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为什么对民营企业开炮？

　　非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搞民企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国资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市场化和破除垄断，竞争性业务要放开。哪里提到过国资要当第一大股东，才算是社会主义体制？！

　[相关阅读]王石：若看不起民企或民营企业家 即是连自己也看不起

王董您好，

这几天，不少朋友问我对您在“天山峰会”上演讲观点的看法，主要是两段话。一段是，“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 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另一段是，“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外商、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它会有危险。所以我的设计就是 混合所有制，里头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当然也要有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分。”

对您的这些话，起初我的反应是“不会吧”，“肯定是谁理解错了王董的意思”。然而仔细读了您的演讲全文以及接受无界传媒采访的报道，发现“不欢迎民企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举足轻重的公司不能纯外商、纯民营”的确是您的观点，您说得斩钉截铁，一点余地也没有。

自宝万之争开始，我写过一些文章，站在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我提出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与文化，我质疑姚振华一方试图 用短期万能险资金拿下万科控制权的“资本冒险”。直到今天，我仍然反对成王败寇式的规则观。合乎交易规则的，未必合乎更大视野里的是非观。所以我提出，不 能只看交易本身，而要探究交易背后的“元规则”，希望整个社会对商业发展的“支援意识”是一种追求基业长青、正道光明的意识。

但是，看到您最新的这些观点，我无法不做出回应了。在宝能和万科之间，我选择万科。但在您和常识之间，我只能选择常识。按照我理解的关于产权、 激励、绩效的常识，如果今天我们还要花时间去论证民营企业的合理性、重要性、效率更高、激励更强、对资源占用更少而产出更多这些问题，还要主观、主动地扩 大“所谓举足轻重行业”的范畴、进而把“举足轻重”和国有资本划等号，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十七八年探索算是白搞了。

该过年了。该太太平平，祥祥和和过年了。但如此重大严肃的问题，我无法不思考，只能给您提一些问题，希望春节这段我们都再好好想想。

　　关于民营企业

从您也了解的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荣德生那一代人开始，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何种方面低能、低智、低德于其他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因此这也不配、那也不配？！他们在夹缝中求生与发展，却用跬步千里、点点滴滴的努力，为人们带来优良的产品和服务，百川汇海，万壑争流，改天换地，报效社会，以分工的深化促进市场的扩大。他们的地位岂是任何人随便一句“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欢迎，我不欢迎”所能决定的？！

苍天在上，我想它的一大遗憾就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得太晚了，给的空间太少了，给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必要约束太多了。2002年我悲痛于我们只 能说民营企业、民办企业，连和国有企业相对应的“民有企业”都难以启齿，怕和“私有化”沾边，但我也实在不想用“民营民办”的字样，难道他们就只能办、不 能有、随时准备上交？我最后选择了“民间企业”的说法。

其实，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法则并不深奥，而毋宁说只是一种常识，一种对人性的体察，对人的自由选择能力的信任。我决计写这本书的目标很单纯， 书里说了，“写下这几十万字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再说一次——自由人的理念，自由企业的信念，在21世纪的中国，终将不言自明。”十多年过去了，离不言自 明还要多久？我们还要继续呼吁多久？！

　　关于举足轻重

我承认万科是一家了不起的企业，但要说“举足轻重”，试问普天之下的消费者，万科和华为相比，和BAT京东相比，和中国平安相比，和万达苏宁相比，哪怕是和2010年之后才诞生的小米美团滴滴相比，谁更举足轻重？大家判断吧。我只举一例，美国为什么不干涉国有股是最大股东的万科（当然今天已经不是了）进军旧金山住宅市场，却制造种种理由不让纯民营的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很简单，华为“重”啊，即使不是国有也不让进（是国有当然更不能进），而万科不就一个造房子的嘛，“轻”啊，你就是纯国有也让你进来（何况还不 是），无所谓。上述这些在我看来至少比万科更举足轻重的公司，请问他们的第一大股东是谁？答案：都不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我不明白这些几乎没有国有 股的公司会有什么危险？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个我也承认，但以万科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充分竞争市场上不过小小几个百分点的占有率，少了万科，人们不会买不着房子吧？我从来没有听碧桂园、恒大、融创、星河湾这些公司说他们是多么“举足轻重”，以至于“重”到需要找国有股当大股东！

即使不谈万科，回到您本人身上，N年以来，您代言过不少广告，虽然相当多代言费用于公益类活动或属于资源互换，您也没有真在这方面得到很多收入，但代言，至少说明您对代言产品的高度认可。

我想问一下，摩托罗拉手机、户外用品“探路者”、制表品牌Breitling、大切诺基汽车、瑞士旅游、8848钛金手机，哪个公司是国有股当大股东？恕我冒昧再问一句，从资金来源看，剑桥大学以及1636年模仿剑桥大学而建立的哈佛大学，这些培养灵魂、传播知识的举足轻重的大学，是国有资本在主导的吗？ 

　　关于国营企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您谈到国情、国营企业和社会主义，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引用一下权威观点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中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那么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什么？

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其中 没有提到要办国有企业，在充分竞争行业里当第一大股东。中国有太多充分竞争行业的第一名都是民营企业，像娃哈哈、魏桥、三一、中联、美的、比亚迪、东方希望、协鑫、春秋旅行，等等，更不要说TMT等新兴行业了，政府全都没有里面插一脚。

《决定》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节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毫不动摇”都要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国资国 企改革这方面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 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 断”。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点，非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搞民企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国资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是市场化和破除垄断，竞争性业务要放开。哪里提到过国资要当第一大股东，才算是社会主义体制？！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再深究一步，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佳区域”，比如珠三角、浙江、苏南等等，恰恰是非公经济更活跃、非公成分相对更高的区域，这里的人民 群众非常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为政策富民。相反，传统国企占比高的区域，经济压力大，人民收入增长慢，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多，党和政府的工作更难做。

比如，您所在的深圳毫无疑问是非公经济发展的最佳示范区，而您年轻时曾工作过的西部，现在也在努力创造非公经济发展的环境。所以，那种把非公经济、民企外企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部分、不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不作为党和政府执政基础的观点，从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推荐您再看看《人民日报》今年初那篇著名的“七问”，其中“权威人士”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何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言行都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坚决反对；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 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 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希望您在说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时，您想表达的意思，和《决定》与“七问”的精神是吻合的。

　　关于万科的混合所有制

您说您对万科的设计就是混合所有制，“里头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当然也要有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

从道理上说，这大体没错，但对于本身就是民企、外企的公司，是不是也要为混合而混合、加入国营企业成分，为混合所有制而混合所有制？我想是大可不必的。您认识的民企比我多，您可以去问一下他们和国企合作的感受。我不想多言。

这两天我仔细阅读了您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倒是有一些新的发现，即万科的前身不折不扣是国有企业。1983年夏天，您是以广东 省外经委正式职员的身份，拿着外经委的介绍信，前往深圳市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谋求合作的。

合作方式是，特发公司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不提供资金，赢利两方对半分。您的第一份工作是特发公司贸易部的贸易一科。1984年5月，特发 公司下面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筹建，一开始的经理不是您，但由于当时的经理因为装修风格与您的争议撂了挑子，您放弃了回省外经委，留在展销中心当了 经理。

再后来，为了保证自主经营，您和张西甫在特发公司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了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张是总经理，您是副总经理），在展销中心与特发 公司之间打上两根楔子，即特发贸易公司和新一代公司。这个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就是万科的前身（后来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再更名为 万科），在1986年深圳推进股份制改革时，因为您的敏感而成为股改试点。

1988年深圳市政府批准万科股份化改造方案，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其中500万为住宅资产），国家占 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最后总计4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为500万出头。按照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股 改文件，这部分只能有10%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

您不愧为改革开放后罕见的放弃个人股权的企业家，您放弃了个人应得的股份。您说原因之一是社会价值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和仇富心 态，使您在名利之间不要利。二是您讨嫌暴发户形象。三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您放弃了，王太也同意了，管理层都放弃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比起 那些巧立名目吞食国有资产的“改制者”高尚无数倍（他们永远没有资格把您当职业经理人来评价）。

但是，很客观地说，与那些完全是依靠自己奋斗、只是不得不带个“红帽子”的创业企业相比，万科先天就是国企，按照当时政府的股改规定，您为首的 创业者能够量化到自己头上的股份比例非常有限（当然你们放弃的股权价值累积至今也是天价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万科董事会要长期性地从报酬上善待您的原 因）。

因为万科本身就是国企，国有资本当然是大股东。用这个例子去讨论混合所有制问题，我觉得并不恰当。别的民企一开始就和国企无缘，或者改制很彻底，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再混合”。

看了万科的历史，我反而对华润平添了几分敬重。华润是万科的大股东，但华润的董事长，从宁高宁到宋林、傅育宁，其待遇都远远不如万科高管。我们 都知道，众多在海外上市央企、金融机构领导人所披露的高薪都是“假收入”，给海外投资者看的。如果华润真的按国资国企的那一套来管理万科，我估计万科高管 的收入要跳水，而您也不会享有如此的时间自由。

　　关于国企和国有企业家

作为一个在国有媒体工作了25年的媒体人，我对国企和国有企业家的感情非常深厚，长期为国有企业领导人鼓与呼。

但是我也必须说，国企不改革没有出路。不仅国企没有出路，还会把整个中国经济拖垮。大过年了，举这样的例子伤感情，不说了。但我愿意说出结论， 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果和民营企业是一样的待遇，如果可以将国家的各种扶持（实际是纳税人的支持）折算为一种“资金成本”或“社 会税”加征到他们身上，他们能不能创造出“经济净福利”？！如果不能，会不会如同胡耀邦曾经警告的，“全民所有”可能会变成“全民所无”？！

张文魁近期的研究表明，国企虽然在中国GDP 中只占25%左右，但它所造成的资源错配是全方位的，这种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对现在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拖累，模拟分析表明，如果现在每年拿出10% 的国有企业改成混合所有制，实行真正的市场化，以十年期限来行模拟，每年平均可以提高大约0.5%的GDP增速。因此国企改革是货真价实的供给侧改革。

中集集团CEO兼总裁麦伯良最近在怀念袁庚先生的文中指 出，“袁庚的改革创新之处，在于挡住了那只‘看得见的手’，让职业经理人能够独立于体制外，承担经营责任，让董事会层面采取民主决策，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 营。”他特别提出袁庚留下的一大精神遗产是“尊重人性”，“蛇口工业区历史上有名的‘四分钱风波’，多拉一车土就能多拿四分钱奖金，就是在满足人的本性。 中集1986年濒临倒闭时，从集装箱制造被迫转向多种经营求生存，我们也搞了承包经营制。当时承包法兰业务的一名经理，每个月的工资奖金是我这个副总经理 的好几倍，但我认为很正常。

从那个时候起，中集人都放在台面上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强烈的业绩导向文化。2009年金融危机，公司业绩不 好，我本人以及中集的核心团队没拿一分钱奖金。直到现在，中集董事会给管理层的业绩合同里是这样给压力的：如果全年没有实现对董事会承诺的净利润，管理层 没有奖金。……2014年底创立的，由管理层持股30%的创业型公司中集电商，仍然是在实践着‘尊重人性’这四个字。中集相信他们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 给他们一个好的机制和平台去展现。他们作为公司的主人，一定全力以赴想着把公司做大做强，事实上他们也在这么做。”

我尊重国企的现实，我心疼国有企业家的付出，我坚信不按照尊重人性的市场化原则去推进国企改革，中国的国有经济不会越来越好。今天让我们共同普 及一种常识好吗？谁耗用中国的资源少而创造的效率高、效益好，谁就是更爱国、更爱社会主义的企业，谁就是在为国争光，为国分忧。反之，就是为民添累，为国 增忧。

　　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每当我想到这四个字的真义，我总会心灵悸动。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 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情怀，那种对平等、正义、民主的追求， 永远活在每一颗良心里。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基本制度还是作为价值观，社会主义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比如，当我们看到经济的金融化带动了繁荣，但也产生了财富向资产拥有者、股权拥有者、广义的金融和资产领域偏移的趋势，导致劳动性报酬尤其是商 品生产劳动者的报酬水平，相比之下呈现收敛趋势；当我们看到，凝聚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资源、股权）上的财富的增值速度，大大快于凝聚在劳动中、储蓄中 的财富增值速度，使得在一个相对的、比较的意义上，出现了“有产者富，多产者富，无产者贫，少产者贫”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果贫富分化的现实、尤 其是在资产价值意义上的贫富分化，将长久地伴随我们，我们的制度安排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公义？

比如，对于金融化趋势中的资产获益者，有什么样的利得税考虑？国有产权（土地、企业、矿产等）的红利，如何更好地成为全民福祉的组成部分、纳入 社会基础保障体系？当企业家把剩余财富的索取权作为企业家才能的定价方式，是否也应该更早地考虑如何回馈社会的问题？对于权贵金融、特权金融、歧视性金融 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才能走向普惠金融、便利金融、体现民主主义精神的金融供给？

我希望，您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思考的。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

但是，这种思考和已经被泛政治化了的国资民资的所有制安排无关。如同我已经说过的，不能为社会创造出经济净福利的企业，纵然名为国企，实为“负企”、包袱企业、僵尸企业。如果要对得起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先要看看在社会成本和社会价值之间，你的行为是如何构成的吧。

以上所言，是我的一些肤浅而真诚的思考。您是我多年来相交最深的企业家，学习最多的企业家。我不知道这些思考在多大程度上误解了您的本意，如果是那样，提前向您道歉吧。那就把这些思考，交给更多关心中国经济命运和这个国家长远前途的人们吧。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一个 遥远的梦想，而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人自由发展、自由发挥起来，同时我们的社会能够用“同情的心”去平衡“无形的手”，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专栏作家 秦朔：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