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6

北京——程楠（音）花了许多年时间来努力确保16岁的女儿能进入家附近的一所高校。她们住在南京，华东地区的一座富裕城市。她清晨5点半叫醒女儿学习数学和古诗词，把她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暑假也只休息20天。

因此，当官方宣布这里的大学要录取更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减少南京本地名额的时候，程女士非常愤怒。她和上千名家长一起到政府办公楼外进行了抗议，高喊“教育公平！”一类的口号，并要求与省长见面。

“为什么从我们的碗里吃呢？，”现年46岁的程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在报社从事艺术编辑工作。“我们和其他的家庭一样辛苦。”

最近几周，至少有20多座城市的家长走上街头，谴责政府试图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非同寻常的激烈反对不仅在考验共产党控制阶层冲突的能力，也在考验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智慧。

中国的大学入学竞争十分残酷，一直以来都会带来焦虑和对立情绪。不过，这一轮抗议活动有不少是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而它们的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似乎让当局措手不及。

症结在于国家控制的高等教育体系：顶尖学府集中在富裕的大城市，并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内陆地区主要是实力较弱、经费不足的学校。

录取机会几乎完全取决于名为“高考”的一次性全国考试。今年的高考于上周二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一考试被认为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以至于许多家长在孩子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帮他们准备。政府还发出警告，高考作弊适用于最高七年的刑期。

高考为大学录取制度带来了选贤任能的色彩，但政府将高校录取名额里最大的部分留给了本省市的学生，实际上让来自内陆地区的学生更难进入中国的一流学府。

近年来，当局试图应对这一问题，给入学人数偏少的地区增加进入顶尖学府的名额。一些省份还给来自少数民族的学生高考加分。

今年春季，教育部宣布将安排14万录取名额给欠发达省份的考生。这个规模占到了一流院校总招生名额的6.5%左右。不过，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它会要求这些学校减少本地招生，从而腾出名额。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这样的计划引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

华中地区的大城市武汉以其优秀的高校闻名，那里的家长围住了政府大楼，要求给本地学生更多名额。在东北地区，哈尔滨的家长在街头游行，高呼新的入学名额政策不公。

在贫困的人口大省河南，洛阳的抗议者提出孩子们应当得到“平等的爱”。在北京西南方向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保定的家长指责政府迎合城市精英，而不顾乡村学生的利益。

“他们要水、要地、要粮食的时候，就直接过来拿，”参与了保定抗议活动的42岁电工陆建（音）说。“他们就是不让我们的孩子去北京上学。”

政府在小心应对，封杀了有关这些呼声的新闻报道，下令警方控制此类示威活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抗议对习近平主席构成了微妙的挑战。他的标志性口号是“中国梦”，呼吁民族复兴，但内涵模糊。许多人将这一概念与教育机会的承诺联系起来。

“传统的中国梦是希望孩子通过相对开放的选贤任能与平等制度来上升，”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教授、研究中国政府的专家明克胜(Carl F. Minzner)表示。“当大众认为这一点受到了挑战的时候，他们的怒火就点燃了。”

习近平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或许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他领导的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来缓解贫困地区的不满情绪。不过，党内领导层也担心会疏远规模日益扩大、诉求日益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

“问题在于，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将城市既得利益者享有的特权重新分配出去，而这些城里人很多在体制内工作，”明克胜说。

过去20年里，政府新设了成百上千家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入学人数从1998年的340万飙升至2015年的2620万。不过，增长的人数中许多来自三年制的专科。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并不光明。这让家长担心将一辈子的积蓄浪费到劣质院校里，于是更加渴望要把孩子送入好学校。

对高考本身的不满也在加深。这一考试制度参照中国古代的科举，意在增强社会流动性，将大学开放给分数达标的所有人。然而，批评人士称，高考制度现在带来的是相反的效果，实际上在加深城市与乡村学生之间的鸿沟。

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顶尖大学是就业门路最广的，但 也是最难进入的。在这些高校里，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大大不足。那是因为他们就读的学校资金少，请不到好的老师，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也因为招生人员偏 爱录取本地生源，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分数要高于本市学生。

“这种机制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向特权群体倾斜，”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社会学家刘思达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没有改善，我觉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状况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然而，政府计划通过削减大学的当地招生名额来解决不公平问题，却触及到中国几座最现代城市的家长的失望情绪，他们对缺少高质量的学校颇为不满。

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这种强烈反应是“把长期以来的积怨给激发出来了”，并接着表示应该考虑对教育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他说，一批全国性的高校可以依靠高考，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省级高校则可以重点录取省内学生，如此一来就更像美国的公立高校了。

但鉴于资源有限，且存在民族和地域偏见，任何变化都可能遭致批评。比如，一种常见的抱怨是，来自新疆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低于平均水平，不应享受高考加分。新疆位于中国西部，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维吾尔族的聚居地。

北京的一群家长向教育部提交了投诉，称一所精英高中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不应被当做京籍学生，北京的高校应该将名额空出来，面向其他京籍学生。

在河南等较为贫穷的省份，民众的愤怒通常指向当地政府，认为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进而导致孩子注定会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失败。

“北京学生上重点大学而我们落榜时，有的学生从考生变成了民工，”河南家长上月转发的一封公开信写道。“我要问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

中国哈尔滨——六年前，王焕明和一个朋友玩摔跤时受伤，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如今，他希望自己找到了可以重新站立行走的办法：给他的头换一个新的躯体。

现年62岁的王焕明是煤气公司的退休工，他是表示愿意接受一项身体移植手术的几个人之一。这项手术计划在中国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家医院进行.

任晓平位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实验室的墙面上贴着一些照片，其中显示了他在小鼠上进行的躯体移植实验。手术完成后，这只小鼠只活了一天。

实施了一项替换病人部分肱骨的手术后，任晓平在研究X光片。他承认，想要成功地将一个人的头颅和新躯体连接起来，是极其困难的。

进行身体移植的想法，会令世界各地的专家担忧中国在挑战科学伦理和实践的极限方面要走多远。业内顶级医师和专家表示，这样的移植手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至少目前如此，其中不乏一些中国医务工作者和专家。他们将难点指向了脊髓神经的联接。如果失败，病人就会死亡。

提议实施这项手术的骨科医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博士表示，他不会因此退缩。他曾于1999年在美国协助进行了世界首例手移植手术。在接受采访时，任晓平表示他在组建团队，相关研究正在进行，手术也会“等我们准备完了”以后实施。

他的计划是：切掉两具躯体的头颅，将已逝供者躯体的血管与受者的头颅接起来，插入一块金属板来固定新组成的颈部，将脊髓神经末端浸入一种可以促进再生的胶状物质中，最后将皮肤缝合起来。

不管他会不会实施这一手术，顶尖医学专家都在对这项计划进行谴责。

“在大多数人看来，往好了讲实施这类手术为时过早，往坏了讲，则太过草率，”达特茅斯大学盖泽尔医学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of Dartmouth College)神经学与医学教授詹姆斯·L·贝尔纳特博士(James L. Bernat)说。

曾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博士去年1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脊髓切断之后，神经元“无法重新联接起来，从科学上讲不可能实现”。

“从医学伦理上讲，也是不合情理的，”黄洁夫还说。“怎么能把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人的身体放一块呢？”

批评人士将中国产生这类医学尝试的原因归为国家抱负、充足的政府资助、一种优先考虑结果的实用主义世界观，以及透明性和问责制的缺乏。

“不管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的体制都是不透明的，”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医学伦理学者亚瑟·L·卡普兰(Arthur L. Caplan)说。“我不信任中国的生命伦理审核或政策。考虑到政治因素、民族自豪感和开拓精神的助推，很难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也担心这项实验会走得太远，或进行得太快。

“不希望中国的学界、器官移植界、科学家，在国际上更加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中国人做事情没有底线。什么都能做，”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专家丛亚丽谈及任晓平的计划时说。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政府在科学研究和发展领域投资了1.42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2005年只有2450亿元。

去年，位于华南城市广州的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美国研发的一种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中一种可以导致罕见血液疾病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表示，这项实验跨越了一条伦理界线，因为如果是在可存活的胚胎中进行，这种改变将是可遗传的（这项试验使用的是不可存活的胚胎）。这将为容貌或智力方面的永久性基因改造创造条件。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今年4月，广州另一支研究团队对胚胎进行了改造，使之具备了抗艾滋病毒的特性。在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对这项实验进行了指责，理由是在此类研究的伦理问题上缺乏共识。

这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的团队表示，“一些重大技术议题尚待解决。”他们还称，从伦理层面讲，“在全球研究和伦理学界进行严格和彻底的评估与讨论之前”，他们不会倡导在可存活的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伦理问题长期困扰着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因使用死囚的器官，中国曾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尽管中国表示不再使用此类器官，但中国器官移植医务工作者有时还是会向国际会议提交使用囚犯器官进行的研究。这类研究在全球伦理规范之下是不被允许的。

今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表示，它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大会就因为这类原因拒绝接收一个中国团队的研究论文。

一些中国科学家和伦理学者表示，医学专家的担心有些过度，尤其是来自海外专家的顾虑。他们将之归因于这些人嫉妒中国在近几十年取得的非凡的科学和经济进步。

“我们认为，西方评论人士的反应是对当前状况的误解，”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今年在期刊《发展中国家生物伦理学》(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上写道。

“在就新生物技术发展的合理界限进行的国际辩论中”，批评人士不愿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伙伴”，翟晓梅写道。她不愿接受采访。

任晓平不是唯一一个探索身体移植这门学科的人。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小组(Turin Advanced Neuromodulation Group)的塞尔焦·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倡导者，俄罗斯科学院理 论与实验生物物理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iophysic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科学家也在研究这类手术的方方面面。但卡纳韦罗和俄罗斯的研究所均表示尚没有付诸实践的计划。

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任晓平在美国生活了16年，后于2012年回国。在前述手部移植手术中，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一个团队提供了帮助，任晓平是其中的一员。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学术健康中心(Academic Health Center)的网站显示，任晓平后来去了该校。

任晓平用小鼠做过头颅移植的实验，但它们都只活了一天。他说自己已经开始在人的尸体上练习，但拒绝透露细节。

任晓平和他的支持者称，手术可能会帮到那些患有可能致命、影响身体机能的疾病，如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者，以及像王焕明这样的瘫痪者 。

外科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移植研究所(Penn Transplant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长亚伯拉罕·沙凯德(Abraham Shaked)博士表示，手术方案的某些方面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他说，移植手术前保存受者的大脑和供者的身体，连接大量血管和肌肉，以及控制不良免疫反应，都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沙凯德表示，脊髓神经的连接仍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阶段，我倾向于说这种尝试是愚蠢而不是疯狂，”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疯狂意味着可能可以做到。愚蠢的意思是根本不应该做。”

对于用胶状的聚乙二醇加快神经末梢的生长，沙凯德说，“这么说吧：就好比穿越大西洋的电话电缆被拦腰剪断，有人想用疯狂快干胶把它接起来一样。”

任晓平也认为存在超乎想象的困难。

“我从医应该说国内国外超过30年了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手术，再复杂我都做过。但是和这个手术比起来，没法比。”

“伦理不伦理，这是病人的生命， ”他接着说。“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

记者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置评时，对方表示，医生按要求应遵循国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列出的伦理责任。

在医疗和伦理上都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王焕明和他的家人仍心怀希望。

在三年时间里，34岁的女儿王智和母亲一直用手泵将氧气送到王焕明的肺里。如今，她们用收到的捐款买了一台自动泵。但王智说，医药费花光了她们的积蓄。

“活，活不起，死，死不了，”她说。

一家人都知道，如果手术失败，王焕明就会没命。但这依然给了身处绝望中的他们一线希望。

“只有那种听起来像不可能的医疗，有可能救助我们，”王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