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6

对公民社会的大规模镇压，是近年中国时局的鲜明特点。4月24日律师曝光的北京警方对传知行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标志传知行案的升级，也标志着镇压的持续。

笔者曾经供职的传知行，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智库。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属于全能体制，即政府垄断一切公共资源，其 中就包括了对智库的垄断。中国几乎所有智库，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包括大学的各类研究所，都是政府附属物，没有独立性，对公共决策不可能起到矫 正作用。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以独立的研究贡献于社会。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应运而生。

郭玉闪是北大硕士，毕业后跟法律学者许志永、滕彪一起创办维权公益组织“公盟”，2007年创办传知行。七年 来，传知行在税制研究、教育平权研究、出租车管制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诸议题上取得了不俗成果。其一贯呼吁的税收法定，已为政府接受，列为重要的改革 任务，写进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出租车管制研究领先全国，以至一些地方政府要改革出租车管理体制，也邀请传知行研究员出席其研讨会，就改革 方案向传知行研究员咨询意见。教育平权研究也颇有收获。去年教育部宣布要在30省解决异地高考，即源于民间推动，包括传知行和许志永博士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共同推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专业的民间智库，也成了北京警方的眼中钉。2009年许志永博士第一次被捕，“公盟”遭关闭，传 知行跟“公盟”同一时间遭税务部门突袭。2012年，郭玉闪千里驰援陈光诚，成功地将陈光诚送进了美国使馆，创造传奇的同时，也令传知行风险更高，以致一 度六人被抓。从那之后，被监控、被查抄、被软禁，就成了传知行人的家常便饭。迫害在去年10月9日达到顶点：这天晚上，郭玉闪被北京警方强行带走并抄家。 次日，执行所长黄凯平也被带走并抄家（后获释）。11月26日，行政主管何正军失去自由。传知行研究所则被迫停止运行至今。

从那时起历时半年多的侦查，始终没有查获有力证据。但北京警方不肯罢休，4月15日将传知行案强行移交检察院。

稍后曝光的起诉意见书，属于典型的欲加之罪理屈词穷。对传知行及郭玉闪等的唯一指控是所谓“非法经营”。唯一经 营实例，即为“印制‘非法出版物’图书1万9千余册”。所谓“非法出版物”无非传知行自己的研究成果，仅用于赠阅，而这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机构的正常行为， 跟经营八杆子打不着，遑论非法？

实际上，此罪名之尴尬，北京警方比谁都清楚。最初抓人本来是用所谓“寻衅滋事”的罪名。当时正逢香港占中，有前 传知行实习生到北大散发声援占中的传单。北京警方似乎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有了下手机会，雷霆出击。但结果还是大失所望，那位前实习生不过纯粹个人行为，跟 传知行及郭玉闪等没有任何关系。北京警方随即变换罪名为“非法经营”，总之死活不撒手，非要置传知行及郭玉闪等于死地不可。神秘侦查半年多，媳妇总要见公 婆，他们最后拿出来见公婆的起诉意见书，居然是这么荒诞的情节，真不怕贻笑中外。

显而易见，北京警方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不得不犯更多错误。要指望其自我纠错，无异缘木求 鱼。这就需要不受政治干预的独立的司法力量起作用。检察院理应遵循法律程序，坚决驳回北京警方的移送起诉决定，停止迫害，立即放人，给中国的法制多少挽回 一点尊严。检察院及法院能否独立行使职权，能否保持对法律起码的敬畏，这应为国际法学界所广泛关注。

国际公民社会更应关注传知行案。因为，北京警方的起诉意见书，经典地体现了义和团思维，即盲目仇外和排外思维。 起诉意见书在传知行及郭玉闪等所谓犯罪事实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跟传知行合作的诸多国际机构，包括“德国博尔”（应为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 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德国诺曼”（应为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美国CIPE（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stitute）、加拿大民间智库PI ( 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及美国使馆，称其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调研，撰写相关 领域调研报告及文章，在大学等社会场所开办演讲会，编制演讲稿文集。”这些机构的钱和善意，竟用于给传知行和郭玉闪等定罪，刻意营造传知行“拿外国人钱替 外国人办事”的形象，以煽动在中国仍有相当市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对传知行的污名化，更是把国际公民社会当假想敌，是中国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严重 信号。

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中国，将更加滋生无知、敌意与野蛮，这是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更是对人类和平的伤害。国际公 民社会不应听之任之。七十一年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论说：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即法治与人权适用于中国。这话是到兑现的时候了，而 这需要全人类的呼吁、全人类的力量。

香港——我认识的一位官员最近被“双规”了，他去年被拘留了几个月，现在正等待审判。他是云南省的一位中层官员，主要负责城市规划和建设。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被双规，但听朋友们议论，他有能力，也有成绩，经济上或许不那么干净，可远远谈不上过分，之所以被双规，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大倒了”。

我也不知道他的老大是谁，最近一年间，他所在的云南省被卷入了一场风暴（事实上整个国家都处于风暴之中），大量 官员落马，或被双规，或被审查，有人甚至因此而自杀。他的老大或许就在其中。每当有官员落马，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否“站错了队”或 “跟错了人”。

在过去两年中，由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反腐风暴已经让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也为习近平争得了巨大的声誉（当然，赞美之声主要来自中国媒体），许多国际媒体都开始审慎地表达对习氏反腐的支持和赞同，但与此同时，“选择性反腐”的议论也始终未曾平息。

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反腐更多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洗，而不是对阳光政治的真正追求。他的反腐依照的主要是共产 党的章程，而非真正的法律。执行反腐任务的也大多是克格勃式的党官，而非真正的执法者。几乎所有的反腐案件都禁止记者介入，媒体只能在案件公开后发表几乎 完全雷同的统一文稿。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基本只针对特定的党内派别，而对那些支持他、效忠他的派别，则少有触及。

在许多评论者看来，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即中共元老的后代，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在共产中国的特殊权力结构中，这些人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资源，以及强大的攫取财富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个群体却几乎无人被查办。

仅有的薄熙来也被认为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而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钱。（在习近平上位之前，薄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在党内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即便如此，薄的处境还是和平民出身的周永康等有着巨大差别，在周案中，被立案调查或逮捕的除了他本人，还包括其家族成员、秘书、下属……曾任职的部门和地区也受到广泛牵连，比如周曾任职的的四川省、石油工业。

在中国，高官在自己的辖区内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提拔自己的亲信，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正如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名言：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他们任职的地区和部门，也都普遍被视作是他们的个人领地。

而习近平的个人领地——他曾任职的福建省和浙江省——据我所知却无一位副省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就在不久前，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为什么福建省和浙江省没发现大老虎？这条信息几乎被瞬间删除。

习近平不可能让这场运动持续久远。如果他的第二个任期依然有大量的贪官被查办，这足以说明习近平自身的无能。这场权力斗争结束之日，也就是他的反腐运动落幕之时。当他清除了所有的对手，官员们——他的亲信，以及亲信的亲信——又将故态复萌。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对习近平依然抱有幻想。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有位教授问我：当习近平把权力完整地抓在手心，他又会做些什么？这位教授大概认为习近平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引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这想法也许太过善良，对独裁者而言，权力并非一种手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

虽然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查办了成千上万名腐败官员，但并无迹象显示他准备建立起一套防止腐败的制度，也没有迹象显示他准备让自己和下属的权力受到监督。

当他全面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当他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吹捧他的英明神武，当他把那些正直的异议之士一一送入监 牢，可以断定，习近平根本无心开创中国的民主之路，他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大独裁者。同时，运动式的反腐败也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公平公正，当官方媒体开始津津乐 道于他们查办了多少案件，惩治了多少贪官，可以断定，大多数被惩治的人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辩护，或许他们罪有应得，但他们的权利也正在被践踏。

在2014年10月之前，万传友是湖南司法厅的副厅长。按照蔡瑛律师的说法，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管制、打压维权律师。2014年5月，他多次地阻止蔡瑛律师会见“双规”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双规是特殊案件，所以律师不能会见”。

蔡瑛问他：假如有一天，你被双规了怎么办？万传友回答：我怎么可能被双规？

5个月之后，万传友本人被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