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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首尔29日专电）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於昨天上午和下午各发射1枚「舞水端」中程弹道飞弹，但发射都失败。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导，28日上午6时40分许和下午7时26分许，北韩在江原道元山地区各射1枚「舞水端」中程弹道飞弹。上午试射的飞弹在发射数秒後坠落，下午试射的飞弹则在空中爆炸。
据分析，北韩很可能在上午试射失败後，分析了失败原因，之後再次进行试射仍未获得成功。
报导指出，北韩在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生日4月15日「太阳节」试射的首枚「舞水端」飞弹也在空中爆炸而告失败。
有评论认为，北韩3次试射「舞水端」飞弹均告失败，表明北韩中程飞弹技术有严重缺陷。
据报导，「舞水端」飞弹射程3000到4000公里，覆盖日本全境和关岛美军基地。南韩军方推测，「舞水端」飞弹可能在未经试射的情况下从2007年起在北韩军部署服役。
（中央社加州圣克拉拉28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郡法医办公室今天指出，在苹果公司（Apple）总部被发现的死亡员工身分是25岁的麦考威克（EdwardMackowiak）。警方表示，他是朝头部开枪自尽。
路透社报导，圣克拉拉郡（Santa Clara）法医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麦考威克昨天被人发现陈尸在古柏迪诺（Cupertino）矽谷社区（Silicon Valley community）的苹果园区。不过她并未说明死亡原因。
苹果发言人婉拒置评，或说明麦考威克在苹果职务为何，不过领英公司（LinkedIn）档案原本显示他是软体工程师，事发後已移除。
根据地方媒体报导，这名死者头部受创，遗体附近发现1把枪。
圣克拉拉郡警长办公室警官尤瑞尼亚（Andrea Urena）表示：「目前这个案子没有更新的证据出现。」「我们不认为这涉及谋杀。」
圣克拉拉郡警长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说：「法医研判死亡方式是自杀，死因是头部中弹。」
（中央社华盛顿28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今天表示，若中国忽视国际法院即将针对南海仲裁案做出的裁决，恐将「严重」损及其名声。美国也敦促东南亚各国团结起来，支持裁决。
路透社报导，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预料会在未来数周就菲律宾针对中国声索南海几乎所有领土主权所提的仲裁案做出裁决。南海是战略航道，全球1/4贸易与石油行经此地。
一般预料届时的裁决会支持菲律宾，恐将升高区域紧张，因为中国虽是此案法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签署国，也就是菲律宾提出此案根据的法源，却不认为常设仲裁法院有权限审理此案。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联邦众议院听证会表示，中国「不能左右逢源」，既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方，却又不遵守其条文，包括「仲裁裁决的约束性质」。
他说：「中国要做出决定，如果忽视裁决…可能严重损其名声，且更疏远区域各国，更把区域国家推向美国。」
1.给予部属小型测试，找到最适合他的负荷程度
「我分配工作给部属，对方却不堪负荷」「给部属的份量已经有点重，但是他却觉得我都没有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有时候，为了提升部属能力，主管会分给部属超乎他们能力范围的任务，就像为了锻炼肌肉，必须增加耐重程度一样。
然而，如果主管不清楚部属实力范围，给予过重的负荷，他们不但不会成长，反而变成折损。
建议应该先从小实验里观察部属的实力程度，再来拿捏加重的程度。例如，把可以迅速完成的工作成果切分至1小时到1天左右，测试部属能做到丶或者不能做到的事：「可以在2小时内帮我做出这份资料吗？」「今天之内试着找出能帮我们做冰淇淋的工厂」再从完成速度丶成果掌握每个人的耐受程度。
提醒给部属加重的任务内容应该是对方的强项，而不是弱项，才能自然而然地引导对方提升能力。
2.每半年面谈一次，了解对方认为最重要的事
在企划案的进度管理会议上，主管对大家说：「下礼拜也拜托大家继续加油了。」但是有人质疑：「每周都在报告，到底意义有多大？」假如，这些人的意见没有获得采纳，这种质疑便会一直累积丶发酵，那麽就算会议再频繁，也不能算是良好的沟通。
一家公司即使天天开会，还是会出现沟通不良的状况，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他每半年就会与全体员工进行一对一面谈，让大家有机会表达：「你觉得组织可能在哪些地方有问题？」此外，也会和高阶干部讨论：「你认为现在什麽事最重要？」这些讨论成果有的会融入日常事务之中，有些则是会放到正式议程里讨论。
唯有创造能够自由讨论的时间与环境，才能深入了解部属的想法；此外，把部属建言化为行动，大家才会相信领导者是真的想理解他们，因而愿意真心跟随，成为领导者最强的班底。
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向英格兰布里斯托一户居民发出信件，警告户主管好自己的猫咪。
皇家邮政在写给桑普森夫妇的信中说，他的猫对邮递员构成了威胁，有可能伤害邮递员的手指。
皇家邮政引述邮递员的报告说，每当邮递员从投信口推入信件的时候，桑普森夫妇豢养的猫咪就会立即抢走信件，让邮递员的手指处于受伤的危险之中。
信中表示，由于这只猫的行为，邮递工作经历了困难。
皇家邮政发出警告说，住户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管好自己的猫，或者提供替代投信地点，否则将被暂停信件投递。
猫咪的主人马修·桑普森说，他对皇家邮政的来信感到“震惊”，因为他的“贝拉”从来没有过进攻性的行为。
他还说，过去几天他注意到邮递员在投信时显得犹豫不决，贝拉以为邮递员要和她做游戏。
马修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把爪子伸出投信口，但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
“至于管好猫咪，我真的不敢。”
《計程人生》巧妙呈現伊朗現代社會的庶民人生百態。伊朗名導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去年以《計程人生》（Taxi）拿下柏林影展金熊獎。
他用類似紀錄片手法，化身計程車司機，用車上的特殊攝影機悄悄拍下和乘客間的互動與對話，成為1部形式特殊的作品。
這些車上的乘客包括販賣盜版光碟的男子、捧著魚缸的大嬸、還有潘納希表現搶眼的姪女，一幕幕和「司機」幽默風趣的互動呈現出現今的伊朗社會百態，同時藉由這些庶民人物與對話，對伊朗社會現狀進行了巧妙且深刻的批判。
演員：賈法潘納希
評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演讲（2014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否认几十年前和中国签署过任何协议，为北京占领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铺平了道路。
基辛格本周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越战高峰会议上说，帕拉塞尔群岛是河内和北京之间分歧的焦点，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议题重要。
他说：“美国对那个群岛的立场始终如此，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不持立场。”这位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补充说，“1974年的时候，正值水门 事件和中东战争爆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帕拉塞尔群岛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协议，让北京去占领帕拉塞尔群岛，中国也 从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中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被称为“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这项法律因扩大监管范围、强化监管问责制度、加强处罚程度，而被称为“史上最严”。该法设立了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保 证食品可追溯的体系，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运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鼓励食品规模化生产和连锁经营、配送，鼓励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实现田 间到餐桌全方位、全链条的监管。
但专家称，中国食品产业依靠中小型企业和个人生产加工商的特点，使这部法律实施困难。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薇薇安 霍夫曼（vivian hoffmann）说，这部法律的进步也使它成为最难实施的法律。特别是在追踪食品来源方面，因为中国的农业太分散，涉及环节太多。
她说：“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户。几十万小型食品交易商从这些农户收购农产品和食品，上百万加工商加工食品。
她还说，中国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依然是传统的集市。而如果食品安全发生问题，这些在集市上销售的农户是很难被找到的。而找不到销售生产源，食品安全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
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律学教授刘成林说，新《食品安全法》的内容上有重大变化和进步，值得肯定，但法律的实施依然靠地方。
他解释说，中国食品监管队伍在地方，而食品生产依靠地方大量小型生产加工商。地方实施该法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法律实施过于严格，会 使小商贩无法生存，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而那些大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是地方财政赖以生存的纳税大户，这和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自然发生利益冲突。
但是他说：“现在主要的问题能不能执行，是要看地方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利益冲突, 能不能在保护中小企业的同时保护食品的安全。”
而霍夫曼说，仅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无法管理监督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和个人食品商。她建议中国像其他国家学习，引入第三方私人检测部门来减少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负担。
她说：“在不同发展水平的许多国家都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是，引入第三方私营部门，来建立可行的管理机制，并在实施这些管理机制的时候，允许私营部门独立进行政府接受的检测。这样就总会有外部第三方来核查私营部门的食品安全检测结果。
她还说，在通过零售商和生产商的直接购买关系来缩短供应销售链方面，新法仍然不足。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项法律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
星期四通过的这项法律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根据过去公布的草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将由中国的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监督和管理。法律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财务会计必须经过审计，并向社会公开。
一些国际组织认为，这项法律的出台将进一步扼杀中国的公民社会。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周四通过的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致命的一击。法律赋予警方特别的权力来 监视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行动，还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加以特别审查。我认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扼杀公民社会中那些进步的、以行动为主的组织，只允许那些政府认 可的组织在被高度监管的状态下进行活动。”
她说，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废除这部法律。
她说：“我们敦促中国绝对无条件地废除这部法律。该法严重违反中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这部法律完全导向了错误的方向。”
但是中国方面表示，制定这部法律不是禁止和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活动，对于合法在中国活动的组织，中国会保障其权利并提供一切便利，但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以及违法的组织，则予以惩处。
目前，在中国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近万家，从事的领域既有环保、健康，也包括人权和法治。这部法律出台的同时，中国也在对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打压。今年1月，一名瑞典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林达被中国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并让其在电视上认罪。他在被拘押三周后遭驱逐出境。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法规研究所研究员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7年。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从来都不是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她说：“境外非政府组织从来就没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被认为是外国社会的代表。他们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星期四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法律草案的二审稿自去年4月公布以后到今年三审稿通过的一年时间里，有专门听取在 华活动的很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美国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英国国际救助儿童会北京代表处、德国工商大会、英国 英中贸易协会。
三审稿于星期一交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相比二审稿，三审稿的部分条款有所放宽，比如境外非政府组织指的是在境外合法成 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智库机构，而医院、学校等自然科学及技术工程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属于这个范畴；删除了规定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最多只能运营五年时间、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等。但是三审稿明确了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日常监管的一些规定，对于被怀疑有“损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 权、分裂国家”等情形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中国警方被赋予约谈负责人、停止活动和列入黑名单这三项权力。
在星期四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在被问到什么是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问题时，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巡视员郭林茂回答说：“我看了法国法律有这 么一个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其宗旨不得破坏法国领土完整，不得反对共和国政体，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风俗，否则不予批准成立。所以说什么叫危害国家利益，那 就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政权的维护及广大人大群众的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尽管这项法律的范围和规定有一些放宽，但是其基本核心仍然是通过警方来对任何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管，因此即使是那些属于例外的境外组织也会遭受影响。
这部法律草案自两年前公布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认为，法律条文过于模糊，法案一旦通过，将极大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挤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并且阻碍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交流。
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50年，中国大陆境内却从未有对这段历史不受约束的公开讨论与深度反省。政府对这个话题一直施加了严格的言 论管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共产党以及大多数老百姓也希望将这段惨痛的历史留在脑后，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新机遇。然而近些年，有关文革的辩论在中国悄然 兴起。不论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与意识形态整风，其中文革的影子依稀可见。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历史的回音证明了彻底反 思文革的必要。与此同时，包括有太子党背景在内的一些前红卫兵也在近些年站出来，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
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常年从事中共高层政治的研究，是文革问题的专家。他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探究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情况与政治环境，以此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2006年与瑞典学者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关于文革最具权威性的记述之一。4月中旬，85岁的马若德对纽约时报中文网阐述了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谈话以英文进行，发表时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下半部分。
马若德
问：中国当今对文革最大的误解都有哪些？
答：中国国内极少有人谈论文革，所以不易判断。我试图用我的著作(《毛最后的革命》)告诉读者文 革并非一场纯粹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早在1967年2月就会结束文革，因为那时刘少奇已经倒台。但事实是文革在1967年才真 正开始，因为那时它才开始波及北京之外的省市。毛泽东首先除去了位居中央的领导人，因为这是红卫兵无法完成的任务。毛借文革之机除去了领导层中在他看来欠 缺革命性的领导人。但是这些人倒台后文革仍旧继续，这说明了毛泽东是真心希望实现让全国上下闹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
与此同时，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僚在内的文革幸存者将文革称为“十年动乱”。在我看来，毛泽东应该认为文革在 1969年的中共九大时就已结束。因为那时原先的中共已被摧毁，摧毁者已经下乡，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形成，一切正如他所愿：摧毁，之后重建。当然，他没有料 想到的是林彪事件。除此之外，1969年往后的一切事务围绕着党的重建工作进行。
问：在您研究中国的时间内，西方学术界对红卫兵冲突以及各派之间的区别和动机是怎样理解的？这些理解经历了哪些变化？
答：这些理解没有太大变化。最先开始阅读红卫兵大字报的是日本记者，由他们那里我们获取了许多信 息，开始明白毛泽东的行为和意图。而在中国国内，直到1966年年底人们才开始对毛泽东的意图看出些眉目。在那之前，许多中共官员以为这次仍是旧戏重演。 他们回忆上次运动时的批判对象都有哪些，然后试图将他们揪出来重新批判。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次共产党本身才是批判对象。
关键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在毛泽东的鼓舞下拿下了他们所在的城市，摧毁了各城市的政治体系之后，红卫兵各派系 之间便为争夺掌权资格而开始内斗——只有上海是个例外：在那里工人夺下了城市。红卫兵阵营的形成方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徳教授 (Andrew Walder)曾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他的著作(《破碎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2009])告诉我们乱世之中人在命悬于一线时，并不总以意识形态定位自己，而是以敌友划分界限。他们会与他们的朋友采取一样的立场， 而不跟从那些听似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因此红卫兵派系的形成取决于政治信仰以外的许多复杂因素。
问：魏昂徳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红卫兵派系的形成不完全和家庭背景挂钩。
答：家庭背景还是相当重要的。最早的红卫兵大都是太子党成员。直到1966年底红色家庭才转而成 为攻击目标：你的父亲是红的并不代表你也是红的。而黑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因为最初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而感到愤慨，于是轮到他们闹革命时他们便来势汹汹。在这 个过程中工作组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中央领导人派遣工作组到各大学校园本是为了平息动乱。结果一些工作组镇压了学生，一些手段更为温和，另一些则让学生为所 欲为。各地方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有很大偶然性。
问：近期学术界关于文革突破性的研究都有哪些？它们的价值在哪里？您能否推荐一些和文革相关的电影或图书？
答：我首推魏昂徳教授的书。另外我还推荐一本由冯克(Frank Dikötter)撰写即将出版的新书《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 — 1976)。如果我的书是以宏观的视角俯瞰文革，他的书便从底层入手仰视文革。有一些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革的著作也很有意思，但文革的实质最终不是“八个 样板戏”之类的文化作品，而是政治与暴力。如果学术研究不涉及这些话题，实在有些舍本逐末。
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由王年一撰写的《大动乱的年代》那样的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作品。该书作者曾经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他采取传统中国历史学者的方式记录文革，因为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在书中指名道姓，于是他采用别的方式，例如引用 他人的语句。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语句来推测他试图传达的信息，例如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我相信有不少人是真心希望了解文革的。他们明白这不光在中国当代 历史，而在中国通史中都是一起大事件。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领袖会尝试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举动，毁灭他亲手创建起来的体系？这太疯狂了。
问：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欠缺了解。这样下去，您认为20年以后中共是否还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开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答：如果20年以后中共还在任，我相信他们会放开关于文革的讨论。这取决于习近平在 未来几年的成绩怎么样。我认为到那时文革对中国人仍然关系重大。原因很简单：归根结底，文革并不仅仅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而制造的混乱。文革的本质是中国人 在无人直接指示的情况下对同胞如此残忍。他们相互杀戮，相互打斗，相互折磨。毛泽东并没有走上大街告诉群众：“你们有权利折磨他人，动手吧。”事情就这样 发生了。我认为从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早年执政时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追打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所凭借的暴力手段已经渗入中国的 政治躯体，年轻一代将这些暴力吸入了他们的皮肉。毛泽东所做的只是给了发令枪，让他们闹革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