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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首尔19日专电）南韩政府今天以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的名义发表评论，就美国对北韩制裁议案首次生效表示欢迎，称这显示美国严正应对北韩核试与发射长程飞弹的坚定意志。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南韩政府在评论中表示，美国国会基於跨党派的合作迅速处理的这项法案，是第一项仅针对北韩的丶成体系的制裁法。期待这项法案能为美国政府采取强力有效的措施提供保障。
评论称，法案的生效将有助於加强南韩政府和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措施及国际社会为使北韩对进行核试和发射长程飞弹付出相应代价的共同行动。南韩政府将和国际社会一起采取一切可用措施，迫使北韩弃核，改变态度。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於18日正式签署最近国会通过的对北韩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法案（H.R.757）。这是只针对北韩的对北韩制裁法案首次获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生效。
（中央社纽约18日综合外电报导）Google执行长今天出面支持苹果公司（Apple Inc.）。苹果接获命令协助联邦调查局破解加州圣伯纳地诺（San Bernardino）血案其中1名枪手的手机，但苹果准备抗命。
美国有线电视财经新闻网（CNN Money）报导，Google执行长皮查伊（Sundar Pichai）坦承执法部门在保护大众上面临「重大挑战」，他仍然在一连串推特发文中支持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
他在5则推文中第1则提到：「强迫公司允许入侵行为，可能牺牲用户隐私。」
皮查伊说，Google虽提供「执法部门根据有效法律命令取得资料」，这和要求企业入侵装置不同。
路透社报导，社群网站脸书（Facebook）今天也站出来支持苹果的决定。
1名脸书代表说：「我们将持续奋力对抗要求企业降低系统安全的规定，这些要求会造成令人恐惧的先例，并阻碍企业对产品安全的努力。」
北京——这会堵塞交通吗？会扰乱正常生活吗？客人名单是否太长？宴会是否太奢华？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本周表示，共产党官员在举办婚葬仪式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建议对婚丧嫁娶、宴请的规模及收送礼金奠仪的金额制定明确标准，”中纪委本周三在官方网站发布的一篇文章说。文中详细介绍了如何施行去年年底颁布的党员廉洁自律准则。
上月，一位在哈尔滨冰雪节上的新娘。
在中国，婚丧仪式通常都伴随着豪华宴请和礼金收受，中纪委的这篇文章重申了针对婚丧喜庆等活动的条例，详细解释了如何在婚丧仪式中应用这些条例。例如，中纪委表示，官员们不应要求下属在这类活动中提供服务，进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候，如何避免“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呢？中纪委解释说，举办仪式不能“干扰和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营业、教学、科研、交通秩序和其他正常秩序”。
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习近平大举开展反腐活动，成千上万的官员遭到解职或起诉，特别是在财产来历不明或权力滥用情况明显的案例中。
中纪委表示，去年12月，著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在为其女操办婚宴时，接受了与该校有关系的一个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结果被免职。
中纪委还表示，在陕西省，一些村党支部书记因为在婚丧喜庆事宜中“收取礼金金额较大”受到了警告。
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党员干部如何为家人举办婚丧仪式的规定。去年，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政府规定，婚礼客人数量不能超过200人，葬礼参加人数不超过100人。其他家庭聚会只能邀请“近亲”参加。
在社交媒体上，中纪委对不当行为的解释招致了批评。
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讲得这么模糊，不知道哪种行为属于违规。”
还有网友写到：“我表哥结婚的时候，只敢办10桌婚宴。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亲戚和朋友都很多，至少要办30桌才行！“
网友“落影Lee”说这条规定“让你们显得像邪教组织似的”。
另一位网友写到，中国人显得“更像朝鲜人了”。
但是，也有人看到了不法官员从中受益的可能性。“领导现在肯定很开心，之前他们还要请客才能收礼，现在不请客就能收礼了，”网友“福泽谕吉”写道。
一些官员可能会发现，这些更严格的标准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去年，因为违反节俭方针遭到处罚的中共官员超过3.66万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去年11月，陕西省某村的村主任在给儿子操办婚礼时，向纪委报备酒席数量未获通过，于是辞了职。这名村主任说，他的亲戚朋友太多，要给儿子办个像样的婚礼，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
无论是自己开公司还是受雇於人，一整天下来，你会发现自己都做了些推销相关的事；不管职位高低丶影响力大小，「行销」几乎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举例來说，父母花很多时间说服子女叠被子丶做家务丶复习功课；创业者或新创组织积极推销自己的想法，以争取资金支持丶推动事业成长；公司或组织的领导者会向员工描摹愿景；雇员们则会展示技能，以期获得提升。
众所周知，销售决定着业务的增长和成功。下面三种沟通方法，会让你成为更完美的「行销者」。
1. 从提问引入谈话
最棒的沟通者总是用提问引导谈话，建议下次开销售会或与别人互动时，对谈之前先试着提出问题，为此当然要先做点研究。能提出好问题，长远来看对销售有两方面帮助。
第一，谦卑的心态总会为你加分
第二，你会得到一些关键问题的答案。
研究表明，顾客更喜欢有想法丶有创意的人而不是「销售老手」。连续创业者杰夫·霍夫曼（Jeff Hoffman）的心得则是：「作为一个紧张兮兮的新人出现很有效。表现得过度自信会让人倒胃口。」
2. 改变对销售的负面看法
销售这一行一点都不好，他们也无法理解为甚麽有人想做销售员，在他们看来，做销售意味着你找不到好工作。要获得销售上的成功，必须先转变对销售的看法：不应负面地去看待，而要换个完全不同的视角。销售工作无外乎服务他人丶帮助他人达成愿望。在销售领域，只有当你帮助别人成功时，你才会获得成功。反之，如果心里看低销售这一行，没有真正理解其意义所在，那是很难成功推销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的。
3. 热衷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
致力解决客户真正关心的问题丶为市场提供真正物有所值的产品，会让你与众不同，这可以说有扭转局面的力量。最成功的销售人员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销售，而是将其看作解决问题的机会。由此，他们非常热衷成为个中高手。
想方设法让产品本身的价值翻倍，然後将时间和精力用於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当你作为解决问题的高手名声在外时，你的生意和生活都将发生变化。
总结地说：即便你不是销售员，在沟通上下功夫丶练成更完美的「行销者」，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业务上的成功。
中新网2月19日电 据外媒报道，GPS除了当导航定位还能做什么？加拿大一名艺术家史帝芬(Stephen Lund)竟想到用它来作画。
报道称，史帝芬用GPS记录自己的自行车之旅，通过行经之处所标示出来的红线，连结成各种巨型图画，包括有各种动物、人物等，目前已累积达70多幅作品。
史帝芬本身就热爱骑自行车，后来才突发奇想，想到利用GPS来作画，创作出一系列作品，“自行车变得不再只是一辆车，而是一只枝画笔，整个城市就是我的画布。”
不过骑单车在地图上作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史帝芬表示，因为整幅画的路线都得是一直线，因此每次创作前总要花费好长一段时间规画路线。
说起旅居纽约的中国艺术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批至今都最广为人知：陈逸飞、陈凯歌、谭盾、艾未未，正在纽约皇后区美术馆举行个人回顾展的艺术家张宏图也是那段时期最早抵达纽约的艺术家之一。
九十年代初，继安迪·沃霍尔创造的关注后，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毛泽东的形象又开始广泛出现于艺术家的创作中，张宏 图差不多在那时（1989年）开始了自己“毛系列”的创作：毛泽东的头像被他从画板上挖空、给添上好笑的小辫子、脸上画满“老虎纹”，张宏图想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自己对毛以及他对中国政治长远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不过年轻时的张宏图并不是这样的。1943年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省平凉市的一个回族家庭，南北辗转后1950年跟 随父母定居北京。因为父亲是中国最早一批阿拉伯语学者，家庭主妇母亲则来自商人家庭，在新中国首都北京极端的政治压力下，青少年时期张宏图在1960年至 1964年在中央美院附中就读时，就感到自己与周围红二代同学显得格格不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抱着一种对于自己“右派”家庭背景的反弹，刚好二十出头的他成了毛泽东的狂热追随 者。批评老师校长，去抄写胡同对联作为大字报素材，甚至和学生一起闯进当时的英国代办处游行示威——直到有天他在路上看到一群初中生拖着一个刚被打死的 人，那一刻他有了怀疑。
1982年通过在美亲戚的帮助，张宏图以留学生身份来到了纽约寻求艺术创作的空间，两年后他夫人和儿子赴美，至 今一家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多年，并已加入美国籍。现在说起张宏图的艺术创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虽然他早在 1995年就决定不再创作“毛系列”，说不愿意自己被当做“又是一个画毛的”，但是后面的作品《郭熙-梵高》、《可口可乐》和《再制马远水图》都是在探讨 东西方的艺术历史，他自己还是清楚感到长久以来政治传媒远比艺术世界对他感兴趣。
今年1月，借皇后区美术馆个展之际，张宏图在纽约皇后区的画室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这正恰逢文化大革 命50周年。他小小的个子、满头的白发、走路总带着蹦蹦跳跳的节奏，待人亲切而愉悦，加上如今美满的家庭生活，怎么都不能把他和愤怒批判联系起来——直到 关于中国的对话开始。艺术之外，张宏图谈了很多自己在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看法的思想转变，1989天安门事件对他作品的影响，以及习近平时代与毛时代的共同 点。以下对话经过删减和编辑。
张宏图在纽约工作室。
问：从安迪·沃霍尔开始到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家，不少人都将毛泽东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对你来讲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形象？
答：我做毛和其他艺术家都没有关系。1982年我刚从中国来美国时，对波普艺术和政治议题并没兴 趣，而更喜欢表现主义，Anselm Kiefer那时影响力非常大。我开始真正对毛感兴趣是1989年的“六四”之后。那之前我认为我到美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所以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我 自己的家庭背景、我爸爸是右派分子带给我的各种麻烦，我觉得都过去了。但“六四”后，我觉得不可能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刀两断。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到 我出来前，我的20多、30多岁的黄金年代几乎全部被浪费掉了。之前我们受的教育，自懂事开始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我的看法从曾经一个相信毛，到怀疑 他，到批判他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对个人崇拜和人们怎么认识自己的思考。中国的个人崇拜可能是政治领袖，美国可能是宗教领袖、大众文化和明星。
当我第一次把毛剪开时，我有种罪恶感、想自己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当年的政治偶像，就像对耶稣基督动刀子，需要克 服一个心理障碍——这是一种恐惧感，是共产党统治的主要手段，使得你无论做事说话都要想会不会有危险。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而是我们一代人的心理障碍。我解 决这种心理障碍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做，直到1995年我在布朗克斯美术馆(Bronx Museum)的个展“Material Mao”。那时我发现自己已没了心理障碍，就决定停止了。所以整个过程对我来讲是种心理治疗。我并没有救世主的态度，虽然我知道这些作品继续展览下去会有 这种能力。而且那时，所有做毛的人都突然卖得特别好，还有画廊跟我说：“你把毛做得像真人那么大，我来卖。”就视觉上有震撼力，但我认为完成就完成了。但 我承认后面我又做了两件毛（笑）。
问：你们家从建国到文革时期的经历如何？
答：1943年，我出生时还没有新中国，跟着父母从北到南转了一大圈，1950年落脚在北京。那 时有了新中国，我也正好开始读书。刚开始读书时，我学的还是认字“人手口刀牛”，但一两年后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爸爸会阿拉伯语， “反右”运动前在《中国穆斯林》杂志做编辑和翻译。“反右”刚开始时，报纸上发表过几个“大右派”的文章，比如储安平，其中一个观点是反对清一色，说中国 领导不应只是共产党，他就在家里喊：“赞成！”这是他跟右派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再加上他爸爸是资本家，我妈妈的爸爸是开点心铺的，都不是工人、贫下中农或 革干子弟，出身不好。我爸爸工作很认真，结果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努力？是不是要夺共产党的权？”你如果去问那些右派家属，每人都会给你一个这样的 滑稽答案。那说到我就更先天不足，我读书的美院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邓小平的女儿、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都是我同班同学，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我就感到自己永 远在外面。
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学者，父亲十几岁就有将古兰经翻译成中文的梦想，并已翻译数卷，开始实现自己对 于信仰的承诺，1949年后，梦想彻底破灭（直至退休之后，年近七十才重新回到这个梦想。这是他大半生苦闷的根源）。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 （父亲）在政治上作为“人民的敌人”生活在人民的共和国二十余年。文革期间再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在他的工作单位中央广播事业局被批斗，被羞辱，被 关“牛棚”，被抄家。
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之后，母亲作为右派家属不准许继续在原单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后来到街道缝纫厂做衣服直到退休。文革时，所在单位做了一个“右派老婆”之类的牌子要挂在母亲的脖子上游街，母亲坚决不挂，算是躲过了一次羞辱。
文革开始不久，我的叔叔在新疆喀什被本单位的人以文革的名义打死，尸体被扔到河里。
问：从开始相信毛泽东到怀疑、批评他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答：都在“文革”期间。你小时因为被洗脑，相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相信毛主席是大救星给人 们生活带来幸福。“文革”一开始我很狂热的，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正因出身不好，我就更想积极表现。有段时间我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学校领导；“文革”期间发 生过一次很大的国际事件叫火烧英代办（1967年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编注），我还跟其他学生冲到英代办里，举手抗议、游行，表示 我们可以反击帝国主义，这是最疯狂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对当时二十多岁的我们来讲很浪漫和理想主义。就像毕加索也加入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当时在欧 洲是革命的形象，和所谓的“前卫艺术”是一致的。我小时候崇拜的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写大量革命诗歌歌颂列宁和新苏维埃政府，但后来三十几岁理想破灭、自杀。我们当时就有这种混合着反叛、荷尔蒙、渴望改革的心理状 态。
问：是怎么个转变呢？
答：1966年7、8、9三月是最疯狂的高潮。那时号召“破四旧”，我觉得胡同门上那些对联是旧 封建必须打破，就到街上去抄、写大字报批判。有次就看到一堆初中生用绳子拴着一个人的脖子，人已经死了，在地上拖，说他是个资本家。那震撼不是一个社会政 治观点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活活打死后，人们还在喊政治口号。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不重新思考。
再后来1966年秋天，当时毛泽东号召“大串联”，全国学生来北京学习红卫兵的革命经验，北京学生去外面散播革 命火种，结果就是全国学生不花钱坐火车。我当时对不花钱坐火车很有兴趣，所以和几个差不多出身的同学一路向西到乌鲁木齐，再坐汽车到乌苏，后来回到乌鲁木 齐；然后往南，一直到广州；之后大串联被下令停止后，我们就走路往北一直到了井冈山，还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我们虽是游山玩水的心态，但一路看到的是中国 的现实：真正农民的生活、武斗时小孩被打死在街上、尸体没人认领。这时我彻底转变了：我想自己这样热情地投入“文革”和崇拜一个人的结果是什么。当时强烈 地感到上当受骗，被自己相信的人欺骗的感觉很难受。回来后我就成了“逍遥派”，这是当时对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称谓。
问：后来怎么就有出国的念头？
答：我一直有点崇洋媚外吧，在当时这尤其是个负面的词。因为无论如何你会知道些外面的状况，所以 我就特别强烈地想知道国外的世界。文革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宽松。我当时在首饰出口公司上班，本来可能调到工艺美术学院当美术老师，但公司不肯放。 我没有别的理想，从幼儿园起就喜欢画画，但就这么一个梦想，都没办法实现，关键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环境根本不是我的环境，只要有机会我 就要出去，哪怕是去印度尼西亚我都拍拍屁股就走。不过我没有偷渡的野心和能耐是真的，1982年通过亲戚的帮助，我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纽约，那年我38岁。
问：当时刚来时生活如何？80年代来纽约有一大批中国艺术家。
答：要说物质条件，我可以举一百个例子满足大家对早期移民悲惨生活的想像。但其实我特别高兴，每 天都处于兴奋状态。当时的中国艺术家我是最早到的之一，再早的有陈逸飞，同年的有陈丹青、白敬周、袁运生，更年轻的是艾未未，那时都有往来。但能靠艺术谋 生的不多，基本上都打工，我主要是做房屋装修。
张宏图创作的《十二生肖唐三彩》(2002)。
问：当时很多中国艺术家就上街画头像，你当时有参与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答：我从来没上街画过头像，我不愿再将艺术作为让别人高兴的手段。在街头画头像对我来讲本来是很 浪漫的。我第一次来纽约，在格林威治的街上看到很多美国艺术家坐那，喝着咖啡，聊着天，人走过，喜欢就问价格，然后坐下画。但中国艺术家出现后情况就变 了，常常是夫妻档，一人画另一人就追着路人屁股后，“画像，画像”语言特别简单，后来就再没人竞争得过中国艺术家。现在的42街那时还是红灯区，画家和妓 女都在一起。我当时的好朋友林琳，他有天给我打电话，我问他能不能过来帮我搬画室，他说行；后来我又想周末是画头像最好的时间，我就说你还是去画头像吧。 结果他去时最好那条街都被占了，就跑到45街附近一个旅馆门口。但他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交易的地盘，结果有个黑人来捣乱、把鸡骨头放他头上，这在黑人文化 里是种诅咒。后来林琳太太急了，几分钟之后，在街头画像的林琳惨死在这个街头流氓的枪下。
文革已经使我对这种看似浪漫实则虚幻东西产生反思和怀疑。年轻时人都有理想，等真正长大会发现，这个理想往往是 别人给你制造的一个幻觉，告诉你这样就光荣，是有意义的一生。但你后面可能会发现，这些理想像地平线上的光，都是虚幻的，你长大后的实际状况可能完全不一 样。2013年我在高雄美术馆个展“在路上”，我回顾我的一生，可以发现东西、享受，有各种困难都没关系，但我在路上走，而不是地平线上有个光，我走到就 高兴，达不到就很痛苦地一直奋斗。因为说到底很难说那个目标是不是在骗你的。
问：1989“六四”对你作品的影响很大，先不谈事件本身，因为你并不是亲身经历者。就从你身处纽约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反应？
答：这边有一个直接的消息来源是CNN。事情发生后我没有马上回去做之前的作品，就画了大的宣传 画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因为听说学生死了就总会有感触吧，尤其是中国政府又不允许大家去讨论或纪念。当时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Asian American Art Center)的馆长Robert Lee（伍振良）是个华裔，对学生很同情，就组织了一个展览，有两百多个艺术家都来参加了，包括Barbara Kruger，做作品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因为无论如何对待学生不能用武力，中国外交政策宣传永远是回避武力，所以武力镇压绝对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问：你们当时对学生的支持到底是什么？是对他们诉求的支持，还是对保护他们生命的支持，你们当时有想得特别清楚吗？
答：至少对我来讲就是情绪上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反弹，就是“怎么能这样呢”，并不是从理论方面那么冷静地思考。
问：你自己在文革时看到过学生被背后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推上舞台，尤其是自己也有被那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情怀驱动而狂热的时候，所以除了情绪上的反应，你是不是也想过1989年那次运动的学生背后也可能有多种因素？
在艺术家张宏图的工作室里，诞生了大量嘲讽毛泽东的作品：毛泽东取代了《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和门徒；变成麦片上的商标；还被做在了乒乓球桌上。
张宏图创作的《桂格麦片桶上的毛泽东》(1987)。
答：当然有，毫 无疑问。我当时1989年8月份做了一件作品，就是把毛泽东挖空，里面放了一个吾尔开希，他是学潮时最有名的学生领袖。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直接，就是我认 为这次学生运动其实并没有逃脱毛的做法和思路，还是在这个框架里。我并非说学生一切都正确，也并不是评判整个事件，我是说无论如何应该有另一个选项去解决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法国也发生过学潮，学生的这种理想主义和反叛几乎永远都有，简单地说，就是荷尔蒙到那个年龄就自然而然要做出点什么事情出 来。但是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政治体制会对同样的事情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问：作为艺术家在美国的现实处境来讲，是不是“毛”系列后，在美国的展览和关注就变多了？
答：对我个人来说，是的，“毛”系列后，在美国的展览和关注就变多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对 我的关注主要不是在美术界，而是在新闻界和政论杂志，像最早有《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1990年10月)报道了《最后的晚宴》这幅画在华盛顿被禁展的事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2年12月刊)配合夏伟(Orville Schell) 的文章《Once Again, Long Live Chairman Mao》发表了三幅毛的作品；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也对我的东西有兴趣。1990年，我们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罗素园厅(Russell Senate Office Building rotunda)里做一个纪念“六四”事件一周年的展览，我的《最后的晚餐》被禁止参展，说是这件作品会冒犯宗教界人士，这在当时掀起了个小波浪。那时候 审查管制在美国是个很大的话题，它不只是针对政治，而是在对于像同性恋、女性、少数民族的话题也有审查。但和中国相比，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媒体就开始发表大量讨论。并且媒体没有一个敢支持政府，不然肯定会被口水淹没。但这对我是个好事，因为媒体都来采访我。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跟人民作对 的，政客都要说谎话。但相对来讲，如果是透明的、做的好事比较多、它的选举过程有人民的参与，就和一个完全不透明的独裁政府不一样。
问：你说到很多自己受到的关注更多来自政治媒体，这样艺术家会不会有意无意充当了媒体的一个角色，被用来佐证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某种固定的看法？
答：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无奈。一开始时，如果媒体的分析和我本意不一样的话，我还会去找他；现在我觉得艺术家应该允许别人去批评、分析和误解。因为你也对其他人的作品也充满了误解和分析，你挪用别人的作品过程中，可能这个作者根本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无所谓。
问：不过，从1982年起你就离开中国了，作品议题停留在对六十年代毛和“文化大革命”上。历史有影响，当下中国的具体议题也有非常大的变化。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西方媒体通过你的视角传递给受众的信息，有某种停滞呢？
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中国的现状和毛的时代有共同之处。比如在中国，思想、哲学和美 学被压制得越来越厉害。整个社会没人关心你的精神生活。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就像很多大款赚到钱就开始信佛，我觉得很可笑的。有谁把进教堂当成和上帝 的心灵沟通？毛那时是政治偶像，当政治偶像也不被崇拜时，人们就是空虚状态。中国人现在精神绝对空虚，太关注做生意、挣钱，包括艺术家，像很多艺术家问 我：“你们不谈钱谈什么啊？”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加之长年没有生活在中国，这种对毛的广泛批评和怀疑，对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人，有什么建设性帮助呢？
答：第一，我觉得毛在中国的存在和对中国的影响，直到在今天依然是存在的。第二，这种个人崇拜对 于中国人的影响到现在没有结束。比如更多中国人希望中国有个好的领导，而不是一个好的体制。当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好的，因为政治都需要控制人，但是有的 政治体制更坏。在美国两党骂来骂去，但它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会变，这本身保证了人们的很多权利，而不是靠总统。在中国人们盼望着好的总统，最近习近平在反 腐，那么习近平之前和之后呢？
问：看得出你还是很关心中国的现状，那现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呢？又有什么看法？
答：我差不多一年回去一次，和老同学、家人见面；然后就是上网、看看报纸和其他。当然，我对中国 的了解赶不上你们，更赶不上在中国生活的那些人，但我觉得我的思考可能比他们多一点。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最悲惨的不是经济，像把动物养肥很容易，但养得很 有力量其实很难。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全球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个受尊重的国家。你看中国的发明创造，我们现在用的东西，电脑、飞机、网络哪些是中国创 造的？
张宏图创作的水彩画《仙人掌静物写生》(1972)。
我不是一个政客，不过我认为首 先你要给人们一个讲话的平台，现在像Facebook、Youtube、Gmail都禁止的话，就太虚弱了。第二，你如果能够让人们参与讨论，歌颂你是完 全可能的。但不管人们是歌颂，还是批评，都应该被允许存在。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慢慢来。就像现在说起中国的思想家，孔子、老子，都是在国家四分 五裂时产生的，所以让人们能够发表看法其实并不可怕。
问：最终回到艺术创作上来，你和中国的直接关系主要发生在1982年你来美国之前。那当你把这段历史作为自己后面的创作主题，会不会带来艺术创作的局限性呢？
答：会，当然会，因为我做毛系列就做不了别的。任何时候都是你进入一个环境，就会跟其他环境有一定距离。这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停止做毛了，我不愿意被这种局限性局限住了。
问：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纯艺术创造方面是否会有损失？
答：完全可能。可能的是什么？因为一旦中国可以允许老百姓随便议论毛了，重新认识毛了，批评和夸 奖都好，那我这些作品没用了、被人叫成垃圾，我不在乎。甚至大家觉得你不是一针见血，只是隔靴搔痒，这些都可以。但此时此刻，毛的肖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 着，毛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上陈列着，大家还排队等着去崇拜他，我认为它的现实意义还在。像你说的，这只是作品的政治意义。如果我是一个乐观派、对自己更 充满信心的话，过了两百年，人们已经忘了那些政治含义，只从艺术角度，说“还立得住”，那当然更好，我也希望这样。
特纳决心每天早点起床，还要从一年前说起。他阅读了哈尔·埃尔罗德（Hal Elrod）的《奇迹的早上》（The Miracle Morning ）一书，做出了这个明智的决定：生活方式上效仿那些早早醒来而驰骋业界的知名企业家，在一天的电话丶会议丶短信等让人分心之前，完成自己最为重要的事情。
一开始，特纳把闹钟调早後，满怀期待自己能在它响起时跳下床，不幸的是，那一刻「彷佛是让人发蠢的恶魔从《霍比特人》中直接跳出来」，主导了他的思想：「不！接着睡！」他听命了。一小时後，当他再次醒来时，为自己缺乏自控力而直拍脑袋。
不久之後，特纳发现了轻松抵御睡魔的简单方法。在三个月时间里，他写了两本房地产投资方面的书，让自己收入翻了一倍，也改善了与妻子的关系。
他将这一经验归结为下面七个字：别让大脑支配你。
特纳说，自己仍然不喜欢早起，并不是会像太阳那样早上「升起发光」，但确实可以做到让睡魔无力支配自己，让理智占上风。下面就是他分享的四个简单步骤。
1. 将闹钟放在卧室另一边
抵御昏沉的最简单办法是让身体马上动起来。当闹钟铃声大作，半睡半醒的你别无选择，只得走到房间另一侧去关闭闹钟。但前提是别太晚就寝，以免到时发生横下心来蒙头大睡的情形。
2. 给自己设定一个超级简单的任务
闹钟关闭後，人还会感到要钻回温暖舒适的被窝睡个回笼觉的诱惑。为此，特纳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超简单的任务：喝一杯水（前一晚已经倒好）。他说，这听上去有点傻气，但喝一杯水有诸多好处，除了缓解夜间身体的脱水，还能增长理智的力量——你做出了一个正面选择。喝好水之後，去刷牙，因为……牙具前一晚也已经摆在那里。
3. 前一天晚上把要穿的衣服找好
特纳不想让昏沉的大脑替自己选衣服，倒不是说会有错穿老婆衣服这种事，但如果要让他一早就做出穿衣打扮方面的精心选择，他宁可再睡会儿。为此，他会头天晚上把衣服都找好，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让刚睡醒有点迷糊的自己一定能看得到。
4. 前一天晚上写下清晨的目标
特纳建议道：按照这一新的作息规划，到现在为止，你已经连续做出了几个不错的选择，睡魔应该已经败了。「现在是时候彻底粉碎睡意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确定在一日开始之际要完成甚麽事情；毕竟，如果早起没有明确目的，人要麽会回去睡觉，要麽会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地翻查一个小时的社交媒体，让时间溜过去，这会彻底失去早起的意义。
由此，特纳每晚睡前会把第二天早晨的日程定好。他通常会在Evernote行事历中做个简短的列表（有时仅只是一件事），例如：新书写1,000字；开车到健身房练举重；给七位房地产业内作家发约稿电邮。
伊拉克巴格达一家法庭星期四（2月18日）以参与杀害1700名伊拉克政府军新兵的罪名判处40名男子死刑。
“伊斯兰国”（IS）武装在2014年夺取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并对前美军基地“斯派克军营”（Speicher Camp）的伊拉克新兵实施了大屠杀。
这些新兵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屠杀行动激起什叶派穆斯林愤怒，并帮助伊拉克调动什叶派民兵打击了IS武装。
IS曾在2014年公布了一些有关这次屠杀的照片和录像。
一些照片和录像显示，士兵们被赶上汽车，被迫趴在地上，然后遭到枪击。
伊拉克政府军后来收复这一地区，发现一些集体坟墓，包括2015年在北部城市提克里克附近发现的集体坟墓。
政府军在进攻过程中逮捕了一些涉嫌参与这次屠杀行动的嫌疑人。
巴格达法庭星期四在根据反恐法律做出上述判决的同时，还由于证据不足而释放了7名嫌疑人。
伊拉克司法官员说，所有47名被告都是伊拉克公民。
在被判处死刑的40人之中，有24名被告在去年被以同一罪名定罪，但是他们提出了上诉。
其中一些人说，他们在案件发生时并不在提克里克附近。
还有一些人表示，他们没有被允许见律师，而且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招供。
人权组织对有关审判提出了批评。
湖北奥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工厂车间里堆放着许多水泥罐，由于订单减少，这个曾经繁忙的工厂如今变得毫无生机。
即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也存在阻碍中国经济实现繁荣发展并冲击全球经济的严重生产过剩问题。对于随州而言，这个城市面临的是香菇和水泥车的过剩。
五年前，当48岁的农民杨群（音）开始在随州繁忙的香菇早市上做生意时，这个菌类食品行业正不断扩大，甚至吸引了英国金融巨头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 0005.HK, 简称：汇丰控股)旗下的一个农村贷款子公司。杨群存够钱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而在上个月遭遇大雪天气时，她不得不以清仓价卖掉了耗时半年培育出来的六袋干蘑 菇。
对于许嵩（音）而言，叮当的敲打声能让他回想起以前他的200名同事忙着将钢材锻打成水泥车使用的巨型水泥罐的场景。前不久的一天，他 独自坐在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看视频，他是这个废弃工厂车间留下的唯一工人，车间内，数十个生锈的水泥罐犹如重达数吨的足球一般被堆放在一起。
站在湖北奥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Hubei Aoma Special Automobile Co.)的工厂里，许嵩说，形势出现了急转直下。他表示，不知道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嵩以前在这家工厂从事质量控制工作。
最近几年里，除了钢铁和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外，中国的农业和制造业遭遇了供应过剩和市场饱和的困境。此前，受宽松信贷和政府对农 业和建筑业的扶持政策推动，许多像随州这样的中小城市一度出现繁荣发展，这些城市本该为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推波助澜。但现在这些城市的发展却出现了停 滞，这拖累物价出现下跌，并造成利润下滑和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
随州的困境反映出中国经济放缓的范围之 广、程度之深，以及解决问题的难度之大。中国的问题引发了全球市场动荡，也对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陷入停滞的担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内产能过剩意味着中 国现在在海外的开支将减少，同时，那些向中国销售产品的海外企业可能会面临旨在支持中国企业的保护主义措施。在中国需求不振之际，拥有闲置产能的中国工业 巨头正在寻求夺取海外市场的份额，其中包括建筑和铁路设备生产商。
中国政府把淘汰“僵尸企业”视为一项重点任务，以便为发展其他更有活力的经济产业扫清道路。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在许多像随州这样的偏远地方，产能过剩行业往往是这些地方的经济支柱。“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依靠贷款存活、产品没有销路的企业。
中国1月份的制造业活动依然疲软，其中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2012年8月份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去年的钢铁产量出现30多年来的首次下滑。中资银行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信用等级正在遭到下调，评级机构的分析显示这些公司面临债务问题。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让更多地区的民众获得机会。在市场开放的前几十年中，上海和其他沿海大城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现在中国政府指望中小城市来接力下 一阶段的发展。政府的目标是在五年内使1亿低收入农民落户城镇，以此来壮大能够负担得起娱乐项目和医药费用的中产阶层队伍，维持中国经济的上升趋势。
有250万人口的随州是中国约130个类似规模城市中的一个，而这些城市正是中国政府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着手点。这些城市的作用是将农民转化成工资较高的城 市工人并为本地企业开辟新的市场。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随州2015年的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合3,470美元，较该市农村居民收入高出40%以 上，但不到上海城市居民近8,100美元收入水平的一半。
宁波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经济政策项目主任杰拉奇(Michele Geraci)说，被夹在中间的城市感到无所适从。在和许多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交流之后，他说，许多城镇实际上是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个工业化边缘地带。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是昔日刺激政策的后遗症。新科技公司和产业升级浪潮集中在沿海城市，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更是限制了有扩张需求的企业的选择余地。
为了给新经济增长扫清道路，中国领导层今年将供应侧改革作为施政重点，希望淘汰许多经济领域的过剩产能。
在如皋和南通这样的东部沿海城市，也弥漫着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两个城市都存在造船业产能过剩问题，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加。在北部城市沙河，由于平板玻璃产能过 剩，一些工厂被迫关闭。当地人喜欢把沙河称作中国的托莱多。在海南岛，小型渔业的发展让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罗非鱼生产国，但现在许多渔民的生活已难以为 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估计，如果关闭三分之一的产能，单是金属、煤炭、水泥、铝和玻璃行业就可能导致300万工人被裁员，不过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投资银行表示，政府 的相关计划将缓冲很多失业人员受到的冲击；该行称，有迹象显示政府将缓慢削减产能以维持经济增速。
卡车改装行业
随州市位于长江以北，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周边地区多为肥沃的梯田。传说随州是4500年前中国农业之父──炎帝神农氏的故里。
为促进工业化，随州利用了临近省会武汉的便利地理条件。当地一些低水平的工厂将区域巨头东风汽车公司(Dongfeng Motor Corp.)生产的卡车改装成水泥搅拌车、垃圾清运车、校车等。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随着中国政府批准诸多刺激措施，随州这样的城市受到更多关注。
随州筹资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区，并在城区内建了多座写字楼，还把一条乡村道路拓宽为一条林荫大道，命名为迎宾大道。随州发行了人民币10亿元（合1.5亿美元）的债券，并在河边建设了一座配备白色闪动灯光的体育馆。该市还在高铁线路附近建设了高层住宅楼。
过去八年间，随州本地生产总值(GDP)扩张速度平均比全国水平快四个百分点，2010年和2011年的GDP增速更是突破了15%。2015年，随州的GDP增速降至8.8%，而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为6.9%。
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产能过剩的情况开始显露出来。目前随州有110家大型专用汽车制造商。
五年前，周芳（音）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这一行业，为本地生产商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Hubei Dali Special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Co.)销售价格合6万美元一台的洒水车。虽然全国的政府客户需求保持平稳，但周芳说，她在本地有200个竞争对手，回头客非常少。今年27岁的周芳说， 这行跟卖服装不一样，服装行业客户每年都会再来买新衣服。
在水泥运输车生产商湖北奥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许嵩表示，过去公司业务十分繁忙，在外面就能听到轰鸣声。
问题在2015年年中突然变得明显起来，该公司的第一大客户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Xuzhou Construction Machinery Group Co.)暂停了售价6万美元的混凝土搅拌车的订单。在湖北奥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外大停车场上停放的数辆车中，有一辆印有徐州工程机械集团黄色“XCMG” 标志的搅拌车。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没有回覆记者的提问。
随州市政府的一名发言人称，《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就当地经济向市政府提出的问题正在考虑之中。
电子产品的希望
今年28岁的夏月（音）穿着粉色拖鞋和防尘衣，她正坐在一把红色的高脚凳上工作。她所在的行业处于随州开创新机会希望的最前沿。作为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Hubei TKD Crystal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的质量控制检测员，夏月操作一台晶体振荡器测试设备，晶体振荡器比米粒还小，用作手机、无线网络设备和汽车的微型计时器。
泰晶电子科技创办于靠近香港的深圳市，但该公司的所有者10年前把公司搬到了自己家乡随州，以便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随州政府希望先进的制造业能够带来更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促进就业。
但泰晶电子科技的扩张取决于该公司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规模3,600万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该公司从2014年中以来就一直在等待证券 监管机构的上市审批。在中国股市近期的大幅下跌之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将保持合理的审批速度，以避免给股市造成更多破坏。
该公司业务本身也面临激烈竞争，主要依靠薄利多销。公开文件显示，泰晶电子科技为电子公司生产的振荡器一件只卖几美分，而且该公司客户的付款速度也越来越慢。
上个月，香菇种植户杨群以清仓价卖掉了耗时半年培育出来的六袋干蘑菇。
杨群在镇子外的蘑菇市场说，经济问题她懂的不多，但能感觉到经济活动在放缓。大约五年以前，她和丈夫开始种植香菇，很多邻居也跟风一拥而上。随州周围的小山上，在一层层木段上种植蘑菇的温室比比皆是。
香菇是一种可食用菌类。中国所产香菇目前占据全球供应量的80%。随州市商务局称，该市是中国最大的香菇出口地，出口额达到6.10亿美元。汇丰控股在随州开设村镇银行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扶持当地的香菇种植户，这是该行在中国大陆大城市之外开始的首家营业网点。
三友（随州）食品有限公司(Sanyou (Suizhou) Food Co.)的钱克军（音）是光顾香菇市场的常客。他说，他在中国、马来西亚、美国市场上总是可以找到想买优质香菇的客户，但过多的供应拉低了香菇价格。钱克军说杨群的香菇开价太高。
杨群看到，那些手里有优质香菇的种植户卖出了每公斤合10美元的高价，于是她便开价每公斤6.40美元。但她又担心，万一农历新年假期之前卖不出去，她的香 菇就会因受潮而坏掉，于是她以每公斤5.65美元左右的价格成交了，总成交额折合成美元接近2,000美元。她把香菇卖给了一个穿圆点衫的女人和一个穿迷 彩服的男人。
杨群说，今天做了赔本生意。
by Kerry Brown
In a fine recent study of 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 Eva Pils, a scholar of Chinese legal issues, points out that once the behemoth of the Chinese state takes interest in you these days, there can be literally no escape. Those who stray over into the vast terrain where they are viewed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are not just subject to violence and torture.
Pils gives a long, sobering list of other things that the predatory state can do: get you fired from your job, get a landlord to terminate your lease so you end up homeless, get internet companies to shut down your blog so you have no voice, and block your child from school admission. These are not theoretical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plenty of credibly documented cases where such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view of these almost limitless powers, the puzzle is not so much why the mighty state is running rampage of late on a handful of rights lawyers and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China, but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ith the courage and inner resources to carry on with their dissent. Back in the Maoist period, a dissident might suffer the fate of Zhang Zhixin, who had her windpipes physically cut by prison guards so she could make no noise, and then was executed by firing squad. These days, the tactics are less extreme — but the end result is much the same. Smother someone, eradicate any means they might have for social influence, and in effect bury them alive.
Despite this, a cohort of individuals with unbelievable grit and determination in China are continuing to challenge the state in courts. They show no signs of disappearing. They can take heart from the case cited of Zhang above. Killed in 1975, her story came back to haunt the party, with her rehabilitation only a few years later. She is now regarded as a martyr for the Party cause. Today’s enemies have a nasty habit of ending up as tomorrow’s heroes. The Party knows that better than most, because most of its founding members back in the 1920s ended up this way.
There is a new angle to the current onslaught, however.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of figures displeasing to the Party abroad, and the rounding up of foreigners involved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China, suddenly the country’s domestic repression ha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Not so long ago, the worthy attemp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others outside China to express concern about cases of claimed maltreatment of dissidents within the country were met with shrill declarations that these were internal matters, and nosy foreigners should tend to their own affairs. But when China takes its campaign against rights defenders abroad, the game changes.
The detention, televised “confession” and then expulsion of a Swedish national working for an NGO in China in January, along with what looks like the abduction another Swedish citizen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from outside China, obviously do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for outsiders, because they involve foreign citizens, and thus touch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duty of care and consular obligations. Therefore,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make a clear statement on the dispens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 or lack thereof — these recent cases, deeply regrettable though they are, give a new kind of opportunity to forcefully pursue discussion over rights issues.
And when the stonewalling starts (as it almost inevitably will) about these being “internal affairs,” the logical response will be that, obviously, in these cases they aren’t. They involve non-Chinese, people whom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a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of and support. If it does prove true, too, that Chinese state agents have been unilaterally acting abroad, that makes them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exposes part of their work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riticisms as never before.
The bad new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is that we seem to be seeing a wholly new form of the Chinese state acting outside its borders in ways which are opaque, arbitrary, and worryingly predatory. The good news is that never before has the Chinese state line about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been so thoroughly eroded. It is deeply desir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others now adopt a uniform, principled and consistent line, demand clarification on the cause of these cases, express dismay at their handling, and fulfill their duty to ensure that citizens are protecte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that way, as never before, these internationalize rights cases can serve as exemp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