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阅兵。
这个月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纪念，让国家陷入混 乱和政治阴谋长达十年的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主意。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成功地让共产党脱离了个体领导者的任性统治，重建了中国的官僚体 制，采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带来了几十年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增长。
纽约福坦莫大学的法律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 认为，毛之后的制度化时期正在结束。一个新的个体化统治时代正在到来，这次是以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他说，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政治稳定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在一次采访中，明克胜讨论了习近平的领导与他的前任们相比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在 专制国家，制度化管理比个体化统治更可取。明克胜去年在《民主期刊》(The 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的“改革时代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Reform Era)一文中，对自己的观点有更详细的阐述。
明克胜
问：如果中国政府逐渐脱离制度化，走向更加个体化的统治，会有哪些后果？
答：还记得中国在全面个人统治下曾经的样子 吧，也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政策可以随着他的心血来潮而突然改变，发生了大跃进、文革。精英层的政治非常不稳定。毛泽东指定的第一位政治接班人（刘 少奇），被毛泽东本人清洗后，死在牢房冰冷的地上。毛的第二位接班人（林彪）在一次神秘空难中丧生，据说他试图发动政变，并试图逃往苏联。这些都是在缺乏 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发生的东西，没有制度，游戏规则就是简单的丛林法则。
与之相比，将政治游戏规则部分地制度化，比如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努力用更正规化的官僚途径统治中国、不发动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党禁等，都对中国在改革时代所享有的相对稳定至关重要。
如果你开始放松这些努力，人们认为已经紧紧关闭了的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大门，就可能会重新打开。
问：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共产党偏离制度化治国的不良后果？
答：肯定是。把大范围领域的权力重新集中到 体制上层的一小撮人的手里，已经让中国更容易受糟糕决策的伤害。去年对股市泡沫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大规模的、暗箱操作的反腐败运动，是北京用恐惧政治把 贪污和渎职行为吓唬出体制的努力，这个运动已经在官僚机构内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瘫痪。许多中层干部只好这样决定，最安全的做法是谨慎行事、保住职位，尽量 避免做出任何可能让自己以后陷入困境的艰难决定。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一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正让许多中国人用在海外投资房地产、或获得投资者签证的 方式，试着给自己至少留下一条后路。
问：你认为，拿下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主管的周永康，打破了不起诉政治局前常委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对他的起诉具有独特性，因为现在看来越来越清楚了，他和已经入狱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属于一个政治集团，他们似乎是在与习近平争夺权力？
答：我觉得，这正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正在 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在通过更强硬的手法来解决。也许可以说正在变得白热化。一方面，这可能会带来一个由处于核心地位的不容置疑 的单一政治领袖、也就是所有老板的老板统治的较长时期。但另一方面，怎么说呢……记得在电影《教父》里，五大家族之间的和平打破时发生了什么吧。
问：列宁主义的准制度化治理国家模式，与试图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用比如“中国梦”来感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人统治模式，有什么实际差别？
答：如果推向极端的话，这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与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下的津巴布韦之间的差别。中国的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高效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长期传统。不简单是一个领导无方的独裁者。问题是：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是否会导致国家滑入那个方向？
问：你认为，最近不让媒体再使用“习大大”一词的做法，是共产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围绕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可能有危险吗？
答：人们希望是这样。对这个做法的正面解释也许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默契规范在党的精英层中仍有一定的份量，比如对针对一把手的全面个人崇拜的抵制情绪，或者不愿意冒险搞毛泽东式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其的负面解释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复杂的内部政治斗争的短暂停顿。下一个回合也许是，在2017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会看到，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对中国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的心照不宣的限制被削弱，为中国走上俄罗斯的道路敞开大门，普京似乎是俄罗斯的永久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