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时报》根据五角大楼泄密文件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到越南战争结束，用了四年。
从《华盛顿邮报》将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水门窃听事件建立关联的第一篇报道发出，到尼克松辞任美国总统，用了两年。
上周，隐藏在巴拿马文件中的可疑银行交易被曝光不到48小时，与之有牵连的冰岛总理西格门迪 尔·戴维·贡劳格松(Sigmundur David Gunnlaugsson)就被迫递交了辞呈。
好吧，我知道：这只是冰岛，一个遥远而小巧的国家。谁会知道它有一个比渔业部门主管(forstodumadur Fiskistofa)还大的政府职位呢？开玩笑，冰岛的朋友，是开玩笑！我知道你们处在比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都大的事件中心，我保证等你看完全文，肯定就不会再因我那句玩笑话而愤慨。
因为，当我们美国人因本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情节转折而目瞪口呆时，你们和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正在亲身见证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企业数据泄露事件。它不止在冰岛引起巨大反响，也在中国、英国、俄罗斯、阿根廷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产生了震动。
但泄密事件本身还呈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大但又不曾被提起的问题：主流新闻报道正式“维基解密化”(WikiLeaks-ization)；这是以相对受限 制的传统新闻记者为主的“第四阶级”(Fourth Estate)，和以挑战道德边界的博客作者、黑客和新闻活动人士等为代表的“第五阶级”(Fifth Estate)，在海量数据泄露时代组成临时联盟后的下一步行动。
在这股新的大泄密(Big Breach)新闻潮流刚开启的时候，时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曾在时报的《周日杂志》(Sunday)上发文，就维基解密与《纽约时报》、《明镜周刊》(Der Spiegel)、《卫报》(The Guardian)和其他媒体发布含大量机密战争记录和外交电报的“战争日志”，是否代表着“追求信息透明的某种巨大胜利”，做出了他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我想我们并没有达到完全的信息公开，至少现在还没有。”当时是2011年。
五年之后，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距离那个目标近了很多。这种变化正在快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在残酷的揭秘报道领域，以及更加残酷的政府和企业保密领域，规则也在被改变。
在凯勒那篇文章发出几个月后，针对维基解密泄露重要信息的效力所产生的各种疑问都得到了答案。当时，维基解密因帮助激发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而获得肯定。 该机构曝光了一份机密电报，揭露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及其家人假公济私的行为和奢华的生活，激怒了在经济上备受压迫、本已躁动不安的突尼斯民众。本·阿里很快被罢黜。
去年，在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情报承包商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泄露数据，曝光该机构大量收集美国人通话记录的项目之后，一名联邦法官对安全局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提出了质疑。斯诺登提供的信息也部分导致苹果公司今年与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就是否为之破解iPhone手机而僵持不下。
现在，我们掌握了数量达1150万份的巴拿马文件。这些从名为莫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马律所泄露的文件，详细记录了世界各地的权贵使用的空壳公司和避税手段。它们正在成为一些政治人物的心病，而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来说，情况可能会更糟，当然，也包括冰岛。
但是，就像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上的文章所写的，对于依法纳税而非利用其漏洞避税的普通人而言，最大的震惊之处在于，巴拿马文件中的避税行为竟然有那么多是合法的。它 引爆了一种日益全球化的观念，即一切都是被操纵的——这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能在本国集聚人气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是记者们渴盼的素材。但让这类泄密事件得以实现的深层数据，也在给习惯于狂打电话、采访活生生的对象的记者和编辑们带来新的难题。
这个问题在最早与维基解密就“战争日志”展开合作时就暴露出来了。在精心谋篇布局的多篇维基解密报道中，《纽约 时报》和《卫报》及其他合作伙伴对文件中提到的敏感信源的名字进行了涂黑处理。但后来，维基解密持有的一些报道散布到网上，将敏感信源的名字暴露了出来， 被指责危及了他人的生命。
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及其支持者表示，并不能确定有哪篇报道真的造成了任何人身伤害。但是它们显然没给“战争日志”的信源——二等兵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之前名为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带来什么好处。他因触犯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的指控被判处35年监禁。这项判决是美国政府终结大泄密时代的努力之一。他们成功的希望不大。
调查记者及其信源作为一个团队是担着入狱的风险在做事，但相比之下，他们更担心自己因政府恐吓而放弃报道重大新闻。
当所泄露信息属于企业时，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想想索尼电影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遭遇网络袭击一事——据说是朝鲜为阻止索尼公司上 映嘲讽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的影片。在被曝光的索尼高管邮件中，记者们发现了一些花边信息，并予以报道。但就像索尼公司的律师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所称，他们也是在无意识地帮助“一个国家利用这次电脑入侵，恐吓索尼公司，阻止它发行一部影片。”
博伊斯希望让新闻媒体相信，它们在法律上有责任忽略这些泄密信息，并删除所有已经下载的文件，但他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不过，他曾告诉我，新闻报道越偏离于服务显而易见的公众利益的方向，发布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信息就“越成问题”。
在非营利机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工作的巴拿马文件项目的多名组织者表示，在从莫萨克-冯塞卡律所泄露的数据库中寻找调查线索时，他们一直谨记着这一点。上述律所表示，那些数据是被黑客窃取。当我周五拜访记者同盟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时，该机构主任杰拉德·赖尔(Gerard Ryle)告诉我，他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否是被非法窃取。但他指给我看列在大写字板顶部的巴拿马文件报道计划表，其中写道：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吗？（答案：是的。）
赖尔表示，因为从索尼和维基解密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他的机构一直非常注意不公开所有数据，尤其是非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而是扮演一个把关人的角色。
在谈到维基解密时，赖尔说，“我们在试图拿回被他们夺取——或说拿走的阵地，”此前主流媒体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为我们变得懒惰、草率而又傲慢，忽略了自己原本该做的事：照亮黑暗的地方。”
有的人对此是不能苟同的。维基解密的一条推文就写道：“如果你过滤了99%的文件，你做的就是1%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