，说是了解情况。在记者问及对方态度如何、有无威胁恐吓或同情理解时，这位患者家属表示，找受害者谈话的公安人员没有威胁，算是表示同情。
一个月前，他们在国家信访局首次集体上访，获得绿色通道优先接访，但至今没有下文。国家信访局曾对这些上访者表示，他们的上访材料将转交国家卫计委 和中央军委政治部。这个新近组成的上访群体对中国的中央领导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主要诉求是：严惩用武警部队医院之名骗取信任，并对求医者造成身体和金钱严 重损失的无良行医人员，讨还公道，加快赔偿，安抚民心。
这批跟魏则西生前在同一家医院治疗的人多为癌症患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有些患者已经过世或因病无法到场。
陕西大学生魏则西今年四月死于不治之症恶性滑膜肉瘤。他曾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因受百度搜索信息误导，接受了武警二院生物免疫治疗中心所谓与美国斯 坦福大学合作的技术治疗，用尽其父母借贷的20多万元之后获悉受到误导。魏则西在网上披露百度竞价排名的虚假信息和莆田系承包医院科室误治对他造成的伤 害，从而揭开了中国医疗产业化唯利是图乱象的冰山一角，掀起轩然大波。
参加维权的徐先生认为，百度也应该承担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对受害者或受百度搜索提供的信息产生的误导给予赔偿。
他说：“百度作虚假宣传的责任必须承担。我们也希望国内这些媒体通过百度这件事情把关注度再提高，让百度站出来。因为我们上次去百度，百度说，要给 我们赔偿的话，要我们拿出证据来，跟百度有关联。要鉴定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提交了。百度没给我们回复。我们明天要去百度。”
五月上旬，中国政府多部委联合调查组和中国卫生主管部门对百度和武警二院分别展开调查，发现两家企业确实存在违规操作和伤害服务对象利益的问题。
政府卫生当局还确认，武警二院提供的生物免疫疗法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准临床使用。该院目前已经全面停诊，二名主要领导被撤职，但至今未对要求赔偿损失的维权患者群体做出明确答复。
瑞士《时报》（Le Temps）援引一位接近“巴拿马文件”调查的人士说，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的一名电脑技术员在数天前因被指转移大量数据在瑞士被捕。
日内瓦检控官办公室对该报表示，他们确实已经对这家律所展开调查，但拒绝透露更多的消息。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因震惊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丑闻而被推到舆论中心。
瑞士《时报》报道说，这名被捕的技术员被控窃取数据、未经许可获得数据和损毁信任等。此前，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向警方报案。
日内瓦检控官办公室未能针对瑞士媒体的报道进行回应。
瑞士媒体说，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名被捕人士是否与四月份的数据泄露有关。报道还说，瑞士检方搜查了这间律所的办公室，并拿走了公司的电脑设备。
目前，他们正在确认这名男子是否窃取了数据。若是的话，他是什么时候窃走的，以及窃走了多少。
韩国首尔——周六，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的管理方称已证实考题泄露后，韩国和香港的ACT考试取消，数千名学生受影响。
ACT发言人爱德华·R·科尔比(Edward R. Colby)表示，最后一刻取消考试导致韩国和香港56个考试中心、5500名学生受到影响。他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学生的报名费将被退还。
“ACT在6月10日周五收到可靠的泄题证据，不久后便决定撤销考试中心，”他说。“这是首次出现整个国家的ACT考试被撤销。”
很多学生收到考试取消的消息时，离他们原定于周六上午参加的考试只剩几个小时。“住宿费，交通费，简直是灾难，”一名在香港的中国学生懊恼地在Twitter上写道。
因为希望入读美国高校的外国学生增加，ACT和SAT考试的海外申请人数呈上升趋势。随着参加这些考试的学生增多，考试作弊在亚洲部分地区成了普遍现象。
2013年，负责管理SAT考试的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在考题泄露后取消了在韩国的考试。今年1月，该委员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取消了在中国内地和澳门的考试。本月，韩国一些学生和考试辅导机构的负责 人因2011年到2013年期间在网上售卖外泄的SAT考题，被韩国一家法院处以罚款，最高金额为600万韩元，约合3.4万元人民币。
周二，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女儿耿格在香港展示父亲的书《2017年，起来中国》。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曾数次入狱并被监禁多年，他写的一本书被带出大陆在台湾出版。
在这本446页的书中，高智晟描述了2009年至2014年他作为囚徒在狱中度过的时光。2009年获释后，他被送回陕西省的老家，与他的农民哥哥住在一起，受到警方24小时连轴转的监视。他的女儿耿格(Grace Geng)周二在香港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2010年，人权律师高智晟在北京。
高智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出名是因为他承接了老百姓与强大利益抗争的案子，比如帮助农民抵制征地，以及起诉警察的侵权行为等。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律师之一，但是，他为被取缔的法轮功精神运动追随者倡导权利的做法，让他与政府产生分歧，政府于2005年关闭了他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
高智晟现年52岁，他对共产党越来越持批评的态度，并放弃了自己的党籍。他于2006年被拘留，获释后，他撤回了自己当初的供述，描述了他在警方手中遭受的虐待。2009年初，他消失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政府没有对他的行踪提供任何解释，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2010年，在获得短暂释放之后，他又消失了，并再次被警方拘留，直到在2014年才再次获释，转为软禁。
高智晟的监禁是后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更广泛地大力打压中国维权律师的前奏。去年，大批维权律师被拘留，警方本月初要求对其中一位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名提起诉讼，表明中国在提倡法制方面，语言与实际做法上的差距。
高智晟新书的名字是《2017年，起来中国》（英译为：The Year 2017, Stand Up, China），他用了大约半本书的篇幅来描述自己在被拘留和被监禁期间受到的待遇。他详细地记录了他如何被威胁、遭殴打和电击。
“他踩在我的肩膀上，电击棒迸发着吓人的声音。然后，他把 电击棒放到我的下巴上，”高智晟描述折磨他的人时写道。“我听到了又一个奇怪的声音。毫无疑问，那个声音是我发出的。我找不到更贴切的描述：那像是一只狗 在被主人踩了尾巴后发出的声音，有些时候，又好像是狗被拉着尾巴倒挂起来时发出的声音。”
高智晟是一名基督徒，现在是一位强烈反对共产党的人。在书 的中间部，他花了不少笔墨来论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垮台。这部分的论据似乎是出现在他梦里的一种数字占卜术。他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来描述中 国在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样子，那时中国将成为最初由一个过渡政府领导的民主国家。
当被问及书中煽动性的内容是否会让高智晟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危险、甚至导致他再次入狱时，耿格说，父亲做好了面对后果的准备。
“父亲已经决定他不来美国了，”她说。“他早就打定了主意，随遇而安。”
耿格说，家人对她父亲的健康颇为担心。她对香港记者说，父亲的牙齿都掉光了，只能吃流质食物。自从父亲在2009年失踪之前起，耿格就一直没有见过他。
记者会由香港立法委员何俊仁主持，耿格和何俊仁都未回答这本书的手稿是如何从大陆弄出来的问题。耿格说，她与父亲大约每两个月通一次电话，而且只能是在他家外彻夜站岗的几个警察都不在的时候。高智晟的妻子和孩子于2009年离开了大陆，现在在美国居住。
高智晟曾在2007年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名为《一个更公正的中国》(A China More Just)的回忆录。周二出版的新书是中文版，但何俊仁表示将会出版英文版本。
曾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国际教育展。
近年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是大陆最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范跑跑事件”到今年的疫苗事件，在中国公共事件讨论中，总是能听到徐贲的声音。最近因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在他和萧翰、张鸣等之间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不公共”或是“沉默”的争议。徐贲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在这10年中，他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十几本著作。从《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徐贲的每一本书都切中当下中国问题与现实。其扎实的西方理论基础和宽阔视野，以及一种敞亮、清晰的说理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2016年6月13日，徐贲于苏州东山。
2016年初，三辉图书将徐贲过去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整理重新出版，今年一月出版的《教育与统治：从国民到公民》延续其一贯主题和风格，同时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分析了西方历史上三种政体原型“古典 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中出现的国民教育，尤其着重分析了美国民主共和时期的公民教育与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何为一 个理想的教育。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 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贲写道。“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 我实现的意愿。”本书中，他论证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干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作家。徐贲教授1977年考入苏州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几个月后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就 读，1991年获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
近日，徐贲教授通过邮件接受采访，分析了中国当下教育及其影响，以及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的权利”的争议。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最近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去世之后，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激怒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一点批评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时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态社会，知识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这一批评？
答：对这种断章取义、危言耸听的指责，实在 没有必要去专门回应。我的文章在那里，清者自清。正如有评论者说的，“在个人被政治运动裹挟而必须表态的时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几无可能。对此，徐贲并没有 苛求钱锺书必须以身犯险。他强调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其他人则是身处于既不完全不负责任，也不完 全负责任的中间地带’”。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状况下奢谈“消极自由”“沉默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自由和权利是自由人的事情，与奴民无关，也 不能用来解释被掐着脖子的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行为。
问：《统治与教育》中，你分析了“现代民主共和”和“现代极权”两种国民教育，你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是哪一种教育？
答：当下中国教育不同于纳粹德国的教育，纳 粹教育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教育，与“文革”期间的教育最为相似。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后极权”或“新极权”教育，是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就拿 这种教育的“依从”来说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诱导依从，如强调共产党对于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对党心存感恩，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但 是，许多学生未必就真信这个，这与纳粹德国或文革中的绝对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状态的产物，现在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天真。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非常世 故和犬儒，他们不信，但善于装作相信。他们知道“上头”知道他们是装信，但还是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 再怎么假装和说谎，他们都能心安理得。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依旧坦然为之。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图，怎么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马楠就是一 个例子，她在（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时，曾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生活，嫁给了一个美国人。（马楠在后来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没有痛斥过美国的人权状况，她曾在克林顿访华时反驳克林顿关于“为个人自由而奋斗”的说法。——编注）
问：你本人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这两种教育最大区别在哪里？
答：最大的当然是教育课程的区别，也就是教 育目标的区别。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善于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重权利，尽责任的民主公民，另一个是把学生培养成一党统治制度下“又红又专”的党民和劳动工 具。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不同层次上的教育课程至少都认同这样一些目标（是否充分实现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独立思想、维护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尊重 和关爱他人、容许或接纳不同意见、用说理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和争端。
在道德原则上，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他们尊重 常识逻辑，不愿意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倘若有教师对学生说，过去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对的，今天不歧视黑人也 是对的。学生肯定会认为老师是在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就不同了，老师对学生说——当然政府也这么对老百姓说，文革前30年是正确的，否定文革后的30年也是 正确的，以前打土豪、均贫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成为亿万富翁，穷的穷，富的富也是正确的。老师这么 说，学生也跟着怎么说。不但没有人敢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理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把同时接纳两个对立矛盾的想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双重思想教育在中国非常普遍，在美国 是没有的。
问：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华人“自干五”现象》发于东网，作者李宇晖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答：确实不是像“虚伪”或“表里不一”那么 简单。既然不简单，那就请允许我说得仔细一些。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 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 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 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 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 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 （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 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 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 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 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 学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 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 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 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 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 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 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 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 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 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 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 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问：如今不少中国家长因担忧国内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国，你认为这可以摆脱中国教育的影响吗？
答：这就要看每个学生自己了。他们有可能步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后尘，但也并非一定如此。许多出国学习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人权 观念，亲眼目睹民主社会的现实。他们会看到，正如研究东欧历史的美国学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与朱特(Tony Judt)对谈的《思虑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说，对于充满苦难和不幸的20世纪来说，民主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这就已经是摆脱极权教育的影响了。
问：你曾为你的父亲编过一本文集《复归的素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亲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教育，并对文革教育悲愤难抑，乃至于到了晚年复归写古体诗。你如何看？
答：我父亲的那本书里有一篇《奴性评议》， 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厄运。我并不赞同我父亲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与他自己长达几十年的不幸遭遇有关，也是他在晚年对自己 的一种剖析。在学校里，他最爱护、最欣赏的学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厉害的。他教书教了一辈子，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除了无可奈何，没有其他应对的办 法。他那本书里还有一篇是谈党国语言之毒害的，里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纳粹语言。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 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战后德国建立了与纳粹极权统治全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是消除纳粹教育影响的最根本条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响，还不具备类似的充分条件。消除文革教育影响首先需要认清文革的罪恶，对文革做彻底的反思，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周日的奥兰多枪击事件之惨痛是骇人听闻的：一场袭击便夺走了49人的生命。但数十名美国人在一天内被枪杀则并不罕见。
枪杀在美国是一个常见死因，致死人数与小汽车事故相当（不包括货车、卡车、摩托车和公交车事故）。当然了，其中一些案件格外受到关注。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显示，算上登上头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遇害者为一名或几名美国人的数千起袭击，2014年共有8124人被枪杀。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这种暴力程度让美国成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国度。
其他发达国家的涉枪命案数远远低于美国。在德国，涉枪谋杀致死的罕 见程度，与美国的高空坠物致死不相上下。每100万人里，约有两人会成为涉枪杀人案的遇害者。在包括荷兰、奥地利在内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中，涉枪杀人案同 样罕见。在美国，百万分之二差不多是低体温症或者飞机失事的致死率。
在波兰和英国，每100万人中，每年约有一人死于涉枪杀人案——跟美国的务农事故或者摔下梯子的致死率差不多。在涉枪杀人案更为罕见的日本，被人枪杀的概率跟在美国遭雷击死亡是一样的——约为千万分之一。
在美国，涉枪杀人死亡率约为百万分之三十一——相当于每年的每一天都有27人被枪杀。这些杀人案包括了造成多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比如周日的奥兰多枪击案，以及去年12月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当然也包括常见得多的一人死亡杀人案。
对比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每日死亡人数，可以体会到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异常性。下面的图表假设各国的人口与美国相当。
Sources: Small Arms Survey (2007–12 average); World Bank
国际层面的比较有助于突显美国的情况是多么不寻常：在一个很多人都 极为珍视持枪权的国度里，涉枪杀人成了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在15岁至29岁的男性中，涉枪杀人是第三大死因。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中，涉枪杀人案难得一见。 去年，巴黎恐袭导致130人丧生，这几乎相当于普通年份里全法国的涉枪杀人死亡人数。但即便法国每个月都发生一起致命程度与巴黎恐袭相当的大规模枪击案， 其每年的涉枪杀人死亡率还是会低于美国。
所附表格列明了不同国家的涉枪杀人死亡率，及其相当于在美国由哪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率。
我们的涉枪杀人数据来自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所属的瑞士非盈利机构“小武器问题调查”(Small Arms Survey)，其中列明了2007至2009年间这些国家的涉枪他杀死亡率均值。美国同期的死亡率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关于美国的涉枪死亡人数，有更多近期的统计数据，例如本文开头来自FBI的数字，但为了做出更为公正的比较，我们选择了上述时间 段。我们所关注的是涉枪他杀死亡率；总体涉枪死亡率比这高得多——因为在美国涉枪死亡大部分是自杀——而且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这个表格并非轻视罕见的死亡原因。我们把它们列举出来，是为了帮助读者认真思考不同国家涉枪死亡率之间的差异。
美国的枪支暴力发生率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中美洲、非洲和中东的 部分地区，涉枪死亡率还要更高一些——接近美国的心脏病和肺癌死亡率。在毒品战争肆虐的邻国墨西哥，每100万人里有122人死于涉枪杀人案——略高于美 国的胰腺癌死亡率。但枪支暴力问题极为严重的这些国家，在GDP、人均寿命、教育等其他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在发达民主国家中，美国是一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