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南部汽车炸弹攻击 7人受伤

 

泰國南部汽車炸彈攻擊 7人受傷
(中央社曼谷27日综合外电报导)1辆汽车炸弹今天在泰国南部某城市警察局外爆炸,造成至少7人受伤;泰国南部暴力事件频传。

法新社报导,藏在客运巴士中的这枚炸弹,中午在北大年省(Pattani)首府引爆。饱受叛乱分子蹂躏的北大年省,穆斯林人口占多数。

北大年省警察局局长坦农萨克(Thanongsak Wangsupa)说:「炸弹放置在1辆本田Jazz车中,是辆今天早上从附近村庄偷来的车。」

这起炸弹攻击案造成至少6名警员和1名平民受伤,事发现场浓烈黑烟直窜天际。

急救人员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包括烧伤者,有些人伤势严重。

股神斥总统参选人 老唱衰美国经济

 

WarrenBuffett

(中央社纽约27日综合外电报导)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今天在1年1次写给其波克夏哈萨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股东的信函中,就两党总统参选人对美国经济表述的「负面展望」,表达不满。

巴菲特说,这些总统参选人误导美国民众,让他们认为子女的生活将会每况愈下。

巴菲特在信中说:「适逢大选年,各参选人舌粲莲花,畅谈我们国家的种种问题,而想当然,这种种问题只有他们才能解决。」

85岁的巴菲特指出,这些总统参选人对美国经济的阴郁看法,其结果就是让许多美国老百姓现在认为,他们子孙未来的生活将一代不如一代。

巴菲特说:「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今日美国出生的婴儿,将会是美国历来最幸福的世代。」

巴菲特未指名道姓,讲那些总统参选人做如是说法。

共和党声势领先的参选人丶地产大亨川普,一向对美国经济作黯淡评估,一再说美国经济是「泡沫」,而他希望这个泡沫会在他就任总统大位前爆掉,因为「我不想接收这种烂摊子」。

巴菲特说:「一些评论者哀叹我们现在每年2%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率,这或许不怎麽让人惊艳,但从美国人口每年成长约0.8%来看,2%的GDP成长,相当於1.2%的人均成长率,经过1个世代,也就是25年时间,这样的成长率将带来34.4%的实质人均GDP成长。」

陆维权律师被迫电视认罪 美国谴责

 

陸維權律師被迫電視認罪 美國譴責
(中央社27日电)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张凯最近出现在电视中公开「认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政府对此表达谴责,并要求北京当局立即放人。

综合美国之音丶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Mark Toner)26日指出,强迫公民在电视公开「认罪」不但违反了法治原则,也违反了中国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

华府督促北京立即释放被捕律师和教牧人员。

张凯日前出现在温州当地电视台「认罪」,承认「违反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

据官方温州网引述温州市公安局报导,经数月缜密侦查并查明,张凯是近年来「一系列涉宗教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後策划组织者」。

张凯在2015年8月25日遭温州警方带走,之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并即将期满。被捕前,本身为基督徒的张凯持续协助浙江省基督教徒在全省大拆教堂的十字架运动中维权。

外界极为关注张凯的命运。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4日发表的全球人权状况中特别提到了张凯。

中国大陆追随官方教会与地下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约有6500万,其中以经商和制造业闻名世界的浙江省温州市教堂林立,据信有多达100万名教徒。

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官网消息,浙江省2014年初发起以「三改一拆」名义的拆除教堂及移除十字架运动,2015年愈演愈烈。

据当地基督徒不完全统计,有至少超过1300个十字架被拆丶20馀座教堂遭强制拆除丶500多名信徒被抓丶130多人被打伤丶60多人遭行政或刑事拘留丶遭逮捕或判刑的牧师和信徒达28人以上,引发浙江全省基督教徒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震惊。

梁振英脸书被怒灌爆 比川普还顾人怨

 

梁振英臉書被怒灌爆 比川普還顧人怨
(中央社香港27日综合外电报导)脸书新增「怒」表情符号,让网友一吐闷气後,许多国际政治人物脸书也获得不少网友按怒,其中公认最顾人怨的首推香港特首梁振英,他令人讨厌的程度是美国人气最高总统参选人川普的百倍。

脸书(Facebook)新增表情符号上线仅3天,梁振英脸书迄今涌进近13.3万个怒,顾人怨到极点,反观川普只收到1400个怒。

同时,英国首相卡麦隆也收到约40个怒,美国总统欧巴马仅有27个。

脸书本周稍早除赞(like)外,新增了怒(angry)丶呜(sad)丶哈(haha)等表情符号。

香港民众大多认为梁振英与民意脱节,早失民心。香港2014年爆发民主大游行,当时抗议人士就讽刺梁振英是残害民众的吸血鬼。

技术不好用?奔驰反用人类取代机器人

  近两日,日本传出将要建立一座由机器人负责运转的城市的消息让大家对机器人代替人类有了更深的渴望。但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最近背道而驰,使用人类员工取代装配机器人。

平时我们在参加工业机器人展或者汽车工业装配展时,会看到在冲压、焊接、喷涂、和引擎安装这样的重复性工作上,机器人具备更高的效率和稳定性。以上海通用车身四大车间中自动化率最高的车间为例,自动化率高达97%。

但有些地方,比如最近奔驰车间的一些个性化装配服务:碳纤维装饰,加热和冷却杯架,选择座套颜色,装配测试各种车载技术,为轮胎装配四种不同颜色的轮胎气门帽这些就不是目前机器人的“能力”所能代替的。

奔驰表示,机器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编程和适应他们新的生产任务。因此该公司已经聘请了更灵活,更灵巧的人类完成相关任务。机器人不能处理个性化工作,梅赛德斯奔驰雇佣更多人类员工可以节省资金,并且确保新产品可以及时推出。

梅赛德斯奔驰正在101岁的德国辛德芬根工厂用人类员工取代机器人,德国辛德芬根工厂每年生产40万辆汽车,每天需要大约1500吨钢材。

谷歌照片识别系统能识别任何照片拍摄地点

如果随便给你一张照片,仅凭这张照片本身让你辨别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达人而言,这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张照 片是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例如埃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或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等地方,你可以一眼就能猜出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如果照片里面没有任何能说明地方和位 置的线索,或是照片是在室内拍的,或照片里是一种宠物或食物,这时要再想猜出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这就变得困难得多了。

不过人类还是能想尽各种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的。他们可以借助照片里的各种信息来猜出拍照的地点,比如照片里可能出现的语言,植被类型、建筑风 格、服装风格、车辆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等等。这些都是人们的经验积累。如果让机器来完成同样的猜拍照地点的任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机器比人类更难完成 这项任务。

然而Google的计算机视觉专家Tobias Weyand和James Philbin与Ilya Kostrikov等工程师却开发和训练了一个深度学习机器,它可以通过分析照片上的像素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在辨别照片的拍摄地点方面,这个新的机器的 表现竟然超过了人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地理物质线索的宠物、食物等照片,它竟然也能辨别出照片的拍摄地点。

这个机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方法也不难,至少在机器学习世界是不难的。Weyand和他的团队成员将全世界划分成一个网格,这个网格由超 过26000个不同大小的方块组成,每个方块的大小由在该地点拍摄的照片的数量决定的,而其中每一个方块都代表着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所以在拍摄的照片多 的大城市,方块的密度和大小要多余那些偏远的地区。Google的团队忽略掉了海洋和两极地区,因为那些地方很少有人拍照。

接下来,Google的这个开发团队利用从互联网上的搜集到的各个地方的照片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再利用地理位置数据将不同的照片归入相应的网格方块中。整个数据集是非常大的,它一共包含了1.26亿张照片和所对应的拍摄地理位置数据。

Weyand和他的团队利用9100万张照片来打造一个强大的神经网络,通过照片本身就能知道照片的拍摄地点。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将一张照片输入这个神经网络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照片的拍摄地点,或是最有可能的拍摄地点的一个列表。

他们然后会利用数据库中剩余的3400万张照片来验证这个神经网络的功能,他们这些将照片与这个核心网络中的照片进行比对,得到识别结果。他们将这个神经网络命名为PlaNet。

为了进一步测试PlaNet识别的准确度,Google的这个研发团队从Flickr中选取了230万张带有地理标记的照片,看PlaNet能 否对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进行准确识别。Weyand表示,PlaNet能够以街道级精度确定3.6%的照片的拍摄地点;如果从城市级精确度来说,识别率提 高为10.1%;如果从国家级精度来说,识别的准确率为28.4%;如果从大洲级的精确度来说,识别的准确率为48%。

这个识别结果看似不理想,但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PlaNet的表现已经略好于人工。为了说明这一点,Weyand和他的团队将PlaNet 的识别结果和10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判断结果进行了一次比赛。PlaNet判断的拍摄地点与照片的实际拍摄地点的平均差距在1131.7公里以内,而10 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判断的结果与实际地点之间的平均差距在2320.75公里以内。

“总体而言,PlaNet在50轮人机比试中胜出了28轮,平均误差为1131.7公里;人的平均误差为2320.75公里。这场人机比赛表面,PlaNet在识别照片拍摄地点方面的表现已经超过了常人。”Weyand团队这样说道。

PlaNet在识别照片拍摄地点方面为什么能表现如此优异呢?Weyand表示:“我们认为PlaNet比人有优势,因为它见过的地方比任何常 人去过的地方都要多得多,此外,它还能识别出不同地方景色的细微差别,即便是那些最喜欢旅游、去过非常多的地方的旅游达人也很难看出那些细微差别。”

此外,Weyand的团队还利用PlaNet来定位那些没有任何地理位置线索的照片,比如室内拍摄的照片或是一些物体的照片,比如猫啊,狗啊。 当这些照片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照片的影集的一部分时,这个机器可以通过辨别影集中其它照片的位置的方式来辨别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

加州霸凌案被告父亲:送子西漂是一场大跃进

上周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之后,其中一位的父亲指出,他儿子在美国高中混迹于中国学生之间,多年学不好英语,但在过去一年的监禁生活中英语却迅速提高。恐怕未来数年,他们三人只能在加州的监狱补学在当地高中落下的美国教育。

2月17日,轰动一时的小留学生绑架、欺凌同胞案宣判,三名19岁的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分别被判6年、 10年、13年监禁。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他们将在刑满后被驱逐出境。庭审显示,2015年三月底因为琐事发生争执,翟云瑶、杨雨涵、章鑫磊和其他多名中国小留学生,在他们生活的洛杉矶罗兰岗(Rowland Heights)社区,绑架并殴打了当时18岁的刘怡然,脱光她的衣服、用烟头烫她的乳头、剪掉头发逼她吃掉,还拍下她的裸照,整个过程持续数小时。被害人报警后,六人被捕,其中三人尚未成年,还有数人在逃。三位主犯表示不予抗辩。

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降落伞儿童”(parachute kids)——无父母陪伴独自在美求学的小留学生——的审视。这些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学生都在十多岁通过中介的安排来到洛杉矶等大城市,在远离父母的异国独 自求学。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富裕家庭为了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就业机会,或一张绿卡送子女出国,这样的低龄留学生越来越多。群殴事件却让人们一窥这些小留学生 在监护缺失、独自适应异域生活时,可能出现的极端行为。审理此案的法官说,此事让他想到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笔下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群6到12岁的男孩困于孤岛后,恶的本性膨胀而导致互相残杀。

据报道,出事的这些降落伞儿童在美国无所拘束、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情感纠葛、账单纠纷、被害人说翟云瑶等 上海人坏话,绑架、欺凌因之而起。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宣判当日,被告杨雨涵通过律师向法庭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不是坏人,问题出在“降落伞儿 童综合征”,她说“中国的父母都是用心良苦,送他们的孩子到遥远的地方,无人监护、自由太多,这引发了灾难”。

不过在国内,许多人认为,这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将自己在国内任意妄为的做派延续到美国,最终受到惩罚。17日宣 判结束,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一些人表示“活该”、“大快人心”。一位名为“淡花的沫鱼”的新浪微博用户写道:“还是美国的法律严谨,不在乎你是 什么阶层的,只要触犯了法律法规就会受到制裁。在国内就不一样了,钱能摆平这些富二代所犯的事。”

宣判当日,翟云瑶在通过律师向法庭宣读的一份英文声明中提到了国内对她的各种批判:“我听说,不管是在这里还是 在中国,都有很多人恨我,可能我也理应得到这样的对待。”提及父母时,翟云瑶说:“他们送我来是为了让我享受更好的生活和更全面的教育。随之而来的是自 由,实际上太多的自由。”她接着说:“在这里,我变得孤独、迷失。我从没有跟父母说过这些,因为我不想他们担心我。”

“降落伞儿童”一词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一些富有的台湾、香港、韩国等亚洲家庭送自己的孩子,独自去教育 更为先进的美国求学。近年来,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少年成为这一群体的绝对主力。在洛杉矶提供心理咨询的张馨方(Hsing-Fang Chang)博士表示,这些孩子存在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往往来自富裕家庭,在国内受到良好的照顾,面对新的环境,缺乏独自 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和管理情绪的能力。”她曾经处理过的案例中就有抑郁症,并出现自杀倾向的降落伞儿童。说到去年三月的欺凌事件,张馨方表示,在群体 中,往往由于责任分散,人更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但章鑫磊和多数被告以及原告曾经就读的牛津学校(Oxford School)的负责人乔治·王(George Wang)表示,所发生的事情在公立学校也有,青少年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一国家的问题。“他们不坏的,需要更多的鼓励关注。”乔治·王说,华人 30年前创办的牛津学校有两百名左右的学生,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其中有许多是独自在美。说起章鑫磊,乔治·王说,“在学校表现蛮静的,也没有什么违法的行 为。成绩不是很好,因为他英文程度的问题,有时候缺课。但是这个扯到他做那个事情,就没有直接的关系。”

章鑫磊来自一个上层中产家庭。父亲章帆是安徽人,90年代下海,在深圳经营一家小厂。2012年,15岁的章鑫 磊初中毕业来到洛杉矶,寄宿在一家墨西哥移民家庭。他先就读于一所基督教学校,同学多为和他一样来自中国的降落伞儿童。后由于无法适应英语教学,考试屡屡 不合格,他转学至牛津学校,同样地,大多数同学还是中国人。在这过程中,他认识了案件的主犯翟云瑶和杨雨涵,并随后开始和翟云瑶约会。去年3月30日案发 当天,他帮助开车,并去取了后来用来剪掉刘怡然头发的剪刀,最终获刑6年。事发以后,章鑫磊的父母已赴美六七次,虽然他们至今仍不了解美国的法律程序,章 帆在一则短信中说,“经过还没弄清楚就输了”。

近日,章帆通过电话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他谈到在美国陪伴儿子应诉遭遇的困惑,一些中国好孩子如何走上被告席,以及送孩子“西漂”的沉重教训。访谈内容经过编辑和删减。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被判了六年,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章帆:作为中国的父母,对于这个我们是有我们的意见。他在场没有打,已经表现得不错了,但是对美国的法律来说他 肯定有错,这一点我们也不理解。在场的话就一定同罪,有那么大的罪,一坐牢就是六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我 们一直都是这个理念。

中国的法律还是有中庸之道,吵完打完气消了就好了,刘怡然打完后还是送她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走了,大人不计小人 过。可美国法律是不给人犯错,小孩打架、夫妻吵架和吐口水都会引来灾难。美国法律像西医,对症下药,哪儿有问题就医哪。中国法律像中医,会找前因后果,找 岀病因,去病固本。中国法律有调解和和解,让受害人得到最大的补偿。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为什么章鑫磊当时会帮忙开车、拿剪刀?

章帆:当时他刚刚满了18岁,刚刚拿了牌照,开了一个月不到,开车瘾很大。他们叫他到哪里去,他肯定就去了,况且当时也在跟翟云瑶谈朋友,翟云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在国内是怎样的孩子,为什么到了美国会成了被告?

章帆:出去之前在深圳读书,小学一直成绩蛮好的,到初中的时候差了一些,玩游戏影响学习。十四五岁的时候比较难管,有时间就玩游戏。性格很柔和的,和我一样,还是有点软弱的,人缘也比较好,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错就错在认识翟云瑶了,太听她的话,离不开现场。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些原本的好孩子,为什么会在美国干出这样的事?

章帆:他们都是中国人在一起交往比较多,他们抱团嘛,这些中国孩子太多了,像那一带的话,可以说遍地都是中国孩子。因为他们的英语很难融入美国孩子中。有那么多中国孩子,他们何苦说外语。他们在一起玩、一起吃、一起唱歌、一起喝酒,肯定矛盾就有了。

这件事情我认为必然会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些孩子搞来搞去,刘怡然去年就被翟云瑶打,上个月(事发的前一个月)也有人打她,翟云瑶就在场,他们打的少吗?他们一年打的几次十几次的都有,把这帮孩子放出去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谁该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章帆:最大的责任肯定是父母,学校不管、寄宿家庭也不管了,美国政府也不管。

纽约时报中文网:许许多多的中国父母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而且年龄越来越小,你当初送章鑫磊出国是什么考虑?

章帆:当时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小郭办了去美国上学,他妈妈就跑来问我,章鑫磊要不要办。我问了章鑫 磊,然后章鑫磊说他也要去。他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在那里买了套房子,所以安排儿子去那里留学。这样章鑫磊答应去了,就开始办了。通过中介办的,因为我们 也不懂,介绍说学校还不错,孩子到美国去,很快英语能说好,又是基督学校,比中国教育要好,中国教育方式给孩子压力太大,我们就随大流就去了,没有考虑那 么多。

那时候并不了解美国,都说那边好,教育方式好、小孩能力锻炼的也好,不像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有一点死读书,那边社会活动也很多,学的知识会全面一些,就是认为那边好,所以就答应了。按道理,美国还是比中国要好一些吧。然后办手续,就过去了。

中国人压力大,一切都喜好大跃进,导致孩子西漂。父亲当年没有动脑就跟同事下海了,下海打拼也是一把辛酸泪。为 了孩子的未来,同样犯了错误,放章鑫磊小小年纪来美国西漂。也是一次大跃进!中国人喜欢大跃进:有工业大跃进,有文化大跃进,有工资大跃进,有住房大跃 进,移民留学大跃进!中国人民是不怕苦的民族!可是我们输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怎么为他选择寄宿家庭的?

章帆:当时是中介带过去的,还是不错。选了几家,觉得他家不错,就一个女孩子。其他有的孩子多 了,可能麻烦一点。当时中国的家庭不想进,他们说中国的家庭讲中文,学不到英文,老墨的家庭都是讲英文的,这样对英文有帮助。但是外面的环境都是中国孩 子,所以他们不用英文,也可以生活,人都是有惰性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们的家庭信基督教吗?为什么一开始为他选择了一个基督教学校?

章帆:算不上吧,不排斥,对基督教、佛教都有点兴趣。因为基督教学校在美国都是比较正规的,所以选了一所基督教学校。当时小郭的妈妈跟我们说,基督教学校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选了基督教学校,其他的学校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她的儿子已经被这所学校录取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根据你们的了解,章鑫磊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

章帆: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还是很孤独的,吃了很多苦也不愿意说啊,出去了也没有脸面回国。后来我们想要他回来,但是他不愿意。(章鑫磊)说困难就是要钱,感觉上了学就是被绑架了似的,整天就是要钱。小孩独立去管钱很麻烦,有钱的时候花得开心,没有钱的时候日子不好过。

他的英文并不是那么好,就直接去学圣经、学基础课,根本就上不了。又不是封闭式的,下学就是寄宿家庭,寄宿家庭 根本就管不了,语言不通,两三年了都沟通不了。上学一直都有去上,上了回来因为他们全部要用电脑,用电脑玩游戏。他游戏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我以前也不知 道,出事以后去了六七次了,接触了他的同学,都说章鑫磊的游戏水平应该是全校最高的。说他一个人可以对付几个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出事以后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骂这些孩子,说他们是富二代,行为残忍、罪有应得,你怎么看?

章帆:国内骂的人很多,但是具体的问题谁都不管,就是说他们不对,谁也不找原因,美国政府更是不找原因。

很多不是富二代,只能说是中产阶级,真正这些富有的孩子,他们的条件好一些,上的学校也好一些,这样的话也有人照顾。就是中产阶级,有一点点钱,稀里糊涂,在那里买房子不行,朋友又不多,这些孩子相对麻烦一些,在那边没有人照应。真正的富二代好一些,有人照应。

纽约时报中文网:出事以后,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章帆:美国洛杉矶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现实的,我去了这么多次,我实际上是没有钱的,但是遇到骗子, 比在国内十年遇到的都多,骗钱、借钱。我们在那里人生地不熟,求人家办事就得给钱,给了以后又借,借了以后也不要指望在洛杉矶能把钱要回来。比如有人吓唬 我们,说男孩子(在监狱里)很容易被人鸡奸之类的,听起来多可怕。他们说能找关系托人,但是要钱,我们也不懂,就给钱。后来我们也精一些,前两次都被骗 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章鑫磊在狱中怎么样?

章帆:他现在挺好的,隔两天就打电话回来。人缘处理得很好,和墨西哥人、黑人都关系很好,所以在里面不大会受人欺负,现在他身体很结实,做俯卧撑他说做500个起步。

英语现在很好了,英语现在一下提高得很快,以前不敢说,单词知道,到那里去了一下子就提高了。那里没有华人,全都是美国人,黑人跟墨西哥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再让你选择,你还会送章鑫磊出国吗?

章帆:中国的孩子不要去美国,中国的教育挺好的,去那边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孩子十五六岁,你叫他吃这么大的苦头,一点也不值得,钱也花的多。要上学,上大学,年龄大一些还可以,高中绝对不要去。美国学校就是为了赚钱嘛,很多学校全都是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好招啊,一招一大批。

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于今后送孩子去美国的父母,你有什么建议呢?

章帆:建议中国父母送孩子西漂时,要让他们好好补上美国法律这一课。我们是不懂美国法律,输了官司。

主管这样称赞才能激励部属说到团队的心坎里!

Smartphone一丶 对态度肯定
任务负责人在过程中,展现出积极努力负责的态度,不管成果如何,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好话肯定他的态度。

例如:「你最近为了完成这件事,非常努力,很棒!」
例如:「许多人都对你在这个专案的努力非常称赞,很棒!」

二丶 对事件肯定
任务负责人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事件,而这个事件最终被妥善处理完成,则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好话肯定他的这个事件。

例如:「你上周六晚上接到客户的紧急电话,虽然是下班时间,但是你及时处理而且让客户非常满意,这件事你做的很棒!」
例如:「在第二季成果报告的时候,其他部门都完全依照范本填入内容,只有你特别设计不一样的观点让董事长对我们部门印象深刻,这份报告你做的很棒!」

三丶对结果肯定
任务负责人在他所负责的任务上,无论以任何方式,最终能排除万难把任务执行完成,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好话肯定他的执行结果。

例如:「你把这件事完成,很棒!」
例如:「你不但把这件事完成,还超过目标20%,很棒!」

四丶对影响肯定
任务负责人在他所负责的任务上,对自己丶团队或其他人产生正面的影响,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好话肯定他的影响力。

例如:「你这个专案的计画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做其他计划的范本参考,很棒!」
例如:「有个部门也希望参考我们的做法进行新计画,很棒!」

身为团队领导者,从不要只会说「你好棒!」,如果要把这「说一句好话」说到团队的心坎里,就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说一句好话」,才能有效发挥你的领导力。

DHL 员工满意度达 9 成的秘诀:放手,让员工多付出一点!

Image2015年,DHL获得人力资源顾问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评选为台湾卓越最佳雇主(Best of the Best)。DHL内部的员工满意度调查(EOS,Employee Opinion Survey)也显示,近九成的员工认为DHL是个好雇主,觉得在这家公司上班是一个骄傲。

以员工听得懂的语言传达政策,从上到下想的丶做的都一致
对许多管理者来说,最常见的疑惑就是,「到底要怎麽做,才能让员工跟自己一样投入丶把事情做到最好?」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他们「想得」跟自己一样。

主管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沟通。」DHL总经理朱耀杰说,想要让组织从上到下「想得和做得」都一样,主管在传递任何决策时,每往下一层,都一定都要把内容「翻译」成员工能够理解的讯息,也就是他们「具体应该做些什麽事情」。

在此同时,为了避免讯息在由上而下传递时,发生很多人都玩过的「传话」游戏的状况,内容经过层层转译之後失真,主管在传递完讯息後,最好能回头确认员工听到的内容,跟自己所说的是否一致。朱耀杰自己就常常直接走到第一现场,探询沟通後的实况。

另一个增进沟通成效的机制则是,聆听员工的声音,允许员工在任何时间写信给总监或总经理,提出他们观察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再由公司执行。

朱耀杰提醒,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双向沟通,管理者一定都要记得後续追踪。「如果员工跟你讲了,结果你没有做,或是做了也没再回头跟他说,员工就会觉得讲了也没用,反而愈来愈疏远。」

愿意协助员工解决困难,是主管最重要的职责
密切的双向沟通,不仅能够确保组织上下一心,主管也能随时掌握员工的工作状况。DHL行销传播部经理方丹凤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她曾经卡在一个难题上,正巧总经理出现在她的办公室,彼此讨论一番後,「他就告诉我可以走哪一条路出去。」

对朱耀杰来说,一旦发现有人跑得比较慢,或是在原地绕圈子,主管优先要想的事情应该是,组织是不是有哪些流程或制度造成了这样的现象,而不是归因於员工个人的能力

「每年在EOS中得分最高的主管,通常不是最亲切的人,而是愿意解决员工困难的人。」这类主管不只会在员工遇到瓶颈时,陪着他们一起执行,了解过程中究竟有什麽困难丶需要什麽支援;甚至会用非常多的时间,去检视各种可能让员工晚下班丶做白工的问题,再逐一解决它们。

培养员工自主判断的能力,先教导而後放手
然而,主管的时间和精力都有其极限,无法事必躬亲,最终还是得仰赖员工自己做出决定。朱耀杰说,DHL的员工常常要自主判断,而且牵涉的都是「飞机要转降哪里?该停留多久?」等成本很高的决定。主管能做的丶该做的,就是教导而後放手

一旦发现员工在A跟B之间的抉择挣扎时,朱耀杰会先分析A跟B的利弊,整个逻辑走过一遍,先替他做出决定,「等到第二次时,就换他自己要做决定。」

在讲求货件准时送达的快递服务业中,DHL投了很多资源在培训上,尤其是栽培好主管,因为他们是最直接影响员工满意度的一群人。

为什麽不把资源投到硬体上,提升营运效率?朱耀杰说,只要设备够好丶流程够流畅精准,物流一定可以有90%准时率,但是如果要继续进步到100%,只能仰赖每一个员工竭尽全力丶多付出一点的投入,才有可能让组织从成功迈向卓越。

报道称中国前高官受审时喊冤,称遭刑讯逼供

2013年,时任英国财政部商务大臣的保罗·戴顿(左二)与当时的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在北京的一场签约仪式上握手。

香港——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被控收受数百万元贿赂的一名原中国高级能源官员本周称,他遭受刑讯逼供所以做出了有罪供述。

这位前官员名为许永盛,2014年,他被免去了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的职务,本周,他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罪名是利用自己的电力审批权从公司收受了561万元人民币的贿赂。

据在中国享有声誉的出版物财新网周三报道,周二,许永盛在法庭上,收回了之前的供述,称供述是在遭受了身体虐待后做出的,他只承认从一名地方官员那里接受了一把按摩椅。

许永盛在非公开审理的法庭上所做的陈述无法立即获得证实。他的律师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律师所在的北京事务所表示,律师不就此案接受采访。

许永盛是2013年以来因涉嫌受贿接受调查的几名中国能源官员之一,这些调查是习近平开展的更广泛的打击腐败运动的一部分。2014年,法院在认定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犯有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之后,判处他终身监禁。

许永盛的逼供控诉让人们对反腐败运动、以及调查人员为得到供述不择手段的做法提出了深层次的疑问。中共党员在面临刑事调查之前,会经过一个被称为双规的党内调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调查者的权利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一些官员表示自己曾受到虐待,直到他们承认有罪为止。少数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神秘死亡。

据财新网报道,许永盛告诉法庭,在一年的调查中,他有很长时间基本上没有睡觉,不受讯问时,他被强迫背诵制度条例。他经常被强迫坐在小板凳上,导致他臀部流血,财新网的报道称。

财新网报道称,许永盛还表示,调查人员还威胁要将他的妻子拘留起来,让他们的儿子得不到父母的照顾。

近年来,中国为减少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已进行了若干政策改革,个别并未犯罪但被判有罪的人也已被释放。但是,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专家说,在调查和拘留过程中,刑讯逼供及其他虐待行为仍普遍存在。

虽然被判有罪者后来又被无罪释放的案子已加大了公众对刑讯逼供的关注程度,但反腐败运动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他们认为运动减少官员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