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6

北京——对法官蒋惠岭和他过去20年致力推动的中国司法改革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年有起有落。

蒋惠岭领导的一个政府研究机构，正在带头进行一项宏伟的中国司法制度重塑工程。他自豪地指出，过去一年出现了一些非常重大的潜在变化，也许会通往一个更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个政治化的结构来支撑法律。

但52岁的蒋惠岭也知道，就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努力而言，很多人眼里过去一年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在退步。

比如，今年12月，中国最知名的一位人权律师因在微博上发表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而受审，另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因试图为十字架被拆除的教堂进行辩护，自去年8月起就被秘密拘押。

“你不能拿一个个案来否定我的观点，”在自己位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附近，蒋惠岭一边喝茶一边接受了采访，该研究所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分支机构。他说，“我也可以给你10个例子，证明我们有决心向前推动改革。”

即便是怀疑论者也表示，这些改变的确非常重大。其核心是让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中国级别较低的法院都是由 县一级政府监督，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将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就像管理警察部队或卫生服务部门一样。地方党委书记负责任命法官，他们往往还会对政治 上比较重要的法院决策进行审核。

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下，普通中国人很难对抗权力的滥用。农民因土地受到污染起诉当地一家工厂，市民称自己受到警方虐待，或居民反对强征自己的房屋——这些案件大多都被当地法院直接驳回，不予理会。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得到有利于原告的裁决。

这些案件一直是司法改革者的一块心病。这类被称为“行政诉讼”（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相对应）的案件，在1980年代引入的时候是作为普通公民向政府索赔的一种方式。至19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行政诉讼案，其中包括整个村庄提起的集体诉讼。

感到情况不妙的中国政府指示法院停止受理此类案件。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至2000年代中期，有大约60%的行政诉讼案被法院直接驳回。行政诉讼案件暴跌，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这些人长途跋涉到地方或中央政府办公楼前，直接向当局表达自己的诉求。

“上访人数增加，反映出人们对司法缺乏信任，”清华大学法律学者何海波说。“人们觉得法院只不过是政府的一部分。”

相反，过去几十年，政府一直强调采取“维稳”措施。这些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绕过司法系统去解决争端，比如仲裁、花钱遣散抗议者或直接镇压。

“让法院更多地参与，明显有高层的意志推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学者马瑞欣(Neysun Mahboubi)说。“问题是为什么——是不是‘维稳’不起作用了？”

这些改革措施将使所有法院都被置于省级行政管辖之下。尽管这意味着法院仍然由政府控制，但它可以在地方一级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在尝试的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政府已经建立两个巡回法庭试点，允许一个省的法官审理其他省的案件，这可以进一步降低地方上施加影响的风险。判决摘要书首次成为公开文件，还有50个法院已被允许试行类似陪审团的“特别顾问”制度。

蒋惠岭表示，这些措施获得了最高层的支持。推动中国改革的核心政府机构“深改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译注）在过去两年举行了18次会议，其中有13次和司法改革有关。该小组由习近平主席直接领导，后者曾经讲过，中国需要更好的司法制度。

“习近平主席有两个要求：法院应该更加公正，让公众对它更加信赖，”蒋惠岭说。“如果人们觉得法院是公平的，就会对他更加信任，但如果他们觉得法院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改革就不成功。”

但另一项倡议——让法官职业化——体现出改革者面临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挑战。中国有大约19.6万名法官，但有很 多只是担负着行政助理职责的法学院毕业生。即便是那些审理案件的法官，也很少自己做出裁决；相反，这些案件会交给级别更高的法官，或由中共党委做出裁决。 现在，法官的人数面临缩减。尽管他们的薪水和自主权力正在增加，但他们的裁决将受到更多审核。

这导致法官大量外流。比如在北京市，最近几年就有500名法官辞职。薪水是一个关键问题。法官们认为如果将来真的需要他们要对案件做出裁决，并对自己的裁决承担责任的话，每月不足1000美元的起薪就太低了。

最近刚刚辞掉法官工作的胡敏表示，这些措施是好的，但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实施。他还表示，法官被要求职业化，但他们所处的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保持法官职业化的司法系统。

因为对中共持续对司法施加影响感到灰心，胡敏做起了卖茅台酒的副业，这是他的家乡贵州的一种特产。他位于北京的律所办公室内堆满了一箱箱这种烈酒，每周有几个晚上，他都会拿出来品尝一些。

“这个没有风险，”胡敏说。“谁会跟酒过不去啊？”

与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使目前的系统更加高效，而不是允许司法系统成为真正独立的机构。

这与本世纪初的状况形成了对比，那时人们对司法改革比较乐观，出现了一批如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或说是“维权者”运动。这些人后来大多被噤声，或身陷囹圄。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改革者无法解决的，”福坦莫法学院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他撰写了多篇有关司法改革的论文。

中国喀什——家庭因一批又一批的拘留而支离破碎。清真寺被禁止用广播唤拜。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已给当地农业造成严重损害。为防止对公共安全的可能威胁，用一系列比以往更令人讨厌的方法监视公民通信。

最近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的一次10天旅行揭示了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慌的社会，政府由于受到一场已导致数百人 丧生的缓慢演化叛乱的震惊，在不断推出各种前所未有的措施，旨在影响中国1000万维吾尔人的行为和信仰，维族是一个讲一种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斯林少数民 族，他们认为新疆是自己的家园。

政府认为，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更严密的限制，是阻止一起又一起暴力的最好方法，这些暴力包括去年9月在一个煤矿发生的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持刀行凶事件，这种观念在推动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严格的安全措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在这片粗圹无垠的沙漠和雪山地区缓慢旅行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要在公路边无处不有的检查站停下来。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检查站翻查过往车的后备箱，检查人们的身份证，维吾尔族驾驶员和乘客有时会被要求交出手机，以便警察在手机上搜索被他们视为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或软件。

除了宣传圣战的视频之外，警方还查找Skype和WhatsApp等应用软件，人们用这些颇受欢迎的软件与国外的亲友交流。再就是查找让用户能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软件。

“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恐爆嫌疑人，”一名23岁的维吾尔族工程专业学生说，他说，去年11月，警方找到了他与一位在土耳其的朋友通的短信后，他被拘留过一夜。“这些天来，甚至接听海外打来的电话就一定能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找上门来。”

喀什离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不远，是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前哨，这里的官员已经禁止清真寺用广播唤拜，迫使 宣礼员们站在城市各个地方的屋顶上，一天5次地用大喊发布祈祷通知。这项新规定是对一个长期政策的补充，该政策已经禁止课后宗教班，也禁止18岁以下的儿 童进入清真寺。（最近几个月在清真寺门口安装的监督摄像头让人们难以忽视这些规定。）

在喀什的东南部，和田市的店主们对政府取缔二十几个名字的做法怒不可言，政府认为这些名字过于穆斯林，据当地居民和警察说，该决定迫使父母给孩子改名，否则无法让孩子注册上学。

在北边以葡萄闻名的肥沃绿洲吐鲁番，葡萄园主们对禁止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这里帮助摘葡萄的新限制怨声载道，新限制让成吨的葡萄枯萎在藤上。

在更远的北边是离哈萨克边境不远的多民族城市伊宁(Ghulja)，这里的紧张气氛已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的两名失业大学毕业生对当局严格禁止年轻男子留胡子、禁止妇女用面纱遮脸十分恼火。居民说，无视这些规定的人有时会受到监禁。

“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迫使我们的妇女摘头巾是对她们尊严的侮辱，这让许多人很气愤，”两名毕业生之一说，他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一样，要求不具名，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当局的惩罚。

其他的措施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维吾尔族的身份认同受到困扰。学校已大都改用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而不再用维吾尔语，政府也开始用提供现金和住房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汉族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已有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监视也在加强。自2014年起，想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的维族人被要求携带一张专用卡，上面列着持卡人房东和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许多维族人抱怨说，这些所谓的“便民联系卡”是为了把他们挑出来进行严格检查。

“政府渗透维吾尔族社会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令人讨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说，他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专家。“然而，虽然这些新措施能让共产党把很多问题掐死在萌芽状态，但是，这些措施也导致新形式的格格不入和暴 力，并最终会削弱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2014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袭击事件，导致43人丧生，之后北京开展了“严打专项行动”，据称消灭了 200个恐怖组织，处决了至少49人。官方新闻媒体称，严打活动中抓捕的人是恐怖主义嫌疑人，或者是疆独分子，而新疆之所以经常出现暴力事件，是因为一些 圣战者受到了海外代理人的影响或指使。

外国记者尝试调查此类说法时，会面临大量挑战。新疆官员很少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盘查站无处不在，阻止记者前往 最近出现骚乱的城镇，而在其他地方，政府陪同人员会突然出现，令记者难于和居民交谈。上周，北京驱逐了一名法国记者，因为她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北京对新疆的 强硬政策。

恐惧和怨恨情绪很常见，不过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里犹犹豫豫地显露这种情绪。

在乌鲁木齐，一名年轻女子在她家的小礼品店紧张地重新整理着描花手鼓和传统的雕花刀，她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近期的拘留事件让她家里四分五裂。

“有些人家只留下了婴儿，爸爸妈妈都被带走了，”她说，很多人因为违反了宗教法规，完全没有申诉途径，被判三到四年的有期徒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住在中国的，但是希望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她说。

在新疆南部城市莎车，2014年暴力事件夺去了近100人的生命。穆拉特(Murat)在当地宣传局人员不必要的陪同下，为莎车对宗教生活施加的新限制进行了大力辩护，说那是必要的，有助于打击令极端主义，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地区正在遭受极端主义的危害。

“在我小时候，母亲会穿无袖衬衫，但现在，由于保守伊斯兰教的兴起，她再也不能那么穿了，”穆拉特说。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控制，我们就会变得更像是伊朗，女孩子在伊朗会被石决。”

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否已经在很多维吾尔人中站稳了脚跟，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维吾尔人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 派的一个温和派别。但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一名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杀害的事件，已经促使北京加紧努力，将其平定新疆的战斗纳入到全球针对 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恐战争中。

但是，很多外国专家说，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人的不满，比如针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以及该地区的贫困状况等，人们普遍认为，汉族移民像洪水一样涌向该区域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释维吾尔身份。

“我们现在在新疆看到的，是本土自发产生的自我激进化现象，政府试图用一些镇压政策来消磨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习俗，反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

大多数维吾尔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以及中产阶层，他们对反抗北京的兴趣不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 怕。30岁的阿布杜尔(Abdul)是家居推销员，经常在中国各地出差，他说自己不支持新疆独立，因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他在中亚和中东各地都 见过那种状况。

“在中国，56个少数民族是和平共处的，”他说，印着这种宣传语的广告牌在该地区到处可见。但后来，在吃羊肉和香米饭的时候，他愤愤地讲述了自己出差入住酒店时，前台服务员总是会通知警方，警方总是会检查他的房间。

“我是中国人；我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说。他的情绪激动起来，音量也在上升。但是，这张身份证上也显示了他的民族，以及他的面部特征——深目高鼻——在一个汉人占92%的国家里，他显得与众不同。“我有时觉得很困惑，我到底是什么人，”他说。

这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然后身子前倾。“说实话，”他说，“最近政府的政策让我非常不爽，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

中国首都北京在元旦假期期间再次遭受重度空气污染后，天气预报指出，节后来自北面的冷空气将帮助雾霾消散。

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周一（1月4日）早晨，冷空气前锋已推进北京，预计将继续南下，雾霾将由北往南消散，北京已脱离霾区。

然而，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接攘的地区周一至周二早晨仍处于重度雾霾预警，该区亦有局部浓雾至强浓雾。

此前元旦假期期间，北京处于空气重污染之中，1月1日傍晚发布2016年首个重污染黄色预警。

至2日下午，北京整体空气质量指数（AQI）处于重度污染水平；3日仍是中度到中度污染；至4日凌晨降为轻度，目前则是优级。

受到雾霾影响，元旦假期出行民众戴上口罩防范污染。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旗下《北京晨报》12月31日称：“本指望雾霾不跨年，但它势必要紧随着走进2016年了。”

报道又说，既然不能 “天天见蓝天”，“就只能珍惜如昨天这般的澄澈天空和新鲜空气了，那是多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