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习近平做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

    2018年,中国改革进入第40个年头。按照中国逢十纪念惯例,北京是要开大会隆重纪念的。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已表示了这点。与40年前一样,目前中国改革也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口。虽然官方仍在高喊改革,但民间早已对改革判了死缓——如果不说死刑的话,故而习近平要继续推进改革,如何激活民间对改革的支持,就成为一件难事。

    40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但真正统一全党认识、结束文革、奠定改革开放局面的,却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该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乃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这之前的1945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历史决议,即《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上述两份历史决议,有一共同点,就是在中共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以“历史决议”形式,通过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确立领导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由此开辟一个新局面,将中共带入一个新时代。首份历史决议,奠定和巩固了毛的思想和地位,为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统一了思想,继而使中共在内战中最终战胜其对手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第二份历史决议,则确立了邓小平在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地位,其思想和路线在党内起支配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当下又处于一种微妙状态。尽管中共十九大宣称进入新时代,然而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似乎不是很清晰,从习的思想和路线看,是要“纯洁”党的肌体和精神,用强力反腐和治党,使党回到思想一统和组织一统,“纯而又纯”状态。但在目前这个开放和多元时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思想和组织上的纯粹也不可能超越毛泽东时代。故而,以党的“纯洁”来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是不可取的。如果真正要开辟一个“新时代”,我认为,着眼点就应放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上,把改革开放从经济层面推进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当前改革开放事实上不进反退的瓶颈,凝聚人心,让民间支持改革。

    所以,习近平能否效法邓小平,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借助纪念改革40周年时机,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当然,按当前的政治形势来看,习极有可能在历史决议中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最主要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但如果习要做完整的历史决议的话,他只能针对过去40年的改革经验陈述与评价。

    实际上,习近平本人是很重视历史的。2013年1月初,习在成为中共总书记不久,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要求党员干部重温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习在中央党校做校长期间,还曾在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专门就“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问题做了讲话。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习在党的十七大至十八大期间,在中央党校先后发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关于新中国6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等讲话,对中共执政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

    这些是否说明,习也曾萌生过在其手上做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念头?在中共的“开明派”里,早有声音主张现在应该做第三份历史决议,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教训。从时间上看,前两份历史决议的间隔是36年,2018年距1981年,也正好是37年,应该到了用历史决议形式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习近平在2018年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可能有各种原因,但一个原因在于,他会碰到一些难题,即如何评价邓小平和八九事件,如何评估党的现状和改革成效,这些问题是第三份历史决议必然要涉及的,否则就不叫历史决议。而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共早已设下理论禁区,无论是突破还是维持现状,都达不到“统一”认识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思想分裂。

    从第一、第二份历史决议看,毛泽东是通过否定之前的历次党内领导人的左倾路线错误,而达到凸显自身路线正确的目的;邓小平是通过否定文革来肯定改革开放的正确。但是在评价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是很有“技巧”或很节制的。邓小平虽然毫不犹豫地彻底否定了文革——历史决议将文革表述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对毛泽东,他则小心翼翼,因为他知道,如果在对毛的评价上出现“失误”,会给全党造成更大思想混乱。所以他明确指示,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在邓的“指导”下,历史决议虽指出毛对文革要负主要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毛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其一生而言,毛“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本人,对毛也有一个形象的“七三开”评价,功劳七,错误三。

    邓之所以在彻底否定文革同时又维护毛,最主要的因素,是邓认识到,否定毛就否定了中共的合法性,故不论毛的错误多大,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多严重,人们对毛有多厌恶,毛的历史地位是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如果习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在对邓的评价上也会遇到类似难题。对邓的评价涉及两方面:一是贡献,二是错误。前者不会出现太大分歧,邓的主要贡献是“设计”了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到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对党而言,则是通过改革挽救了党,延续了党的生命。问题在于后者。邓小平的错误或者失误包含哪些方面,有没有对八九的镇压在内?

    无论对邓还是中共而言,八九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对邓的评价必然涉及八九,反之亦然。历史决议如果维持中共过去对八九事件的“动乱”定性,邓的镇压命令就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就不是错误而是功劳;如果采纳了民运的“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的描述,中共对八九的镇压就是一个错误,邓就需要对镇压行为负责。两种评价的结果和影响截然不同。但对习和中共来说,它们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去触碰这块“伤疤”,而是让它继续“悬置”,在时间中慢慢被“遗忘”。

    除八九外,如何评价邓的改革,他要不要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负责,也是历史决议的一个难点。改革的成就当然不容否认,但改革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愈到后来愈严重,包括作为改革方法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习上台后,成立改革小组,强调“顶层设计”和“群众获得感”,不以GDP为考核标准,提出绿色、共享发展理念,以及打击腐败、精准扶贫等,说明他意识到了邓的“摸论”“猫论”“先富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而力图纠正。因此,逻辑上讲,既然邓被中共树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然也要为此负责。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现在假设一下,如果几年内习近平一定要仿效邓小平做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决议”,会怎么处理?很可能,习会从“多谈成绩,少谈错误”的角度去总结党在过去40年的历史。在涉及对邓和八九关系的评价上,他会采取邓在评价毛时所说的“历史宜粗不宜细”原则,对八九笼统带过,模糊表述,但不会不提;而对改革开放,则会把功劳放在邓身上,但对其中的问题和后果,不会明确指出要邓负责。另外,历史决议会用大篇幅来阐述其新时代思想以及路线方略政策,宣示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正如他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所说,要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同时,它会强调是党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因此要全面强化党的领导地位。

    当然,由于前述难题,习在2018年不会公开做一个新的历史决议,但在内部对过去40年的改革做一个评估总结,是有可能的。

    习近平要真正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中共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行“正确”总结,无论是否以“历史决议”的形式。“正确”在此指的是,以八九为代表的社会对包括个人权利在内的自由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否则,任何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难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难使民间继续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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