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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国人在巴黎第八区蒙索公园内游玩时遭雷击受伤。法新社消息，11名伤者当中包括7到8名儿童，他们是在公园内参加生日派对时遭雷击的。法新社最新消息称，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法新社引述巴黎消防救护中心负责人木兰（Eric Moulin)在下午17点发布的遭雷击伤者信息，受伤人员中，有6人伤势严重，其中包括4名儿童。不过，巴黎救护中心主任卡尔力（Carli)于周六下午晚些时候再次披露伤者情况表示，仅有一名儿童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另外三名受伤的成年人分别是两名妇女和一位男性。“他们的情况也趋于稳定”。
据木兰形容，周六下午15时30分，巴黎第八区的蒙索公园忽降暴雨。公园内游玩的人们纷纷逃避躲雨。在他们接近一颗大树时，“遭闪电击中”。
主管巴黎第8区、即公园所在区域安全事务的巴拉迪说：“有6名儿童急需治疗，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康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姨妈，金正恩生母高英姬的妹妹高英淑，在叛逃到美国18年后，接受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法新社消息，高英淑提到她在1992年，金正恩8岁的生日派对上，已经知道他将会是金正日的指定继任人。她在专访中还表示，金正恩童年时喜欢打篮球，性格方面缺乏耐性等。
据法新社引述《华盛顿邮报》报导，现年60岁的高英淑（Ko Yong Suk）是金正恩生母高英姬（Ko Yong hui）的妹妹，18年前叛逃到美国。高英淑说，在还未叛逃赴美前，曾经带过小时候的金正恩。她透露，金正恩是1984年出生，而不是朝鲜官方说的1982年出生。2011年，金正恩接替其父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时，年仅27岁。
此外，外界在2010年才得悉金正日钦点了金正恩作为他的继承人，但高英淑指，她在1992年，即金正恩的真实年龄8岁时的生日派对上，已经知道金正恩最后会继位成为朝鲜领导人。当时她见到金正日送将军的军服给金正恩，而其他朝鲜将军在见到金正恩时，亦恭敬地向他行礼。高英淑指，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金正恩不可能长成一个普通人。
高英淑还提到，金正恩不是个麻烦小孩，不过脾气有点坏，也曾经为了和妈妈赌气而不吃饭。而且金正恩爱打篮球，喜欢抱著篮球睡觉，其生活跟一般孩子没有太大差别。
1998年高英淑带著全家到瑞士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最终被送到美国，获得中央情报局接济，开设一间干洗店，隐姓埋名过生活。高英淑说，现在她在美国的生活让她感到满足，觉得很幸运，孩子在美也都有稳定生活和职业，已经不想回朝鲜。法新社还引述高淑英的丈夫李江(Ri Gang)说，抵达美国后，他们没有向中情局“泄密”。李江表示，“美国中情局以为我们掌握很多机密，但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009年7月，中国士兵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巡逻。此前，这里发生的一场骚乱使至少197人死亡。
自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2008年、2009年爆发了暴力的民族抗议和骚乱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搞清楚发生动乱的根源，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的副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他们两人编辑了一本专辑，收集了分析这些紧张关系根源的论文和短文，书名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冲突与抗议：中国西部的动荡》(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Xinjiang and Tibet: Unrest in China’s West)，该书最近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从西藏的环境恶化，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移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在一次采访中，希尔曼和塔特尔讨论了近来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问：书中的一位作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把民族冲突和民族抗议区别开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本·希尔曼：正确地描述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 非常重要。“民族冲突”这个词一般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民族抗议”指的是少数民族社区对国家政策的抗议。绝大多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 被定性为民族抗议。虽然民族间的暴力近几年来在藏族和维族地区也有所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冲突”的水平。
葛瑞·塔特尔：我想补充一点，大多数民族间的暴力产生于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所以讨论民族抗议似乎更重要。
问：外国的研究人员去西藏和新疆访问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写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章已被中国禁止入境。这种做法对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尔曼：很难找到一批最近在这些地区做过研究的专家学者。西藏和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高度敏感。就连中国的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区都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 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 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 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 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问：你们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新闻报道的增加、社交媒体、少数民族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有关人权的更加系统性的语言，都是这些民族抗议活动背后的因素。
塔特尔：虽然对新疆来说也许真是这样，但我觉得，西藏的抗议完全在于，对国家长期以来未能兑现承诺的不满，包括自治以及“西部大开发”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好消息是，如果国家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西藏的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不幸的是，我认为实现承诺不太可能发生。
希尔曼：我也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策略设定上的改变。随着中国用“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与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当局将会更加坚定地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在这些地区的异见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所以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通过正式政府机制进行的投诉，都会遭到严厉对待。
终究来说，我认为北京很自信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在该地 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会发挥效果，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发达，这类问题会消失。但我们在书中收集的研究表明，这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问题的一种误读；中国 现代化的洪流涌向西域，引发这些民族的文化生存恐惧，当局应该在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你觉得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有什么规律呢？
希尔曼：我们在书中谈到，在 不同的地方，包括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局部事态都有所不同。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方融合较小的地方——即最近才出现大型国家资助发 展项目和汉人迁入的区域——似乎更容易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对未来也是最缺乏信心的。
问：在西藏首府拉萨，1980年代末也有过抗议活动。当时和近期的动乱有什么不同？
塔特尔：1980年代和 2008年的最大不同是抗议的位置和分布状况。2008年及之后的大部分示威活动，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1980年代则基本上局限在西藏。另外一个不 同的地方是，在2008年之后，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寻求的不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和（或）获得国家已经承诺过的支持。
希尔曼：藏族地区抗议近年来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抗议者变得日益多样化。在1980年代末的拉萨，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寺院的僧尼。近年来，社会各届、各阶层人士都走上了街头。
在新疆，主要变化是，边缘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袭击对象也包括该区域之外的平民，这非常令人不安。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力打击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要把极少数发动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表达自己合理担忧的维吾尔族这两者清楚区分开来。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族裔群落，维吾尔族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存在着自己的担忧。
人人都喜欢胜利的滋味。但在俄罗斯，执迷于胜利是全国上下聊以度日的一种寄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胜利，也不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艺术领域。
至少，如果听过俄罗斯政客和国有新闻媒体的说法，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俄罗斯在艺术、体育以及反恐领域的领导地位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充分认可。这体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极端焦虑的心理状态。
当然了，俄罗斯人更喜欢庆祝胜利。他们不喜欢失败。事实上，他们的领导人正在上演一出不能有风度地接受失败的戏码。
以欧洲歌唱大赛为例。尽管非常媚俗，但该赛事在中欧和东欧极受重视，而其原因常常与音乐无关。
在刚刚结束的这届比赛的决赛中，夺冠的是乌克兰选手。比赛 结果是由电视直播投票过程后得出的，它似乎和乌克兰选手用以赢得决赛的歌曲一样颇具政治色彩。那是一首悲伤的民谣，唱的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斯大林时期被 驱逐的悲惨命运。鉴于俄罗斯最近吞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如果认为欧洲观众在向俄罗斯传递某种讯息，而非纯粹基于艺术价值的考量来选出冠军，应该不算牵强。
当此前被看好问鼎的俄罗斯选手只得到第三名的时候，俄罗斯政客连连叫屈。议员叶连娜·德拉普科(Yelena Drapeko)把比赛结果归咎于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一些愤怒的俄罗斯人提议，俄罗斯应该抵制将在乌克兰举行的下一届赛事。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或许有理由因为他们眼中又一场不公 平比赛的又一个不公结果而感到愤怒。但普通俄国人每天被灌输的信息是，自己的国家正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有人夺走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或者体育赛场上的胜利果 实。他们被告知，心怀妒忌的西方竞争对手及其对俄罗斯进行包围和渗透的代理人，一直竭力让俄罗斯得不到本该属于它的认可。
“俄罗斯的敌人希望看到一个软弱、病态的政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在2007年的一个集会上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无组织、无方向的社会。”他指责西方国家自从苏联解体后就一直试图削弱俄罗斯。任职总统期间，普京时不时就会重申这种偏激的观点。就连在“一战”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也“被在俄罗斯内部挑拨离间的人从这个国家偷走了”，他在2014年的一场纪念活动中说。（他指的是布尔什维克，不过他表达的还是同样的观点——这都是俄罗斯的敌人“国家层面上的背叛”之举。）
问题是，当把胜利看作一切的时候，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 段。所以现在只要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表示怀疑。一场最初只牵涉俄罗斯田径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现在却可能玷污俄罗曾大加夸耀的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取得的胜利成果。索契是俄罗斯东南部城市。由于重新进行兴奋剂检测，十多名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也可能 会被剥夺获奖资格。
一个俄罗斯人揭发了内幕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有所警醒，于去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揭露了一项得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牵涉面极广的计划：给顶尖运动员用药，以提高比赛成绩。从去年 11月开始，俄罗斯田径协会(All-Russia Athletic Federation)被暂时禁止参加国际赛事。根据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前负责人的最新指控，国家安全领域的特工曾参与一个复杂的计划，掉包索契奥运选手的尿样，以防俄罗斯代表队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事实被发现。
“所有这些听上去不过是一个叛徒的诽谤之辞，”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S.·佩斯科夫(Dmitri S. Peskov)和平常一样下意识地做出回应。但当意识到俄罗斯队有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时，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论调。
“一些运动员试图欺骗我们，欺骗整个世界，却没有被更快地揭穿，对此我们感到抱歉，”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一份英国报纸上写道。官员们看似已经决定牺牲某些运动员，以便帮助俄罗斯田径协会尽快摆脱禁令，去参加今夏的奥运会。说实话，如果俄罗斯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普京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连想都不敢想。
曾几何时，把胜利变成一个国家的信仰，可能看似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你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让一个国家改头换面，但具有激励作用的、让人感觉良好的叙事，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在景况艰难之际找到目标。
我是在前苏联时期进学校读书的，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苏联经历了向后苏维埃国家的转变。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们的确曾经觉得，国家在走下坡路，但我们依然努力工作，并未感到屈辱。
当然了，的确有人感到有失尊严，党的官员或者前克格勃(KGB)特工可能位列其中，但起初他们并不是主流。不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情况变了。那些因地位的丧失而感到恼火的人，利用这些年来的统治，让人们转而相信了他们的信条。
我小时候，用以纪念苏联在“二战”中获胜的“胜利日”庆典，一直是家里的大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曾经参战的老兵，那时都还在世。不过在过去10年里，这个假日变得不仅仅只是个纪念日。作为一项所谓的国族建设行动，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极端宗教。
今天的俄罗斯看起来仍然不是一个感到屈辱的社会，但它的确是一个感到苦涩和幻灭的社会。包括俄罗斯在内，每个国家都需要令人振奋的叙事，但把认可变成极端宗教，会让人掉进心理陷阱。如果不惜任何代价获取成功可以被接受，那么任何失败都会招来指责和非难。
更糟糕的是，这种极端的宗教会弄巧成拙，让我们难以得到我们极度渴望得到的认可：即便俄罗斯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当俄罗斯取得胜利的时候——外界却并不相信。
2012年的杨绛。她详尽地回忆了自己与北京政府不对付的经历。
北京——周三，中国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杨绛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她所撰写的风格坚忍克制的文革回忆录一直是有关那个年代的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
包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官方新闻媒体发布了她去世的消息。这显示出杨绛在中国受敬重的程度。
在毛泽东于1966年为根除意识形态敌人而发起文化大革命之时，她和丈夫——《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已经是备受赞誉的作家。当时，杨绛正在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是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
因为找了好几个英文和法文版的《堂吉诃德》都觉得不太合适，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如果想忠于原著，就必须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她在2002年写道。
当红卫兵学生激进分子从她位于北京的家里将手稿抄走时，杨绛已经几乎翻完了《堂吉诃德》八卷本中的七卷。像其他曾经留洋的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杨绛和钱锺书也得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当时已经年近六旬，被送到了中部省份河南的乡下，一待就是好几年。
“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杨绛写道。“引得小伙子们大笑。”
随着文革势头减弱，杨绛回到北京，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据说有人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之前被红卫兵抄走的几近完成的手稿，将它还给了杨绛。这本译著在1978年发表，至今依然被普遍看作《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权威译本。
杨绛另一本知名著作是她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干校六记》。 这本书回忆了她在河南的岁月，文字颇具感染力。本书没有其他许多回忆文革动荡岁月的作品所具有的情绪化基调，而是以轻描淡写、略带讽刺的文字，平实地讲述了她在遭清洗官员和学者聚集的“干校”里的日常生活：凿井、照管菜园、和一只小狗做朋友。不过，在回忆女婿自杀一事时，她的语调变得坚忍起来。因表现出反动倾向，他死前持续受到同辈的批评指责。
《干校六记》英文版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表示，相比于其他文革时代回忆录中比较多见的饱含暴力与伤害的故事，杨绛的讲述“非常个人化，同时又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这本书的最后，杨绛总结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这本书给当时年届七旬的杨绛带来了文学声誉。
“《干校六记》给人一种新的尊严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国现代文学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说道。他同时也是一本有关钱锺书与杨绛的著作的编辑。“它使他们作为个体的人从文革中显露出来，而非只是受害者。”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那一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在作为法律学者的父亲的指引下，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科学，后来进入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钱锺书，后者是她在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
他们于1935年结婚，之后前往英格兰。钱锺书在那里的牛津大学留学。杨绛生下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钱瑗。又在巴黎待了一年之后，一家人在1938年返回中国。就在前一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
到了40年代，杨绛在战时的上海以剧作家的身份获得意外的成功，写出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喜剧。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夫妇二人移居北京。杨绛开始在北京从事教书和翻译工作。
继《干校六记》和《堂吉诃德》获得成功之后，杨绛又在1988年出版了小说《洗澡》。书中描绘了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
“杨绛的一切都是‘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写道。“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杨绛经常写一些极为私人的话题，包括她与钱锺书的关系。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钱锺书离世之后，杨绛通过工作来排遣自己的悲伤。她将柏拉图的《斐多》(Phaedo)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又撰写了一部半虚构的家庭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杨绛写道。“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安全研究人员认为，近期涌现的多起亚洲银行网络泄露事件与朝鲜有关。他们表示，这似乎是已知的首桩此类案件，即一国利用网络攻击来获取金融利益。
数字安全企业赛门铁克(Symantec)的研究人员称， 在近期针对银行的三次攻击中，窃贼使用的一段不同寻常的代码仅见于过去的两桩案件：一是2014年12月索尼电影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遭受的黑客攻击；二是2013年韩国的多家银行和媒体公司遭受的攻击。美国和韩国的政府官员将这两次攻击归咎于朝鲜，不过他们并未提供 独立验证。
周四，赛门铁克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些证据，能将三起攻击事件联系起来。它们分别是去年10月菲律宾的一家银行遭受的攻击、去年12月越南先锋银行(Tien Phong Bank)受到的攻击，以及今年2月让孟加拉国中央银行损失逾8100万美元的攻击。
“如果相信之前那两次攻击是朝鲜干的，那么针对银行的这几次攻击就也是朝鲜所为，”在赛门铁克进行安全研究的埃里克·钱(Eric Chien)说。他发现了这三次攻击使用了相同代码。
“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哪回的攻击是国家进去偷钱，”他还说。“这是头一遭。”
这些攻击引起了全世界银行业的警觉，因为窃贼把手伸向了环 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银行业团体，运行着大家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支付电文系统。有逾1.1万家银行与企业使用 该系统，以将资金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这恰好是它成为罪犯眼中诱人目标的一个原因。
Swift公开警告，这几次事件属于针对银行的大范围协同 攻击的一部分，不过它并未将其归咎于谁。它还强调，攻击者打开缺口的地方是银行进入Swift系统的连接点，而非Swift本身的核心电文网络。而且，美 国的银行界高层指出，这几次安全漏洞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银行身上。这一点或许会让美国的银行客户感到些许安慰。
安全研究人员和美国政府官员过去曾将数以千计的攻击归结到国家身上。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以色列与摧毁伊朗离心机的一次攻击有关，而中国军方及承包商与窃取数千家境外实体的军事和贸易机密有关。
不过，安全研究人员表示，近期涌现的针对孟加拉国与东南亚国家银行的攻击，是首次由一个国家使用恶意代码来纯粹窃取钱财。
平壤诉诸网络盗窃的想法并不令人意外。朝鲜经济因制裁和粮食短缺等物资匮乏而遭受重创。平壤并不公布经济数据，不过外界估算，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2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与韩国的1.4万亿美元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在孟加拉国央行今年2月遭受的攻击中，窃贼试图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转出10亿美元。联储官员开始对某些汇款请求心生怀疑，仅放出了8100万美元到菲律宾的账户上。
“假定是朝鲜干的，那么10亿美元就快到他们GDP的10%了，”埃里克·钱(Eric Chien)评价。“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赛门铁克的研究人员表示，带有朝鲜代码的那家菲律宾银行有可能也卷入了孟加拉央行盗窃案，以及越南先锋银行遭受的攻击企图。
研究人员不准备透露那家菲律宾银行的名字，也没有说出窃贼是否成功地转出了资金。他们只确认，攻击者设法攻破了这家银行，在它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了同样的代码串——与他们在孟加拉国、越南及2014年索尼和2013年韩国遭受的那两次攻击中找到的代码一致。
埃里克·钱指出，在这三次针对银行的攻击中，攻击者不仅使用了相同的数字，还采用了同样的独特排序来写这部分代码。
他认为，证据指向的是，这三次攻击均为“拉撒路集团”(Lazarus Group)的手笔。他所在的研究团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索尼和韩国事件背后的攻击者。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窃贼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或欧洲的大银 行，但每周都有人反映可能出现了新攻击。上周出现的证据表明，入侵厄瓜多尔的Banco Del Austro银行的黑客，也能够偷偷潜入Swift的网络。该银行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富国银行(Wells Fargo)。诉讼显示，窃贼将几百万美元转移至全球多个账户，富国银行为其中一笔转账业务提供了协助。
研究人员尚未发现黑客攻击厄瓜多尔这家银行时使用的任何代码，但银行业分析人士称，这些攻击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不是巧合，那些地区的安全措施往往不像纽约和伦敦这种金融中心那么严格。
最近几周，Swift发布了大量警告，敦促银行加强安全规范。分析人士担心，这些入侵可能会给全球金融造成寒蝉效应，大银行可能会不愿，甚或拒绝与发展中国家的小银行进行交易，除非向它们保证，后者的网络未被窃贼和恶意软件入侵。
周二在布鲁塞尔的一场会议上，Swift的首席执行官戈特弗里德·莱布兰特(Gottfried Leibbrandt)称，最近这些攻击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超出了对零售商和电话公司的入侵。他表示，零售商和电话公司蒙受的主要是声誉和法律方面的损失。
“被这样入侵的银行可能会被迫停业，”莱布兰特说。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继续在南海扩张军事力量和侵入美国企业的网络，会令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
卡特将在下周参加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很可能就是集中在中国的南海行动。
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时候，卡特表示，区域内的各个国家“最高层”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表示了担忧。
卡特表示，中国正在冒着“建筑一道自我孤立长城”的风险，他说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挑战了美国的“基本原则”，美国不会“假装没看见”。
美国对南海主权争议，一直强调“自由航行权”，多次在南海水域或者空中航行，导致中国的不满。
在演讲中，卡特也抨击了中国的“黑客（骇客）”入侵美国的企业，他说中国的黑客不但违反的了网路创建的精神，“更不用说违反了法律”，“大规模”地“渗透窃取美国企业的智慧财产”。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宣誓就职之际，达赖喇嘛警告说，流亡藏人内部日益分裂，并说藏人的道德“退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五（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一个拥挤寺庙中对民众发表讲话说，要保持藏人爱与慈悲的传统。
他呼吁藏人要团结避免分裂。他批评选举降格成为候选人的互相苦涩攻击，如何说服北京给藏人真正自治的讨论失焦。
达赖喇嘛说， “如果真正当我是一个朋友，请团结，不要论你出身的地域，与你来自哪个教派。”
他在楚拉康寺（Tsuglagkhang）告诉群众，“部分竞选诉诸区域和教派路线，这是不健康的。西藏和藏人数世纪以来密不可分…我们嘴巴说着良好的道德行为，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却已退步。”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周五在达兰萨拉宣誓就职。
印度出生，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洛桑桑盖，是流亡藏人的第二代。
今年4月，他以57%选票，在6万名海内外投票的藏人选举中胜出。
48岁的洛桑桑盖表示，继续以达赖喇嘛的 “中间道路”，寻求与北京解决西藏问题。他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是官方路线。
洛桑桑盖说，往后50年，中国一定会改变，藏人将得到基本的自由。同时，藏人也要为一旦不成功，有策略准备。
他连任成功，将在今后的5年任期中继续领导15万散居印度的流亡藏人。
英国伦敦一名越南裔穆斯林男子密谋携带背包炸弹到希思罗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被美国法院判刑40年监禁。
现年33岁的被告范明广（Minh Quang Pham，音译）是生于越南的英国公民，曾是麦当劳员工。
他于2011年到访也门，接受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的训练达半年。
案情指，他受外号 “网络拉登”的美国激进教士拉基（Anwar al-Awlaki）的指示，于同年7月返国，密谋在希思罗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专门针对美国及以色列航班。
拉基教范明广在炸弹中加入铁钉增强杀伤力。
但是范明广在返国途中被拘捕，2015年被引渡至美国受审，今年1月认罪。
在判刑前，范明广写下13页长的信予主审法官，自称加入恐组织非常幼稚，又指自己没有打算真的发动恐袭，只是因为在也门时患上疥疮，为了离开而勉强接受恐袭任务。
拉基于2011年9月已遭美军无人机杀死。
拉基一直被视为恐怖主义宣传者，但此案的法庭文件显示，他还是一名炸弹制作导师及恐袭主谋。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否决了今夏的里约奥运会应该因寨卡疫情而延期或易地举办的建议。
世卫表示，延期或易地举办对于病毒的传播情况“不会带来重大改变”。
较早前，超过100名顶尖科学家向世卫发出了公开信，表示关于寨卡病毒的新发现使得如期举行奥运会变得“不道德”。
他们还表示，世卫组织应该重新审议有关寨卡病毒的指引。
寨卡病毒主要由伊蚊传播，被认为可以导致新生婴儿缺陷。
国际奥委会（IOC）在此前已曾表示，看不到任何理由要延期或易地举办奥运会。
寨卡疫情一年前开始在巴西爆发，现在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有感染的情况。
虽然寨卡病毒的症状通常较轻，但是在公开信中，专家指这种病会导致初生婴儿出现畸形的小头症，并且还可能导致成人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在一些病例中可能致命。
公开信由150名不同国籍的科学专家、医生和医学伦理学者联合签署，包括牛津、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均有学者参与联署。
他们在信中指出了巴西灭蚊措施的不成功，以及该国医疗卫生系统能力被削弱，都是“以公共卫生之名”延迟或易地举办奥运会的理由。
公开信说：“当50万各国旅客来到奥运会的时候，就成了不必要的风险，他们有可能感染病毒，携带回国，病毒在那些地方可能成为疫症。”
信中还说，最大的风险是，如果运动员感染病毒，将之带回尚未爆发寨卡疫情的落后国家。
他们还对世卫组织可能在利益上有冲突而表示担忧，因为世卫与国际奥委会有合作关系。
按计划，里约奥运会将在8月5日至21日进行。
已经宣布寨卡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至目前为止，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伊蚊持续传播寨卡病毒的情况，而巴西是其中之一。”
“由于很多的原因，人们会继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出行。降低疾病风险的最佳方法是跟随旅行健康指引。”
此前，数名公共卫生专家曾警告，数以十万计的人到访里约，将会加速寨卡病毒的蔓延，导致更多新生婴儿出现大脑缺陷。
但是在周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的负责人表示，寨卡病毒的威胁没有达到要阻碍奥运会进行的程度。
“没有公共卫生方面的理由需要取消或者延期举行奥运会，”汤姆·弗里登博士（Dr Tom Frieden）说。
不过，他同时敦促美国采取更迅速的行动避免孕妇感染寨卡病毒，美国国会目前正为19亿美元（13亿英镑）的相关资金僵持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