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杨绛。她详尽地回忆了自己与北京政府不对付的经历。
北京——周三，中国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杨绛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她所撰写的风格坚忍克制的文革回忆录一直是有关那个年代的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
包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官方新闻媒体发布了她去世的消息。这显示出杨绛在中国受敬重的程度。
在毛泽东于1966年为根除意识形态敌人而发起文化大革命之时，她和丈夫——《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已经是备受赞誉的作家。当时，杨绛正在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这是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
因为找了好几个英文和法文版的《堂吉诃德》都觉得不太合适，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如果想忠于原著，就必须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她在2002年写道。
当红卫兵学生激进分子从她位于北京的家里将手稿抄走时，杨绛已经几乎翻完了《堂吉诃德》八卷本中的七卷。像其他曾经留洋的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杨绛和钱锺书也得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当时已经年近六旬，被送到了中部省份河南的乡下，一待就是好几年。
“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杨绛写道。“引得小伙子们大笑。”
随着文革势头减弱，杨绛回到北京，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据说有人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之前被红卫兵抄走的几近完成的手稿，将它还给了杨绛。这本译著在1978年发表，至今依然被普遍看作《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权威译本。
杨绛另一本知名著作是她在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干校六记》。 这本书回忆了她在河南的岁月，文字颇具感染力。本书没有其他许多回忆文革动荡岁月的作品所具有的情绪化基调，而是以轻描淡写、略带讽刺的文字，平实地讲述了她在遭清洗官员和学者聚集的“干校”里的日常生活：凿井、照管菜园、和一只小狗做朋友。不过，在回忆女婿自杀一事时，她的语调变得坚忍起来。因表现出反动倾向，他死前持续受到同辈的批评指责。
《干校六记》英文版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表示，相比于其他文革时代回忆录中比较多见的饱含暴力与伤害的故事，杨绛的讲述“非常个人化，同时又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这本书的最后，杨绛总结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这本书给当时年届七旬的杨绛带来了文学声誉。
“《干校六记》给人一种新的尊严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国现代文学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说道。他同时也是一本有关钱锺书与杨绛的著作的编辑。“它使他们作为个体的人从文革中显露出来，而非只是受害者。”
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那一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在作为法律学者的父亲的指引下，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科学，后来进入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钱锺书，后者是她在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
他们于1935年结婚，之后前往英格兰。钱锺书在那里的牛津大学留学。杨绛生下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钱瑗。又在巴黎待了一年之后，一家人在1938年返回中国。就在前一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
到了40年代，杨绛在战时的上海以剧作家的身份获得意外的成功，写出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喜剧。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夫妇二人移居北京。杨绛开始在北京从事教书和翻译工作。
继《干校六记》和《堂吉诃德》获得成功之后，杨绛又在1988年出版了小说《洗澡》。书中描绘了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
“杨绛的一切都是‘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写道。“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杨绛经常写一些极为私人的话题，包括她与钱锺书的关系。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钱锺书离世之后，杨绛通过工作来排遣自己的悲伤。她将柏拉图的《斐多》(Phaedo)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又撰写了一部半虚构的家庭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杨绛写道。“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