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曹长青先生1993年12月26日揭露毛泽东私生活的文章,全文如下：
100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湖南韶山呱呱坠地。这个从偏僻、贫穷的乡村走出的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让后人想起的是皇帝、独裁者、暴君。
人们像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探究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帝国。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毛的书籍，由于没有出版自由，大多仍是歌功颂德。而在海外出版的谈毛之作，则缺少知情细节。毛已死了17年，但他仍像厚重的紫禁城一样，秘史鲜为人知。
这堵城墙终于撬开了缝。给毛泽东做过22年专属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开始透露他所了解的毛泽东。美国蓝灯出版社（Random House）特派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前去采访并整理成书。这本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秘史性回忆录，明年夏天将以英、法、日、德、韩、中等7种文字在全球推出。兰灯出版社副总裁、资深编辑埃伯斯藤认为，“在现代历史中，除了李志绥，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与一个独裁者有过这么近的关系，长达这么多年。”曾出版过几本有关中国人著作的作家石文安，两年前在芝加哥郊外李志绥的住所采访了几百小时，现已写完书稿，全书178页。
几天前，在华府“美国和平基金会”大楼石文安的办公室，我有机会听这位女作家谈李志绥以及她书中这位红色御医讲述的毛泽东的秘辛。
大内御医∶祖传专业
今年73岁的李志绥1940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于傅连璋——唯一一个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后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后，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后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于长年跟着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起居习惯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麽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后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着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后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许多书都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么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后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人参鹿茸治疗阳萎
李志绥出任御医后，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他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1976年去世后，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后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后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后人。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后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后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后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后，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晨夜颠倒和巴比妥
李志绥认为，毛泽东的阳萎症很大程度由于他反常的生活习惯。毛夜间工作，凌晨睡下，下午4、5点钟才起床。毛的一天不是24小时，有时长至几十小时或很短。毛泽东很早就患上了失眠症。1930年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负责中共高层领导保健的傅连璋医生就开处方从上海给毛买睡眠药巴比妥（Barbiturate）。在中共早期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毛有时要连续工作36或48小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待李志绥做专属医生时，已不敢把睡眠药直接交给毛本人掌管，因为他往往不按剂量，成倍地多吃，多到李志绥认为能把正常人吃死的剂量。后来药品交给保健护士管理，但毛固执起来，谁也不敢不给他。最后中共高层决定，制作一种半假半真的巴比妥，即一片药中一半是睡眠药，一半是葡萄糖粉剂。依此来骗毛，使他以为已吃够量。
毛泽东的这种晨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使他与江青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因为江青习惯于正常的作息时间，按时起息。夫妻俩的生活时间表完全错位。在饮食上，他们也吃不到一块。江青喜欢清淡，愿意吃蔬菜；毛泽东则嗜好油水比较大的猪肉，而且每样菜都要放辣椒。毛能吃辣远近闻名，中共高层中毛的湖南同乡很多，他们经常比吃辣。如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宋任穷、王震以及后来做过党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湖南人。据知情人透露，当年在延安一次中央庆典会餐上，菜还没上时，就先有一盘辣椒摆在毛的面前，毛竟有滋有味地先吃起来。坐在毛旁边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看得目瞪口呆。毛还问这位美国小姐“是不是也来一点儿？”而毛在接见外国客人时，用一种特殊的水果∶用梨蘸辣椒面。不要说外国人，连江青都“惊”不忍赌。
据李志绥回忆，他只见过一次毛和江青一起出外旅行。他们虽然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但都是在不同时间各坐各的车。当时他们的孩子李敏、李纳还有毛的侄子毛远新都住在中南海大院中，但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一年只有几次一起吃饭。
毛泽东的女人们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著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后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后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经书。后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于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余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伙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么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火车上的窃听事件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么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史，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么新想法。他们急于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发怒后，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着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么。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后才被毛选为接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高干就医先要毛批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回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己真实病情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于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后生命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最后死于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于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于毛认为癌症不能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功能的放大镜去读书。
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后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Parkinson），最后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时，还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著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著毛的微弱脉动。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着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着手一松，就断了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皇帝作古，天下进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样做的话怎么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歌功颂德。在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着。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目前的这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能更宽松，更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