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香港一间灯光昏暗的工业建筑内，千百本用牛皮纸包裹的书一摞摞堆放在货板上，足有一米多高。这些书里是一些有关性、腐败和谋杀的故事，就算是低级情色小说的资深读者看过，也会脸红。
不过，这些融合了谣言、猜想和纯粹虚构内容的作品，编造的是有关中国精英阶层的故事。其中一本《总书记的八段情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不少风流韵事，包括他与一名电视主持人的私情。另一本则称习近平的妻子被这些情事激怒，夺取了丈夫手中的权力。
在美国，这样的书会和超市里的八卦报刊摆在一起，消费者大多也只是将其当做娱乐。而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它们是禁果，会受到大陆来的游客兴奋地抢购，这些人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有关自己国家领导人私生活的八卦消息。
一家出版公司在香港的仓库里堆满了有关谋杀与色情元素的书籍。
这些书奇怪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压制言论的行动有多么成功。在大陆，这些书是被禁止发行的，在那里，有关政治和政治人物的信息都受到严格控制。哪怕只是被发现持有这些书，一个人也可能被警察带走审问。
然而，在司法系统独立于大陆之外的香港，书商把这类违禁书变成了利润丰厚的生意。因为大陆存在信息空白，这类书反倒有了某种可信性。
比如，中共的宣传机构一直将习近平及其妻子塑造成一对恩爱的第一夫妻。可是，官方媒体越是大肆宣传习近平和妻子 的爱情故事，“有些人可能就越是想买那些标榜自己讲述了背后真实情况的书来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杰弗里·瓦瑟施特伦(Jeffrey Wasserstrom)说。
现在，这些书商陷入了真人惊悚剧之中。
自去年10月起，巨流传媒公司(Mighty Current Media)的五名成员相继失踪，上述两本有关习近平家庭的书籍就是由该公司出版。其中有一名是英国公民，他于12月30日最后一次在香港被人看见，几周后，中国警方确认他人在大陆。
巨流传媒大股东兼出版人、瑞典公民桂民海(Gui Minhai)也失踪了。三个月后，他在中国官方电视上现身，称自己是自愿放弃他在泰国一个度假公寓内的生活，返回内地，目的是为2003年的一起酒后驾车致人死亡案件接受惩罚。
另外三名书商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中国南部，香港政府周四表示，他们目前在大陆被拘押，罪名是参与了“非法活动”。据称他们的案件与“一名桂姓人士”的案件有关。
这些人的失踪让整个香港都紧张起来。当局仔细查看了画面模糊的监控影像，研究这些人失踪之前的只言片语，寻找线 索。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了街头。香港领导人一边试图安抚受到惊吓并要求给出解释的香港居民的情绪，一边又努力让自己在北京的“大老板”满意。连奥巴马政 府也在本周介入进来，呼吁中国政府给出解释。
整个过程中，北京基本上一直保持缄默，让此事变得更加诡异。
巨流传媒的出版人、股东桂民海为瑞典公民。他先是失踪，后又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上露面，宣称是自愿返回内地接受当初犯下醉驾致人死亡案件应受的惩罚。
这些人失踪的确切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几名业内知名人士和一位经常与大陆官员打交道的政治圈内人士表示，这些出版人最有可能是被一心维护习近平名声的积极的安全官员偷偷带走，尽管习近平本人可能并不知情。
“打着维护习近平权威的名义，无所顾忌，”明镜集团创始人何频说，该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也出版在香港销售的中文八卦书籍。“抓巨流的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香港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一些八卦机场读物的销售那么简单。很多人担心，大陆对香港的影响正日渐加深，而在这个城市里，公民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本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这五位失踪的书商里，有四名是香港居民。
“它可能已经在香港民众中引发了寒蝉效应，尤其是在出版领域，”香港大律师工会理事会成员、基本法专家罗沛然(P. Y. Lo)说。“这绝对不是个好兆头。”
失踪事件也使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陷入了不得不为这些书商辩护的艰难处境，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书也就是一些不堪入耳 的谣言。这与上世纪80年代，《好色客》(Hustler)出版人拉瑞·弗莱恩特(Larry Flynt)与牧师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在最高法院打官司时，美国自由言论倡导者一边嫌弃前者，一边为他辩护的情形一样。
“不幸的是，中国大陆没有这种言论自由，”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廖天琪说，该组织对书商失踪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但如果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些人就会滥用这种自由，桂民海就是其中之一。”
巨流、明镜和夏菲尔之类的小众出版机构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
他们用廉价纸张印制平装书，每本售价可以高达20美元。香港、新加坡和台北的小书摊上，以及迎合大陆游客的书店里都摆满了这类书，它们在这些城市的机场里尤其泛滥。
书的封面往往非常吸引眼球。比如巨流出版的有关习近平妻子彭丽媛的那本书，使用了一张慈禧太后像，脸替换成彭丽媛。慈禧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末期的令人生畏的统治者。另一本有关令计划的书，封面上方印着向下流动的鲜血。这本书称，之前在北京担任相当于白宫幕僚长职位的令计划，曾在美国卷入一起谋杀案。
与出版令中国政府不悦的书籍有关的五名人员失踪后，抗议者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这些出版商雇佣作者大量炮制此 类书籍，通常一个月就能出一本，有时甚至一周就行。流亡国外的前人权律师刘路（音）曾写过大约30本这种书，包括前面提到的有关令计划那本。他解释说，桂 民海会给他打电话布置任务，通常只给他几周时间去写一本书。他曾遇到的最短期限是15天，他说那时候他几乎不眠不休，全身上下都感到酸痛。
他说，每本获得市场成功的书可以为他赢得3至5万美元的稿酬，版税标准大概是销售收入的10%。曾经有一名律师朋友找到他，提出如果他不写某一本有关中国国家主席的书，就给他30万美元。他说他拒绝了这项交易，尽管他当时并没有在写那么一本书。
刘路表示，他写的书是有事实依据的。他会在网上搜寻相关文章、文件和其他公开发表的资料。不过刘路承认，他没有进行过采访，也没有什么信源。
他现在有点担心，不敢去香港。“在美国还是很安全的。他没办法来美国抓人绑架，”刘路说。“就是通过关系传送一下信息不要怎样，只能这样。”
桂民海的公司巨流传媒无疑是出版此类政治影射和政治阴谋书籍最多的公司，按照大多数人的估算，其数量可能超过所有此类图书的一半。
尽管巨流几乎所有高层员工都已失踪，但该公司依然在供应图书。最近的一个下午，一名年轻人用一辆液压车从巨流的 仓库里运出大约500本书，要送往香港机场和澳门的一个书店。这些书的零售价格总计约9000美元。还有数万本这样的书堆满了整个仓储场所，每摞将近到人 的胸部那么高，还挡住了房间两个出口中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桂民海——朋友们都叫他阿海——是一名颇有志向的诗人。据大学时就认识他的朋友贝岭为其撰写的回忆性文字描述，随着西方文学和政治理论大批涌入中国校园，桂民海也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沉浸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兴奋中。
“文学青年的结识是以诗当名片，以诗自荐，”贝岭在为独立中文笔会撰写的讲述桂民海失踪事件的文章中写道。
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桂民海去了一家国营出版社工作。大概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前后，他离开 了中国，并于90年代取得瑞典国籍。他还在瑞典的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继续专注于文学，同时也进行中西方比较史学研究。
在铜锣湾书店前跪拜的人。这是香港排名前列的一家主营中国政治书籍的零售商店，被出版公司巨流传媒购入旗下。李波失踪后，书店一直大门紧闭。
到了2006年，桂民海已转向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的耸动图书。贝岭写道，他产量很高，一个月就能炮制一本出来，在香港的餐厅里一边吃着点心一边使劲地从来访的内地信源那里挖消息。
2012年，桂民海协助创办了巨流传媒。两年后，这家出版公司收购了香港排名前列的一家主营中国政治书籍的零售商店——铜锣湾书店。巨流的一名英国籍编辑失踪后的五周里，这家书店一直大门紧闭。
这一行业遭遇麻烦的警示信号几年前就已浮现。
习近平准备于2012年执掌共产党大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启动了遏制这类政治书籍在内地传播的行动。从北方的内蒙古到南方的广东，各地均发布通告，讲述如何防控香港出版物的散播。
到了2013年底，中国当局拘捕了来到内地的出版商姚文田。当局称其走私非法化学品，并在2014年判处他入狱10年。他的儿子那时表示，他正筹划出版一本批评习近平的书。
去年10月，也就是巨流的四名员工消失的那一个月，针对桂民海等作家的书《婆娑谍影》在香港问世。书里指责其中多名作家充当外国政府的间谍。
文中写到，作为编写中国政治八卦书籍的“牟取暴利者”，桂民海“堪称首屈一指”。书中还宣称，桂民海发假誓称曾参加天安门民运，因而获得瑞典政治庇护。
去年12月，一群书中人物撰写公开信呼吁将《婆娑谍影》下架。本报无法联络到推出这本书的东方时代出版社置评。书中刊出的东方时代的地址是一个邮政信箱，还带有电话号码，但相关地址并不存在。
去年底，巨流的出版人开始失踪。三名员工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10月份在华南地区，不久前证实他们被羁押在内地。同样在10月，桂民海从泰国芭提雅的自家共管公寓消失。
流亡海外的前人权律师刘路（音）曾写过大约30本这样的书，其中一本揭露了一起谋杀事件。正是桂民海给他分配了撰写这些书的任务。
到了12月底，巨流的编辑、英国公民李波在香港街头失踪。同样蹊跷的是，几天之后他出现在了陆港边境线的另一边。亲朋与同仁表示，他很可能是遭到了绑架。
李波的妻子蔡嘉苹(Choi Ka-ping)是巨流的股东之一。她收到了一封信，并称里面是丈夫的笔迹。信中表示，他正在协助中国警方。之后，她撤销了在香港提出的李波失踪调查申请。
对李波失踪的这番解释令香港许多人难以置信，包括多名亲民主阵营的立法委员。李波的旅行证件留在家中。而且，他近期告诉香港的《南华早报》，因为避免去内地，他觉得自己不会遭受与同事一样的命运。
这些书商的遭遇让香港民众团结到了一起。1月10日，数千人聚集在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外，抗议这些失踪事件。其中一人用红色尼龙绳将自己绑了起来，末端是个套索。他的嘴巴封了起来，象征着香港的自由受到了侵蚀。
2014年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周庭(Agnes Chow)发布了一则有关失踪事件的视频。“过去，我们是安全的，因为我们住在香港，不是中国大陆，”她在视频中表示。“我们觉得，香港再也不是香港了。”
客人还是会光顾主推这类书籍的小书摊和商店。在位于九龙的天星小轮渡口，书商陈先生表示，他每周能卖出大约15本。
不过，人们可以察觉到这一行日渐凋零的迹象，就算并不那么明显。巨流的新书已经供应不上。天星小轮渡口附近的书摊短短几个月前还有这些书卖，如今却没有了它们的踪迹。书商陈先生说，“可能是卖完了。”
人民公社书店是香港出售禁书的最知名的商店之一。一名店员表示，巨流的人失踪之后，这里的生意并未变差。不过这名姓毕的女店员称，近期有不少访客似乎是中国的国安人员。他们很容易辨认，她说：“他们个子高高的，从来不买东西。”
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人鲍朴表示，鉴于各方面的压力，他可能会调整生意。新世纪出版社推出的是更具权威性的政治书籍，但它们同样遭禁。撇开失踪事件不谈，中国政府还拥有香港最大的一些书店企业，而它们即使存有禁书，也少得可怜。
“我想我们基本是完了吧，”鲍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