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6

身为奥斯卡得主和联合国难民署特使的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皮特(Angelina Jolie Pitt)，如今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大学教授。

英国久负盛名的学术机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周一发声明称，朱莉·皮特将加盟该校的妇女、和平与安全中心(Center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作为四名客座教授之一参与一项将于今秋招生的全新硕士专业课程。她的工作包括进行客座讲学，并以“业界客座教授”的身份参加研讨会。

与朱莉·皮特一同受聘的还有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在2012年，她和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黑格共同创办了“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计划”(Preventing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Initiative)。

“这一硕士课程的开办让我深受鼓舞，”朱莉·皮特在声明中表示。“我希望其他学术机构也能效仿，因为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如何推进女性权益，如何让冲突中的性暴力等严重伤害女性的罪行不被追责的现象走向终结，是至关重要的。”

朱莉·皮特已与男演员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成婚，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自己一直期待分享与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合作的经验。十多年来，她一直以亲善大使和特使的身份，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一同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应对与冲突、难民、女性及性暴力相关的一些极为困难的议题。

与此同时，她还出演了《通缉令》(Wanted)、《特工绍特》 (Salt)、《沉睡魔咒》(Maleficent)、《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等电影，执导了《海边》(By the Sea)、《坚不可摧》(Unbroken)和《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并凭借在1999年的《移魂女郎》(Girl, Interrupted)中的表现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既出现在红毯上，又出没于难民营里，所作所为让她的公众形象呈现出超现实的两面性。

去年，朱莉·皮特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一篇观点文章中描述了自己探访伊拉克杜胡克省的一座难民营的经历。“这些年来，我探访过很多难民营，每一次我都坐在帐篷里，聆听他们的故事。然后尽我所能地向他们提供支持，”她写道。“但是这一次，我说不出话来。”

“当一位母亲泪流满面地说，她女儿落入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或称ISIS）之手，她希望被抓的是自己时，你能说些什么呢？”

最近她又开始关注全球移民危机。据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她上周在伦敦表示，她对美国的反应“非常灰心”，担心很多国家会采取越来越具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她说，对移民问题失控的担忧，“让推行恐惧和隔离政治的那些人得到一种错误的合理性。”

伦敦政经学院在周一的声明中没有介绍与朱莉·皮特的具体授课职责有 关的细节，也没有谈及她日后出现在校园里的频率。校方表示，新开办的这一硕士专业的课程包括《女性、和平与安全》，《性别与军事化》，《性别与人权》等科 目。学生将研究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以及女性、和平与安全等课题。

另外两位客座教授分别是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倡导主管简·康纳斯(Jane Connors)和国际女性和平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的秘书长马德琳·里斯(Madeleine Rees)。

《卫报》(The Guardian)曾在2015年报道，批评者指出，“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计划”召开一些峰会的开支，比英国政府承诺的就战区强奸案提起诉讼的开支还要高。

朱莉·皮特在2001年被任命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时表示，她之所以想要参与进来，是因为无法忽视世界各地有无数人正在苦难中挣扎这一事实。

“我真心诚意地想要提供帮助，”她说。“我相信我和其他人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我们都想要正义和平等，都想要有机会去过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月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纪念，让国家陷入混 乱和政治阴谋长达十年的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主意。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成功地让共产党脱离了个体领导者的任性统治，重建了中国的官僚体 制，采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带来了几十年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增长。

纽约福坦莫大学的法律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 认为，毛之后的制度化时期正在结束。一个新的个体化统治时代正在到来，这次是以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他说，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政治稳定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在一次采访中，明克胜讨论了习近平的领导与他的前任们相比有哪些不同，以及为什么在 专制国家，制度化管理比个体化统治更可取。明克胜去年在《民主期刊》(The 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的“改革时代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Reform Era)一文中，对自己的观点有更详细的阐述。

问：如果中国政府逐渐脱离制度化，走向更加个体化的统治，会有哪些后果？

答：还记得中国在全面个人统治下曾经的样子 吧，也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政策可以随着他的心血来潮而突然改变，发生了大跃进、文革。精英层的政治非常不稳定。毛泽东指定的第一位政治接班人（刘 少奇），被毛泽东本人清洗后，死在牢房冰冷的地上。毛的第二位接班人（林彪）在一次神秘空难中丧生，据说他试图发动政变，并试图逃往苏联。这些都是在缺乏 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发生的东西，没有制度，游戏规则就是简单的丛林法则。

与之相比，将政治游戏规则部分地制度化，比如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努力用更正规化的官僚途径统治中国、不发动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党禁等，都对中国在改革时代所享有的相对稳定至关重要。

如果你开始放松这些努力，人们认为已经紧紧关闭了的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大门，就可能会重新打开。

问：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共产党偏离制度化治国的不良后果？

答：肯定是。把大范围领域的权力重新集中到 体制上层的一小撮人的手里，已经让中国更容易受糟糕决策的伤害。去年对股市泡沫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大规模的、暗箱操作的反腐败运动，是北京用恐惧政治把 贪污和渎职行为吓唬出体制的努力，这个运动已经在官僚机构内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瘫痪。许多中层干部只好这样决定，最安全的做法是谨慎行事、保住职位，尽量 避免做出任何可能让自己以后陷入困境的艰难决定。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一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正让许多中国人用在海外投资房地产、或获得投资者签证的 方式，试着给自己至少留下一条后路。

问：你认为，拿下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主管的周永康，打破了不起诉政治局前常委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对他的起诉具有独特性，因为现在看来越来越清楚了，他和已经入狱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属于一个政治集团，他们似乎是在与习近平争夺权力？

答：我觉得，这正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正在 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在通过更强硬的手法来解决。也许可以说正在变得白热化。一方面，这可能会带来一个由处于核心地位的不容置疑 的单一政治领袖、也就是所有老板的老板统治的较长时期。但另一方面，怎么说呢……记得在电影《教父》里，五大家族之间的和平打破时发生了什么吧。

问：列宁主义的准制度化治理国家模式，与试图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用比如“中国梦”来感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人统治模式，有什么实际差别？

答：如果推向极端的话，这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与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下的津巴布韦之间的差别。中国的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高效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长期传统。不简单是一个领导无方的独裁者。问题是：国内的政治紧张气氛是否会导致国家滑入那个方向？

问：你认为，最近不让媒体再使用“习大大”一词的做法，是共产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围绕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可能有危险吗？

答：人们希望是这样。对这个做法的正面解释也许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默契规范在党的精英层中仍有一定的份量，比如对针对一把手的全面个人崇拜的抵制情绪，或者不愿意冒险搞毛泽东式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其的负面解释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复杂的内部政治斗争的短暂停顿。下一个回合也许是，在2017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会看到，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对中国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的心照不宣的限制被削弱，为中国走上俄罗斯的道路敞开大门，普京似乎是俄罗斯的永久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