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观察报
8月24日，三大通信运营商同时换帅。中组部宣布：中国移动[微博]董事长奚国华退休，工信部副部长尚冰接任中国移动董事长，中国电信[微博]董事长王晓初转任中国联通董事长，中国联通[微博]董事长常小兵转任中国电信董事长。
此前奚国华就是从工信部副部长任上调到中国移动的。高官回炉做国企高管的现象引人关注。
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交流任职并不鲜见。既有高官变高管，也有高管变高官。比如今年4月，中建总公司董事长易军调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玉普调任中石化[微博]董事长；5月，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调任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企业观察报记者统计了近几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央企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任职情况。对比发现一些现象：军工、能源、冶金类央企的交流任职现象较 多。各部委中，工信部与央企之间交流最为频繁。另外，由央企调任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管，基本都是年轻干部。而由政府部门回炉到央企任职的高官则年龄较大。
高管转官员多在50岁前
官员回炉央企年纪较大
与前任奚国华一样，尚冰出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年纪为60岁。在政府或者国企，60岁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年龄：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离开工作岗位或者退居二线的分界线。不过，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分界线会延后三四年。奚国华64岁退休。魏家福在63岁时离开中远集团。
“大龄”高官出任央企负责人的情况比较多见。
比如，2014年，葛红林由成都市长出任中铝公司董事长时为58岁。今年上半年重返石油系统的中石化董事长王玉普为59岁。
在十八大之前，这种现象也时有出现。2012年，已卸任广州市委书记将近1年的张广宁出任鞍钢集团[微博]董事长，时年59岁。
相比之下，央企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时年龄会较小一些。
比如，2013年，已是中央委员的“兵工少帅”张国清，告别工作了26年的中国兵器出任重庆市委副书记，时年49岁。
同样是在央企工作期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马兴瑞，2013年挥别航天科技集团，在54岁时出任工信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长。
类似案例也可以追溯到十八大之前：2010年，50岁的中广核董事长钱智民调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2011年，49岁的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2012年，出生于1968年的谭作钧卸任中船集团总经理，出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时不过44岁。
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这种“输出年轻干部”与“接纳成熟干部”的模式亦有明确体现。
比如，葛红林以宝钢集团副总经理的身份挂职成都市委副书记时为45岁。竺延风由一汽集团总经理一职转为吉林省副省长时才46岁。今年，竺延风重返汽车行业，执掌东风汽车时已经54岁。可见，大部分央企负责人到地方任职时的年龄不超过50岁。
当然也非没有例外。今年上半年，55岁的易军出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14年，王振有卸任武钢党委书记，出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时，已经年满60周岁。
国资委[微博]多进少出
工信部为“交流”重地
在各部委中，工信部是一块干部交流任职的热土。无论是在任用央企背景高管方面，还是在输出高官到企业方面，频率均高于其他部委。
除前文提到的奚国华、尚冰相继从副部长调任中国移动董事长之外，工信部现在的9名党组成员，部长苗圩和排名第一的副部长许达哲，都是从央企调入的：1997-2005年，苗圩在东风汽车工作了8年；许达哲更是在航天军工央企工作了29年之久。
工信部之所以能够与央企在人才方面有更多的互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随着新中国工业门类的逐步建立，中央开始设置管理趋于细化的工业管理体系。1963年起，分工明确的一机部到八机部相继组建，分别对口民用机械、核工业等不同门类的机械制造行业，再加上冶金部以及后来的煤炭部、石油部、电力部，我国对工业的管理可谓面面俱到。
在后来的政府职能改革中，大部分行业类部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介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业协会。原本由多个部委分别负责的工业管理职能均并入后来组建的工信部。
比如，主管民用机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在1982年与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为机械工业部——苗圩就曾经在机械工业部担任汽车司副司长、机械工业部副总工程师等职务。其后，机工部并入工信部。
由于保留了对工业企业的管理职能，所以工信部与相关企业之间没有太大的专业门槛，相关人士能够较为自如地在企业和工信部之间双向流动。或许这也是先后数任国防科工局局长来自央企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象在金融央企与财政部、央行[微博]等机构之间也存在。比如，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曾经在中投公司工作多年。
相比之下，作为中央企业的出资机构，国务院国资委[微博]与央企之间的交流任职现象并不多。央企领导调任国资委偶有出现，比如现任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原为神华集团董事长。
而类似于工信部那样由副部长出任企业董事长的案例，在国资委系统还从来未出现。委领导到企业任职的案例，也只发现国资委原副秘书长郭建新调任国药集团董事长这一案例。
不过，国资委各厅局负责人调到央企当副总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今年上半年，国资委党建局原局长刘汉滨出任航天科工集团纪检组组长。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国资委副主任级别的领导，并不情愿到原本处在自己管理下的央企担任负责人，哪怕级别同样为副部。
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政府职能改革和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类似工信部这样高官回炉担任高管的现象会日渐减少。
能源军工央企常培养高官
冶金行业多接纳地方干部
企业观察报记者还发现，军工能源冶金这三类企业的交流任职更为常见，且各具特点。
目前，军工、能源央企与政府部门的人员流动不仅多，且级别较高，多为政府部门培养官员。
比如，从航天科技集团离任后，马兴瑞先是担任了工信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工局局长。仅仅8个月之后，马兴瑞就改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16个月之后，马兴瑞再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深圳市委书记，成为“改革窗口”重地的一把手。
作为十八大最年轻的中央委员，有“兵工少帅”之称的张国清出任重庆市委副书记时不到50岁。
同样是军工央企，中船集团培养了一位目前为止全国最为年轻的省委常委，出生于1968年的辽宁省委秘书长谭作钧，出任中船集团总经理时刚刚40岁。
有时还出现两度回炉的情况。2007年，时年46岁的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庆伟担任正部级国防科工委主任，并兼任大型客机项目筹备组组长。一年后，张庆伟担任中国商飞董事长。3年后，也就是2011年，50岁的张庆伟出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包括钢铁、有色等在内的冶金类央企，则更多地出现与地方政府交流任职的情况，且偏重于培养熟悉冶金行业的企业高管。
比如2014年，53岁的浙江省委原常委陈德荣出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葛红林告别成都接任中铝。在较早之前，张广宁赴任鞍钢。
更早的案例是，2008年，时任黄石市委书记王振有出任武钢党委书记。6年后，他挥别武钢，重返官场。人生轨迹画了一个圆圈。
陈德荣、葛红林、张广宁这三位非党务岗位的央企领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此前曾在冶金类企业工作过。葛红林曾是宝钢副总，张广宁曾是广钢负责 人，陈德荣则在37岁时由浙江冶金集团(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转任嘉兴市副市长，此后历任嘉兴市长、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等职，之 后再回冶金行业。
类似情况在汽车行业也有出现。比如竺延风在阔别一汽集团多年之后，以吉林省委副书记的身份接棒东风汽车。仅从业务角度看，可谓轻车熟路。
仔细盘点不难发现，跨界任职的人事安排的确有其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