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6

随着证监会的一纸公告，他最终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新任掌门。

45岁即成为央行副行长，官至副部级；53岁开始掌管一家国有大行；55岁任证监会主席，升至正部，刘士余已经成为“60后”官员的中坚力量。一位熟稔金融监管体制的央行人士评价称，刘的仕途将“不可限量”。

低调勤勉的央行18载

从1996年任央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开始，刘士余在央行工作了18年，先后任银行司副司长、监管二司司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等职位。2006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长，并在这一职位上长达8年，分管条法司、支付结算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等部门。

这段时间也是中国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时期，金融改革、央行分拆、五大行改组上市，中国银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几次股灾，也让央行开始重新审视监管。

在2013年“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刘士余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来总结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他建议称，一行三会和财政部应该完善分工、信息共享、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发展新的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这两项改革有望在十年内完成，一同能完成的还有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

刘士余的一名下属对《棱镜》表示，刘士余对金融市场业务十分熟悉，对债券、外汇等业务兴趣浓厚。他曾在公开讲话中谈到，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还是在债券市场，地方债务的解决、加大铁路投资、加大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的投资等方面，都将依托于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

多名熟悉刘士余的人士均评价，刘低调务实、非常勤奋，经常阅读至深夜，这一习惯保持至今，知识面很广，对农村金融、资产证券化、支付、房贷政策等方面均有研究。
而前述央行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水平极高，擅长解决复杂问题，在体制内长袖善舞，能妥善处理各方的关系。

一个例子是，在就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在监管层遭遇市场质疑时，刘士余多次出面澄清，从回应国有银行贱卖论、银行泄漏上百万客户信息，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争议等等，他都在不同场合予以正面回应，降低噪音。

互联网金融“大家长”

从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之时，一向低调的刘士余开始就为这一新领域频频发声，在几名副行长中表现最为活跃。

从2011年央行下发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正式形成，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作为分管支付结算司、条法司的央行官员，刘士余从2012年起，开始集中调研互联网金融行业，并积极推动《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

他对互联网金融持开放包容态度，并为行业频频发声，以致于被外界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大家长”。他的离开让不少互金从业者惋惜，接替他管互联网金融的官员又得花时间重新调研、熟悉这一行业，这被视为指导意见迟迟出不来的原因之一。

刘士余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认识，集中体现在《秉承包容与创新的理念 正确处理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一文中。这篇刊登在2014年2月《清华金融评论》上的文章，集中回答了互联网金融是什么、互联网金融会有何种风险、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监管互联网金融三个关键问题。

他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认为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在2014年的火爆与这一定性不无关系。
同时他也揭示了互联网金融三方面的风险：一是机构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触碰法律“底线”； 二是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内控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经营风险。他还特别强调了互联网金融的两条法律上的“底线”，即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不能非法集资。
而其鼓励创新、为行业预留发展空间；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严守“底线思维”等监管思路，也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在2015年集中爆发了一批e租宝风险事件后，监管的风向已然收紧，行业正在经历寒冬。

正因为他对互联网金融的深入研究，外界猜测他到任农行的任务之一，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刘士余到任半年之后，农行发布“掌上银行3.0”，作为该行互联网金融战略中B2C核心平台，其涵盖传统金融服务、消费电商和社交分享功能。此外，农行还将移动金融、电商平台、三农服务、全球通战略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力方向。

主抓三农和风控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任党委书记，开启了由“裁判员”向“运动员”身份的转换。在离任之时，他已是央行排在第二位的副行长，仅次于胡晓炼。2014年12月开始，刘士余兼任中国农行董事长。

农行一名中层人士告诉《棱镜》，刘士余在到任讲话中曾表示，自己会在农行长呆，其目标是把农行打造成一家国际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据《棱镜》了解，刘士余在农行的一年半时间，主抓三农业务和风险管理。在农行2015年工作会议上，刘士余提到，要着力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将服务“三农”作为政治上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上的发展壮大之基。

此外，上述中层人士提到，农行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对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的提高。这一方面与刘士余在央行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两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银行业处在风险高发期。

不过，虽然狠抓风控，农行仍在2016年1月爆出39亿元的票据窝案。据《棱镜》了解，案件发生后，刘士余震怒，下令农行上下严格自查。在上述农行人士看来，“农行这么多人、这么大体系，也不可能做到不出一起案件。”

在他们眼中，刘士余务实、有领导能力、不摆架子、“不会搞虚的东西，实事求是”，是一位和善的学者型领导。

业绩争议：不良攀升

虽然利润增速放缓、不良双升已成为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但相较于其他三家国有大行，农行在过去两年的财报难称靓丽。
业绩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实现净利润15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7%，增速为四大行中最低。

此外，在这一报告期内，农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02%，是四大行中唯一破2的银行，远高于工行的1.44%、建行的1.45%和中行的1.43%。这一不良率也较刘士余接手农行时的1.29%攀升了0.73个百分点。

一个小细节是，虽然业绩不如以往亮眼，但工、中、建三家银行仍按惯例，在2015年年中召开业绩发布会，由各自的董事长或行长带队，直面投资人和媒体提出的问题。而农行是2015年唯一一家没有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的国有大行。

不过，上述中层人士向《棱镜》解释，农行不良率看似高于其他三家银行，其实很大原因是农行的核销要少很多，由于农行的中小客户较多，单比金额较小，核销起来相对困难。
《棱镜》查阅财报发现，截至 2015年9月30日，农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18.30%,虽然比上年末下降了68.23个百分点，但在四大行中仍为最高。相比工行的157.63%、建行的178.99%、中行的153.72%，都已接近银监会规定的150%的红线。

“刘董事长对农行的业绩贡献很大，做了很多如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夯实了基础。”上述农行中层人士称。

他告诉《棱镜》，对他们而言，原本说要长干的董事长不到一年半就走了，内部一方面担心新领导来了后又将有新变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期待董事长去证监会后，“盼望他能管好证券市场”。
刘士余的过往并无多少证券经验，在他为数不多有关证券市场的言论中，他提到资本市场发展应有健康，全面，多层次三个维度，解决资本市场各种问题的核心是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同时扩大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不过，在市场人士看来，金融市场是相通的，刘士余在央行的长期经历，让外界对他执掌证监会充满期待。而在证监会2015年起经历了反腐风波、股灾、熔断等事件之后，等待他的，首先是如何重振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