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6

罗伯托·施密特(Roberto Schmidt)是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南亚首席摄影师。当强烈地震引发雪崩时，他正在尼泊尔的珠峰大本营。他所拍摄的雪崩及其后续影响的照片惊心动魄，被发表在了世界各地。49岁的施密特在与詹姆斯·埃斯特林(James Estrin)的电话交谈中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谈话内容。

问：你为何会在大本营？

答：一年前那次灾难性的雪崩共导致16名夏尔巴人向导丧生，我们原本打算在大本营制作几个相关报道。记者阿穆·康南皮利(Ammu Kannampilly)是法新社尼泊尔分社社长，她当时和我在一起，也在拍摄视频。地震发生时我恰好在那里，这纯属巧合。

问：当时的情况如何？

答：完全出人意料。我们刚刚抵达那里，我走在同事阿穆前面一些，我们待在一个徒步旅行公司在那儿 设立的帐篷营地里。我去了主帐篷——一个用餐帐篷——它可能5米长，2.5米宽。当时我就在那里进行登山后的放松。大本营的海拔有5000多米，对于那些 不适应它的人，这个高度可能会让人非常吃力。阿穆走进来和我开玩笑，然后地面就开始震动。

有意思的是，我以为震动是由雪崩引起的。我完全不知道雪崩正在形成，而且它是由一场大地震引起的，它的震中就在 加德满都西边一点。我们走出帐篷，想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就听到了那种巨大的、轰隆隆的声响。尽管我远非专业登山者，也知道即将有事发生。当天阴云密 布，抬起头时什么都看不到。

这种噪音变得越来越深沉而强烈，阿穆冲进帐篷去拿相机。我转向左边，抬起头，大规模的爆炸性雪崩突然冲破云雾。 我刚好来得及举起相机，拍了三帧。当我朝取景器里看时，我想，“天呐，我离得太近了。”我连忙躲进帐篷，朝阿穆呼喊“趴下，趴下，趴下！”，因为这东西就 在我们头顶。我不记得是趴在地上，还是躲到桌子下面了。

突然吹来一阵风，雪崩像波浪一样涌来。就像是你在海上的时候，对波浪的大小估算有误，一个浪打来，砸到你头上，让你整个人翻来滚去，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后背着地，停了下来，我认为我的腿旁边可能有张桌子保护了我。我只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雪正在我的头顶堆积。我当时很慌，心想，“我不想死。我要被活埋了。我不想这样死去。”

我当时为了保住性命，奋力挣扎，试着不让任何东西遮住我的脸。突然间，四周一片寂静，一切都结束了。

当时阿穆呼喊道，“罗伯托、罗伯托”，我问她是否还好，她说还好，但她其实处在疼痛之中。那时，两只手伸了过 来，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了上来。那个夏尔巴人此前躲在了一根圆木下面，他当时正在试着把我们从雪里拉出来。我的左腿被绊在了一把椅子下面，头顶上有无数 的东西。当我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基本完好无损，胳膊和腿还能动。我是有意识的，在当时感觉自己似乎头脑清醒，我想，“我还活着；可以开始了。”

问：这真的太幸运了。

答：第一，在地震期间身处大本营；第二，能在雪崩中活下来，这样的几率有多大？哇，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我活了下来，接着需要开始工作。

帕桑·夏尔巴(Pasang Sherpa)是个非常不错的人，心胸宽广，我请求他帮我寻找相机，他照办了。他找到了相机，把它递给我，当时相机基本被包裹在一个冰块里。而且，天呐，它还能用！所以我尽力对它进行了清理，他则去其他帐篷寻找幸存者了。

问：你还活着，而且你的相机还能工作。你做了些什么？

答：我们的一个搬运工的腿受了伤，很可能是骨折，所以我们拿出一个睡袋，做了一个临时担架。我们把他抬走后，我开始拍照片。当时有个救援人员跟我讲，我应该停止拍照，去帮忙。我说，“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最后，我以非常有限的知识帮了一点忙。

我把一个完全处于震惊之中的人带到了一个为伤势并非特别严重的人准备的医疗帐篷里。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并且一直在说他不想死，想见自己的儿子。我告诉他，我有个3个月大的儿子，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他们。我把他留在帐篷里，然后回去，拍了更多照片。

问：听起来好像你的举动都是下意识的。

答：我知道我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我需要工作。我当时还处于震惊之中，而且行动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还不适应那个高度。你只能尽力而为。

问：你是如何把图片发出去的？

答：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糟糕，所以我必须等到次日上午才能连上我的卫星终端和电话。上午第一件事，直升机开始抵达大本营来转移那些伤势严重的人，所以我还要传输那些照片。

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余震，你能听见附近有雪崩，但你看不见它们。

问：听起来很可怕。

答：对那些不习惯这种情况的人，真的非常可怕。

问：你原来也曾身处险境——你曾做过战地记者。

答：问题是，你不知道，也不是非常理解正在发生的事。

自然的力量非常强大，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在战争中，你还可以思考，“我应不应该再靠近一点，我是否不该靠得更近了？”这是一种直觉。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反应。似乎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选择，冒险或不冒险。所以，从某种层面而言，你似乎拥有一点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在那里而已。你无法控制任何事。事情发生在你身边，你只能祈祷有人在守护着你，你能顺利扛过一切。

尽可能快地工作，尽最大努力工作，拍够了后就赶快离开。风险很高，你真的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一旦拍完足够的照片就马上离开。

问：你是怎么下山的？

答：我一发现自己已经拍了很多关于撤离的照片，我就觉得冒险留在那儿拍更多照片并不值得。因此，我尽可能快地传输照片，我甚至都没检查照片是否传到。我关掉了所有器材，开始往下走。40分钟后，发生了一次非常强烈的余震，我能听见另一场雪崩到来的声音。

我们走下山，在路经的第一个小镇停了下来，吃点东西，然后继续上路前往下一个城镇。大约走了四个小时。周二，我们乘坐直升机到了卢卡拉，周三抵达加德满都。

问：你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答：我早就知道大自然非常、非常强大，而我们非常渺小。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掌控事物，实际上却做不到。现在，我更是对此深信不疑。

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能够出现在那里，而且活了下来，可以讲述这些故事。作为一名记者，我再次见证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凝聚力。大家齐心协力，每个人都在帮忙。看到人们一起渡过难关，总能让人感到欣慰。

你总会陷入帮忙还是拍照的两难境地。这种纠结不会停歇。你在那一刻会怎么做？你的决定是什么？

与帮助别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更擅长拍照，因为我知道该怎么拍照。这是我的工作。但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就要尽力帮忙。我不是医生，但一句友善的话，或者这里那里帮点小忙，都会大有帮助。我觉得两者兼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何全贵成天躺在床上，身体连接着一个把空气输送到他肺里的破旧的氧气机。机器发出单调的声响，时不时穿插着他喘不上气来的咳嗽声。上世纪90年代，和很多居住在陕西山区里的老乡一样，他响应政府号召放弃务农，为谋得更好的生计而外出打工。

他去了一家非法金矿工作。这样的金矿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同时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何全贵患上了矽肺病。这是中国最普遍的职业病尘肺病的一种。

如今，只要他一下床，就经常会瘫软在地，无法呼吸。通过治疗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缓解痛楚。可是，尽管他在矿场工作了七年时间，他既没钱，也不享有福利。

如果不是2011年他在自家的水果摊遇到了摄影师沈绮颖(Sim Chi Yin)， 他很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沈绮颖来到他所在的偏远村庄是为了记录肺病对外来矿工的摧残。为了突显问题的紧迫性，需要寻找一个垂死的矿工作为主角，她很快便 选定了何全贵。何全贵在2004年得知自己患上了矽肺病。妻子米世秀、儿子何进波和他一起住在一间老旧的土房里，全家人一起贩卖水果。沈绮颖待在水果摊上 面的一间空房里，在摄影的同时，她尝试着说服夫妇二人允许自己走进他们的生活。尽管一开始是想要讲述有关矽肺病的故事，但是沈绮颖很快便发现了另一个角 度。

“我意识到，这个故事不光是说中国的偏远农村里有一个垂死的人，”沈绮颖说。“这是一个普世的爱情故事。”

“他们之间的爱是如此的热烈、外露和纯粹。即便是现在，他们仍然会相互依偎，像少年一样打闹，”她说。

沈绮颖在拍摄了一周后返回家中。因为夫妇俩对长期跟拍不感兴趣，她感觉到计划可能无法实现。然而，六个月后，何全贵的妻子打来了电话，绝望地哭诉着向沈绮颖求助。

沈绮颖联系了一名调查记者。这位朋友开设的一家机构专为患有矽肺病的贫困人士提供帮助。他们为何全贵筹集了1万元人民币，让他能够入院接受治疗。沈绮颖飞去西安接何全贵。他当时无法行走，只能由妹夫背着。

沈绮颖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既是看护，又要插科打诨来振奋他的精神，”她说。夜里，她会回到酒店房间里啜泣。 沮丧的何全贵曾说，如果治疗失败的话，想让沈绮颖带他走，杀了他，再把他的尸体扔掉。这次治疗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对于何全贵而言，沈绮颖不再是一个陌生 人，而是用他的话来说成了“救命恩人”。从那时起，不论何时到访，沈绮颖都住在何全贵的家中，他们一家人和她的关系也变得亲近了。沈绮颖的介入改变了这个 故事，她自己也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职业道德，但是她认为这是形势所迫。

“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摄影师，”她说。“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我希望在大事上带来改变，但如果有机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发生具体的变化，不去做的话就不对了。”

过去四年里，沈绮颖用了大量时间记录何全贵经历的困苦。她住在何家，睡在隔壁屋子里，听着氧气机的嗡嗡声。有一次，当何全贵企图在凌晨自杀时，她被惊醒了。

沈绮颖在日记里写道，何全贵说：“我这一次彻底不抱希望了。大声哼哼、气短。如果是个有钱人，就不一样了。我会 去城里的医院，用最好的药，还能再多活几年。但我没钱。”有时会为《纽约时报》拍摄图片的沈绮颖，此时已经转移了注意力，致力于在何全贵的有生之年，把他 的故事刊登出来。尽管这些影像颇能打动人，但却鲜有媒体接收。

“我给大概15或20个编辑看过照片和视频。有些人都看哭了，但没人愿意刊登，”她说。“这不是一个迷人的话题，照片也没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她接着说，它们不是那种过度加工的朦胧的黑白照片，也不是精美的肖像照。

“这个故事和我本人、我的见解或审美无关，”她说。“它讲的是一个垂死的人，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影响。讲的是中国的头号职业病，就这样。”

《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是唯一认真考虑登出这个故事的刊物。但最终，10页篇幅的版面还是没能问世。不过，一段介绍何全贵的视频，放在了杂志网站的图片博客Proof上。

现在，何全贵有一部廉价的智能手机，能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患矽肺病的矿工分享健康讯息。何全贵体重不到90磅（约合41公斤），但沈绮颖说，他“依然在坚持”。为了让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沈绮颖对他说，他必须活着看到自己的视频和图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月，中文新闻和图片网站腾讯刊发了相关照片和视频，并从读者那里为何全贵筹集到了10万元人民币。现在，何全贵能够去医院重新接受治疗，还一部分债，再修补一下漏雨的屋顶。

上周，何全贵给沈绮颖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我能坚持活到现在，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能亲身享受这种合作的果实，让它延长我的生命。”

十九世纪的苏格兰作家托马斯· 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著名的聪明人士曾大力宣扬伟人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历史原本是一团没有形状的牛肉馅，直到出现了一位伟大人物，将其塑造成一个坚实的汉 堡包。至少用某种语言来说是这样。当然，卡莱尔有过同时代的批评者，但面对亚历杭德罗·阿尔玛拉兹(Alejandro Almaraz)艺术摄影项目 《权力的肖像》(Portraits of Power)中的图片，卡莱尔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理论。

阿尔玛拉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摄影师、教师兼研究人员，他把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叠加起来，合成为一个框架 中的图片，得到这些呼风唤雨人物的幽灵般的千层饼。这些历史重要人物的个人肖象、这些成为纪念碑和雕塑的个体形象，被叠加成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图片。这个项 目主要由男性构成，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意志坚强的、钢盔般的头发颇为突出，但是，从这些合成中认出具体某位伟人并不是项目的目的。

阿尔玛拉兹指出，领导人如何把自己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方式具有同一性，这是一种“权力审美”，他说。

“这个计划的想法很简单，”阿尔玛拉兹说。“我在尝试展示权力如何刻画自身。”

为了制作图片，他带着自己的相机一头扎进图书馆，建了一个他称之为“小照相馆”的工作场所。他翻拍了一些不容易 找到的肖像，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包括了一些画像，他制作的图片有些结合了几十个面孔。有些则没有那么多：朝鲜金氏王朝的肖像叠加看上去比较容易认，因为由 于没有任期限制，金家人把持权力的时间长得多。牙齿只是在近代肖像中才出现的— —权力在20世纪是紧咬牙齿的微笑。

就这样，阿尔玛拉兹迫使观众从汇集的整体上思考权力，把权力作为一个匿名或单一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让我们来看看 世界领导人的共同特征吧：20世纪的美国总统喜欢胡子刮净的样子。他们都是白人（幻灯片2）。南非自从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后，所有的总统都是黑人。大日 本帝国的首相喜欢穿耀眼的制服；芬兰总统喜欢穿西装。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肖像有更多的面部、而且眼睛直盯着你，像是用颤抖的手拍下的一张可怕的护照相片。墨西哥总统坐在离相机远点儿的位置上，而且喜欢用书架作背景。

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阿尔玛拉兹如何组合图片。“头的位置，背景中的人，如果照片中的这些东西有变化，我 就开始制作一张新图片，”他说。“照片决定了我何时结束一个系列。”在一个时间框架内，比如在1917年至1991年的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以类似的 方式展示自己，因此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连续性。但苏联之后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寻求更多的，不是“无所畏惧的领袖”的形象，而是一种“你看，我们是开放的、身 着单调西装的全球主流政治家，我们欢迎你们的企业，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形象（除了普京）。

卡莱尔相信英雄、相信英雄个人用一个时代的原材料塑造历史的能力。但是，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似乎已经过时了，阿尔玛拉兹的合成图片具有在瞬间和视觉上挖该理论墙角的作用。许多人以21世纪的角度，对权力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自称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权 力，所以，这些合成图片中幽灵般的形象暗示了权力的恐怖，就连阿尔玛拉兹都感受到了其令人不安的特征。

“实话说，这不是那种我想挂在我房间里的图片，”他说。“但我觉得他们中的一些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