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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0月26日在西安城墙上跑步之后，10月27日，Facebook（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又来到了大雁塔，此行的目的是祈求世界和平与家人健康。 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上晒了一张自己在大雁塔拜佛祈福的照片，并称自己的妻子是一名佛教徒，而佛教则是一个充满哲理，令人惊讶的宗教。他已经从中学到了很多，并希望可以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有意思的是，扎克伯格提到的“Wild Goose Pagoda”，如果直译为汉语，应该是“野鹅塔”而不是“大雁塔”。
由于在英语里不分鹅与雁，“Goose”的本意是鹅，但通常引申为“像鹅一样臃肿的，摇摇晃晃的傻瓜、笨蛋”，完全和大雁塔搭不上边。这样的翻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不少游客诟病。所以有不少网友和专家建议，不如翻译为“Da yan pagoda”， 这样既好记，又不失原味。 但也有专家认为，像大雁塔被翻译成“Wild Goose Pagoda”，是一定历史原因造成的，很早就已经被世界知晓，成为约定俗称的叫法，更改也没太大必要。 
今日出刊的《中国时报》报导，黄坤今年初以腰伤为由，声请保外就医来台；由于他在香港捲入诈骗、洗钱案，骗了香港富豪不少钱，才会被黑道盯上。 报导指出，黄坤就医期间，住的是每天3000元的头等病房。担心自己安危，他连菸瘾发作都不愿离开病房，在房里抽菸。
海外独立媒体网站发布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纪录片，他在去年9月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终身监禁，纪录片说出伊力哈木设立维吾尔族网站，以和平理性方式让外界了解新疆的维吾尔人，并阐述他争取维族自由表达的权利。
美国民间独立媒体《中国改变》（China change）周一发布伊力哈木的纪录片，长约半小时，内容包括美国笔会、国际笔会、维吾尔人权项目、中国异见人士胡佳、伊力哈木女儿及学者朋友的访问，并结合两间美国媒体及西藏女作家唯色对伊力哈木的访问。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欧亚研究教授Elliot Sperling（施佩林）在纪录片表示，伊力哈木是公共知识份子，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维吾尔族知识份子。他的志愿是争取自由表达及文化表达的权利，当局曾 保证有此权利，维吾尔人感到被歧视。他特意设立“维吾尔在线”中文网站，令汉族人明白新疆发生的事情，以及当地人的想法，成为维吾尔人及汉族人之间的一种 对话方式，而最重要令中国人明白维吾尔人的感受，他想建立此平台给中国读者。
作为伊力哈木的朋友，施佩林指出，早在2009年7月，新疆发生暴乱，部分人事后失踪，伊力哈木寻找这些人，把他们的照片及名字放到网上，他不是幼 稚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会有危险。据大家所知，伊力哈木是其中一名不主张分裂主义及独立的维族学者，当局逮捕一个尝试透过与中国知识份子对话的人，实际上对 那些看不见维吾尔族未来的人火上加油。
美国笔会会长Peter Godwin（戈德温）则指出，数年前，他创立“维吾尔在线”，他想以此作为桥梁，用理性及和平的方式解除汉族与维族之间的隔膜，但中国当局认为该网站存在威胁。
纪录片内有数段独立记者及外媒的访问，伊力哈木对新疆维吾尔族在中国统治下产生的问题以及他对政策的看法。
伊力哈木指出，新疆维吾尔族过去10年，生活在空虚状态，维族人怕说话，担心可能被逮捕，这种压力是直接的，例如当局经常检查维族所住的房子及租住 酒店，强迫这些酒店及房东不要租给新疆维族人，新疆维吾尔族的不满是全面的，宗教、语言、文化政策包括城巿改造、评干部的政策，以至服装政策等，对维族的 排斥及歧视是系统性。
此外，新疆存在一种倾向，反恐问题扩大化，以反恐名义掩盖其他矛盾，包括地方政府极度无能，当中维吾尔部门的无能。他指﹐其实新疆主要矛盾不是反恐 问题，也不是恐怖主义问题，主要矛盾是权力问题，权力不平等，权利被利益集团拢断，他很担心政府在这个时候不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是强调反恐，把这个放到国 际合作组织上，他担心这恶化维吾尔人将来的处境，也恶化政府与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关键在政府应该反思，如何跟老百姓打交道，不管汉族、维吾尔族， 怎样尊重老百姓、尊重民意、尊重时代发展的潮流。
他又认为，政府不应该高压，要做的是治理好自己，治理不好国家，若改变不了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不尊重其法律权利包括民族权利，维吾尔族与政府的矛 盾愈渐突出，他相信将来维吾尔族零星抗议事件，将来可能形成一种运动，过去60年没见到，将来面对愈来愈团结的民族。如果政府不改变对新疆的政策，愈来愈 多维吾尔人可能选择跟政府对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伊力哈木在访问中亦谈及自身安全问题，并早有心理准备将被判重刑。他指出，以他一个人的生命去捍卫自由，这是幸褔及骄傲的事情，但唯一牵挂是母亲和孩子们。若是判死刑，他有心理准备，这也许是为其民族付出的代价，虽然把他送进去，可能引起更多人对其民族的关注。
纪录片结尾部分，中国异见人士、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指出，伊力哈木的命运，其实就是维吾尔人的命运，在这个维吾尔人他们表达善意，想在这个民族平等 的氛围中，想要平等及有尊严地生活，但看到中国共产党给予什么待遇﹖—一种假想敌的待遇、长期压制和军管式的待遇，汉人中有许多是理解及支持他们的， 希望两个民族和谐共存在这个大家庭，这也是伊力哈木的理想，最能帮助伊力哈木，便是维护这个理想。
本台早前报道，伊力哈木家人10月15日曾到新疆乌鲁木齐探监，伊力哈木向家人提及要申诉案件。
其代表律师刘晓原周三（28日）向本台表示，伊力哈木的家属暂时未找律师谈申诉事宜，可能仍未进行。不过，案件申诉可用家属名义或伊力哈木本人提出，伊力哈木早已透露申诉到底。
他又指，判无期徒刑的案件，申诉成功推翻原来判决不容易。按照法律规定，无期徒刑判决生效两年后，法院会改判有期徒刑，一般减为20年刑期，伊力哈木案在去年11月21日上诉维持原判，由当天起计算，两年后法院会改判有期徒刑。
刘晓原说：二审宣判之前，一审判了无期以后，他说过案件将来他要申诉，因为他对判决不服，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分裂国家。
中央民族大学前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去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北京及新疆警方带走及抄家，2月20日，乌鲁木齐巿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伊力哈木，9月23日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等。同年11月21日新疆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美国表示将改变在伊拉克及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战略，包括直接地面攻击的使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将会增加对“高攻击价值”目标的空袭行动。
观察家表示，卡特的评论反映出，美国承认打击武装势力的行动没有取得积极进展。
另外，美国表示，伊朗将会第一次被邀请到国际会谈上讨论叙利亚战争。卡特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评论的时间，是在美国与伊拉克联军于伊拉克营救了约70名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挟持的人质的一周之后。
“我们不会停止支持有能力的合作伙伴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机会，也不会停止不论是空袭或是直接地面攻击的行动。”卡特在这段发言中使用了伊斯兰国的另一个称呼法。
“我们预期会加强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包括加入额外的美国和联盟空军，进行更强大、更高规格的空袭。”卡特说。
“我们的智能装备进步，因此行动将包含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高价值目标物进行攻击。”
由美国领导的联军自去年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展开对伊斯兰国的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此行动的目的是要“打击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
虽然奥巴马没有承诺派出地面部队到伊拉克，但在伊拉克，美国大约派出3500名军人训练伊拉克军队，也有起到少部份防卫作用。
俄罗斯在上个月展开对叙利亚的空袭，俄罗斯表示，空袭是要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抗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武装份子。
但美方强烈谴责俄罗斯的行动，认为这只会将更多焦点放在反抗武装势力身上，并让极端势力升温。
卡特表示，对伊斯兰国的攻击行动将会集中在武装份子在叙利亚境内宣称的首都拉卡（Raqqa），以及伊拉克西部最大省份安巴尔省（Anbar）的省会拉马迪（Ramadi）。
但他没有说在何种情况下美军会进行自己的地面作战，“不过一旦我们派出部队，没有什么目标是我们无法达到的。”
在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说，目前还不确定伊拉克领导人是否会出席本周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
美国、俄罗斯、阿拉伯及欧洲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员都将参加此会议。
伊朗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并且被认为在过去四年来花费超过数十亿美元支持阿萨德政权，向他提供军事专家及替代武器，还有提供贷款和石油的线路。
黎巴嫩真主党将武装份子送往叙利亚去援助支持阿萨德军队的决定，也被认为对情势有很大的影响力。
叙利亚亲西方反对派以及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军，长期以来都反对伊朗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角色。
BBC外交事务记者詹姆斯•罗宾斯（James Robbins）说，美国官方肯定不会欢迎伊朗加入叙利亚会谈，但现在也只能容忍伊朗的参与。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本周一开幕，大批访民前往北京请愿，其中还包括上万名从全国各地赴京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理财产品的受害人，至本周三，已经有近3000人被警方抓捕、遣返、软禁。还有更多的投资者则是在进京之前，就已被拦截。
北京正在召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万名泛亚投资者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彻查云南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涉嫌欺诈”的事件。但遭到严厉打压，至本周三，已经有近3000人被抓捕、遣返、软禁、拦截。
此次赴京上访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应先生周三告诉本台，周日晚，他在与数十名全国各地的组织者在北京某酒店开会时，遭到警方破门抓捕。
应先生：“第一天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人就被一起端掉了，我在的那一天有八十多个人，第二天的人不得了，几十辆大巴全部装满了，一批批的人。据我 所知道的就有上千人，我是昨天被遣返的，今天还有，我是昨天上午八点钟被逮捕，下午两点钟被遣返回上海，据我了解有2700多人被逮捕，反正持泛亚账户的 哪怕你是去出差去北京的也全部被遣送回来，我们的泛亚账户变成犯罪账户了。”
应先生介绍，不完全统计，有万人响应号召赴京，许多人在住酒店登记身份证后不久就被警方带走，其中大部分被关在北京最大的关押上访者的久敬庄，有人还被强迫写书面保证，而绝大部分被“清理”的投资者在警察的监督下被送上了回家的高铁。
应先生：“我们要借助全国十八大五中全会的26号的召开（维权），25号全体受害者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近上万人进入北京。我觉得是很可悲的，国家 掌握了我们所有22万泛亚用户的名单和身份证信息，我们这次进北京只要是泛亚的账户，全部被逮捕送入久敬庄，或者被拘留，或呆在派出所里一个晚上，或者软 禁在酒店里。这显然是诈骗行为，而我们国家为了维稳把我们所有全体的泛亚账户的人给抓捕，所有的照片是我拍的，我们发起这种群体的维权行为不是说我们针对 政府，而是让政府彻查泛亚，我们是合理合法地上访，明文规定截访是不合法的。五中全会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群体事件的发生对于国家来说也是没面子的。”
约半年前，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被曝出因资金链断裂不能兑付，此次兑付危机涉及20个省市，22万人，约400亿资金。消息被曝光后，泛亚投资者在多 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追讨投资款项，但没有任何进展。本台9月曾报道，数百名投资者聚集在位于北京的中国证监会门外请愿，后遭到警方驱散。
被警告不许赴京的上海地区维权代表温先生告诉本台：“上海的服务机构是最多的，也是开的最大的，管理资金规模也是最多的，我们昆明也去了，北京也去 了，上海连受理都不受理，政府对这件事情上给老百姓的交代我们是不满意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这个东西云南省既然批准了它的金融执照，批准了交易所，那就 不是一般的贸易公司，也不是有限责任公司，应该是有监管和经营负责的，或者是牵头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去年证监会六月份已经是说了交易所风险巨大， 但是这个文件昆明金融办的网站上上午发布了下午就被撤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滑稽的事，我们也很好奇到底当中到底是有多少黑幕。”
有投资者在网络上发帖称，到目前为止，维权的投资者遭到疯狂的打压，各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不受理，全国数十万的受害者将会酝酿一次更大的行动。
这一运动由公安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法院和检察院联名，一般认为是由中央政法委或者国安委层面发起，虽然打着传播淫秽色情节目的名义，重点其实落在“国家安全”，官方显然认为网络电视，尤其是通过网络收看海外电视台“危害国家安全”。
官方称，生产、销售、安装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利用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实施传播淫秽色情节目、危害国家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文件要求，各级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
根 据该文件，所谓的“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主要包括三类：“电视棒”等网络共享设备；非法互联网电视接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内置含有非法电视、非法广播等 非法内容的定向接收软件或硬件模块的机顶盒、电视机、投影仪、显示器；用于收看“非法电视、收听非法广播”的网络软件、移动互联网客户端软件和互联网影视 客户端软件等。
根据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从事生产、销售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含软件），以及为非法广播电视接收软件提供下载服务，为非法广播电视节 目频道接收提供链接服务等营利性活动，扰乱市场秩序，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违法所 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按照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对于利用生产、销售、安装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传播淫秽色情节目、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还可根据其行为的性质，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实施上诉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新闻出版广电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构成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官方要求， 各地各部门接此通知后，应立即部署贯彻执行。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公安、检察、审判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打击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的“主动性”，加快查办工作进度，提供工作效率，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他们眼中的“杜叔叔”豁达友善，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丝毫不奇怪。“他既是操盘手也是策略家。”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的动机却是最朴素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10月11日一早，邓淮生来到位于北京木樨地的一处普通民宅，这是杜润生的家。眼下，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灵堂正中，摆着杜润生身着棕色西服、精神矍铄的遗像，杜润生生前常坐的沙发上，也摆了同样的一张，仿佛是坐在那里接待来客。
两天前的早晨，邓淮生接到朋友刘立强打来的电话，“杜叔叔去世了”，享年102岁。他意外地反问：“老人家身体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
邓淮生的父亲邓子恢、刘立强的父亲刘建勋，都与杜润生共同工作过，“是亲密的战友和同事”。在他们眼中，“杜叔叔”豁达友善，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战役——农村包产到户联系在一起，丝毫不奇怪。
“他既是操盘手也是策略家，”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的动机却是最朴素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四个自由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
在邓淮生的记忆中，杜润生个子不高、清瘦、脑门开阔，总是笑呵呵的，仿佛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最特别的是，吃饭时喜欢蹲着，这是家乡的标记。
1913年，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县， 14岁时，考上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7年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据说青少年时代，他便展示出才华，在家乡甚有口碑，以至于同样是山西太谷人士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想过把他招为幕僚，为此还专门找他谈过话。他拒绝了邀请，转而投入到拯救国家的运动中，很快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进分子，进而加入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杜润生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既有学识，亦有风骨，更有革命经验，30岁时，他已成为太行六分区的专员。
1947年5月，为实现“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逐鹿中原”的战略反攻设想，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为筹建中原局，中央从各地抽调了大批干部，其中就有随刘邓大军南下的杜润生。
那一年，他34岁，以中原局秘书长的身份，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上，并展开了以分田、分粮、分物为主的一系列土地改革工作。
由于战争需要，邓淮生一直与父亲分离，直到7岁，才第一次见到杜润生。他说父辈们的生活重心永远是工作，杜润生常在吃饭间隙就来找邓子恢谈工作，而对儿女的要求是，“大人的事不许问，大人的桌子不许碰”。
多年以后，邓淮生也开始研究文件报告时，才发觉杜润生是名极有效率的行政干才，是“能力很强的操盘手”。在中原局期间，杜润生担任秘书长，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安排整个机关的所有具体事务的执行。
一个中央精神传达，杜润生首先便要关心工作步骤的安排。比如，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今后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为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当时，中原局刚刚改组华中局，林彪担任第一书记，杜润生便向林彪提出了疑问：“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在城市，涵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进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农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目前是否以城市带动农村？需明确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
就这样，他以提问的方式，巧妙地提出了新区农村仍有遗留问题，同时也争取到了具体的工作方法：新区当前亟须把农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残余实力、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
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润生十分务实，非常注重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在中南局(1949年6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改组为中南局)推行土改时，他发现有的干部把遵守秩序分田理解为：把地主的土地收上来，再给贫农一分了之。为此，他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和平分田”的工作方法，并特意指出：反和平分田，不是提倡武斗，而是要经过阶级斗争，真正发动农民。最后，通过“减租减息”“反霸”等阶级斗争，顺利完成了土改第一阶段。
土改全面完成后，杜润生和邓子恢等人在中南局达成共识：土改之后，农民刚使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会要求独立经营；而在土改过程中，地主，富农都被消灭了，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尽快恢复，以医治战争的创伤。于是，中南局在1950年6月发表了《发展春耕生产十大政策》，其中提出：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买卖、允许雇工、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在这种宽松的政策指导下，当地的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多年后，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指四个自由)实质上就是由市场导向，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合作化风波
1953年1月，邓子恢和杜润生同时上调北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和秘书长。
一日，毛泽东约二人见面。毛泽东正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上岸后对二人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计划：在十至二十年内完成合作化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邓淮生说，这个提法使二人颇感意外，因为与之前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毛泽东曾说：搞社会主义，是在20甚至30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再从容地、不勉强地发起全面社会主义进攻。
性子耿直的邓子恢直接说：“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公告，作用还是好的。”杜润生则谨慎地回答：“现在到了春耕时节，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
杜润生并非不知道怎么发展。他认为，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转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依靠厂房，较易实现；农业则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而固定的，不可能把大家聚集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能靠直接的监管，要靠生产者的自觉。最重要的是分配问题，收获是在秋后，劳动和收益并不直接关联。
邓子恢建议杜润生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上报中央。杜润生没有把握，没有写，只是告诉了当时的农工部副部长陈伯达。陈不高兴地回应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提出，社会主义改革逐渐增速，但中国农村的状况却愈发不乐观，人口增加，返销粮增加，抗美援朝战争后西方对华封锁禁运，粮食购销开始出现问题。
毛泽东坚持社会所有制问题才是解决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在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两次批评了农工部在反冒进过程中“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邓子恢和杜润生曾主导推行的“四大自由”严厉批评。毛重申：“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民合作社成为必须执行的方针政策。
然而，合作社并没有解决问题。浙江省1954年有2000个合作社，1955年春时已达5万余个，但为迅速组建合作社，出现了批斗、处罚等情况，引起恐慌，最终导致1954年浙江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并出现了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
杜润生实地调研后，发现问题严重，在浙江发表讲话表示：能巩固的巩固；群众意见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要坚决收缩，“维持不下去的社，要坚决下马”。后来，杜润生因此被斥责为“要下合作社之马”。
此后，毛泽东与邓子恢、杜润生在合作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大的分歧是合作社的数量目标。毛泽东希望一年内成立130万个合作社，邓子恢则认为不能超过100万个，并因此被批判为像“小脚女人”， “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杜润生晚年回忆时说，“当时我睡得早，否则一定会在数字这个问题上，劝劝邓老，中国之大，计划空间也大，不必争这点数字，几年来事实说明定数字的任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过于拘泥。”
跟不上前进速度的邓子恢和杜润生最终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接受批评，承认了错误，接受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
不久，杜润生被调离了农工部，这个部门几年后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
“初步红”
本来要被贬去海南，但考虑到杜润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担任秘书长，几年后担任党组副书记。
彼时刚刚28岁的宋振能，在中科院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1956年，他在中科院大会上第一次见到杜润生，当时，杜润生和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一起坐主席台上。坐得有点远，宋振能看不清主席台，但被杜润生极具说服力的口才震撼了。“逻辑清晰，没有套话，不讲空话。”
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民盟几位领导成员写了一个有关科学工作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并提出一些建议，署名的都是有名的大教授：曾昭伦、华罗庚、钱伟长、千家驹、童弟周、陶孟和。这本是响应中央号召，但在一次有关单位的会议上，被认为是反党纲领，要将署名人员全部划为右派。其余单位均坚决支持划为右派，唯有张劲夫和杜润生，为中科院的几名科学家辩护。他们提出，陶孟和本来就是抱病，是被拉着签名的；华罗庚和童弟周也只是签了个名，没有反党言论，若划成右派，国际影响不好。就这样，把几个人保了下来。
之后，中科院党组讨论两次，由张劲夫向毛泽东陈述理由，征得中央的同意，凡是国内有名望的科学家，以及和钱学森一道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在“右派”问题上都执行“基本不划”的原则。
在中科院，杜润生主导形成的最重要成就是主持制定完成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该文件后来被形容为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简称《十四条》。
这一时期，正值“大跃进”，为克服困难，中央要求各部门拟定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以便形成共识，把工作做好。杜润生专门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研，了解基层科研机构的真实状况。他提出几项要求：抓典型、解剖“麻雀”；追根究底，寻找原因；要求调查人员每一两天写份简报，实时汇报进展；召集知名科学家，听询意见。
许多科学家在这样严肃的调查、宽松的讨论的氛围中，都讲了真心话，甚至有人在会议中拍了桌子。最终，反复讨论形成了最终的《十四条》。
宋振能认为，《十四条》算得上杜润生在中科院的三大功绩之首，不仅因为这份文件冷静、严肃地分析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还体现在其中的“破”与“立”，“动”与“静”以及对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的认识上。
比如，杜润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初步红”概念：“初步红”就是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没红透，但已经有点红了，因此，“初步红”的知识分子不能算是资产阶级。
不只如此，他又提出了一种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思路，认为在研究所里，应由党委领导，但到了研究室，负责领导工作的是学科带头人，基层党组织则承担保证、监督的作用。
《十四条》最终上报中央，并在通过后正式下达，直接促成了1962年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摘帽”行动。
宋振能当时并不知道，杜润生当时也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他回忆，他所见到的杜润生，总是面带微笑乐观开朗，极有活力，对工作则一丝不苟。
宋振能在杜润生领导下调研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简称“三十六条”)时，杜润生常和大家轻松地开玩笑，有空时，还去跳交谊舞。
“包产到户”破局
邓淮生再次见到杜润生，已是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杜润生已回北京。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张劲夫反党集团”，每个月只给11元饭钱，不准同家人见面。
邓淮生带着弟弟去看他，想了解父亲邓子恢何时能够被平反。杜润生丝毫没有对自己“待分配”的焦虑，反而安慰邓淮生，“不要急，慢慢来，放心，我的问题解决了，你父亲的问题也能解决。”
后来，杜润生亲自参与调查，调阅一切相关文件与电报往来，帮助邓子恢平反，恢复了声誉。
1979年初，杜润生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委，4年后，这个部门更名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杜润生以70岁高龄出任两个部门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这两个机构被撤并。
在此期间，他主持起草的“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为饱受争议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国农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邓淮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包产到户”并不是邓子恢或者杜润生发明出来的，他们只是忠实地为农民代言。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于1956年。由于对合作社不满，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拉牛退社”的风潮。在浙江宁波专区，退社户数占5%，想退社的达20%。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文章，题为《生产组和社员应该“包工包产”》，认为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每户社员等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后，这种现象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时常绝迹，但总是在政治风向好转时再度出现。
邓淮生回忆说，父亲邓子恢和杜润生都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多次下乡调研，试图为之正名。邓子恢还专门为此给毛泽东写过长信沟通。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指责他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同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批判成“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认为是“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邓子恢之后被撤职。“包产到户”也被彻底划入禁区，无人再提。
回到农委工作后，杜润生身边也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好言相劝，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另一种则认为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杜润生知道，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这场争论，这一次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
尽管中国任何一次改革都需要决策层的集体合力推动，但无人能够否认，杜润生在其中穿针引线、弥合分歧、寻找能达成共识的途径的努力。在杜润生看来，“只要多想办法，就一定能解决”。
文革后的中国，农业生产仍然严重不足，农民甚至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也严重短缺，以至于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邓淮生说，解放三十年了，还没有全面解决温饱，让党内高层十分焦虑。因此，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尽管会议决议仍然留下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但总体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属于“政策放宽”时期。
善于解决问题的杜润生，在正式将“包产到户”提到日程上之前，曾多次探寻过中央的口风。比如在与胡耀邦讨论水利建设时，试探性地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农业部调研人员向李先念汇报农业调研结论之后，他也私下问李先念，“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回答：“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1980年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分歧之大以至于讨论无法继续下去了。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种举重若轻的太极手法，具备一种神奇的魔力。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有过描述：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比如，在将“包产到户”精神写入文件时，杜润生以退求进，最后出现在文件中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在描述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所有制时，他想出的办法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们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也可以”。
此后，为了了解多样性，寻找出路，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实际情况，终于促成了中央政府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出台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目的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后来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有容乃大
与杜润生亲密接触的人，对他的共同评价是：有容乃大。无论是否同道，无论老幼，一律平等善待，包容共生。他甚至不允许别人称呼他为“杜主任”。于是，以他为模板，凡在西皇城根9号院农研所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所有人的称呼都变成了“老张”“老李”“老王”。对于他，则是亲昵而专属的用语——“老头”。
这种人格魅力，为他最后十年从政生涯赢得了巨大空间，也赢得了爱戴。以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为傲的后辈中，有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翁晓曦……2005年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一次市委开农村工作会议上说道：“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这正是20多年前杜润生一次讲话的翻版。当时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90岁后，杜润生便渐渐失聪，依靠纸笔与外界交流，后来，长年卧病在床。
但他并未放弃思考。他总结说，自己在80年代参与的中国农村改革只不过是些“便宜”的项目，如想再向前进一步，便需触动深层结构。
2000年，他为向朱镕基谏言的李昌平著作写序：“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乡土中国’……农民事实上已经沦为二等公民了。”
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乡土中国”和“凋敝的乡村”的全面关注还要再等上10年。所论述的不过是杜润生退休后反复强调的主张——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自由迁徒权，平等受教育权，减轻税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民主自治制度，鼓励农民成立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
但没有一个人如他说得那样真切而令人动容。200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牺牲的人中农民占大多数……中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为解放农民而奋斗，也就是为我国大多数人解放而奋斗。”
退下来后，下属们依然为杜老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房间不宽敞，堆满了书，需台灯常明方能融化一些灰暗。住院之前，他每天上午8时必定坐在其间一把躺椅上。有人询问这把躺椅上面镶嵌的可是玉石，老人家淡然回答：价钱不重要，但很珍贵，因为是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
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6日报道称，为防止发生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当军机飞行员在空中相遇时不做粗鲁的动作，双方要更文明。
该报道称，在中国领导人上个月访问华盛顿之前，美中“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完成了最新修订。新规则要求两国飞行员在空中相遇时保持安全距离，清晰无误地进行通话，并避免做出粗鲁的身体语言。“军机机组成员应该避免使用不文明语言，或不友好的手势。”
该报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两国军机在空中相遇时曾相互有冒犯行为，但这一修订表明，双方希望能够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故发生。报道援引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中国军事专家丹尼・罗伊的话说，“(修订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进展，因为这表明中国重视稳定和推动美中军事关系发展”。
徐爱生是谁？小伙伴们可能对他很陌生。他自我介绍说：“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中石油的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国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都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180多起案件。”
今天，刚刚就任中远集团纪检组长两月的他，因一则内部讲话记录流出红遍网络，而他的这番讲话也被视作展示反腐决心的“自绝后路”。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把讲话全文摘给大家学习学习。
开场白：刘志军是我送进去的
今天一是和大家见见面，二是确确实实我对中纪委同志的讲课寄予很大的希望，第三我想讲一讲具体的问题。但是刚才中纪委的同志没按我的要求讲，给我感觉是这一套谈话拿到哪大概都合适，令我很失望。听到中间我到楼上去，拿了一些材料，大家看到我把党章都拿来了。今天我争取在12点之前讲完，或者也有可能延长一点，大家稍微坚持把它听完整，好不好？
我是审计出身，但却干了二十多年的外贸外事工作。04年，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把我调过去，迄今为止我干了11年的审计工作，做了审计署四个司的司长，其中经历最长的是投资司司长，最后把我派到这（中远）来了。这当中（在审计署）查出不少大案子，包括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也有其他许多领导人是我发现并送进去的：中石油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都是我查的，国家电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是我查的，南方电网进去的两个老总也是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180多起案件。
刘志军案件是我在京沪高铁三年跟踪审计当中发现的。首先发现的是丁书苗，然后发现的老刘。但是我想讲的重点不是查案件的问题，根据岐山书记的要求，现在是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开个会，作为纪检工作的重点，把纪律规矩停在前面，抓早抓小。其次是查案件。这也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下面主要讲两点。第一：中远集团到底存在哪些廉洁风险和作风纪律的问题? 第二、该怎么做?
谈主体责任：
中远、中海合并方案只字不提党的领导
第一、党的意识淡化，党建工作弱化。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这是确确实实在中远集团严重存在的，而且是各种纪律问题、违法犯罪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6家央企巡视结果报告的讲话中，严厉指出中央企业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党的纪律松弛，顶风违纪突出，权力寻租盛行，侵吞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缺位，违规决策频繁等突出问题，并特别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在国企尤为紧迫。这次巡视发现的问题非常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党的领导弱化，全面从严治党没落实。央企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根本原因是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企业党的建设没有做到位，思想没有转变，重视不够，行动上抓的不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党组织机构被弱化，边缘化；二是强调企业特殊化，有的企业党委、党组长期不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部只是摆设，对违反八项规定的“四风”问题熟视无睹，依然存在公款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比阔气、讲排场、奢侈浪费问题严重。纪委监督执纪严重缺位，有的纪检部门甚至有要求无动作，有部署无检查。
我举个中远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远、中海要合并，一个星期前吧，两位董事长，带着我们集团的党组成员，在一个小宾馆开了一个会议，将两个集团花一个月罗列出的一个所谓合并方案进行汇报。马泽华（中远董事长）同志明确指出，当天下午只能听汇报，不发表意见。我看了这方案以后，当场就想冲着两位董事长质问。马书记明确说：“明天上午，两个集团领导各自开党组会听取意见”。很好，咱们讲组织，讲纪律，现在有要求先不说。
第二天，中远党组讨论方案的时候，我第一个发言，我问马泽华同志，你和许立荣两位老总在起草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记得你们还有一个身份，党组书记！记不记得？你给我看的整个方案，通篇没有一个字来强调深化国企改革当中强化党的领导的东西。方案里面只字不提党的领导问题，只字不提党委、党组如何加强领导问题，只字不提党委、纪检组如何加强监督的问题，一个字都没有，这是什么改革？你们有没有看过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要加强党的领导的文件。你身为党组书记，你是严重失责，必须做出检查。李云鹏（中远总经理）跟我讲，中远党组成员迄今没有一次党组会这么开，敢于公开指责党组书记。我对他说很简单，从现在开始常态化。如果有类似问题，这种事还会有，如果问题严重，我会立刻向中组部、中纪委反映。我当时就要求马泽华同志，你必须立行立改，否则我就履行我的监督职责。我说你是否认可我说的这些，马泽华同志表态，诚恳接受徐组长的批评。我举这个例子大家明白了吗？什么叫做党的弱化，党建意识的淡化。身为党组书记，两个企业合并的重大国企改革方案当中，居然只字不提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监督。看到了吗？我今天不给你们讲大道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党的意识淡化，党的建设弱化在中远确确实实存在。
第二，管党、治党企业可以松一点，宽一点，也确实存在。包括在座的，总觉得我们是企业，制度宽一点。上个星期天，我们移送一个案件，检察院要求调这个企业的会计账目。就因为这么一件检察院履行司法职责的简单工作，阻力非常大。有党组成员就跟我讲，这还得了啊，我们是企业。就这件事情，我反问，我说你要干涉司法吗？这点法律知识没有吗？检察院有它的法定程序、司法程序在里面，我们要干涉吗？另外，凭什么查案件当中只能查本人不能查别人？到今天还有这种谬论，还出自我们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他说，这是红旗啊，这还得了啊？我就跟他讲，天会塌下来吗？周永康都被抓了，没想到他会垮台啊，他是政治局常委，还管公安的呢；两个军委副主席被抓起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垮下去啊，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就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谈利益链条：
刘志军有后台也一样进去
十八大前开始怀疑廖永远
办案得罪国安部副部长马建
高租金船等 “四资一项目”重大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廉洁风险。巡视里面讲得很清楚。大连船务的投资损失加起来几百亿。由于这些重大决策失误、管理上的失误、经营上的失误，差一点使中远翻船。
高租金船“四资一项目”问题还涉及到一系列犯罪违法问题，目前正在要求各单位，正在追责。我明确告诉你们，你们报上来的东西没有几个到位的，绝大部分不合格。下一步我会通知你们，必须追责。有的同志提出来，你们党组谁追责？我今天以我的党性告诉你，你追你的责，党组我来负责，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第三方业务问题。这个比例非常高，我搜了一下巡视组佟组长的讲话：第三方业务的比例占我们整个业务的92%，要这么高吗？有这个需要吗？目前出来的数据显示，总共的经纪人货代、第三方中介的有21867个，两万多人。目前明确禁止的有56家，其中包括集团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的妹妹等等，全在禁止之列，现任党组书记、前任党组书记都存在，全在这56家禁止之列。这个问题不抓行吗？你们作为纪委书记你们自己琢磨琢磨，从党性、从良心，你们琢磨琢磨，该不该抓。这再不抓，中远还会好吗？我今天给你们带个头，我不怕得罪人。这是我给你们讲的，怎么做纪检工作。03年我第一次见李金华审计长，李金华说，我倒希望你到审计署来，中国审计要和世界接轨，后来真去成了。我不是学会计，也不是学审计的，是学国际贸易的。我上班第一天，李审计长给我提了要求，跟我讲了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一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二是自断后路，三是全得罪总比不得罪好。我做11年审计工作，始终牢记这三句话。大家都知道，刘志军上蹿下跳，大家都知道他有后台，不照样也进去了吗？谁来说话？谁敢出来说话？10年、11年，两个审计反映廖永远违法违规问题，上报中纪委，对廖永远的怀疑查处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在查电网的一个案件中，得罪了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他气势汹汹地冲着手机说，警告我不能再查，说你所查的人是我们安全部在下面的线人，受我们保护。我毫不客气地问，请教马部长，你是老国安吗？中国哪一条法律规定，你安全部的人员，包括线人，违法不受法律追究。请你告诉我，如果有，你拿出这个证据来，我就立刻收手、收兵不查。我说我审计署就一条，以法律法规为准则。他说没有，明确告诉我没有，但是他为了国家安全。我说马部长，你不愧为省部级干部，你水平比我高，你讲的对，你是为国家安全。我说马部长，但是你忘了，我也是为了国家安全，我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马部长我明确告诉你，你拿不出法律规定，我照查不误，随你便。有的同志包括中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你别得罪他……半年之后，他进去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这个纪检组长不怕得罪人。清理第三方业务等6项专项整改，每一项都碰到巨大的困难。但我告诉我们的纪检人员，必须全部做到，谁敢阻拦试试。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搞6项专项整改。别以为8月12号报告交出去以后就完成任务，万事大吉了，这是典型的走过场。报告出去了，从宏观上我们开了多少会议，处理了多少人，但是不是真正按中纪委要求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没有。第三方业务如果不查，还会有一批干部倒下去，中纪委、中央巡视组对这个问题讲的非常明白，这是利益输送的问题，必须斩断这个利益输送的链条。
谈职务消费“总书记都知道你们打高尔夫”
打高尔夫的问题，你们听听这个数据，最新数据。你们报上来的所有统计数据，13年198人，涉及8个单位，打球118次，费用总支出335万；14年，83人，6部门打球461次，花费115万；15年，4个人，5次打球，费用支出1.68万。从上面数据看，好啊，在逐年下降。我要提醒的是，八项规定是少一条都不行。
管党治党没有例外，没有什么央企例外。总书记在听央企巡视汇报的时候，立场很清楚，14年打的是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从严治一下。你要这么看，这个数据就严重了。13年14年两年都打的53人，780次，费用194万；13、14、15年三年都打的4人。
我在国外常驻了很多年，从未听说过国外有一个企业，用企业的公款可以吃喝玩、打高尔夫，不可能！就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能够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你们去打听打听，我在外面常驻的时候，也有请别人吃饭，政府部门请吃饭，你要讲清楚，徐先生对不起，我是个人掏钱。还有的饭是到家里请，自己掏钱。我常驻国外有四年，没碰到过一个用公款请我吃饭的人。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算了，不用如此，你到我家简单也是如此，心意。前段时间网上公布了一则消息，我看了非常震撼。新西兰，说实话，新西兰我去过几十次了，一个部长很有可能要接下任总理的，就是因为周末要在家里请客，下班的路上路过一间酒店，他想买两瓶红葡萄酒，便于周末在家里请客吃饭用，进去选好了，付款的时候发现没带私人信用卡，只有一张公务卡。公务卡不是让你买这个东西的，这个不能拿公务支出。他琢磨了一下，最后还是划了公务卡，支付不到1000新西兰币。周一上班，心里还是有些慌，最后还是报销了，以买办公用品报了。过了一段时间，赶上审计。新西兰审计署发现这个票不对头，一核不对，买了两瓶酒。就这么一件事情，导致严重腐败。你们再想想他要在用公款吃喝，能吃的完吗？能用公款打高尔夫吗？
我明确告诉你们，关于公款打高尔夫的处理问题，我跟纪检部讨论无数次，怎么处理。这里面有个难题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们，有的单位在信上、说明上提出来，中远集团党组14年9月9日才在大调度会上公开宣布不允许用公款打高尔夫。因为在此之前确实，我们党组领导同志，包括党组、纪检组的同志都讲过，商务是可以打的。你们谁负责？有的同志说，你们现在查我，那老党纪说的，有些单位现在明确提出来。我不能说你们单位的话提出的错，没错。确确实实，这也是事实。所以，鉴于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党组、纪检组的部分同志，我告诉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人，我费尽心思。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今年巡视整改公告，你们看到最后一条画面了吗？6项整改结束后，针对专项整改中发现的问题，开好民主生活会，深挖思想根源，健全制度规范。我今天告诉大家，这是中纪委某位领导写的，不是我写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包括6项整改当中党组层面发现的问题，我会在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明确点名讲出来，党组民主生活会中组部、中纪委、国资委都会派人来。难道我们党组的同志不要负这个责吗？
经我核查，在公款打高尔夫的问题上，党组、纪检工作组是认识不到位的，导致中远公款打高尔夫的盛行。用习总书记的话，14年以后仍然用公款打高尔夫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党组要认真研究，严肃处理。如果按总书记的这个话，你们看要处理多少人？ 但是你们下面有反映：不买账，不是我的责任，你们党组决定的事。我已经查实，也确实有这个事情。但是马书记跟我讲，没有答应过公开打高尔夫。那么我说，所谓商务打高尔夫是个什么概念？您能给我解释吗？这是你们自己说的嘛。
中远的风气，中远公款打高尔夫，其恶劣程度，已经让总书记都知道了。我们巡视组组长在汇报中远打高尔夫的时候，讲到林铁升13年、14年继续打。林铁升14年1到9月份用公款打高尔夫的金额超过13年的整年。就在这个时候总书记插了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一天我陪马书记去国资委强卫东书记那里汇报，强书记怒火万丈，公开指责马书记，你们不是跟我几次报告说公款打高尔夫解决了吗，没有了吗！你们的前任组长宋大伟不是跟我报告解决了吗，没有了吗！怎么会这样！给我解释清楚，不用说谎！连总书记都知道你们打高尔夫，搞的都出名了，什么叫都解决了！今天我把这些话告诉各位纪委书记，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远目前的状况。一个公款打高尔夫的问题如此严重，现在什么形势？到现在有的思想还是没有整到位，还是认为我们是陪外国人，境外应该松一点、宽一点。
我还是那句话，你是什么年代？有没有脑子？有没有看到外国人公款请你打球的，有没有这个事情，有这个事情吗？你举个我听听。 没有脑子啊。
公款旅游的问题。我就不再读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我讲讲最近通报的中远空运的问题。今天中远空运的纪委书记来了吗？全系统通报，昨天中纪委网站也通报，登出来了。在这里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什么形势？这个当中，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是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该给我们的纪委书记竖竖规矩了。
我到了中远出了一次差，跟马书记、前任组长宋大伟同志到上海。那天傍晚到，吃完中饭走的，到那去跟我们巡视组组长汇报整改第一稿。那次汇报很不成功，等于是退回来了，说虚的太多、空的太多、假的太多，大话太多，回来重改，具体我就不说了。我发现一个细节问题，我刚进门，坐到远洋宾馆，房间的桌子上红酒、水果、干果一大堆。红酒搞的很专业，上边还裹着餐巾布，杯子，一打开就喝，有的人告诉我这是习惯。我当时很不高兴，说全部给我撤掉，以后不能重犯，再有一次，我对你们总经理、党委书记包括纪委书记追责。吃饭，菜准备好了，凉菜摆上，6个凉菜吧，是吧，我说全部给我撤掉。吃饭，我们是6个人，很简单。我说如果你们不吃，我走，我是上海人，上海出生长大。你们的远洋宾馆周边走路不到五分钟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说你们不吃我走，我到外面去吃碗馄饨就够了。上海就有个特点，小吃很多，凉菜全撤，我们最后每人定了一碗馄饨汤面，后来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菜，一个是南瓜炒山药粉，另外一个凉菜，我买单。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作秀，这是规矩，请这一单开始，这就是规矩。以后任何人出差，包括集团领导人，再敢用这种招待，我追责，我通报，不信你试试。
所谓跟国际接轨，难道就是喝红酒、打高尔夫、陪夫人公款吃喝玩乐？这就是跟国际接轨？动动脑子啊，你们有没有真正学到国外管理上的精华，就看到这个表面的东西，开会带夫人，出差带夫人，公款打高尔夫。你就打70多洞有什么了不起啊，能喝点红酒又能怎么了，非要去搞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有什么用？显得你很绅士是不是，很懂行？能不能学点内在的东西。我告诉你，你去学日本人的管理，中国人学不回来。中散老是连年亏损，说是有客观原因，对，我不否认有客观原因，但是日本人的散运为什么到现在挣钱？研究过吗？有没有去研究？这么困难的情境下，同样面临世界这么恶劣的经济形势，它为什么能挣钱，你为什么就不能挣。研究过吗？
谈特权
领导干部凭什么可以到龄不退
执行退休政策不严格问题。可能觉得很可笑，这也成了问题了。我告诉大家很严重。巡视报告也都看了，今年上半年，中组部干部监督局也专门调研过，有很大的问题：到龄不退的问题。巡视组也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我今天告诉大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执行不了，改不了。
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到龄不退休什么身份，全是领导干部。我从来没看到一个普通员工到龄可以耗着不退休，没有。那么我请问，为什么，凭什么？我们中层以下的干部，有人公开跟我讲，你当纪检组长必须告诉你的纪检组员，执法执纪必须平衡，一碗水端平。我就说有人执纪执法，有人不执纪执法。尽管语言很不客气，但我很感激这位同志。为什么你的领导干部就能到龄不退?
中组部今年上半年调查完以后，给了中远一个报告，其中关于到龄不退问题是这么写的：到龄不退问题，尽管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其实质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的问题。我到了中远我才明白，原来我听说过，你们在职的工资和退休的工资差的是很大的。所以中组部讲的很明确，不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嘛。表面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质就是多拿几个月工资。我总结的这话多难听啊，为了几个月的工资，置组织原则、管理制度于不顾。党组纪检组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项整改。目前有6个人，党组、咱们中远人事部、组织部不给具体的到龄退休时间。前天我急了，毫不客气中远集团党组、中远集团组织部关于到龄退休整改问题不整改，为什么不整改到位，我如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昨天下午反馈回来，12月底前办完退休手续。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领导干部可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可以不退，为什么，凭什么。中组部、中纪委巡视的时候讲的很清楚，一刀切，严格执行到龄退休制度，凭什么可以例外？为什么我现在强调，岐山书记讲，要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你们听听这些事情，不抓行吗？中远普通员工服不服？能服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按规章办事就做不到，就是不行。你有没有党的规章的意识啊，有没有党的纪律？党的六大纪律的工作纪律学没学。党组带头不执行，还能管谁去？所以你想想为什么有的员工要发牢骚，要骂街。有的同志讲，从公平角度讲，我们对中远毫无信心。为什么有这种感受？你们作为纪委书记自己琢磨琢磨。
领导人员亲属在系统内从业。这也是中组部、巡视组提出的重要问题。我目前核查出来的是，各级领导人员亲属，有158名子女、配偶、亲戚在本系统内从业，发现4个手续不齐全。这个要实事求是，合理合法的，考试考进来的，程序合规的，无话可讲。但一定要实行回避，至少夫妇两人别在一个单位。我们也查了集团领导王宇航的夫人在哪个单位，我们也看了，重点查了她的手续，确实合规。目前唯一改的比较彻底的，让我满意的就是这个。也不能说夫妇两在一个单位就是错，只要程序合法，手续没有任何其他违规、违纪的现象，我也不会说反对的。但是要回避，不能说老公当领导，给老公做手下，那不行。
谈履职
共产党的天下竟然买不到党旗
纪检部门应该怎么办？
第一，强化党的监督和领导。我把批评马书记的内容读给大家听，而且当时是党组（扩大）会，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中金等相关单位全在，党组会我照说不误。
就强化党的监督，我今天带来了这个。一个宪法、一个党章。为什么?审计必须依法审计，依靠《宪法》、《审计法》；党章，则是每一位党员的行为规范。每一位司长办公室都有两面旗子：党旗、国旗。我一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有国旗、中远旗。我就跟我的秘书讲，我要一个党旗和国旗，要了一个星期没要来，我问总经办怎么答复，他们说旗不好买，买不着。我当时大怒，共产党的天下，买不到共产党的旗子，胡扯。我给了司机400块钱，我的司机花了不到半小时买到了。我拿着旗子去找李云鹏同志。李云鹏还专门跟我解释了，他到总经理办公室把他们批评了一顿。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事情，党的意识淡化、弱化到什么地步。我跟李云鹏讲，你问问你的总经理办公室，共产党天下买不了党旗什么概念。
第二、管党、治党没有特殊。刚才那位同志也讲了。中纪委网上7月28日登了一篇文章，我给大家读一遍，题目“管党治党没有特殊”。“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决不能因为是市场主体，是上市公司，就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属性、市场属性，而把党的领导放在一边，忘记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从严治党，国企不能例外。要唤醒国企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同样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一把尺子量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是岐山讲的。他这里强调的是党章党规党纪的事。“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但是，很多国企负责人觉得自己有特殊性，认为国企领导是不是可以同其他党政干部区别对待，办公室能大一点，坐的车子能好一些？有的说，因为业务需要，是不是能够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有所变通，可以公款宴请、打高尔夫球、持会员卡？甚至有人提出，企业要讲经济效益、展现活力，能不能在管党治党、党风廉政建设上松一点，给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单独出个规定，列一个清单。诸如此类论调不绝于耳，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特殊论’。”“企业的行业、领域有差异，但管党治党不能有特殊。
第三，抓早放小，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全面从严治党，国企也不能例外。目前党组、党委、纪检工作者尤其要牢牢盯住重点提到的，集团内部出现的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违规用人、不严格实行退休制度问题。抓早抓小，发现一起必须尽快汇报，严肃处理。如果再有发现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违规用人、不严格执行退休制度问题，严肃处理。
第四，全力做好巡视整改工作。巡视整改在中远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就是通报。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阶段，6个专项整改。这6项整改之后，还要干两件事情：第一，综合这6项，系统内通报。第二，从集团党组开始到二级、三级公司党委全部开民主生活会，转述中纪委相关领导的批示，根据专项整改发现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规范制度建设。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发专门通知。第三，十一月下旬开始，巡视整改回头看。
我今天就讲这些，考虑到上一个人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讲，所以补充了一些内容。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希望大家认真考虑，思考，大家回去跟党委书记、总经理汇报。让我看到对不起了，我不会松手，也不会放手。
据海外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和参与网消息，近年来遭当局强力打压的北京守望教会的5位女信徒，10月25日礼拜天，在中关村平台参与户外敬拜，除一人安全外，其他4位在敬拜地点被公安带走，送到海淀分局执法中心，确认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或以上。这是该教会近3个月来，首次有信徒到中关村的户外平台敬拜。
创始于1993年的非官方教会北京守望教会曾发展迅速，信徒超过千人。教会原本租房举行敬拜活动。但自2011年1月起，遭到当局打压。同年4月，房东在政府压力下提前解除租房合同，导致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而教会当年自购教堂也被查封。此后，教会信徒坚持在户外一个公共平台敬拜，但遭到警方驱赶，每次都有大批信徒被扣押。而教会创建人、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金天明牧师一直被软禁在家，失去自由。
守望教会的成员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医生、博士、律师、学生，甚至党员。
对华援助协会的报道称，守望教会一位信徒表示，教会信徒已经几个月没有到中关村平台敬拜，后来断断续续有人去，没有人管。自阅兵和十一国庆以后稍有放松，但这个星期又收紧了。星期天有至少两个小组的5位信徒前往，在接近平台时，遭公安拦截。
以维权和异议人士为主的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家庭教会一直是采取打压的政策，近年来有更加严厉的趋势。
他说：“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包括去年我们家庭教会被抓到看守所圈了一个多月。现在不光是打压家庭教会，包括三自教会也受打压。守望教会比较大，有时能达到上千人吧。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平台，到外面的地方公开做敬拜活动。每次去呢人都被抓，以前据说他们抓到派出所后就给放了，最近几年是一抓了后就给行政拘留。”
徐永海牧师所说的三自教会也受打压，是指自去年开始的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运动。据海外对华援助协会等引述政府部门的统计显示，去年年初以来，浙江省强拆的十字架已超过1500座。到今年10月，绝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已被拆除，部分按照当局的要求将十字架移到教堂正面，并按照官方指定的比例，加以缩小后，帖在墙面。另有部分拒绝改变十字架尺寸的教会，则被当局认为是一种“抵抗”，而受到监视。
徐永海牧师表示，对于当局也打压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感到不解，说明当局收紧了宗教政策。
他说：“从去年开始，浙江拆十字架，大部分还是三自的官方的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不理解，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常识。三自的领导本身就是共产党，三自的很多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帮助政府管理教会，管理基督徒的。为什么现在连它都打压了，真是不理解。”
另外据报，浙江温州及金华两市在过去两个月内，有至少超过20名基督徒因守护十字架或为教会维权，被公安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羁押，导致律师不能见当事人，也不知道当事人身在何处。
积极参与温州捍卫十字架的依法维权行动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被百多家教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也被当局视为推行基督教中国化、强拆十字架运动的路障。张凯今年8月下旬被抓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而当局一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并对张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