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当初如何学会英语
（图：光绪皇帝 图源Wiki）
溥仪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that is the question！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另一方面，加强母语教育丶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抑或是怎么学？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丶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当然还有英语。
皇族：九五之尊 “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丶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丶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丶《金河王》丶《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丶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丶童话丶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 “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䜣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丶船政丶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丶练习句法丶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丶翻译公文丶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着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丶循序渐进，我们认丶读丶写英文字像认丶读丶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丶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西学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西学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演讲会丶辩论会丶戏剧丶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丶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丶智丶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中国留学的先驱丶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员：“佶屈聱牙” 汉字注音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丶常用的专有名词丶英文数词丶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着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诵笔译 终成“温拿”
政客们纷纷攘攘，东一棒槌丶西一榔头的汉字注音学习法，只能Chiglish味儿十足。真正值得当代人追逐崇拜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到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
之后，辜鸿铭开始了半月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学习计划。天资聪明的辜鸿铭越背越快丶过目不忘，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此时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此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对辜鸿铭日后在古希腊文丶拉丁文丶法文丶俄文丶意大利文等九种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功不可没。辜鸿铭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英语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简单：“先背熟一部名家着作做根基。”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作为一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学者和文学家，林语堂的英语学习法自有其特点，朴朴素素丶简简单单地总结起来，就是注重口语训练。林语堂认为学英语必须有全句的观念，“不能专念于单字。学时须把全句语法丶语音及腔调整个读出来”；“口讲必须重叠练习”，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顺口。到了顺口之时，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学来，比写作时算什么主格宾格强得多了”；“口讲的话都是自自然然说出来的，少有堆砌奇字丶矫揉造作之弊，因为口讲应答之间，不容你刻意求工”。
对于沪上小姐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译本物理或是化学书。”三年工夫没有白费，看来，正应了张爱玲在《十八春》里说的那句话——“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丶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丶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汉夹杂 “洋泾浜”语
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丶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makee walkee，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不在家，请您赶紧走开，赶紧走开）。
即便如此，但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哈哈，可见正宗的洋泾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当然，“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丶澳门丶哈尔滨丶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丶喝点“咖啡”（coffee）丶抽的“雪茄”（cigar）丶坐的“的士”（taxi）丶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当然，你很快还会在英语中见到dama（大妈）与tuhao（土豪）。
（来自：奥秘网 源: 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 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